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农业起源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对于原始农业何时开始和从哪里开始，以及农业起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进程，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还处于各种推断和争论之中。到了70年代，在我国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经鉴定研究证明属于栽培的籼稻，时间为距今七千年左右。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年代较早的人工栽培稻，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稻米实物遗存之一。但从稻谷谷壳、稻秆和稻叶等形态结构的研究结果证明，河姆渡遗址的稻作绝不可能属于最早期的稻作，而是带有相当进步性状的稻作。由此可见，更原始的稻作应该到更早的时代中去寻找。最近，在地处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城背溪、皂市等新石器遗址发现距今7000-8000年的人工栽培稻遗迹，更早的还有湖南道县玉蟾洞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据报道，年代可达10000年以上。这是在中国迄今发现的最确凿的、年代最早的有关农业起源的例证。比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稍晚的稻作文化遗址还有草鞋山、崧泽遗址等，它们的年代是距今6000年左右。

　　与此同时，在华北和中原地区迄今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是裴李岗、磁山、大地湾等，其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但他们栽种的不是稻子而是粟子，而且是大量的。

　　从生产工具上来看，不管是稻作农业或者是粟作农业，都比较进步，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锄、有肩石铲，有段石锛和骨耜等工具，磁山、裴李岗遗址出土的舌形石铲、椭圆形石斧和鞋底形石磨盘，以及锯齿状镰形石刀等工具。这些工具都说明这不可能是最原始的农耕工具。但在距今约2万年的下川遗址中，在西江流域的阳春独石仔遗址、黄岩洞遗址、鲤鱼咀遗址早已发现了可能与农业有关的工具，由此可见，在中国，最原始的农业还未发现，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

　　1966年，美国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Chester F. Gorman)在泰国西北部夜丰颂府(Mae Hongson Province)空河西岸的仙人洞（Spirit Cave）发掘了一处洞穴遗址，其年代为距今11690±560年—5780±140年。在遗址的早期地层中发现了杏、榄仁、槟榔、豆类、瓜类、葫芦、菱角、胡椒、白胡桃、油桐子等植物种子，在距今8142±390年—7622±300年的晚期地层中发现了胡椒、槟榔和橄榄等种子。1973年至1974年，戈尔曼再次发掘仙人洞，又在早期地层中发现了栝楼属或丝瓜属(Trichosanthes /Luffa)、蓖麻属(Richinus)，在晚期地层中发现了苦瓜(Momorolica)，莲属(Nelnmbinm)，以及朴属(Celtis)、大戟科(Euphorbiaceae)和竹类植物。因而戈尔曼认为：“葫芦和黄瓜的使用，以及菱角、带荚的豆(PhaseolusorVicin)和豌豆(Pisum),形成一组食用的作物，指示着超过简单的食物采集阶段的经济发展。而且他认为，尽管仙人洞未发现稻谷，但某些石器工具都是与稻谷栽培有关，所以在东南亚，稻谷与无性繁殖的根茎作物是同时被栽培的。其年代应早于公元前700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家索尔海姆(W·G·Solheim II)根据以上的发现进一步研究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作物栽培是由“和平文化”的居民开始的，其年代甚至可以早到公元前15000年。

　　美国夏威夷毕晓普博物馆(Bishop museum)的植物学家延(D·E·Yen)在1977年发表了他对仙人洞植物种子的研究结果，他将仙人洞发现的植物分成三类：

　　第一类：油桐子、槟榔、橄榄、胡椒、杏、白胡桃、橄仁、竹、栲、朴、蓖麻以及大戟科植物，都是当代东南亚原始或次生森林中的树林或多年生植物。

　　第二类：黄瓜、葫芦、菱角、苦瓜、莲、栝楼和丝瓜属，为一年生及几年生植物，多见于当代混种的园圃、菜地以及稻作地区的小池塘中某些具有野生的同类品种。

　　第三类：菜豆、豌豆类，为一年生的作物，现在东南亚的农民惯于在小块地里与稻谷轮种，或与其他作物混种。

　　延(D·E·Yen)强调指出，这类种籽的鉴定是极不可行的，如果以此为依据，认为和平文化具有超过一万年以前的园圃农业的可能性，其证明是非常不足的。我们只能设想当时的洞穴居民对于其周围的环境已有广泛的利用，虽然从发掘中鉴定出某些树木以及所有的一年生植物均属于当代的栽培植物，但它们难以证明是出于有目的种植，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指向直接的使用，而非保存下来用于种植。它们的发现更难于说明这是本地以后开始栽种稻谷的序幕。

　　对此观点，中国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在1984年发表的《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因为仅仅根据文化层中的一些种籽或炭化了的皮壳，是难以分辨其性质究竟是野生的或栽培的。因此不能断定和平文化(特别是其早期阶段)是否有作物栽培。不过仙人洞的发现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仙人洞遗址所发现的植物当时即使都不是种植的，它至少也意味着和平文化的人民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筛选，正处于熟悉和利用这些植物的过程中，他们至少已经站在掌握栽培技术的门槛上了。

