人是自然的产物，现代人是从远古人类发展而来的。我们所谈论的人性，既是指现代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那方面，也指与其他动物相联系的方面。所以。研究人性，不能不关注人类的起源，尤其是现代人的由来。

　　尽管人类起源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但是由于缺乏考古证据，有关现代人来源的问题答案，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有了较清晰的眉目。研究表明，和最初的人属动物诞生在非洲一样，现代人也出自非洲。今天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六十多亿人口，都是大约十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的后代，这就是全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的生物学基础。

　　（一）从猿到人

　　大约1200万年前，一次规模可观的造山运动，使东非地势逐渐升高，形成今天仍然横梗在从埃塞俄比亚至坦桑尼亚的大裂谷。高原阻断了从印度洋吹来的大部分暖湿气流，使撒哈拉地区大片森林逐渐消失，演化成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在形成沙漠之前，也就是大约距今500万年前，那里是一片缺少树木的温带草原。作为人类的祖先，就是从前生活在森林中的一种灵长目动物。由于迷失了迁徙方向，来到这片草地上。这里没有鲜嫩的水果，他们只好挖野菜，吃草根，啃树皮，甚至拣食动物尸体以充饥腹。草原上缺乏茂密的森林，没有逃避凶猛食肉动物追捕的有利条件，它们被迫用后肢支撑身体，伸长脖子直立探视。它们逐渐放弃了善于攀缘的特长，改变匍匐行进的姿势，在草原上直立行走，以便迅速而敏捷地奔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便养成了用后肢行走，用前肢携带物品的习惯。这种行为习惯逐渐演化成他们适应草原生活的有效技能。更重要的是为了弥补体力上的不足，他们开始制造和使用工具；在集体狩猎的活动中，为了便于互相配合，他们用自己能够发出的几种简单嗓音分别表示不同意向，创造了最初的“语言”；在发展复杂社会组织的过程中，他们的大脑越来越发达，为适应人与人之间交往和理解复杂技术创造了条件。就这样，一个普通的猿类，开始走上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个过程大约开始于700万年前，这就是古人类学家经过努力探索之后，给我们讲述的有关人类起源的动人故事。

　　然而，在大脑功能不断增进的同时，我们的祖先丧失了与生俱来的大部分本能，放弃了以增强器官功能为标志的进化机会。尤其可怕的是，由于婴儿的头部逐渐变大，母亲的产道尺寸有限，猿类正常孕期21个月的婴儿，不得不在怀孕9个月后提前产出。早产婴儿没有自助生存能力，只是在饥饿时知道嚎叫，嘴唇接触奶头时知道吮吸。然而，在野兽出没的草原上，叫声不但不能得到同情，往往还会引来灭顶之灾。先天不足的幼儿即使到了三、四岁，还必须依靠长辈抚养，在长辈的呵护下成长。同时，对于幼小的儿童来说，人类创造的生存技术实在太复杂了。学习这种求生本领不是对动作的简单摹仿，它必须理解劳动技能的各操作要点，幷且在对技术实施的后果有所预期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应用。所以，人类在儿童时代，必须用很长时间从事学习，包括模仿长辈的动作，听取长辈的教导，领会技术要点。学习时间的延长，为加强母子之间的感情联系，为人类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出现准备好了条件。

　　就这样，生活在非洲撒哈拉南部的一种猿类，从混同于一般动物的生活状态中分离出来，组成具有复杂组织的人类社会，发展成原始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和一般动物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人类个体不通过长期学习便无法掌握的生存技能，出现了流传在人群中越来越丰富的知识，这就是人类社会最初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祖先的四肢并不是越来越发达，爪牙也不是越来越尖利，唯一迅速得到发展的是大脑。5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脑容量大约600毫升，比一般灵长类动物大一倍。生活在250万年前的直立人，身材十分高大。论体力，即使是当代世界摔跤冠军，也不是一般直立人的对手。可是，他们的脑容量却只有现代人的一半。十至四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平均脑容量为800毫升，而晚期智人的脑容量达到1100毫升，现代人为1350毫升。这只是大脑体积方面的对比情况，事实上，随着脑容量的逐渐增大，更有意义的是大脑的构造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各部位的分工越来越细致，大脑的整体功能越来越强。只是由于目前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通过对化石的研究做出结论，很少得到有关大脑精细构造和功能方面的可靠资料，以上结论只不过是一种推想而已。

