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崛起，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演变的。相信圣经的解释是基督教的思维，以自然界自身的原因阐述自然现象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如果自然界的确存在某种目的的话，她不会是人格化的神的意志，而是出自藴藏在自然万物中的某种力量作用的结果。这种力量可以是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是某种精神。于是，万物有灵的信念在科学家的头脑中开始发芽。这种称为泛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基督教经院哲学不同。从积极的方面讲，泛神论哲学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上帝的崇拜引向真实世界，鼓励人们走进自然，研究自然，努力促进科学的发展。从消极的方面讲，泛神论哲学依然承认宇宙终极原因的存在，并把她归结为神的意志，是一种变相的目的论。如果在科学研究中有什么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往往是不能够通过现有科学理论给予适当的解释——便可以轻松地说“这是自然神的安排”，问题似乎就不存在了。由于这种理论极大的包容性，无处不在的自然神，便成了疑难问题的“收容站”。只须把问题归结为自然神的意志和安排，就可以消除对现有理论的怀疑，遏止科学的“野心”，也就妨碍了科学的进步。

　　通过细心研究，拉马克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生命形式都在不断地变化，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生物物种都是在古代物种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从而率先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拉马克在创立自己理论的时候，感到最棘手的是物种进化的动力问题。为什么动植物的体制会向着越来越复杂，对环境的适应性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呢？藉助泛神论的哲学体系，拉马克把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命的原始冲动，归结为自然神的安排。他认为生物的进化是造物主赋予生物界的一种普遍的本能。他说：“自然最初是迫使动物的生活运动及行动的刺激必须藉助于四周的环境，不久，动物体制逐渐复杂起来，就把这种力量移到生物体内。到了最后，自然才把这种力的使用方法，也一并付诸生物个体，个体于是才得以随意应用。”

　　在拉马克的眼里，所有生物物种都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历程，在进化过程中，生物逐步获得自主能力。蠕虫基本上听命于自然界的安排，而人类却拥有智慧、意识和创造力，是完全自主的，因而在一切生命形式中人最高贵。

　　既然所有生命都在进化，那么，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低级生命形式呢？面对这样的责难，拉马克不得不求助于早已被科学界摈弃了的“自然发生说”。这种理论认为，低等生物的出现是不需要“种子”的，它们随时都可以从无机物中演变而来。于是，“腐草生萤”的说法，被拉马克拣来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础。他肯定地说：由于低级生命形式不断创生，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高级生物和低级生物幷存的局面。由于各种生物都向着高级方向发展，今天的蟋蟀可能就是明天的大象，在未来的猴子中，也有可能出现牛顿、莱布尼兹这样的伟大人物。人类不仅是目前进化最成功的动物，而且将继续进化，有可能永远处于生物界的领先地位。

　　由于牛顿力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力学本原世界观在科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拉马克同时代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宣称，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是物质及其运动造成的。一切过程都可以，也必须化解为与物质及其运动有关的力学问题来研究，问题才能得到最后解决。《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说：“生命是什么呢？是一连串作用与反作用。”世界由物质组成，物质的运动服从自身的规律，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生命虽然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过程，但是，它一定是由若干简单的，相互独立的物理事件组合而成。只要我们将生命过程逐步简化，揭示出每一个简单过程的力学原理，那么，有关生命本质问题的最后答案，将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

　　虽然，十八世纪战斗的唯物主义向宗教神学发起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在生物学研究领域里，上帝仍然像一个不散的幽灵始终左右着科学家的思维。神秘的生命现象成了基督教神学的最后领地，而最终将上帝的幽灵从科学园圃中驱赶出去的人是达尔文。

　　达尔文最初是剑桥大学神学院的学生，可是，除了佩利讲授自然神学时所采用的严密逻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外，他对神学课程并不感兴趣。相比之下，他更热爱自然科学。对达尔文的一生来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巡洋舰的环球航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他对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越来越感觉到，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各样物种都是随环境变化而演变的。生物的形态总是朝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完备，对环境的适应力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生物物种不会是上帝的创造，而是大自然的杰作。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示，他看出生物进化的动力来自于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遗传中出现的大量变异为自然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在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残酷现实中，具有生存优势的个体才能获得足够的遗传机会，从而使优良性状在物种的后代中蔓延，使物种的体制向着有利于生存的方向发展。

　　继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之后，达尔文在他的名著《人类的由来》中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应用到道德的起源方面来。他说，在古人的进化过程中，属于现代人的某些优秀品格往往会首先在个别人身上出现。“当两个居住在同一片地区的原始部落开始竞争的时候，如果其他情况与条件相等，其中一个群体拥有更大数量的勇敢、富有同情心、而忠贞不二的成员。他们随时准备着彼此警告，随时守望互助，这一个部落就更趋向于胜利而征服其他一个。”由于在争夺生活资源的过程中，优秀人群可以得到更多的遗传机会，于是，勇敢精神、团队意识等优秀品格就会在人群中蔚然成风，逐步成为人类普遍具备的品质。达尔文认为这就是人性的起源。