　　此外，1964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冢田松雄在台湾日月潭的日潭湖底，分层采集花粉标本，研究近六万年以来日月潭一带的古植物史。他发现大约在距今12000年前，这一地区的原始森林逐渐为次生森林所代替，而且湖底淤泥中木炭的数量呈现持续性的增加，冢田松雄认为这是人类反复焚烧森林，破坏原始森林结果。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更进一步推测焚烧森林的目的是人类进行原始农业。为此，张光直先生推测道：把泰国的和平文化层里的植物遗留与台湾绳纹陶文化(即台北大坌坑文化——作者注)与台湾古植物史合幷起来看，现代的考古学已经或几乎证明了，东南亚与华南地区，在谷类作物兴起以前，在由和平、北山文化与台湾绳纹陶文化所代表的古代文化层里面，已经有人工栽培植物的开始。这时人工栽培的植物，除了作于容具与纤维工业的以外，很可能的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食物：豆类、硬果类、根茎类、果树类，以及嗜好品。这些食用的植物，多半还只是渔猎采集所得食物的补充，但它们的培植与利用，证明东南亚与华南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发祥地之一。至于它是不是如斯奥尔(即索尔)所说，是全世界最早的农业发祥地，则全靠将来对这种文化的新发现。

　　从上述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以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东南亚地区有关原始农业发现的一些状况，这些情况基本可以归纳为几点：其一，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发祥地之一，尤其是华南地区。其二，中国南北方原始农业所栽种的作物品种有所不同，南方是稻米，北方是粟子。其三，迄今发现的不是最原始的农耕，最早的农耕还得到早于距今7000年的时期去寻找。但这些发现足已说明，农业的起源起码处于一个孕育阶段。其四，在开始栽培稻子和粟子之前，很可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栽种一些无性繁殖的根块茎的作物。其五，农耕的起源与生产工具的产生是伴随而来的，在工具的类型和制造工艺上有充分的反映。这可能和农业起源的诸因素有关。

　　关于农业起源的原因争论颇多，但不管怎样，基本可划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原因。即人类要试图栽培野生植物，必须具备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适宜的生态环境以及为人类所熟悉而又适宜于栽培的植物品种的存在，乃是必要的客观条件，但这幷非是唯一的条件。原始人群的经济生活状况。包括可利用的动植物资源与人口的比例，食物资源季节性变化的大小与获取的难易程度，人们在狩猎与采集中消费的热量与获取的食物所能提供的热量的比例，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乃至部落的心理传统等因素都可以影响到人们对于试验栽培作物的态度。此外，人类掌握栽培技术的过程也不容易，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漫长得多，比起狩猎和采集，最初的作物栽培往往不是最经济和最可行的谋生手段。而且大量的当代人类学的事实证明，幷非所有生活在适当条件之下的原始人类都一定倾向于农耕。当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人们花费较少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充裕的食物时，栽培作物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橡实为主食的印弟安人、澳洲的土人，虽然很容易从邻近的农业社会学习到栽培作物的技术，但都不愿学习。玻利维亚锡里奥罗(siriono)的部落虽然早就知道原始农业，但经济生活仍然主要依靠狩猎、采集和捕鱼，因为这些活动投入劳动较少而收获却较多。在盛产野小麦的土耳其安纳托利亚(Anatalia),一个家庭在几个星期之内即可采集到全年的粮食，故而从来不会想到栽培小麦。这类例子还是不少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天然食物日益供不应求时，农业就成为人类迫切的需要。言下之意是，如果采集和狩猎所得足以糊口，无需另谋生计，这样农业的诞生就提不上日程。但事实上，采集、狩猎、捕捞的发展不可能无限的，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所得和人类生活的需求之间慢慢地会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来自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来自食物资源的缩小。根据人类学家计算的推断，地球上人口总数的变化是：旧石器时代末期，地球上人口只有300万，中石器时代已经发展到1000万人口，到新石器时代已增长到5000万之多。人口的增长，所需之食物量明显地增加，但自然界的食物资源，不论是动物或植物，在自然和社会诸因素的影响下，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愈来愈少了。

　　影响到动物资源减少的自然因素首先是气候的变化，最后一次冰期过后，气候由冷变暖，使长期习惯于生活在寒冷气候下的猛玛象、披毛犀、麝牛和草原野牛等大型动物，在适应不了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而引起大量死亡甚至绝灭。动物对气候变化的不适应反应是多方面的，例如过长的冬季，对孕期长的食草类大动物是非常不利的，这将使它们面临幼仔出生时由于缺草吃而出现大量死亡。此外，冰期的环境在一些地区形成冰原或沙漠，使一些被困于绿洲中的动物成了孤立的群体，往往因此而失去对某些疾病的免疫力，等到冰期过后动物群发生次生接触后会导致某些传染病的发生，引起动物大批死亡。

　　在社会因素方面，导致动物资源减少的原因也不少。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狩猎工具和技术的不断提高，由石块、石片，木棒的打击发展到挖陷井捕捉，用弓箭、流星球等工具进行远距离的猎取，再加上学会“火林狩猎”方法。被猎取的往往是成群的动物，这种现象在旧石器晚期已开始出现，如峙峪遗址和许家窑遗址发现几百头的羊和马化石就是一明显例子。这种狩猎结果使猎取量和动物自我繁殖量失去了平衡，结果使可以被狩猎的某些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少。

　　能影响到动物资源的因素对植物同样发生作用。气候的变化，由于严寒和乾旱，引起了植物区系的变更，森林大片缩小，可供人类采集的水果、坚果、橡粟等树种的产量减少和分布区域缩小。天然林火以及后来那种“火林狩猎”法无形中人为地破坏了植被，危害到伴生动物的生存使生态失去平衡。结果导致了病、虫害经常的发生，这样对野生植物的影响更为严重。原始人类的采集变成了失去来源。人口又不断增加，对食物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影响到植物生长的社会因素。

