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为例进行分析
　　

　　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点大家都会知道，尤其是在史前阶段，人类正处于系统演变的早期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变迁只有一个适应的能力，而谈不上有多大的控制能力。因此在适应过程中所创造的远古文化，受到生态环境的左右是非常大的。过去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所以在研究生态环境的变化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中总遇上难于解释的问题。本书已有好几篇文章在讨论有关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过程中，已充分地显示出生态环境的变化在中石器文化诞生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历史上有几大事件，如农业起源、家畜饲养起源、人种分化的最后确定、人类社会形态的形成、原始宗教艺术的起源等都与此有关，都在世界上全球性的最后一次冰期到来以及后来冰后期的出现所形造的全球性生态变化条件下完成这些历史大事件的变革，可见古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与生态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本文想举香港新发现的西贡深涌黄地峒遗址为例，对它进行分析，以其说明生态环境的变化如何塑造了这个遗址的文化，进而举一反三地说明更多的问题。在谈及此问题之前我们先瞭解一下生态环境的内涵，这将会对我们叙述问题有所帮助的。

　　一、生态环境的组成和效应

　　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因素较多，但主要的还是由气候、地貌、土壤、动植物等方面的因素组成。众所周知，气候的变迁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影响最大，在人类诞生及其发展起来的这一段近400万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我国最少就经历了四次大冰期：潘阳、大沽、庐山和大理冰期，期间又经历过四个间冰期。在这漫长的历程中，千辛万苦的完成了从猿到人的演化，从树上下到地面上来，逐渐地学会了直立行走，实现了手脚的分工，在适应大自然的过程中，慢慢学会制造石器工具，从而开始了为生存而斗争的劳动。在漫长的实践中，在和天灾人祸的斗争中，人类积累了不少经验，因而对大自然的不少规律有更近一步的认识和瞭解，逐渐地学会了用火和懂得熟食，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大自然给予的恩赐。由于熟食和学会用双手制造劳动的工具——石器、骨器、角器和木器，使人类的整个体质和大脑的发育有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保证，帮助人类在气候环境产生剧烈的变化时，能顺利的过渡。当然在构成生态环境的诸因素中，气候是至关重要的，是大主角，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各因素。几百万年来出现的四大冰期，就是气候变化一手造成的，气候变冷时，全球各地就出现了大面积冰川的覆盖，海洋和大河、湖泊里的水，以冰川的形式储存在陆地上，致使气候变得寒冷和乾燥，使海平面多次出现下降的现象。由于海平面的下降，使大陆架大面积的出露，不少海岛与大陆块连接起来，海峡也变通途，这给古人类的迁移和辐射提供了捷径。古人类创造的文化也随着古人类的足迹而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现在人们认为不可理解的古人类文化传播路线，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只不过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人类幷不十分瞭解罢了。反过来，气候的变化又引起新的生态环境的形成，古人类在适应新的生态环境下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严重时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的灭亡，或者需要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去寻找可以继续生存的地方。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古人类的形态结构也跟着产生各种的变化。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四大人亚种就是在不断适应新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

　　气候的变化，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大地表面的土壤。由于气候的不同起码会形成乾燥的土壤和潮湿的土壤，炎热和寒冷的气候，也会作用于土壤，使土壤中的矿物质和有机质的风化速度完全不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壤是红色的，这是矿物质在高温潮湿的环境里严重氧化的结果。在温带和冻土带地区，土壤是黄色和灰黑色的，这是土壤中有机质富含和氧化程度不高的结果，这是由于在乾燥环境里在风的作用下风成的结果。不仅如此，在高纬度的地方，由于气候寒冷乾燥，每年的降水量大大少于低纬度炎热潮湿的地方，所以土壤埋藏条件不同，堆积的厚度差别很大。在高纬度的地方，由于雨水少，所以对地层的侵蚀能力不强，致使地层堆积厚度大大加强，这有利于对人类遗址、遗物的保护，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人类的文化遗物能得到很好的保存。相反，在地球低纬度的地方，由于高温多雨，所以地球表面的地层受到严重的侵蚀，能保留下来的地层是很薄的，严重的地方甚至整个时代的地层都被侵蚀掉。这样的地方，埋藏在地层的古人类文化遗物就很难得以保存，会形成历史的空白。不仅如此,红色土壤是酸性土，对含钙质的文化遗物如骨质的、木质的都难于保存。相反，高纬度地区的黄色和黑色土，其性质是碱性的，对骨质和木质的文物都能保存下来。所以说气候的变化对人类本身的生产及其创造的文化遗物的保存是致关重要的。

