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公布之后，众所周知，世界人类起源于古猿中的类人猿。自1929年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后，达尔文从猿到人的学说就有了更强有力的科学证据支持。但人类的直系祖先是来自非洲或亚洲一直争论不休。不过一直以来人类都以为现代人的祖先均是从直立人演化出早期智人，然后再由早期智人经晚期智人而演化成现代人的。

　　具体到中国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在过去70多年里，以周口店发掘为起点的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建立起以华北为中心的演化模式，表现为泥河湾早更新世地点为代表的直立人，经蓝田人、北京人、许家窑人、大荔人、金牛山人、峙峪人和山顶洞人为主要脉络的进化谱树，根本预想不到会有其他的演化模式。

　　随着科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批分子人类学家根据对147个各大洲不同人种妇女胎盘细胞中的线粒体DNA分析，将所有现代人起源追溯到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这一被称为“夏娃理论”或“走出非洲”的假设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意味着人类起源和进化的主干在非洲，其他各大洲的古人类代表都不过是进化中的旁支。

　　这一研究在世界科学界中引起哄动，其可信程度如何？请看如下一些事实。

　　1997年德国莱因汉斯博物馆和慕尼黑大学的分子人类学家联手，采取聚合酶链反应DNA分析方法，确认欧洲典型尼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处在现代人类序列的变异范围以外，因此不可能是我们的直系祖先。这一成果被列为当年的世界十大科技成就，起码它已确认现代的欧洲人不是由典型的尼人演化而来。

　　其他各大洲的情况又如何？不久前，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诸家祜教授领衔，由中国7个研究机构12位研究人员承担的中国基因多样性课题组，对中国56个民族中的28个民族群体的基因样本进行分析，幷将其与其他亚洲和非亚洲群体进行了比较，完成了题为“中国各人群的遗传关系”的论文。中国遗传学家的研究结果认为“源自非洲的现代人构成了目前亚洲人口基因库的主体。”他们认为现代中国的祖先大约在4万到6万年前从非洲出发向东经印度洋，取道东南亚进入中国华南地区。

　　最近，分子生物学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一项由19项信息更为丰富的Y染色体指标被用来揭示东亚人群父系传承的遗传学研究在美国的斯坦褔大学完成。由于变异相对较小，用Y染色体指标来重建人群的遗传历史期没有进展，直到一种更有效的测定方法——高性能液相层析法(high-performance liqnid chromatogramphy)被引入之后，这一领域的探索都有才有了进展。在过去几年里，大量Y染色体指标被分辨出来。通过对包括21个中国不同民族的人口、22个省份的汉族人口，3组东北亚人口，5组东南亚人口，以及12组非亚裔人口在内的大量样本的分析，表明了东南亚人口要比亚洲北部的人口拥有更大的变异。这意味着东南亚大陆应是东亚现代人群最早的定居点。根据Y染色体变异速率的推算，晚期智人进入东南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8000~60000年前，紧接着开始了向北方的迁徙过程。与此同时，另有一批晚期智人群体从东南亚开始向南迁徙，进入马来西亚和印尼幷到达太平洋群岛。为此，Y染色体分析的结果与体DNA的证据完全吻合，这进一步证实了“夏娃理论”和东亚人口向南北迁徙和扩散的模式。

　　据“华盛顿邮报”2003年6月11日报道，由几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小组在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发现了距今约16万年的“现代人”头骨化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填补了人类进化史中的一段重要时期的空白。这个发现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古人类学家蒂坶·怀特带领的多国考察小组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东北225公里的一个淡水湖附近发现的。这一发现的年代和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人类学家以各大洲不同人种妇女胎盘细胞中的线粒体DNA分析中所得的结果十分吻合。

　　由此看来，这个“走出非洲”推论似乎有一定的科学检测结果和得到一些古人类化石材料的证实。

　　但是，分子生物学的进展迄今为止幷没有获得大多数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欣然认可，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不但在形态上，而且在时空分布上都显示出进化上的连续性，而且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显示出传统的延续；缺乏了人口替代经常伴随发生的外来进步文化的取代。吴院士还指出，如果中国的晚期智人是从非洲来的，那么他们应当携带着更进步的和中东地区类似的旧石器工具，但是中国幷没有发现这样的工具。吴院士认为，晚期智人从非洲迁移到欧洲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的过程可能是真的，但是中国经历了一个不同的进化过程，现代人类在远东的演化以本地人种延续为主，外来人种杂交为辅。幷认为在进化过程中基因变异必有丢失，也可以发生转移，基因突变速率不恒定等等。而且连续地在《岭南考古研究》专刊的第4、5卷中以《关于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和《再议中国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为题发表意见。这对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十分宝贵的见解。