　　在人类生活的最低需求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设法生产食物，以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就成为人类生活的迫切需要。但这种需要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而是经历了孕育、萌芽和发展三个阶段。

　　孕育阶段是漫长的，可以说人类从动物界解放出来那一天起，就为将来创造出更高一级的生产食物阶段而准备。因为人类是从动物界演化而来的，必然承袭了类人猿的一些习性。他们像其他动物一样，从大自然中寻找自己的食物，幷和他们的祖先类人猿一样保持着杂食性的习惯，既吃植物，又吃动物。一些植物的根部(特别是块根)、茎部(特别是块茎、球茎)、叶片、果实(水果、坚果)、种子等，一些陆生、水生动物 肉、蛋等，都被原始人选做自己的食品。在尚未学会生产这些食物的情况下，植物类食物全靠采集，动物类食物全靠狩猎、渔猎和捕捞。

　　采集和狩猎种类的确定，开始是盲目的。经过长期尝试，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才慢慢地确定下来。对各种野生植物的辨认，是经过长期的采集实践才由上千种的植物中慢慢缩小到为数不多的易得、好吃、无毒的品种。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过程中对这些植物的生态特点，何时开花，何时结果，在怎么环境下它们才可以长得好，才能大量地寻找到它们。这样无形中为人类由采集业向种植业过渡准备了条件。所以在冰期全盛期由于气候乾燥造成植物区系的变更，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一些地区在冰后期变得木本植物减少，禾谷类等草本植物扩大，人类的采集重心由采集水果、坚果、根块茎转而采集禾本科、豆科的种子。这个过程逐渐上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成为采集业向种植业过渡的重要环节。(尚定因、王有文，1984)这些变化和过程，孕育着农业起源的条件。到了最后一次冰期后期，已使农业处于一个萌芽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人有相当一部分。

　　关于农业起源的原因和条件，还有其他的看法。例如，已故的卡尔·O·索尔(Carl·O·Sauer)在他一次题为“农业的起源及其传布”的演讲中就提出：“农业不是起源于食物的逐渐私有制或经常不足。”他坚持认为，生活于饥饿状态人们根本没有办法或时间去经历一个缓慢的从容实验的过程，以便使一种更好的不同的食物供给从容在遥远的未来发展起来……通过选择改良植物以更好地效用于人类只是生活在需求水平上的舒适状态的人们完成的。为此，索尔就选择东南亚作为这些食物采集者可能确实完成了向农业过渡的一个理想环境，一个具有扮演农业起源地角色所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的地区。因为这里具有极其多种多样的植物、动物和林地、丘陵、山地的环境，幷有淡水供应。他推测，那里最早的农人是一个“先进的捕捞部落，他们居住在温暖气候带的淡水河流沿岸……水道充当了各村落联络的路线，也起到了交流思想和发展思想的作用。水鸟、河岸上的哺乳动物、水边植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食物。韧皮和纤维用来制作鱼网和绳索，附近适宜的树木则可以制造小船和浆。”上述的推测似乎与我们在珠江流域所观察到的生态条件相符合，不管是洞穴遗址或阶地上的遗址，毫不例外地都靠近河流沿岸，大部分是分布在丘陵地带，少数靠近山地和高原区。森林的存在是普遍的。

　　根据此理论，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对照河姆渡遗址和台湾大坌坑等遗址的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索尔的假设是在东南亚的考古证据几乎不存在时系统提出的，今天看来甚至比过去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发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动植物证据足以使人们得出结论认为：河姆渡人类既是“丰富食物采集者”，又是稻作农人和动物驯养者。他们很重要一部分食物来源于自然资源，很大一部分器具是用动物骨胳制作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骨胳，其中包括400多件鹿角。没有迹象表明就在河姆渡文化出现之前的时期内，这里的自然环境曾经历过突然而重大的变化；据孢粉学证据我们还知道，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气候条件至少在其出现之前2000—3000年就已存在(即在距今10000年—9000年间)。这就反映出，河姆渡文化人类的直接祖先虽然可能只具有比他们自己少得多的农业因素，但与他们一样也是丰富食物采集者。同时，台湾西海岸的大坌坑文化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这些例子似乎证明了索尔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照索尔的理论来探讨农业起源问题，这样很容易使人感到，农业起源的原因似乎难于寻找。对此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呢？根据前人发现和研究的结果，对照我们在珠江流域及邻近地区观察到的材料，我们认为，和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一样，农业起源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一下子代替采集和狩猎，或者采集、狩猎、渔狩和捕捞经济的。最初的种植不过是在自然启示下的偶然试验，后来慢慢地成为采集经济的补充，但仍居次要地位。只有不断从事种植和进行饲养，才慢慢地显示出这种生产食物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出它比采猎经济更可靠、更稳定、更安全和事半功倍的优点。一直到距今5000年前到4000年前这一时期，原始农业生产才在不同地区先后逐渐地上升到主要的经济地位。

