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在旧石器时代，其社会形态还处于一种原始群状态。一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原始群的社会结构变化不大，仍然过着采集、狩猎住山洞的生活。但到了旧石器晚期末和进入中石器时代早期阶段，这种社会形态已开始改变。首先在西亚半乾燥的平均海拔在1000公尺左右的托罗斯山和札格罗斯山所构成的新月形肥沃丘陵地带，以及从伊朗的德·卢兰平原的山地侧翼，通过土耳其东南部，直达约旦高地南部的“伞形地区”。在此地区内，发现了著名的遗址：阿姆格(Amouq)、姆列比特(Mureybit)、拉曼德(Munbatta)、耶利哥(Jericho)、白得哈(Beidha)、耶莫(Jarmo)、姆列发特(M·lefaat)、萨威、克米(Zawichemi)、克里木·萨希尔(KarimShahir)、帕列加拉·萨拉布(TepeSarab)、阿西阿布(Asiab)、阿里·克什(AliKosh)等等。其中以约旦耶利哥遗址年代最早(公元前8，350—7，350年)，人口约为2，000人；位于叙利亚的阿勒颇城以东的姆列比特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0—8，000年)，这里发现了烧焦的野生单粒小麦、野大麦、豆、野苦豌豆、阿月浑子等。

　　在埃及努比亚高地及它周围地区发现的遗址：图什卡(Tushk)，年代为距今14，550±490年前；阿斯旺以北的库姆、奥宝(Kom Ombo)，年代为距今13，560±120年前；在伊斯纳(Isna)则发现属于距今12，600—12，000年前的遗址。

　　中美洲在半乾燥的丘陵边，如坦马利帕斯(Tamalipas)地区和瓦哈卡(Oaxaca)河谷发现种植辣椒、胡椒、苋菜、南瓜、蚕虫、葫芦等作物的遗址，其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

　　以上的遗址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其存在年代均为公元前7000年以前(即距今9，000年以前)，有些已达到距今14，000年。二是均是原始农业已开始的遗址。三是这些遗址大多数都已经从洞穴走出来(或从树居下来)，开始在野外建造临时住所，冬天仍回洞穴或树上住。例如，西亚著名的沙尼达洞穴和萨威·克米野营地共生文化(年代为公元前18，935±300年)；巴勒斯坦地区的恩·马拉哈(Ain Mallaha)遗址，年代为公元前9，000—8，000年，这里约有50个茅棚，多数是圆形，半地穴、岩石围地，直径在25米—9米。多数茅舍中有灰胶泥涂地和用杵捣实，在个别茅棚内还发现仓窖。这种圆的野营棚，在约旦南部的白得哈、叙利亚的姆利比特和巴勒斯坦的那哈尔·奥连(Nahal Oren)均有所发现。中美洲南部的属于马德需文化的因弗尼洛(Infiernillo)洞穴和野营地共生的遗址；属坦马利帕斯文化的列马(Lerma)遗址均属此列。从现代民族志中也可找到这样的例子。K·弗兰诺利认为，现代许多非洲人同样也住在这样混合的圆舍里。

　　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未发现年代如此早而又属于原始农耕早期阶段的遗址。中国学者孔令平先生在他的《关于农耕起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很可能在山西西北部和河北北部交界处，如鹅毛口遗址附近或其周围地区，有这么早的遗址，年代要比裴李岗早2000年左右。同时他又引用了石兴邦先生与他的谈话，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认为，我国的原始农耕起源地区，可能在山西中部和陕西中部地区，或在山西的下川文化也很有可能，因为在这里曾发现二万年前的石磨盘(可参看图92)。而在中国南方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近几年来发现也不少，如广东的封开罗沙岩、黄岩洞、罗髻岩、阳春独石仔，还有后来发现的位于北江边的英德云岭牛栏洞。广西的柳州大龙潭鲤鱼咀、白莲洞、兰家村，桂林的甑皮岩，大岩、庙岩、南宁市的顶狮山遗址，贵州的穿洞、桃花洞等。那里都曾发现了石磨盘、石杵、磨石、穿孔砾石(有人称重石)等工具，虽然迄今为止还不能绝对肯定他们已开始了原始农业，但强化采集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它们的采集、捕捞和渔猎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经济类型上已是一种广谱经济类型。

　　从上述的举例可以看出，导致人类社会形态的改变第一步可能是由于开始过半定居或定居的生活，人们不再需要游荡。尽管开始时其经济体系仍然以狩猎和采集(包括水边采集和捕捞)为主，辅以少量的植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但随着定居的开始，一系列的变化将接踵而来。与此有直接关系的首先是人口的增加，因为群体稳定后大大有利于人口的繁殖，这点可举例加以说明。从考古材料看，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的人类，由于以原始群的结构存在，造成了近亲繁殖，所以夭折人数很多，如在40个北京猿人中，死于14岁以下占395%，死于30岁以下者占7%，死于40-50岁以下者占79%，死于50-60岁的占26%，还有43%的北京猿人寿命不可确定。南亮三郎在他所着《人口思想史》一书中，根据对发掘出来的187具原始人残骸的分析，发现几乎全部是夭折的，能活到40岁以上的寥寥无几，平均奉命不到20岁。有人对一个出土20人的尼安德特人遗址进行统计：死于11岁以下的8人占40%，死于12-20岁者3人，占15%，死于21-30岁者5人，占25%，死于31-40岁的3人，占15%，死于41-50岁的只有1人，占5%，50岁以上者没有。可见，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是人口出生率极低，而夭折率极高的社会。因此，那个时期人口的增长是极为缓慢的。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颇多，但人类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生活状态是关键的原因，这点在现代民族志的材料中不难找到佐证。