　　但，不管各家观点如何，而其中有一点是大家认同的，那就是“走出非洲”或“夏娃理论”大多数是立足于现代人群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等遗传物质突变速率推算所得出的假设，这一遗传学证据被称为科学的“软材料”，还需要大量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实物证据来检验，这些考古学材料被称为科学的“硬材料”。

　　再从地区性来看，就算欧洲地区的现代人起源问题似乎已基本解决了，是由后来从非洲迁徙到欧洲的非典型尼人种群所演化而来的。但在亚洲和其他各大洲，现代人起源问题则还没有得到解决。

　　上述已介绍的遗传学观点认为，现代的亚洲人(包括现代中国人)起源也是来自非洲，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地区不在华北地区，而是在我国华南地区，这是现代智人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然后由此再进行南北辐射、迁徙和扩散到其他地区。最后的结果如何，当然需要我们去寻找更多的“硬材料”，但也不妨从过去已发现的材料中看看是否能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二、中国古人类材料和旧石器文化的复述

　　1． 古人类化石

　　人类DNA的研究结果认为，现代中国人的起源问题在地区上仅涉及我国华南地区，其中心地带是岭南地区；在时间空间上是涉及到智人阶段，尤其是晚期智人阶段。鉴于此，这里根据《中国远古人类》一书中的论述，将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的相关形态予以叙述。

　　“中国的早期智人”一章是由吴新智院士执笔的。他把中国早期智人化石的材料分成南、北两大地区。北方地区主要以大荔人、金牛山人、许家窑人和丁村人为代表。南方地区则以马坝人、银山人、长阳人和桐梓人为代表。在时代上他把中国早期智人又分成早期和晚期两个类型。大荔人代表早期类型，马坝人代表晚期类型。

　　他们认为，中国的早期智人是当地的直立人经过原地区进化幷吸收了外来基因演变的产物(吴新智、张银远，1978)。中国的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形态上有些变化。这些变化一般地符合人类进化的普遍规律，如脑量变大、颅穹增高、眉脊由一字形变为八字形，脑颅增厚，结构如矢状脊、枕脊变弱、颞鳞变高、下颌关节盂变宽变浅、枕骨大脑窝与小脑窝的比例变小、面部骨胳变弱、突颌度减弱等等。

　　他们还认为，虽然进化、与外地人群的基因交流以及个体变异等因素，使得早期智人的特征和晚期的智人化石之间有一些形态差异，但是由于他们是中国古人类进化链上的环节，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系列共同特征，显示出中国早期智人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代人类之间有着地区差异。这种差异在下述一些特征方面尤为显着。

　　(1) 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的朝向

　　大荔人头骨、马坝人头盖骨的这个角度分别为85°和80°以上；欧洲早期智人标本除Steinheim人头骨的角度超过100°外，大都不超过80°，一般在70°上下。非洲的Broken Hill人的角度则接近欧洲的。

　　(2) 颧颌角

　　大荔人头骨经复原后角度为125°，金牛山人头骨看来与此相近。欧洲早期智人中时代较早者的角度较大，时代较晚的尼人此角度更小，均比中国标本的角度为小。非洲的Broken Hill人颧颌角也很小。

　　(3) 上颌骨颧突

　　大荔人化石头骨的此突的前表面较为朝向前方，与上颌体的前外侧面之间界限分明，形成一个深凹。此突T缘从上颌体的起点颇高，即距离齿槽缘有一定距离。许家窑人上颌骨的颧突从上颌体的起点距离齿槽缘也有一段不算短的距离。

　　欧洲标本显然与此不同。Steinheim人头骨的上颌颧突起点低，颧突前表面与上颌体的前外侧面之间有凹陷。非洲的Broken Hill人头骨在上颌颧突起点位置较高，这一特征与中国者相近，但在其余特征上则与欧洲的标本更接近些。