　　说到其起源的原因，前面谈到的两种观点都没有错，只是都从某一个角度来解释原始农业的起源。的确如此，人类不可能在饥饿状态下从事驯化野生动植物。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类一直处于丰衣足食的状态下，也不会去致力于一次对自己可有可无的活动。丰衣足食的生活条件必然使人们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人们不必经常处于漂泊不定、迁徙无常的状态，而是处于半定居或季节性迁徙的状态。这种状态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人口的增加，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打破人口与食物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当人们对食物的需求量远远超过自然状态下的供应量，为了生存，人类必须开拓新的食物生产或者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在这种状态下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人类面临开始新的迁移，回复到原来那种游荡的生活，向能找到可供整个人群生活的新的食物地区迁移。在此过程中，再次打破半定居或定居的生活，显然这样做对群体的繁荣发展是不利的，而且往往这种作法阻力很大，这种阻力来自人类过惯定居生活后新形成的社会阻力和风俗习惯。不然，人类在失去平衡后被迫利用在原来通过长期采集过程中已逐渐掌握野生植物生长规律的知识，开始人工栽培过程，以求取得更多的食物，解决食物不足带来的压力。这样，原始农业的种植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在打破平衡的各种因素中，除了上述的外，著名的考古学家R·J·布列伍德认为，农业起源是由于公元前9000—7000年间西亚家畜饲养的发展，以及加强野生谷物采集实践的结果。早在1884年，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已经提出，“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食物的重要来源”。考古学家E·西格斯(Higgs)和维拉·兹(Vila-Finzi)曾对巴勒斯坦的10个遗址的土壤情况进行调查，其结果如下表：

　　表中列出的是10个原始农耕遗址。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只有4个遗址的可耕地超过45%，而其中可耕地占47%的拉卡范特遗址，只发现旧石器晚期的石磨、石镰，未发现种籽，研究者认为划它为农耕遗址是比较勉强的；可耕地占62%的夸弗萨，中途辍耕，遗址被遗弃，只有可耕地占78%和62%的色克阿里和美吉多后来合幷成一个大的农业文化而延续下来。余者的原始农耕幷不起源于可耕地占多数的地区，而是起源于最适宜于放牧的地区。研究者想以此来证明，农耕最早幷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食物，而是为了解决饲料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笔者认为，关于农业起源的原因颇多，最关键的还是气候条件和人口两个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围绕着这两个主要因素在起作用。这样一来，我们认为不管是“绿洲起源说”也好或者是“原生地起源说”也好，还有“丰饶的半月形地带”理论等观点，都有他们合理的一面。现在不妨让我们分析一下。

　　由R·庞培里在1904年首次提出的“绿洲起源说”。这种观点认为，农业生产是起源于一万年前冰河期结束，由于气候的变化所引起的。他说：“随着居住地面积的逐渐变小和成群的野生动物的消失，人类都聚居到绿洲来幷和绿洲发生关系，迫使其谋求新的生存手段，开始利用自然的植物，幷从其中学会了鉴别在干土地上和在乾燥区的大河河口的沼泽地上，生长的各种不同的草籽，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其必然性，他们学会种植种子。这样做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迈出了谷物种植进化的第一步。”这种观点得到世界上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哲学家V·G·柴尔德(Child)的支持。柴尔德认为，最早出现农耕的应该是在埃及的尼罗河谷。

　　对此观点，我们认为有它合理的地方，其一，“绿洲”的产生是离不开气候的变化，只有在气候变得乾燥的情况下，地球上某些地区才会出现“绿洲”。“绿洲”的产生不是随处都有的，它必须在其他条件的允许下才会形成，这些相应条件则是当地的地理环境。最后一次冰期行将结束时，世界上某些地方，在经历了冰期的长期影响下，气候确是相当乾燥，年降雨量也不多。这种现象尤其在内陆区和高原丘陵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些地区会出现大片沙漠或草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人类或野生动物，也只能往生存条件较好的水草丰盛的所谓“绿洲”地区迁徙和集中。能形成“绿洲”的地方大都是靠近水源的地方，不是河流沿岸就是有泉水的地方。在“绿洲”里人口密度人为地提高，加上相对地定居的生活也会给人口的繁殖带来增加的趋势。当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平衡受到破坏时，很自然“绿洲”上的原始居民必须采取措施，一是往别的“绿洲”迁移；一是想法控制人口的增长；再一个是谋求新的生产手段，增加食物的生产。这时，不管是原生地居民或是外来迁入的居民，都会加入开始栽培野生植物的行列。把他们过去在长期采集过程所新学会和掌握的有关可利用的野生植物的生长特点运用起来，迈出驯化野生植物(包括根、块茎植物和种子材料)的第一步。所以说，这种理论有它合理的一面。而且，这种观点和那种认为农业起源与饲养动物有关，是为了解决家畜饲料而开始种植的观点没有矛盾的地方。在此我们比较赞同人类学家L·宾福特提出的某些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智慧和体质上的能力，在十万年前已有可能从事动物的饲养和植物的耕作，但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因为当时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平衡没有受到破坏。如一旦这种平衡受到破坏，由外地大量移入新的部落，结果吃的资源不足。为了就地解决吃饭问题，移入的新部落就把其原居住地的资源——野生小麦和大麦种子引入其新到达的边缘地区。宾福特这种观点，主要目的是想说明农业起源不一定发生在作物的原生地，很可能发生在边缘区。他曾以在伊朗南部札格罗斯山侧发现的阿里、库什(AliKosh)遗址为例加以证明。该遗址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当时气候十分乾燥，年降雨量仅有12毫米，除采集外，该遗址还开始少量种植小麦和双穗大麦。但此地区不属于野生小麦和野生大麦的原生地带，但其出现农耕的年代要比耶莫遗址(属前陶新石器遗址)早。所以，农业起源不一定发生在原生地。

　　其实，1926年由H·皮史和H·弗洛尔提出的农业起源于“原生地”的假说，是因为在西亚高地发现了野生小麦和野生大麦的原生地。所以，他们认为，农业首先出现在幼发拉底河上游河谷，或者起源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边缘和山脚下。