　　在组成生态环境的诸因素中，特别要提到水的因素。我们都知道水是万物之源，世界上一切生物都起源于水，生物界从单细胞进化成多细胞，后来又从多细胞演化成具有各种器官的生物，这包括无脊椎和有脊椎，也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植物、细菌和昆虫，最后还包括了人类。所以我们可以讲，如果没有了水，就没有生命，更没有现代的人类。

　　人类在其整个进化的过程中就没有离开过水，过去，有人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发现人类化石和有他们文化遗物的地方都是靠近有水的地方，哪怕今天已看不见水的影子但依稀可见有古河道，肯定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水的存在，这就是一种规律，一切生物和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尤其是在远古的时代。所以我们在研究与人类有关的课题时，应该注意到水这个因素。因为水能引起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能营造一个动、植物都可以生存的环境，有了动、植物的存在，人类就能有食物，就能生存下去。在这适应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远古的文化，最后发展成人类的文明。这些不同因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在研究人类的远古文化时，没有忽略生态环境这一重要条件时，许多问题都能得以解决。下面我们举一例子加以具体分析说明。

　　二、问题的提出 

　　2004年冬天，由香港考古学会和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联合组成的一支考古队，根据香港考古学会副主席吴伟鸿先生提供的线索，对香港深涌黄地峒地区进行了45天的调查和试掘，结果在东经114°17′北纬22°26′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石器时代的大型加工场(图99)，出土的石器制品非常之丰富，在试掘了仅1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出土了近2000件，连在遗址表土层采集的石制品就可达到3000多件之多，我们按照考古发掘的正常途径来进行发掘，文化层的划分相当清楚，同时也在地层中采样进行了孢粉分析，瞭解当时各地层中的植被情况，同时采集土壤标本用光释光的方法进行年代的测试，结果是最底部文化层（L4、L5）测得年代结果是aBP39,000±1,320年和aBP35,000±1,350，最上部文化层测得的结果是aBP1,938±64，显示出整个石器加工场存在的年代是由aBP39,000±1,320至6,800±600（L3）。L1和L2是近代的坡积不能算作原生文化层，只能算作扰乱层(图100)。而在石器工具的研究上，初步发现有如下的特点：①这个遗址出土的石器基本属于石片石器，不是砾石石器；②旧石器的加工技术，在这批石器身上基本都能看到；③手斧形器在这批石器中占一定比例；④石器种类十分丰富，楔形器出现频率相当高，是否与加工大型石料有关？⑤凹缺刮削器在各种刮削器中占有较高的比例；⑥砍砸器多用厚石片加工而成，但大型者不多，多为中型者，小型者也不多见；⑦作为打石片的石核和作为加工石器的工作台（鼓型大石核）比比皆是；⑧这批石器中没有发现磨光石器，连局部磨制的也没有，陶片没发现，穿孔石器也没发现；⑨加工这批石器的技术是以锤击法为主，偶见砸击法，以单面加工为主，也常见两面和交互加工的技术，但软锤技术迄今还不敢肯定。因为偶见的长石片只能属于细小石器的加工，幷不属于横切面呈梯型的细石器加工技术范畴，所以软锤技术的存在难于肯定。不过研究者中有人认为在进行二次加工时有以压削法进行加工的出现(图101)。⑩修理台面现象很普遍，所以常见线台面。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初步认为，这是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加工场，有可能延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这个判断似乎和光释光的测试结果能对上号，但是又存在一些令人质疑的地方，既然遗址已跨越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为什么新石器时代带标志性器物——陶片和磨光石器没有出现？连流行于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那套陡刃砾石石器也没出现，完全属于一套打制石片石器。如果从地表采集和探方中出土的打制石器综合来分析，发现他们在器物组合方面，似乎存在两套的组合⑴为“楔形器+刮削器+手斧+手镐”；⑵为“镞头形器+雕刻器+长石片”。如果依照当前我国考古界一般认为（王幼平，1996），华南和东南亚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石器工业的变化，与更新世晚期冰期和全新世早、中期暖期的变化有密切关系。那个时间的石器工业变化的趋势是：石核石器工业→石片石器工业→砾石石器工业→细石叶工业，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前面的石核石器工业在岭南地区的表现，其实也是属于砾石石器工业范畴，只不过个体较大（大多数属于大型的），而且加工技术简单，极少出现第二次加工。典型例子是广西百色网纹红土层中出土的那一套，后面的砾石石器工业在岭南地区的表现是一套陡刃砾石石器，其个体绝大部分属于中、小型的。在加工技术上相当进步，陡刃都是经二次加工后才形成的，其石片疤均为复瓦状，幷非一次加工就可以形成的。若按上述的理论去套，深涌黄地峒遗址发现的那一批石片石器所产生的年代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但我们又认为，这样套法不太科学，因为每个小区域都有其特定的地理和生态环境，适应特定环境必需有一套相应的特定工具组合，制作这一套工具也需要特定的技术。因此，类似的石器和石器组合可以在不同时空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不过，万变不离其宗，都与某种地理和生态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下面就让我们根据西贡深涌黄地峒遗址所处的地理及生态环境作一分析吧！