　　(4) 鼻区

　　 大荔人、马坝人、金牛山人的鼻骨侧面角均接近直角，即鼻角不甚隆起。欧洲人标本晚期阶段者鼻梁高耸，早期阶段者与中国人差异较少。

　　(5) 上面部高度

　　从上面部高度指数的比较可以显示，中国人标本的上面部较欧洲者低得多。但马坝人头骨可能例外，可能与欧洲人接近。非洲的Broken Hill人的上面部也很高，与欧洲者较相近。

　　(6) 额鼻额颌缝

　　中国标本一般呈微向上凸的弧形，但欧洲标本中，此四条骨缝组成的线条在中部向上凸出的程度比较大。非洲的Broken Hill的头骨在这一特征方面与欧洲者更接近。

　　(7) 眉间区

　　在水平断面上，大荔人头骨的眉间区呈浅窝形，向后缩入。从前面看，两侧眉脊中段上方的沟向眉间区会聚，形成一条尖端向下的人字形沟。马坝人头骨亦具有相似的形态。

　　欧洲尼人的眉间区在水平断面上不但不向后缩，反而向前突出。其连通沟呈一字形或呈较浅的人字形。非洲的Broken Hill人的眉区间略向后退缩，连通沟与欧洲的标本较相似。

　　(8) 矢状脊

　　无论大荔人、金牛山人或马坝人的头骨均具有此脊，形态上大体一致，位置也大体相同。欧洲同阶段标本的矢状脊变异较大，总的看来比中国的弱。而和非洲的Broken Hill人更接近，尼人中除La chapele人有极弱的矢状脊外，余者均无此结构。

　　(9) 印加骨

　　大荔人头骨有三角形的印加骨，丁村及许家窑人的顶骨后上角也可能暗示有印加骨。但马坝人头骨没有印加骨。从现已发现的材料看，印加骨在中国早期智人中的出现率是颇高的。反之在欧洲和非洲的早期智人中尚未见报道有印加骨，非洲的Broken Hill人头骨亦无此骨。

　　(10) 铲形门齿

　　中国早期智人已发现的上门齿无一例外地均具铲形构造。在欧洲标本中铲形门齿的出现率较低。

　　从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出，从直立人经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中国的古人似乎是连续进化的。但也有一些人的形态特征，如马坝人的眼眶比大荔人、金牛山人都高，且圆，令人联想到欧洲的Petralona人和眼眶更高更圆的欧洲尼人。印度的Narmada人的眼眶既高又圆(de Lumley et al.,1985)，与马坝人相似，它在地理位置上介于中国与欧洲之间。另外，尼人枕骨的上部经常有一个发髻状结构，过去一直认为是典型尼人的独特特征之一。有意思的是，在柳江人、资阳人和丽江人的化石头骨上也都有类似的构造。此外，大荔人头骨梨状孔上外侧的上颌骨鼻突根部相当膨隆，这在中国的化石人头骨上是少见的，在欧洲的早期智人则颇为常见，欧洲的Petralona人也如此。这一系列的性状，似乎支持了在智人阶段已存在着基因的交流。

　　现在， 我们不妨继续探讨一下中国晚期智人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化石包括晚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即距今约四万年前开始直至现在的人类。在此探讨的只限于化石人类。其代表包括周口店山顶洞人、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贵州穿洞人和封开黄岩洞人等。

　　研究结果认为，柳江人头骨与山顶洞人头骨都具有如下一些原始特征：头很长、眉弓发达、额部倾斜、眼眶低矮、小腺窝浅、颞鳞有的呈三角形、鼓板水平轴与正中矢状面夹角度较大、前囟点位置靠后、有矢状脊、整个面部在垂直方向上都有中等程度的突出，具有中等长度的硬腭、梨状孔宽阔，其下缘呈鼻前窝型、枕大孔朝向后下方、颏孔位置较低较后等等。但柳江人头骨与山顶洞人头骨也有一些差异，如颞鳞形状不同、柳江人没有矢状脊、头骨也不如山顶洞人长，柳江人是阔上面型和特阔鼻型。可以认为山顶洞人属中国北方人类型，而柳江人属南方人类型。