　　195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R·J·布雷伍德，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组织了一系列的发掘，希望能找到冰河期以后气候的变化和早期农耕的证据。由于布雷伍德考古队是由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组成，是多学科的大协作，这使布的发掘工作取得极其丰硕的成果。他们从孢粉学和地质学的鉴定结果得出，西亚开始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时，气候没有特殊的变化，当时西亚的气候只比今天的气候稍为冷一些和乾燥一些。因此他赞同皮克和弗洛尔的观点，主张“原生地说”。他认为，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在西边从巴勒斯坦的那吐夫山丘起，经叙利亚，到土耳其南部的塔露斯山，入东到伊拉克和伊朗交处，折向南沿着扎格罗斯山南下，直到波斯湾为止这一半月形地带，这里被称为“丰饶的半月形地带”。这是西南亚野生原始小麦区。这是一个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丘地区，既不是平原区，更不是大河三角洲地区。这里年降雨量在250-500毫米的地区，不存在人工灌溉，全靠雨水天然灌溉。生活在这个“丰饶的半月形地带”里的原始居民已经懂得其故乡是适合于种植植物和饲养家养动物，而这些动植物都是他们以前曾经狩猎和采集过的。因而提出农业幷不起源于“绿洲”而起源于野生小麦的原生地——西亚高地。最后布雷伍德总结幷认为，农业起源是在公元前9000—7000年间由于西亚家畜饲养的发展，以及加强野生谷物采集实践的结果。

　　其实上述的任何一种观点都多少涉及到农业起源的基本条件：一是是否具备可被栽培的野生作物或者这种植物的种子。二是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是否适宜进行某种栽培植物的生长。三是当地居民是否具有进行农业生产的愿望和需要。如果以上三大条件都具备，不管在山区高原或者在丘陵区，甚至在河谷地带都能产生原始的农业。在此我们特别指出一点，世界上各种粮食作物对生长条件的要求是不同的，对环境适应的能力也不同。所以它们在世界上的分布不可能相同。它们的野生型分布的范围可能是有限的，但它们驯化后变成栽培植物后，其分布的范围则往往扩大得多。所以在探讨农业起源时，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因素。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中国中石器文化与周边地区同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进一步讨论。

　　但有一点我们是比较清楚的，各种理论和观点在谈到农业起源的年限时，差不多都承认农业起源应该发生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的时期，各地早晚亦有差异。最早的农作遗址是在非洲埃及地区发现，年代为19240±290B·C—16960±200B·C；西亚地区的则从9000B·C—7000B·C；中美洲地区的是晚一些，迄今已发现的农耕遗址最早的也没有超过5000B·C；这可能与人类分布到美洲的时间较晚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情况和西亚地区差不多。由此可见，原始农业经过长期的孕育阶段后，到了中石器时代中晚期已处于一个萌芽阶段(个别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已出现)，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实践，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上升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经济。所以，我们认为，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是伴随着农业的起源而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农业起源应该成为中石器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特征。

　　我们在这次研究珠江流域的中石器文化遗址的过程中，虽然很注意收集各遗址文化层中的孢粉样品，但化验结果幷不理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在采样过程中未能按照要求严格去办。另方面不能不承认，对于华南地区带酸性的红色或棕褐色土层中的孢粉筛选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这点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改进。不过，在一些遗址中，如广西柳州白莲洞、大龙潭鲤鱼咀、兰家村、武鸣苞桥A洞、腾翔C洞、桂林甄皮岩、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还有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都已经发现了一些碾磨石，石磨盘和石杵，还有穿孔砾石(有人称穿孔重石)、刃部磨光的石刀、石斧。在几个检测出植物孢粉的遗址中(封开黄岩洞、罗沙岩，桂林甄皮岩等遗址)，发现在花粉谱中，草本植物的明显地增加。这一系列的材料和情况，我们认为不可能与农业一点关系也没有。结合与中国北方地区一些同期遗址和周边地区同期遗址的对比研究，对这些简单的石器工具性质和用途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比较赞成美国新考古学家L·宾弗(L·Binford)在其著名论文《更新世以后对环境的适应》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他指出，为了适应旧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晚期，人类对自然资源中食物和其他资源的“广谱利用”(Broad—SpetrumExploitation),工具开始复杂化，专门化，出现成套的工具。

　　我们在研究珠江流域地区有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遗址过程中发现，不同的经济形态具有不同的工具体系，谷物农业有谷物农业的工具体系，块茎农业(园艺农业)有块茎农业的工具体系，采集、捕捞、渔猎经济形态也有其相当的工具体系。例如，在中石器时代为了适应中石器时期发展起来的采集、捕捞、渔猎的综合经济的需要，大量加工竹木器工具的需要，因而从原来普遍存在的大砾石石器工具体系中发展出来一套陡刃的砾石工具体系，这种陡刃砾石工具体系是更适合于进行竹木器工具加工的。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在华南这种带酸性的红色土层中，尚未能发现遗留的竹木器工具。现在能见到的是遗留下来的石器工具。