　　早在发表《人类的由来》的时候，达尔文就已经认识到，早期现代人一定生活在非洲。他的证据是，直至今天非洲还生活着与人类祖先血缘关系最近的两种猿类:大猩猩和黑猩猩。可是，达尔文的论述并没有引起科学界的足够重视，一半的原因来自于人们对“黑非洲”的藐视。在达尔文逝世之前，世界上唯一发现的古人类生活证据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化石。随后在中东和亚洲陆续发现了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当时人类学界普遍认为现代人的祖先应该生活在欧洲或者亚洲。由于非洲比较落后，二十世纪初人们普遍看不起非洲。那时的人类学家把地球上现存的人类划分成高级人种和低级人种，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原着民属于高级人，而居住在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的原着民，以及居住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上的土著居民统称为低级人种，既然如此，落后的非洲怎么会是高贵的欧亚人种的发祥地呢？

　　1924年，澳大利亚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在南非汤恩采石场发现了著名的“汤恩小孩”，这是一具包括部分颅骨、面骨、下颌骨和牙齿的古人类化石。虽然他的下颌骨不完全具备现代人的特征，但是并没有像一般猿类向前突起得那么厉害。他的颊齿具有较为平整的咬合面，犬齿比较小。尤其是汤恩小孩的颅底大孔，并不像一般猿的颅骨底孔那样偏后，而是明显靠前而接近于中间的位置。这表明汤恩小孩至少是一个直立行走的猿。汤恩小孩生活在200万年以前，比在欧亚大陆所发现的任何一个类人猿化石的形成时间更古老。

　　可是大约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学家并没有接受这个“汤恩小孩”为人类祖先的观点。直到二十世纪40年代，达特和苏格兰古人类学家罗伯特·布鲁姆在南非的四个山洞遗址中发现大量与汤恩小孩类似的早期人类化石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汤恩小孩”的科学价值。

　　在南非发现的古人类，大多生活在100万年前到300万年前。按照人类学的命名惯例，这批化石标本所代表的古人类统称南方古猿。依据每一个标本的特征，又分为南方古猿非洲种和粗壮种等不同种属。看来，在距今100万年到300万年之间，非洲大陆上的确同时生活着许多种猿类，他们都发展了直立行走的行为方式。但是，却只有一支最终发展成了今天的人类，它们很有可能就是汤恩小孩所属的南方古猿非洲种的一部。

　　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人们在肯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期的人工制品和人类头骨化石，其活动年代距今大约250万年到140万年之间。1960年在那里出土的一件头骨化石，颊齿小，脑容量比一般南方古猿大50%。科学命名为“能人”，意思是能制造工具的人。以后人们在非洲东部陆续发现早期人类的活动的证据，和人属动物化石，逐步填补了从距今700万年到200万年之间人种演化的空缺，形成较为完整的人类进化树。

　　可就在这个时候，“腊玛古猿”的发现像重磅炸弹一样，激起了一阵冲击波，打乱了人类进化树的正常生长。二十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研究员埃尔温·西蒙斯在印度发现了腊玛古猿的动物化石。这种古代猿类生活在1500万年前，它的牙齿的确有些像人牙，西蒙斯据此提出了人类起源于腊玛古猿的理论。他认为，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应该是首先由腊玛古猿与当时其他猿类分手，进而完成向人的进化。而其他猿类则发展成为今天生活在非洲和亚洲的猿。根据腊玛古猿假说，腊玛古猿是比非洲的南方古猿更为古老的人类祖先，而人猿分手的时间应该在1500万年至3000万年前。

　　腊玛古猿假说进一步的推论是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应该是由各地区分别进化而成的。这和最早的人类出现在非洲的理论不相容，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所难免，这场争论大约持续了10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研究员阿伦斯·威尔逊和文森特·萨里奇对现代人和目前仍然生活在非洲的猿类血蛋白的结构进行了对比，并依据分子结构的差别推算出人猿分手的时间应该在500万年前。可是，当时的基因技术还不很成熟，许多人对威尔逊和萨里奇提供的证据抱怀疑态度。

　　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皮尔比姆和彼得·安德鲁斯在土耳其发现了腊玛古猿较为完整的化石。最后确认腊玛古猿的下颌骨并不像西蒙斯所描述的那样成U字型，这种动物的体形和直立行走无关，不可能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基因技术越来越完善，生物分子钟作为研究生物进化的一种可靠方法得到了普遍的公认。终于证实腊玛古猿并不是类似于人的猿类，确定人猿分手的关键性事件，应该发生在700万年前的非洲，现代人的祖先最初生活在非洲的观点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类人猿在体形和生理机能方面曾经发生过一系列重大变化。引起这一系列变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与他们从匍匐前进转变为直立行走有关。同时，他们从习惯性地无意识利用自然物，到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物，进而发展成制造和使用工具为自己的生存服务。从只能发出简单的音节相互呼唤，到创造出有意义的词彚和具有复杂结构的语言，以至于形成意识，获得思维能力，创造出神话和艺术，最终发展成和我们一样的现代人。这是一个非凡的进程，作为整个过程的开端，类人猿创造了直立行走的行为方式很可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当然，对于所有遭到灭絶的南方古猿来说，黑猩猩在进化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在当时的条件下，黑猩猩不一定需要发展直立行走的行为方式。也许由于它们保留着硕大的犬齿和向前突起的上下颌，更有利于寻觅食物和扺御野兽的进攻。它们保持和发展了在树上攀缘的能力，使自己的后代不仅可以轻松地吃到树上鲜嫩的水果，而且在遇到敌害的时候，能及时逃避而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上述对比只能说明人和古猿类分手之后，在进化方向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否定黑猩猩在上千万年时间内，在体制方面所发生的演化，以及它们所选择的进化方向的有效性。