　　资阳人头骨也具有某些性状，如具有明显的鼻前窝，矢状脊、角圆枕和平扁的眶顶，矢状缝两侧的顶骨比较扁平，有发达的关节结节而没有盂后突，大脑窝较小脑窝为大而深，小腺窝较浅而宽广等。如果与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相比，则显示出一些较为进步的特征，有的则与现代人完全相似。如头骨较短，额部不如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倾斜，颞鳞的形状，人字点与枕外降凸点在同一直线上，脑膜中动脉分支情况，枕内隆凸点与枕外隆凸点处在同一水平上，颅盖高指数、前囟位置指数、前囟角和额角数值较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大。而这些特征均为现代人所有。

　　贵州普定穿洞人头骨虽然具有若干原始的特征，如头骨较为低平、额部倾斜，有不明显的矢状脊，眉脊上方有浅沟与额鳞相隔，下颌窝较深，乳突上脊与眼耳平面的夹角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许多指数及角度都接近资阳人，但更多的表现出与现代人相似的特征。如：前囟点位置、颞鳞形状、鼓板水平轴与正中矢状切面的夹角、大脑窝与小脑窝面积的比例，脑膜中动脉的分支情况等都与现代人相似，尤其是前囟点的位置和大脑窝与小脑窝之比例，这两个特征是化石人类中唯一相似于现代人的例子。说明穿洞人是接近于现代人的化石人类。

　　依上所述，我国的晚期智人虽然还有一些黄色人种的特征尚未最终形成，但大多数基本特征已具有，如：颧骨较大而向前突出，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鼻根点幷不低陷。梨状孔宽，其下缘不成锐缘而低凹。鼻前棘小，犬齿窝不明显。齿槽突颌程度中等。有下颌圆枕，上门齿呈铲形等等。

　　魏敦瑞在1939年发表的报告中认为：山顶洞人101号头骨在测量上很象某些西欧智人化石，102号头骨属于Melanesoid人类型。103号头骨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从而得出山顶洞这一家人是外地的部落成员，来此地后受到当地居民攻击而绝灭的结论。

　　Thoma(1964)曾依据山顶洞人、柳江人和资阳人头骨的头长、头宽、最小额宽、颅高、颧宽、上面宽、眶高、鼻宽和腭宽共9项测量数值，将他们与欧洲晚期智人和现代黄色人种中的若干种族作比较，认为他们与欧洲晚期智人最相近，在种族上属“澳亚组”而不是黄色人种。对此结论，吴茂霖先生(1989)认为：Thoma所依据的分析项目，一是数量较少，不能反映全面的情况，二是有的项目数值可以是几个人种的变异范围，或该阶段人类化石具有的共同原始特征。

　　至于周口店山顶洞人三个头骨，早在1960年，吴新智院士已从一系列观察及测量项目中论证了101、102、103号头骨分别不同于欧洲类型、美拉尼西亚和爱斯基摩人的特征，而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三个头骨幷非属于三个不同类型，而是代表了原始的黄色人种，只不过还有一些形态细节尚未充分形成。 

　　人类演化到了新石器时代，大多数颅骨不仅出现了现代人种所具有的特征，而且还出现了与现代人种内的不同类型相符合的特征。例如，欧洲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骨，不仅呈现与现代欧洲人颅骨相同的改善，而且已明显分化出东欧类型(具有较宽的或中等偏宽的面宽及较大的鼻指数)和西欧类型(具有中等的或较窄的面宽及较小鼻指数)。在非洲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颅骨特征中，也出现南部类型和北部类型。至于亚洲新石器时代颅骨，有人认为也明显分化出高颅和中等面宽的仰韶类型和低颅宽面的外贝加尔类型(ByHak,1959)。甚至美洲新石器时代印第安人的颅骨也呈现了明显属于蒙古人种的美洲类型—印第安人类型(Bass,1976)。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特征研究结果依据人颅骨的颅形、颅长、颅宽、上面宽、眶形等项目的测量结果证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群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即南部类型和北部类型。

　　南部类型

　　以甑皮岩、昙石山、河姆渡等组为代表。这一类型居民可能广泛分布于我国南部沿海地区，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区。他们与北部类型相比有如下不同的特征：