　　农业工具体系一般包括三大类：生产工具；收获工具；农业加工工具。

　　华南地区早期历史中谷物农业只有稻作。但中国迄今发现较早的稻作农业遗址是华东地区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也是稻作农业遗址，但年代已晚得多。就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农业工具而言，它们包括大量的骨(铲)、骨凿、石斧、石锛、石刀(镰)及磨石。其中，骨铲、石锛应为稻作生产工具；石刀(镰)为收割工具；磨石则属于谷物加工工具。可是前面早已论述过，河姆渡遗址是一个年代处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相当进步的农业遗址，它不是原始农业，而是一个已经历过萌芽阶段，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农业遗址。这样看来，更原始的，处于农业萌芽阶段的农业工具又该是怎样的？现在在华南地区一些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早期前一阶段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穿孔石器、刃部磨光的石斧、石刀磨石等石器工具，这些工具是否能作为早期原始农业的象征？是否可称得起农业工具体系？

　　在此不妨先介绍一下对此问题的各种观点，然后再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中国学者周国兴先生在研究了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出土的穿孔砾石和磨刃石斧之后这样认为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穿孔砾石或‘重石’，和磨刃石斧的出现，在华南地区是与原始农耕活动相联系的，它们可能是原始农业萌芽的标志，也就是由掠夺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过渡——中石器时代存在的标志之一。”(周国兴，1984)

　　李富强先生等在研究了甑皮岩等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磨棒和穿孔砾石后认为这是农业和谷物加工工具(李富强，1990)。

　　有的学者引用了聚居在我国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族、僳僳族、怒族、佤族、苗族、苦聪人与景颇族、纳西族，海南岛的黎族，广西壮族等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所进行的刀耕火种农业中的一些操作技术——拿木棍戳穴点种作物。而木棍上往往套上或缚上一个带孔的砾石。以此来作为原始农业所使用的某些工具的佐证(李根蟠、卢勋，1981)。其实，现今采集、狩猎经济的南部非洲的桑人，至今还使用一种圆形钻孔的石头，装在削尖的木棒上，来挖掘可食的植物块根。布须曼人的卡拉哈里部落也用同样的工具来进行采集。所以说穿孔砾石是原始农业工具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

　　亦有学者研究了穿孔砾石的表面结构，发现石器表面有敲击痕迹，因此认为应把它看做是与狩猎有关的敲击动物骨胳的辅助工具——石锤较为妥当。同时认为，个别遗址出现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因无其他农业工具做佐证，故难以证明它们是农作物的加工工具，似作为野生作物的加工工具来解释较为恰当(何乃汉，1985)。

　　此外，有学者觉得，既然认为华南出土的穿孔石器是点播棒的重石，而点播捧的点播对象一般为谷物，因此，与穿孔石器共出的工具套应有谷物农业工具套，华南早期洞穴遗存出有锛、斧，也有刀，但缺乏较关键的要素——谷物加工工具。同时又认为，甑皮岩的磨石是谷物加工工具。实际上，这种磨石是用来研磨赤铁矿粉的，因为磨面和砾石上有赤铁矿末痕迹。同样功能的磨石，也见于中国山西沁水下川文化。巴勒斯坦加利利(Ga-lilee)的卡夫泽洞(Kafzeh cave)等距今17000年以上的遗址中，也发现不少磨石。法国史前学家H·J·于戈认为，其中一些磨石很可能是用来碾碎涂抹身躯的种种颜料的。甑皮岩的磨石的功能可能与此同类。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上述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不太全面之处。说这种穿孔砾石可以作为原始农业点播工具是可能的，因为这种穿孔砾石绝大多数是扁圆形砾石穿孔加工而成，加在点播棒上作为荷载重石，有利于戳穴播种，而且民族学上此类例子不少。根据我们对黄岩洞出土的穿孔砾石的研究观察，砾石表面幷不是都有敲击痕迹，不像作为敲击动物骨胳的工具，如果这种扁圆形的砾石，穿上木棍后作锤子用时不见得好用。如果真的作石锤敲击动物骨胳时，其敲击受力而形成的点窝绝大多数集中在两端或边沿侧处，在扁平面上不会有的。但目前尚未看见如此典型的标本，此功能难于确定。但作为狩猎的辅助工具——流星球使用倒是有可能。况且我们在出土中也曾发现过半个，观其孔壁比较光滑，是否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与绳索磨擦有关？此外，作为挖掘根、块茎作物的收获工具也是比较理想的。刃部被磨光的石斧或石刀是否是农业的工具呢？对此我们认为，这种工具都可以用。但一定说用于原始农业则难于肯定，作为野生植物的采集用途也不是不可能，如果进一步用于收割栽培植物，亦难于肯定绝对不可以。因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配套的农业生产工具。虽然我们幷不完全赞同中国学者冯孟钦先生所论述的，关于农业工具套中至少应包括生产工具、收获工具和谷物加工工具三类，不然难于研究其性质和用途的观点。如果伴随生产工具出土的同时，还有栽培作物的遗物存在则一样可以成立。可惜迄今为止和这些所谓农业工具出土的同时没有其他的佐证。所以难于肯定或否定，只能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

　　对于磨石，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有人认为是谷物加工工具，有人又加以否定，认为别有用途，是用来研磨赤铁矿粉末或涂抹身体的种种颜料的。我们觉得应考虑有多种用途才是。至少我们已经发现，磨石幷非一种，有磨槽和磨面两种。所以以上的用途幷不奇怪，都有可能。只要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加以测试，不同结构的磨石，其用途是不难弄清楚的。

　　根据我们调查发掘过程中观察到的，较为困难的事情是如何肯定一些植物残余物，是采集来的还是栽培植物的收获物。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加工这些植物的工具性质的确定。不过有一点我们比较赞成，确定一个遗址是否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单纯从一些工具入手研究是不够的，还要全面地考虑整个遗址的其他因素，例如，遗址存在的年代，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伴生动物群的组成和特点，本地区的周围同期遗址分布的密度，遗址文化层中孢粉谱的成分和组成比例等等因素。只有综合分析后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