　　三、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

　　黄地峒遗址位于西贡半岛西侧，其区域地貌类型属于半岛海湾型

　　最高峰石屋山（481m）耸立在西贡半岛的中央，周围是低矮丘陵，海拔高度由中心向四周逐渐降低。山丘的坡度较陡，坡度大于25°的山地面积占整个半岛面积的90%以上。山谷大多狭窄陡峭，沟壳平地不多见，较大的一处河谷平地为白沙澳。山涧溪流呈放射状分布，季节性十分强，旱季多数乾枯断流，雨季径流丰富，易造成山洪爆发。

　　西贡半岛海岸线曲折，海滩类型多样，有石滩、沙滩和泥滩。在海湾处，湾口沙提发育，湾后有小溪注入，如西岸的深涌湾、榕树澳湾等，沙提后有泻湖平原面积都不是很大。局部海岸段可以见到海蚀遗迹，如深涌角、石滩上的海蚀平台宽达5m，海蚀崖高约1m，海蚀穴深05m，平台高程约3m，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相对稳定的海平面位置。

　　黄地峒为一座小山，海拔高度154m，东面与石屋山相连，西麓面向企岭下海，西侧山坡的坡度为23°～38°，局部有10°左右的缓坡。

　　区域内出露基岩地层主要为中侏罗纪浅水湾火成岩群荔枝庄组。深涌段岩层底部为粗粒火山灰凝灰岩，（ca）出露于深涌湾南部，往南至鳌鱼头。也属于中生代浅水湾火成岩群荔枝庄组，凝灰岩层中夹有深灰色泥岩薄层和弹状或块状体，底部见棕红色铁质胶结层。

　　粗粒凝灰岩上层为薄层状凝灰岩及凝灰质岩（JLC），夹砂岩、粉沙岩和泥岩，出露于石坳头北岸，可追朔至深涌湾及其南岸。再往南见层状细粒凝灰岩及泥岩，有植物化石产出，近榕树澳段为深灰色硅质粉砂岩。