　　为了把人性起源的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达尔文努力在一般动物身上寻找属于人类的某些标志性特征的苗头。企图通过揭示一般动物在发展智力、制造工具、语言应用以及情感等方面与人相似的地方，作为人性出现的先兆，从而证实人性是在动物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大量观察，达尔文断定在性爱、母爱、自我保全等方面，人和一般动物基本相同。他说，动物同样会用叫声表达它们的内心感受和意愿，成年狗理解语言的能力大致相当于十个月的人类婴儿。他甚至肯定：“当一条狗仰面看着它的主人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人在瞻仰上帝一样。”这种牵强附会的“论证”和他早期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形成强烈反差，以至于成了某些人反对进化论的口实。

　　可是，与达尔文几乎同时创立了进化论的科学家华莱士，以及因勇敢捍卫达尔文主义而被戏称为“达尔文斗犬”的赫胥黎教授却不同意达尔文的观点。他们认为，应用自然选择理论并不能解释人的高级能力和优良品行的出现。华莱士还指出，目前生活在蛮荒之地的原始部落，虽然被称为野蛮人，但是，他们并不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是处于猿人和现代人之间进化迟缓的人种。他们的肢体和我们没有多大区别，他们的大脑和我们基本相同，他们同样具备现代人的特征。以后的研究表明，这些人同样属于现代人的范畴。所不同者，仅仅是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在研究人性的起源方面，行为主义学派另辟蹊径，他们应用实验方法研究动物行为与刺激间的联系，在条件反射理论的基础上建立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巴甫洛夫曾多次在给狗喂食之前打开电灯，或拉响铃铛，测定狗的唾液分泌量。他发现，虽然灯光和铃声本来是与狗的食欲无关的刺激，但是上述实验只要重复足够的次数，不给喂食，只打开电灯或拉响铃铛，狗也会分泌唾液。巴甫洛夫把由于多次重复而形成的条件反射叫做第一信号系统，而把人类通过语言传递的信息称为第二信号系统。在语言的刺激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动物的条件反射具有相似的效果。他把一般动物只能建立第一信号系统，人能建立第二信号系统，看成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此基础上，巴甫洛夫指出人类的个性差别，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各种外界刺激不同的反应类型上，不同的人群是以他们对各种刺激不同的反应方式相区别的。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金纳继承和发展了巴甫洛夫的学说。可是，他和其他后期行为主义者的实验结果，迅速粉碎了他们的前辈通过建立刺激——反射模式，揭开人类高级神经系统活动秘密的梦想。他们发现，即使是一般哺乳动物的行为，也广泛存在着“同因异果”现象。在不同的时候，实施相同的刺激，个体的反应可能不同；对同种生物的不同个体实施同样刺激，反应的差别也很大。在实验条件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一个确定无误的刺激产生一个确定无误的效果”的客观性要求。可见，决定个体行为的因素并不完全来自外界刺激，动物的自主能力被越来越多的实验所证实。很明显，人类比一般动物更聪明，具有更为强烈的自主性，希望通过刺激——反应模式的实验方法，揭开人性秘密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

　　有一位学者开玩笑说，人性这个东西有没有？我看是有的。但是，究竟什么是人性，那就要看你从事什么职业，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了。在裁缝看来人的本性就是必须穿衣服，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穿着具有个性特点；而厨师却说人的本性在于大家的口味各不相同；棺材铺老板说人的本性在于死后需要特别安葬；语言学家说是人会讲话；哲学家说人有思想；政治家说每个人都具有阶级性；革命家说是对革命的态度决定人性……以上各种说法都道出了人与一般动物的不同，也可以说是涉及到人性的一个方面。但是，由于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他们所谈论的人性便各不相同。那么，将这些判断综合起来是不是就能得到人性的全面解答呢？答案是否定的。

　　人性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千年，也可以说这项研究不久前才刚刚起动。时至今日，人们不仅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反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令人信服的答案离我们好像越来越远。

　　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人们普遍相信人是上帝的特别创造，是万物之灵，是仅低于上帝的最高存在。在崇高信仰安抚下，人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是不言而喻的，压根儿不存在精神危机的问题。进化论表明人类不过是从灵长类动物的一支演化而来的另类动物。通过遗传基因的研究，科学进一步证实了人是生命进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上帝并不存在，伟大与渺小的划分失去了意义，人类的自信心被科学的魔术棒打得粉碎，人们恪守了几千年的价值体系陷入了混乱。越来越多的科学成果肯定世界上并不存在生命物质，只存在具有生命特征的物质结构。科学不仅否认了上帝的存在，也否认了灵魂的存在。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没有了，生与死的界限也不过是由物质形态上的微小差别所造成。生命和人的价值被贬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