　　对于这种观点，我们研究了珠江流域迄今已发现的大部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中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遗址后，还是坚持我们上述的看法，在华南地区原始农业出现得比较早，超过距今一万年，但在整个中石器时代仍然处于一个萌芽阶段。而且在此过程中被栽培的首先应该是根块茎植物，谷物植物的采集进入了强化阶段，真正开始栽培谷物作物可能已是中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确切时间要看不同地区而定。这个规律，在中国华北地区同样存在。

　　对于中国北方区的农业起源虽然与中国南方的农业起源有着相似的规律，但它的程序和特点则有不尽相同之处，所以表现在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时代的生产工具演化上与中国南方同期文化大不相同。前面虽然概括性地谈了几点。现在我们不妨系统地作一介绍。

　　第一、中国北方的气候一向以恶劣着称，那里冬天冰封，夏天酷热，春天又经常扬起沙暴。在过去的100万年中间，由于三个雨量相对充足时期的隔断，共出现了四段乾燥期。在雨量比较充足的时期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壤侵蚀。结果，黄土被从高原地区带到了中国北方的低地平原。虽然低地平原黄土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这个地区的土壤很大一部分来自冲积和洪积，许多地区的土壤是由卵石、砾石和砾岩混合而成。相比之下，黄土高原的土壤因为主要是风成，在结构上均匀、细小、松散、易碎，因此使得原始的掘土木棒比较容易入土。所以尽管气候非常乾旱，黄土高原地区都是中国原始农业的摇篮地之一。

　　黄土高原每年平均降雨量在250-500毫米之间。低地平原的年平均降雨量是400-750毫米，只有在再沉积黄土地区的南部和东部边缘区都每年有750毫米的降雨量。如果把250-500毫米的年降雨量在四个季节平均分配，那么只能满足一般旱地农业的最低需要。但是在黄土地区，降雨量大部分集中在夏季，这时候的气温和蒸发速度都非常高。雨量集中在夏季，对某些抗旱作物是有利的，谷子的生长就很好。但对其他农作物则带来了很大困难。在没有灌溉条件下的史前时代，情况只能如此。不过，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处于暖气候季节风和冷气候旋风暴这两个主要造雨构造的边缘，所以，黄土区是一个半乾旱地区。

　　在这种乾旱条件下形成的黄土性质十分明显地反映在土壤的物理和化学特征上。气候潮湿地区的土壤易风化(如南方)、滤水性强、呈酸性；而乾旱地区的土壤则不易风化，滤水性差、呈碱性。中国黄土高原的黄土风化程度微乎其微，保持着大部分主要的原始矿物成分以及几乎不变的碱性。

　　中国地质学家近来年注力于研究埋藏在厚厚的黄土沉积层中的各种红土层。因为这种红土层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意义，黄土只有在不正常的温暖和潮湿的气候条件下，才有可能风化为红土。地质学家在对山西省午城县黄土剖面的各种红土标本的系统分析表明，这些红土层的PH值在75-88之间。表明这些红土壤仍然呈中性或比较强的碱性。更有说明意义的是在此剖面内，在距地面106-129米之间的层面上，进行植物孢粉采样检试，结果在这个土层中发现的47粒花粉中，只有4粒是树木的(Abies一粒，Pinus三粒)；其余43粒全是蒿属植物的(Artemisia),这类植物是乾旱和半乾旱环境的一个最好的标志。从古生物化石的研究中可以表明，在中国黄土高原地区的古动物群，自更新世中期以来，一直是以啮齿类为主的，特别是鼢鼠类，这同样清楚地表明瞭半乾旱的草原环境。在研究中国黄土地区的原始环境的十项孢粉研究中，除了辽东半岛普兰店一项反映了古代沿海气候外，其余九项都非常有助于瞭解中国北方低地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原始大环境。其中尤以山西午城柳树沟整个黄土剖面的孢粉成分的研究最有价值。因为它概括了过去的100万年的气候环境的变化。在此我们只能用午城剖面上部20米地层中的孢粉分析结果，因为这才与我们研究的农业起源问题有关。研究结果是：第一，在1622粒孢粉中，乔木和灌木只占74粒，这说明这个地区的森林资源一向是贫乏的。在总共74粒木本孢粉中，松(Pinus)和柳(Salix)地位显着，共有47粒，但要指出，松树的孢粉由于有两个气袋，可以从很远的山区产地飞来，而柳树一般生于水边。因此说，大多数稀少的森林资源中独有这两种树引人注目，但这更说明了在这个半乾旱草原上，森林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也属极其稀少的。

　　第二、在剖面的孢粉构成中最明显的是草本植物占压倒优势，共为1548粒，占孢粉总数的954%。可以肯定，黄土高原除去大小山脉、坡地和近水地区，都是不长树只长草的半乾旱草原。仅蒿属(Artemisia)就占648%的事实更是说明了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

　　第三、蒿属在20米以下地层中占孢粉的比例为533%，在20米以上的地层中则占718%。这个百分比的上升表明了到更新世晚期气候已变得更加寒冷和乾燥。

　　第四、在草本植物中，重要性仅次于蒿属的植物是禾本科植物(Greamineae)和藜科植物(Chenopodiaceae)。禾本科中一些品种后来被人驯化为粮食作物，藜科中亦有类似菠菜的品种曾为原始人类当蔬菜食用幷经常为了得到它们的种子而种植。