　　自深涌至榕树澳有一组薄层状流纹岩质熔岩（rh）覆盖于凝灰岩之上。

　　本区的岩石基本呈NW—SE走向，倾向为35°～110°，倾角15°～57°。局部有折曲构造。

　　遗址所在主要为薄层状凝灰岩及凝灰质岩（JLC）（浅灰或灰黑色），底部为砂岩（黄色或黄红色），古人类就是采用这种质地坚硬的硅质凝灰质岩为石料，打制各种石器。这种岩石，出露于黄地峒山坡40～80m 等高程处。由于其硅化程度高，结构致密，质地坚硬，物理风化程度远不及砂岩，当周围的岩石风化侵蚀后，它却孤立的呈岩墙状耸立于山坡之上，断断续续连绵数公里。这种岩石虽然物理风化作用较弱，但极易受到化学风化，岩石本质为浅灰——灰黑色，在地表受到酸雨或富含腐植酸的径流侵蚀，岩石表面高岭石化而变成白色或米色，随着风化程度而加深的白色，风化层（Patima）逐渐由薄变厚。上述的岩石采样送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岩矿室做磨片鉴定，结果认定为凝灰岩（或沉凝灰岩）。

　　这种岩石岩层的产状为倾向65°倾角18°。节理发育，沿节理裂隙可将岩块从岩墙上用木棒撬下来。岩块滚落在山坡上，甚至滚落到现在的潮间带上。古人类就地取材，加工成石器毛坯和石器工具。黄地峒遗址两侧山坡上有多处弧形状凹陷，长约30～50m，深10～20m，弧顶高差5～10m，形成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从古至今人民采石后留下的痕迹；其二，近数十年内的山体滑坡，因为我们从1963年的航照上可见黄地峒西麓有数处滑坡。

　　讲到文化层，以T3、T4两探方为例加以说明，L1为近、现代坡积层，表土为腐植土；L2为坡积层，是灰褐色砂质粘土；L3为坡积层，是浅灰色含砂粘土；L4坡积层，是黄色粘土，含少量砂；L5坡积层，是深黄色粘土；L6为砂岩全风化层或残积层。各层中都含有凝灰岩滚石，大者直径可达60cm，小者直径为几公分，数量各层不一样，难说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就T3、T4两探方来讲，似乎L4层含量较少，L3、L5较多，而且T3较T4方含的大件的凝灰岩块较多。

　　各文化层的绝对年代测试情况可看表5

　　从表中可看出，这一地区自第三纪以来，地表植物的组合没有多大的变化，主要为热带、亚热带植物以及少量温带植物的科属，所反映的气候主要为热带——亚热带型。植被以常绿或阔叶混交林为主，夹有针叶林，林下蕨类植物生产繁盛。第四纪更新世晚期香港地区的孢粉分析表明，当时香港地区植物群落为热带——亚热带乔木，幷有热带蕨类。此外，也有一些温带——亚热带的落叶树种（唐领余、黎权伟，1997）。

　　对比现在的植被情况，香港西贡西郊野公园可以说是目前香港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得最好的一处，植被覆盖率颇高，动植物种群丰富多彩，山沟里经常可见野生母猪领着一群小野猪在寻找食物，山间路边常有赤麂（黄猄）的出现，山坡树丛中雀鸟欢乐地唱个不停，海湾处的红树林生长状况良好，充分表现出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所以这里被人称为香港的后花园。

