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我们的祖先一直没有停止对客观世界本原的思考和对生命价值的追问。除了制造工具和使用语言外，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莫过于意识了。而对人类早期意识的确证，是从研究古人对死亡的态度开始的。考古发掘表明，距今十万年到三万五千年以前，遍布欧洲、中东和非洲北部的尼安德特人已经有了死亡的观念。那时的死者被放置在墓穴中往往成卷曲状，似乎是为了效仿未出生的婴儿。有的还装点着花瓣，极有可能是表达对死者的崇敬。有些死者遗骸上涂抹着赭石红，很可能是在遗体安葬之前，先用鋭器将死者的肌肉从骨头上割下来，再将红颜色涂抹上去。也许他们认为吃了死者的肉，可以让死者在自己身上继续存在。也可能认为在死者骨骼上涂抹颜料，有避邪之类的作用。虽然这些猜测可能是永远揭不开的谜，然而，有一点却是用不着怀疑的，那就是尼安德特人已经知道每个人都会死，死亡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失落。他们害怕死亡，厌恶死亡，通过葬礼寄托哀思。

　　在法国南部的三兄弟洞中，有一幅创作于旧石器时期的壁画，这是一幅半人半兽的人物肖像。据考证，所画的人物是一个男性巫师。不过，人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作品并非出自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尼安德特人之手，而是继他们之后占领欧洲的现代智人的作品。巫师的出现一方面显示在一万年以前的古代社会已经广泛流行巫术的事实。同时也暗示古代先民已经看出人与一般动物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壁画或是对这种联系的阐释，很可能就是对人类起源于野兽的说明。而巨大的肖像画出现在宽敞的岩洞大厅里，也可能和某种仪式有关。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寻常的艺术品，看成人类祖先对生命的思索，看成早期人类关于人生价值和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从中揣测古人对人性的理解方式。

　　古希腊时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希腊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民族。希腊时代诞生了许多睿智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和出色的工匠。他们对生命的本质，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具有独特的见解。生活在公元前六百多年的泰勒斯，是爱奥尼亚学派第一位哲学家。他住在海边，万物对海洋的依赖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猜测，最初的生命孕育在海洋中。生活在公元前四百多年的恩培多克勒，对生物适应环境的出色表现感到惊讶。对此，他提出了一种奇怪的解释：首先是爱和恨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作用于水、土、气、火四种元素，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有机体，各种有机体组成不同的生物器官。这些器官通过运动寻找自己的搭配伙伴，最终生成各种各样的生物个体。其中絶大多数搭配不当的生命形式，由于不能和环境相适应而被淘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搭配得当，结构完整，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物种。在恩培多克勒的生动描述中，包含着古人对生物适应性的原始理解。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是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者，同时也是古代最为博学的思想家。他曾经担任过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历山大后来成了希腊历史上着有建树的国王。他曾经命令部下，凡新占领一个地方，发现了新奇动植物，都要设法弄到京城来供他的老师研究。就这样，亚里士多德一生中研究过数百个生物物种。他正确地指出生活在海里的鲸不是由卵孵化出来的，不属鱼类，应该和猪、牛、狗、马一样属于哺乳类。他发现没有一种动物同时具有尖角和长牙，这相当于一种人为的设计。

　　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大自然是和谐而美好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风霜雪月，高山流水，日出而月落，虎啸而猿啼。世界在不停地转动，生生不息，永无休止。山坡上的青草给牛羊提供丰富的食物，牛羊的生长又是为了供人类享用。大自然安排得井井有条，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人类的幸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有条不紊。很显然，这都是为着某种目的而存在，出于一种处心的安排，也是为着一个终极的目标。他将自然界中所有生物从低级到高级排成一个巨大的生命之链，最高顶点是人类，以下是家禽家畜，然后是各种野兽和鸟类，下面才是爬行类、鱼类和昆虫，最后是蠕虫类和各种植物。这个“存在之链”对后世学者的研究影响很大，不论是进化论者还是反对生物进化论的人，都在这里得到过启示。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成果中，除开形式逻辑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所谓的“四因说”了。几千年以来，这个理论一直是指导人们从事知识创造的重要方法之一。亚里士多德指出，研究自然现象，就是要搞清楚影响事物发生发展的四大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就是说，你想知道对象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它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性质，那就得搞清楚对象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它的构成形式怎么样；受什么力量的支配；它的存在和演变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

　　其中 “目的因”逐步演化成目的论，受到广泛的质疑。目的论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也很复杂。目的论阻断了人们的认识朝着机械论方向发展的道路，引导人们逥避对物质世界本原的追问，放弃在自然界中探究自然现象原因的企图。如果有人问，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出亮光？只要有人指出，萤火虫发出的亮光可以引诱同类异性，为它们交配产卵提供机会，问题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虽然这种说法并没有揭示萤火虫发光的物理机制，却道出了发光带来的结果，也就是揭示出了大自然的目的。如果还有人要问，世界上为什么有小鸟？回答说小鸟可以供人观赏。虽然并非出自小鸟自身的需要，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这就是小鸟出场的目的，也就是小鸟存在的理由。