　　以上的特征在中国古书的记载中也一样得到相同的结论。诸如黄土沉积的气候条件；黄土的物理、化学性质；动物群中典型的草原动物特点；比较稀少的木本植物；一些旱生碱性植物如蒿属和藜科在地质学和历史上所占有的数量优势；由此不难得出黄土高原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半乾旱的草原。

　　对于这个问题，美藉华人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先生说得好，“对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者说来，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尽管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非常严酷，都不失某些可取之处。准确地说，黄土由于其风成起因和长期的乾旱半乾旱形成条件，使其土壤结构异常均匀、松散幷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很利于木质原始掘土农具的翻掘。可以认为，覆盖在黄土高原上的草从未像欧亚大陆其他重要的大草原和森林草原那样茂密。例如苏联森林草原地区最常见的土壤表层是黄土和类黄土，后者是稍黑色的牧草地。而俄国其他草原地区是典型的暗黑土壤，这表明地面的草非常茂密。这种草地对于掘土木棒是非常棘手的。在旧大陆上也仅有例外就是中国的黄土，它有特殊的结构和稀少的地表植被。加上黄土不易风化，保持着大部矿物成分，所以非常肥沃。尽管有限的年降雨量，但是它集中在夏天，这使得中国北方的原始农民能成功地种植少数几种在半乾旱环境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而存留下来谷类植物。另外，黄土一般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在雨量较少的情况下，粮食作物的收成高于其他土壤。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原始农业能突破某些自然条件的限制，在黄土高原地区出现”(何炳棣，1977)。

　　上述的是中国北方区农业产生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利的一面，但迄今为止，能证明确有农业经济的遗址就只有被称为前仰韶文化类型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和李家村文化。它们都较仰韶文化早，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

　　农业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经济，栽种植物是粟。农业生产工具有磨制带锯齿的石镰、长条形两端弧刃或舌形一端刃的扁平石铲、环制的带4个柱状足的石磨盘和磨棒。此时已饲养猪和狗，还兼营渔猎和采集，人工打制的刮削器和骨镞等工具亦有发现。制陶业已有一定规模。

　　磁山文化也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栽种的也是粟。农业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镰、石铲和石磨盘等。与裴李岗不同者是石镰不带锯齿，石铲呈梯形，石磨盘呈柳叶形。此时不单饲养猪和狗，家鶏已驯化，渔猎经济和采集业仍占有重要位置。制陶业已开始。

　　大地湾文化也发现有农业，因窖藏中有种植的黍遗存。石器工具有刀、斧、铲、敲砸器、刮削器等，是磨制和打制的。骨器相当丰富，有锥、镞、凿等。陶制工具仅见纺轮一种。

　　李家村文化是分布在秦岭以南的前仰韶文化。年代与大地湾文化相当或稍晚。文化特点与大地湾文化相似。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这几个遗址的农业明显地表现出其进步性，不可能属于早期的原始农业。那么中国北方区的原始农业的面貌又是怎样的？它出现在什么时候？来源于何方？关于这些问题，迄今还没有任何充足的证据表明它们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中石器时代普遍存在于北方草原区的细石器文化系统有何关系。但有一点是人所共知的，就是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中，都含有细石器残余。而且在农业经济存在的同时，狩猎和采集或者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相当的位置。这就是能看出它们的渊源关系。正如中国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在他的《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一文中说的那样，“黄河流域是世界上农业策源地之一，对亚洲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能是在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采集渔猎经济的基本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其实，有些客观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农业和成熟的定居村落公社的出现在秦岭以南不比紧邻的中国北方地区早多少。因为，秦岭以南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动物资源更利于强化的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这是有利的一面。但原始人类在这里也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困难，这就是满山遍野的树木森林和南部平原长着茂密野草的重粘土。虽然许多原始人类用剥树木、放火烧的办法来消除木和野草。可是南部平原的重粘土会给原始农具造成很大困难，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南方可以看到，世界上凡是有重粘土的地方都可以见到。学者哈兰指出，在非洲实行的是锄耕农业，重粘土区都得避开，或是通过烧草和在雨季末插秧来耕种。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这个潮湿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农业的发展会相对较晚和慢些。加上重粘土的透水性差，粘性过大，土壤自肥能力差等特点，在人工灌溉和施肥、轮作技术未掌握之前，是难于发展的。鉴于以上原因，中国南北之原始农业，均是在各自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各自发展的模式，尤其在原始农业发展前期的模式都是不很清晰。根据中国迄今已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的遗址和中石器时代的遗址都没有发现类似近东和西亚地区同期遗址所表现出那种农业迹象。绝大多数都是反映出强化的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某种程度“定居”生活的聚落也没发现。有学者认为陶器的使用意味着当时的人类已喜欢过某种定居的生活。但在中石器时代，陶器是难于发现的。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狩猎和采集的细石器文化如何和后来产生的原始农业连接起来，这方面的考古发现可以说知之更少。虽然根据以上的论述，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谷子的生产肯定起源于本地，是由于当地野生粟属(Setaria)和稷属(Panicum)驯化的结果，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它的驯化过程还仅是一个推理，早期的考古发现还欠缺，还得在中石器文化中去寻找。

　　由此可见，农业起源在中石器时代是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稻作的起源目前发现的还是以在岭南和岭北两侧的道县玉蟾洞和英德牛栏洞的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