　　证明南方古猿向着直立行走方向进化的又一个重要证据，来自对古猿的头骨化石的研究。1994年4月的一次人类学会议上，利物浦大学的研究员弗雷德·斯普尔提出检验南方古猿是否习惯于直立行走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研究处于内耳中的半规管的分布情况。半规管的作用是控制身体的平衡，人耳中的三条半规管互相垂直，其中两条垂直于地面。虽然半规管是软组织，古代猿类的这种器官不可能形成化石为科学研究提供直接证据。但是，半规管与颅骨靠近，会在古猿的颅骨内侧上造成印记。研究表明，所有南方古猿的半规管的排布规则都和人类一样，有两条半规管的确是与地面垂直的。这种结构和现在仍然生活在地球上的猿类不相同。

　　除开直立行走的行为模式外，制造和使用工具也是从猿到人的又一个关键性步骤。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发现了大量石器。这些石器制品大约诞生在250万年前，属于人类制作的第一批工具，其中包括一个石锤和一些可以用于砍砸的石片。很显然刚刚学会制造石器的人类祖先，只能是在没有施加任何人为构想的情况下，让两块石头相互撞击，能打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只是有选择地应用就是了。

　　在同一个地方发现的，创作于140万年前的产品情况却大不相同。今天，我们用这些已经闲置了百多万年的石片，仍然可以切开动物的皮，从骨头上剔下野兽的肉。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是一头凶猛的野兽，只要面对手持尖鋭木棍，擅长远距离投掷石块的原始人，也会感到大难临头的。有瞭如此“精良”的武器，原始人类的确应该具有非凡的生存能力。

　　早期石器一般都采用熔岩卵石打制而成。这种石头比较坚硬，制造出来的石器边缘比较锋利，可以重复使用。为了重现古人类传授打制石器技术时的情景，尼古拉·托思和休·萨维奇·朗博合作，设法教给一个叫“坎齐”的黑猩猩制造石器的技术。他们几乎竭尽全力，也没能让这个据说是相当聪明的黑猩猩，打制出像奥杜韦工业产品那样的系列化石器来。在向黑猩猩传授打制石器技术的过程中，主要的障碍在于教员与学员之间缺乏恰当的沟通方式。他们不可能有效地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告诉坎齐，坎齐也不具备相应的理解能力，不明白托思究竟要求它做什么，当然也不知道提问。

　　只要仔细品味一下托思实验的启示，我们就不难看出250万年前人类祖先选择发展智慧的生存方式，的确是一项极具冒险性的事业。在远古时代，要将复杂技术传递给幼小的能人，该有多困难。同时，我们也应该感谢祖先选择了提高认识能力的发展方向。是他们具有冒险精神的选择，为人类开辟了崭新的前进道路，是他们在这条充满危险的航道上躲过了暗礁，闯过了险滩，才开辟出一条光辉的航线。否则，今天的我们依然生活在丛林中，是一群活蹦乱跳，东张西望的猴子，那该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到了距今大约三万五千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不仅可以按照自己心中已经构想的模式制作出精美的石器，而且在制作工具的材料选择方面，在工具的种类和用途，以及工具的形制和专门化等方面也大大地发展了。

　　250 万年前，人类制造的工具，在品种、质量和规制方面，经过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后，相当长的时期处于停滞状态。大约隔了一百万年以后，石器的制造工艺才发生了明显的进步。从阿舍利工业出现之后又过了一百多万年，直到三万五千年前，工具制作技术再次突飞猛进地发展。可是，从那以后，工具技术的进步便不可能以百万年为时间单位来进行刻画了，必须以千年，百年，甚至只能以十年为时间单位来记録现代技术进步的历程。就是说自从现代人出现之后，技术革新接连不断，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

　　同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物中，有一些是用来占卜和祭祀的器具，这说明神话和巫术已经广为流传。可见，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心智的信号明显得到加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现代人就在那个时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