　　南部类型中还有一组河宕组，广东佛山河宕人的颅骨性状有些特殊。头骨性状特征介于南、北类型之间，韩康信等(1982)认为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南部边缘类型。陈德珍、吴新智(1985)根据河宕颅骨具有中眶、阔鼻和长颅的特点，把他归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南部类型，因为相比之下与北部类型的更为接近，但两者均有，以地理位置看与甑皮岩等同处南部地区，所以划属南部类型也是可以的。

　　如果从时代发展的观点出发，排除新石器时代颅骨与旧石器时代晚期颅骨的相似特征，那么我国新石器时代颅骨的南北类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上面高、鼻高和眶高的不同。这一点与新石器时代颅骨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相一致(王令红，1986)。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颅骨特征明显地存在两个不同的地区类型，基本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为北部类型，长江以南为南部类型。这一分析结果与现代中国人(活体)头面部特征的地区类型分析结果完全符合(张振标，1988)。

　　但后来发现的山东浙源人和辽东半岛的丹东前阳洞人头骨化石以及近期发现的南京人化石的研究结果乃是南方类型人种，是否只可以说明南方类型人种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或者更早的时候已沿着东海走廊由南一直往北迁徙，到达东北亚地区(本文作者，1987)？

　　另外，在旧石器晚期各类型人和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四大人种(棕、黑、白、黄)基本已定型。这近一万年内，人类在适应地球上各种不同的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一些体质形态上的变异是正常的，但绝不会严重到引发人类遗存基因大的变异。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屠杀致使个别部落的绝灭是可能的，但致使整个类型的人类绝灭是不可能的。随着人类种群的流动，通过染色体的交流，可能会形成一些杂交种的人群，但其DNA的组成主体还是有一个倾向性的。

　　从人类化石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的形态特征研究情况来看，中国古人类的演化似乎是连贯的，但到了早期智人晚一阶段和晚期智人时期，中国南北方的差异明显加大，而且明显地形成南、北两大类型的人类，尤其是南方类型的人类(以马坝人和柳江人为代表)还具有较明显的西方人类的某些特征。中国多数古人类学家大都认为早期直立人的晚一阶段已经存在着基因交流的现象，到了智人阶段更为普遍。这些迹象说明了什么？当然，基因交流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这种交流是以何种方式进行？是毁灭式还是入侵掠夺式，或者是和平交流式？这一问题现在还没有谁能给予明确的回答。从研究结果反映出的基因交流情况来看，不存在毁灭式。如果是毁灭式就不可能有基因的交流，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至于其它方式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以上是从人类化石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的形态特征角度分析得出的情况。下面我们再从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石器工具这一角度，来看看情况又如何？

　　2.旧石器文化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中国旧石器文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地区性的分化和差别。有的学者提出，旧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境内存在着特殊的以石片工具为主的小石器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南北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裴文中等，1985)。关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类型，因南方的材料太少，尚难定论。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方都出现了多种文化类型和同一个文化类型中又有若干文化变体(张森水，1987)。

　　近年来，有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典型的细石器。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以及东亚、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总的来说属于同一传统，起源于华北(贾兰坡等，1972；贾兰坡，1978；王建等，1978；安志敏，1978)。

　　学术界也探讨了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的若干重要的问题，虽然学者间的意见幷不一致。如中国旧石器文化是否有不同的传统或系统的问题等。早在70年代之初，有的学者就提出，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匼河—丁村系”，或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另一个是“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或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贾兰坡等，1972)，幷认为这两大系统的差别反映了彼此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贾兰坡等，1973)。这种看法以后又有修改和补充(贾兰坡等，1976；Jia Lanpo et al.，1985)。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存在两种独立发展的文化(裴文中等，1985)；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南北方均可归于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中(张森水，1987)。(本文作者按：广西百色盆地右江两岸高阶地上出土的砾石石器又作何解释？)