　　南非的布须曼人的人口增长情况就是一明显例子。因为布须曼人只有在定居以后，人口才可能有较大的增长。因为，未定居的布须曼人有70%-80%的食物是靠妇女采集的。每个妇女除老年外，每周要三次来回走5-20公里的路程，去寻找野果、块根和坚果，背着孩子还得扛7-15公斤的东西，加上在哺乳期，每天还得消耗1000卡能量制造乳汁。在这样的营养条件下，脂肪贮存消耗特大，哺乳期又大多停经，排卵不正常，所以受孕率低。妇女一般在生育后要隔三五年之后才能再次怀孕。劳动负担过重的妇女，保胎率也相当低，这样一来，使布须曼人口的增长一直处于缓慢状态。定居以来，情况大为改善，妇女的负担减轻了，能量消耗也降低了，月经正常，受孕率提高，人口的增长有较快的提高。未定居时，群体之间难于实行族外婚，也只有在定居后才能实行族外婚，排除近亲繁殖的坏处，夭折率下降，出生率大大提高。所以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及中石器时期开始的半定居和定居生活，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增长缓慢的状态，使人口逐渐增长起来。

　　在定居逐渐成为传统的情况下，人们的活动范围相对缩小，利用某一生态环境的时间大大加长，为了解决当地快速增长的人口食物来源，就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发本地区的食物资源。但是，各类的自然资源的可扩充性是不一样的，有些野生动植物，在人类利用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一定条件下，就不能再增加其数量了，例如在某一部落居住地周围的野生植物可被采集的果实或种子。在自然状态下，这些野生植物所结的果实产量不会有多少增长，甚至遇到不好的年头，其产量很自然地减少。就算不减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它也会因扩充利用而相对减少。只有在人的照看下，改善生长条件，这些野生植物才能在扩充利用的情况下，可以再增加其产量。因此，在人口的压力下，人们为了解决食物问题，有必要改进获得野生食物的季节性，增加对特定资源的专业化利用，同时也要改善某些野生动植物的生活条件，加以人为驯化，使其逐渐走上被栽培的道路。另外，在这一阶段里，有些群体着重加强采集和捕捞，而有的则着重技术改进和动植物的遗传选择，从而最终走上了农业经济的道路。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时间，各地不一，一般都在中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这方面在华南地区的反映是比较清楚的。也就是说，由于华南地区纬度低，环境复杂，动植物资源丰富，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和中石器时代早期已开始广泛地开发和利用各种动植物资源，形成广谱的狩猎采集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深化了人类对自然界动植物的认识和利用，同时使人们定居下来，人口开始增加，产生了原始农业，最初时，进行的不是稻作农业，而是种植块茎植物园圃式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采集、渔猎的经济仍占很大优势，只有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才逐渐变成农业经济占优势。

　　人口的增加，不仅产生人口压力，导致原始农业的产生，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也引起群体的分化，逐渐出现村落，形成氏族部落。

　　总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和中石器时代整个进程中，在摸索种植、饲养的实践过程中，人的认识逐渐深化，从瞭解植物本身到瞭解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慢慢地获得了粗浅的经验性的土壤知识、节候知识、耕作知识和饲养知识等。经过长期的稼穑劳动，也摸索到与改进工具相联系的一些力学知识。这些经验知识的积累，促进了农业技术从无到有幷逐步发展，使原始农业逐渐发展成真正的农业生产。与此同时，人类才开始有了比较可靠的生活保障，逐渐地彻底地定居下来，幷迅速地得以发展，从而使氏族部落较快地发达起来，母系氏族公社得到繁荣幷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发展。

　　农业产生后，生产力不断得到提高。随着种植业、饲养业的发展，由于物质较前丰富和生产、生活的需要，生产技术的提高，因而促使原始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产生、发展和原始城镇的出现。而且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贫富之分，引起了阶级的分化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化，结果导致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为社会形态的进化开辟了道路。在此过程中还为科学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时，是不会饿着肚子从事科学活动的。由于农业产生后引起了手工业、商业等其他事业的产生和发展，还有原始宗教的产生，人们的活动、交往愈来愈多，需要记录的事情也相应增多，于是文字的创造便提上日程。而文字又是发展科学知识所必要的工具。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比起从事采集狩猎、捕捞和渔猎要复杂得多，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在此实践过程中，人类对作物、家畜、家禽及其生长规律的认识，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对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的认识都不断深化，从而锻炼、提高了人的思想能力，这对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力。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科学应运而生。所以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上述的社会形态变化是在新石器时代逐渐完成的，但它们发展的基础，始于中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人类的定居和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的萌芽，为上述种种诞生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所以说，中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形态变化一个转折点。虽然今天在考古发掘的发现中，在社会形态变化的实物证据方面，发现得仍很少。不过在此我们必须提醒大家，在这个时期虽然文字仍未出现，无法记录社会上发生变化的一切，可是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的保留在一些岩洞中的石壁上的岩画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简单而形象又带点浪漫仿生的图像本来就是原始人类在当时他们现实生活的活生生写照和记录，是当时人类社会形态变化的描述。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遗物，我们发现之后不仅要好好保护它，同时要千方百计地去研究它。过去，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做得很不够的，但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发现的越来越多，其研究的深度越来越深广，这种实物证据会越来越丰富。而且对这一段时间内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现象，对促进当今社会的进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该文曾刊在《人类历史转折点——论中国中石器时代》书中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