　　稍微仔细的人都能看出，基于目的的解释仅仅说出了自然现象功利性的后果，并没有揭示影响事物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鸟儿的出现诱发了人类的观赏需求，而目的论却认为大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观赏需要才安排小鸟在世的。如果把后果和原因看成两个平权的事项，我们往往可以将原命题中的原因当后果，后果当原因。那么，亚里士多德有关大自然预设目的的论断，暗含着这样一种先验假设：宇宙为和谐而运转。

　　欧洲的中世纪是基督教统治的世纪。公元380年，罗马当局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基督教的发展非常迅速，其教义逐渐演变成一种系统理论。这种理论最初称为“教父学”，后来叫做经院哲学。基督教教义告诉人们：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而获得了智慧，却在获得智慧的同时犯下了“原罪”。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忍受痛苦，为他们的过失赎罪。赎罪必须对上帝深信不疑，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只有笃信上帝的人，也就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才有机会去到天国伺候上帝。其他人死后都将被打进地狱，永远接受磨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神话故事让许多人对基督教教义深信不疑。

　　古罗马帝国末期的神学家奥古斯丁，集教父学之大成，着有《忏悔録》，《上帝之城》，《三位一体》等著作，这些书被教会奉为经典。奥古斯丁的思想在整个中世纪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说人类是上帝的最高创造，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有所知，有所不知，有所能，有所不能，而一般动物则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知识是上帝创造的，人类需要优先掌握的知识就是关于上帝的学问。人们没有必要去研究自然和社会，因为这样做会养成理智的傲慢，亵渎上帝。做一个知识贫乏的虔诚信徒，比一个拥有丰富知识的学者好得多，因此“无知便是德”。奥古斯丁并不一般地反对理性，但是他认为信仰高于理性，理性只是在为瞭解释信仰和理解信仰的时候才是必要的。

　　基督教发展到后期，并不一般地反对研究大自然。十三世纪的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集若干世纪经院哲学之大成，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宗教世界观，这是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在这个由“理性真理”和“信仰真理”结合而成的体系中，阿奎拉认为研究自然和信仰上帝并不矛盾。因为既然自然是上帝的杰作，自然的成就集中表现了上帝的智慧，研究自然就是认识上帝不可或缺的途径。没有信仰，怀疑上帝的存在，那是亵渎神灵，是罪恶；没有理性的证明，也不能驳倒异教徒的胡言乱语。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歌颂上帝的伟大与光荣，为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提供事实依据。阿奎拉是极端的君权主义者，他认为国王是国家的缔造者，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的主人。人在世界上应该安守本分，等级制度是上帝的安排，希望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是对上帝意志的公然违背，就是图谋不轨，最终都是会受到惩罚的。虽然阿奎拉哲学的基本内容十分荒谬，但是，他在创建理论体系时所采用的逻辑方法，却为科学的发展铸造了一个样板，为建立公理化体系做出了具有正面影响力的示范。

　　十四、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人们大开眼界；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欧洲，新观念，新思想不断涌现；宗教冲突所诱发的改革，使人们初步看清了基督教教义的虚伪本质。思想解放的先驱们，重新审视人的价值，高举人性的旗帜，向神权宣战，向宗教势力宣战。但丁以不朽名著《神曲》预告了新时代的到来。彼特拉克的《抒情诗集》表达了对古典文化的崇拜和对个性解放的渴望。薄伽丘的《十日谈》对教会僧侣和封建贵族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彭波拉齐的《论灵魂不朽》从物理学的角度揭露了灵魂理论的虚假性，动摇了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被誉为旷世奇才的科学艺术大师达·芬奇反对盲目崇拜古人，极力扺制言必称希腊的学术风气。他鼓励人们到大自然中去，通过科学实验发现真理。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它不在宗教之中，而是在科学中。”人们的科学实践证实了达·芬奇和培根的论断，精神枷锁被击碎，科学从宗教势力的包围中挣脱出来。

　　在冲破宗教思想专制的同时，自由龢民主主义运动也开展起来。人们高举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旗帜，向奴隶制度发起了猛烈攻击。伏尔泰、卢梭等人从“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原则出发，创立了属于新社会的逻辑。孟德斯鸠从一切为了人的原则出发，建立起新的社会伦理，创想出现代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本主义原则强调国家的行政措施，法律制度，必须合乎人的发展的需求。一切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一切为了人的尊严。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学纲领，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应该遵从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