　　另一个问题是，从旧大陆范围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属于什么传统？1948年莫维斯在研究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时，提出旧大陆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西方的手斧文化传统，一个是东方的砍砸器文化传统，其中包括北京猿人文化(Movins,1949)。国内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不同意把北京猿人文化或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归之于砍砸器文化传统(盖培等，1976；李炎贤等，1978；邱中郎等，1978；裴文中等，1985)。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北京猿人文化“属于典型的砍砸器/石片石器工业，在这一东方远古文化传统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论，砍砸器工业无疑是最早发展和最有生命力的，它几乎遍及古人类所占领过的所有地区，幷最长久地绵延于旧石器时代以至更晚，而手斧文化却未能远及东南亚和中国”，还认为“砍砸器工业应是旧大陆旧石器文化的主流和根源”，而“手斧工业则是支流，如果可以用人的进化比拟，只不过是由砍砸器工业系统分化出来的一个特化的旁枝”(戴尔俭，1985)。与此相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不缺少手斧，东亚、南亚其他地区也不缺少手斧，手斧在这里某些旧石器初期工业中扮演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这类工业的工具组合和欧洲手斧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上述发现表明两大地区的文化交流早在旧石器初期可能已经存在，因此“把旧石器初期世界划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圈的观点不符合事实。”(黄慰文，1987；黄慰文等，1987)。(本文作者按：手斧在中国石器工业中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幷非整个工具组合和欧洲手斧文化完全一样，只是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已。说两大文化早有交流是可以的，完全视为同一文化圈是否合适？)

　　三、小结

　　笔者阅读了国内已公布的有关中国旧石器文化尤其是中国旧石器文化中晚期的材料，觉得在中国境内大致可分成两大文化系列，一个是含有手斧形石器工具系列，另一个是不含有手斧形石器工具系列。其分布区域大概是，含有手斧形石器工具系列的文化地点大多集中在岭南地区，这里是一个中心区，然后呈新月形状态往北辐射，西边可达汉中，东边沿着东海走廊一直可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可参考图10)。不含手斧形石器系列的文化地点大部分集中在中原地带，两翼南边可到云南西部元谋盆地，北边直达东北亚。在淮河流域一带两种文化系列则呈镶嵌存在。个别地点在黄河沿岸、陕西兰田、丁村也偶有发现(图20)。不含手斧形石器系列是属于典型的砍砸器/石片石器工业。而含手斧形石器系列是属于砾石石器工业。这个系列尤以岭南地区各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最为典型。在这一文化系列中手斧形石器含量最丰富，这可从下列各图中作一比较(图21~27)。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在华南尤其是岭南地区，砾石石器工业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到了旧石器中、晚期，这里砾石石器工业发生了显着的变化，首先是石器打制技术大有进步。旧石器早期阶段，砾石石器大型者占多数，都是单面单向加工，刃角大多数少于50°，无论是尖状器、刮削器或是砍砸器都是一样，器物类型也比较单调(图23)。到了中、晚期，砾石石器中、小型者占多数，刃角大多数成了陡刃，大于70°。虽然也是单面单向加工，但大多数是经二次加工才完成(图24-26)。正因为如此，所以刃角才出现陡刃，这是加工技术进步的表现。而且石器类型也多，单边、双边和多边，还有圆刃、平刃及弧刃和端刃，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手斧形工具。据研究者认为，这些手斧和西方文化的手斧有许多相似之处(图27)。如果认为这些手斧加工技术和西方文化中的手斧加工技术原出一处，这样，中国含手斧文化岂不是含有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证据？这种交流单纯是文化技术上的交流还是由于人种上的交流随之带来的技术交流或传播？现在从人种的DNA研究上既然已证明了有人体上遗传物质的交流和融合，那么上述的石器加工技术和手斧的普遍存在就毫不奇怪了。但这种交流和融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还是个谜，是整体取代呢还是一种杂交和逐渐融合的过程？这种交流和融合是在什么时间内完成的？在多大的范围内进行的？现在已发现的早期智人或晚期智人在同一地区内体质形态结构上的明显差异是否可作为显示两个不同人亚种共存的证据？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鉴于以上的叙述和提问，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是否有可能来自非洲这一问题虽然不能作百分之一百的肯定，但其倾向性是有的。问题幷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现代中国人的祖先都是完全来自非洲。是否在某些区域里，中国人的祖先还是以中国本土的原始居民为主体演化成现代的中国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分子人类学的测定只对中国56个民族中的28个民族群体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还有一半的民族群体情况又如何？这是值得关注的。所以我认为，吴新智院士等提出中国的现代人类在远东的演化是以本地人种延续为主，外来人种杂交为辅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很可能在某些区域里是这样。

　　以上只是本人根据现有资料提出的一种推测，最后的结果有待于今后的研究结果的证实。但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希望大家都来关注。

　　感谢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的资助。此课题是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