　　也就是在这个如此幽静而被人们差不多遗忘的地方，居然发现了一处远古时代的石器加工场，对这处遗址的发现，以及它出土的大批石器工具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思考。前面谈到的绝对年代问题就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因为这个石器时代加工场出土的这批石片石器，在整个华南地区是首次的。在华南地区，尤其是在岭南地区，最常见的是以砾石石器为主体的含手斧形石器的工具组合。石片石器偶然会有少量的出现，大批而集中的出现，黄地峒遗址仅属唯一的一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虽然通过取样，用光释光法测试，已知道其绝对年代，但在这里面，显示出这个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是不整合的。L3和L4之间有缺失，不整合，年代从距今39,000±1,320年一下子跳到距今6,800±600年去，中间有近3万年的缺失。但从时代工具加工的技术，工具的器物类型学上虽然可以勉强分出一个不同的类型，但也不是太明确的。总体上还是属于石片石器类型的范畴。这种情况下，就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除了继续从工具套的角度深入一步研究外，还得从生态环境变化这方面来分析考虑。下面的论证是我们在掌握现有的各种自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逐个进行分析，以求达到某种的解释。

　　四、黄地峒遗址古环境分析

　　根据《香港第四纪地质》、《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黄镇国、李平日等，1982）所公布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约在120,000年前的间冰期（国内为庐山间冰期）。香港的气候比现在暖和，海平面高于现在的海平面约4～6m，即现在整个企岭下海地区均在水下之中，出露地表的只限于山坡上采石场残坡积。按理在暖期所形成堆积物其颜色应该为棕红色。但发掘中没发现这一层的堆积，是否可以证明这个遗址最早也达不到这一时期？其后气候逐渐寒冷，转入全球性的最后一次冰期（我国为大理冰期）。大约在距今75,000年前，冰期已相当冷，使海平面比现在的海平面低约77m，整个企岭下海因而出露于海平面之上，成了古人类可以在其上活动的地方，也成了沟通黄地峒、深涌和现在的三杯酒、井上等地的通途。因为根据水文测量结果，现在企岭下海整个海湾水最深处也不超过15m。其后，出现了多次的气候波动，最为严重的是到了距今28,000年前这个时候，气温变得相当暖和，使香港乃至珠江三角洲的低洼地区再一次被海水淹没，但为期不长。大约从距今25,000年开始，气候再次变冷，在距今18,000～17,000年前成为最后一次冰期最冷的时期，海平面下降至现在海平面以下120～130m的深度。这样，整个企岭下海湾再次暴露出来，为古人类所利用，虽然到了距今12,000～11,000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的高峰期过后，气候才开始转暖，海平面开始上升，直到距今约8000年前，海平面比现在的海平面只低10m左右。这个时候，企岭下海湾的大部分地区已逐渐被淹没。到了距今约7000～6000年前，海平面已达到高出现在水面1～3m的水平，之后才缓慢地下降到如今的水平。

　　从目前出露的L4和L5来说，颜色不发红而是发黄，说明是冷期的堆积，L3和L4之间有缺失，从年代计算上正好是暖期存在的时间，这时的气候是炎热多雨，侵蚀能力很强，加上是很陡的坡积，全部堆积被侵蚀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造成缺失。

　　后来又转入冷期的高峰期，所以堆积下来的地层也只能是冷期的灰色堆积，这种情况和当今发掘中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为什么越靠表层颜色越深，这可能与表层植物的腐殖质淋滤有关。

　　另一个能影响到黄地峒遗址是否存在的因素，是地壳的抬升，本地区的地壳运动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自第三纪以来，基本为抬升，上升速率为25～80mm/a。虽然各部位的上升是不平衡的，但我们也应加以适当的考虑。

　　依上所述，首先我们可以把黄地峒遗址可被利用的时间段划分出来。第1段是距今75,000年前左右一直到28,000年前，这一段是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第2段是28,000年前至25,000年，这一段时期由于气候较暖，海平面上升，曾被人们称为晚更新世的海侵期。这一段黄地峒遗址大部分可能不能被利用。距今25,000～17,000年前，甚至到距今8000年前这一段时间，海平面下撤很厉害，黄地峒遗址是可以被利用的。距今8000年以后，尤其是距今6000年以后，黄地峒遗址能出露海平面之上的只有采石场的山坡部分。根据遗留到今的加工场分析，加工场的中心部分不在山坡上，而是在现在的潮间带水下1m左右的海滩上。从安全角度来看，山坡上一来受开采石料的限制，不能靠得太近，二来山坡的坡度太陡，不宜古人类在此进行加工的活动。

　　根据这一分析，光释光所测出的绝对年代与地层埋藏的情况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距今75,000年前后，黄地峒遗址基岩出露水面，开始风化，形成T4L4层和T4L5层的堆积，其形成时间大约在距今40,000年左右。正好L4、L5文化层的OSL年龄为：T4L4是aBP39,000±1,320、T4L5为aBP35,000±1,350。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倒位？可从采样时所选择的埋藏部分来分析，不难找出原因。

　　另一个结论也可以从此得出，有人认为这个遗址存在的时代可以达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可信。现在看来这种怀疑基本可以取消，因为目前所掌握的证据里，没有一个是支持这个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还可以被使用的。因为那时海平面比现在还高出1～3m的高度，古人类单采石料而不进行加工是不可能的，而且，开采出来的石料也不可能全部留在山坡上，绝大部分落到海里拿不到。除非另找地点进行加工，但迄今为止仍未有发现。

　　我们又可以从孢粉分析结果来看看，我们的气候分析是否准确？在上述的孢粉分析表中可以表明，T4L4、T4L5两层的孢粉组合与T4L2层相似，都以蕨类孢粉为主，占95%以上，木本花粉含量少，未见草本花粉，而木本孢粉在L4层中只有银柴属（Aporasa），L5层中也只有野桐属（Mallotus）而L2层中有的也只有大戟科（Enphoorbiaceat），野桐属和松属（Pinus）。从树种上可知，这三个文化层存在的时期，其气候都比现在冷一些，处于冷期，这结果与OSL测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因为L2层OSL年代为距今2,848±126年，也是一次冷期，在这次冷期里，原来茂盛地生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喜热和喜水树木——水松，因耐不住寒冷的袭击，而大批冻死。这就是又一个旁证。

　　五、小结

　　通过对香港西贡黄地峒遗址的生态环境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深涌黄地峒这个遗址存在的时代，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距今8000年以后这个遗址的被利用可能性甚少，因为单纯开采石料不一定非在单一地点不可，附近亦有几个适合于石料开采的地方，但调查结果表明这几个可开采石料的地点均未被开采。这说明古人类选择在此地点开采是还有其它条件所决定的，比如离此地点北边约30多米的地方，有一处水质不错而水量不小的山泉水，这个条件是很重要的。另外，这个地点下的海滩地势也比较平坦，有利于古人类在其上面进行石器加工工作，这也不失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后来在8000年以后，由于海侵出现海平面上升，以上的有利条件大部分失去，致使古人类放弃这个加工场而另找它处。这种分析进而帮助我们较为准确地判断这个遗址的文化性质只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加工场类型。加上其地层堆积出现明显的不整合和缺失，而在绝对年代的测试结果中也清楚地反映出来是这样吻合，地质孢粉测试结果同样说明L3和L4都属冷期，这一系列的科学结果充分说明这个遗址的地层堆积被侵蚀掉的部分正好是暖期的东西，因为也只有在暖期的气候环境中才有条件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好这个遗址所在的地点是一个非常陡的山坡上，它的埋藏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所以说，这结果也为研究者探讨这种文化的埋藏条件和成因创造条件。虽然时至今日一切因素仅仅露了一个头，还需要进一步做大量的工作去验证，但起码让我们知道一个大概方向，不致误入歧途。由此就可以多少看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塑造一个遗址或一种文化是何等的重要。过去我们往往孤立地在类型学和所谓地层学中打转转，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生态环境诸多因素的变化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间的重要关系，所以阻碍了许多问题的正确理解。今天我们已基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它和利用它，这也许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几十年来在研究工作中的一点点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