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封开黄岩洞发现了一批陡刃砾石石器(可看图12)，它们明显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砾石石器，也不同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加工的磨光石器的毛坯，而具有独特的文化特点，在遗址的地层划分上这些遗物正好出在新、旧石器两者之间的文化层中。它是否就是我们过去一直争论的所谓中石器时代的文化产物？在此，我就近几年来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所发现和观察到的一些材料和现象，同时参考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研究后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对此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共同探讨。

　　一、中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点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但一直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其分歧就在于对过渡期石器的界定及含义等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可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又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对中国是否存在中石器时代的确定关系重大，而且涉及到这一石器文化发展的特点，发展的主要因素及与毗邻地区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在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先弄清这个过渡期石器的特点是必要的。

　　众所周知，在欧洲，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大部分欧洲学者称其为“中石器时代”。该时代的特点是：1.时间上始于全新世早期，而结束于农业出现之前这一阶段；2.它来源于欧洲本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3.绝大多数欧洲的“中石器时代”文化没有发展成为欧洲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有关联，甚至有相当大的影响；4.在生态环境变化上，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变化是冰期的冻土及草原的存在，桦木及松木林让位于以橡树为代表的落叶林，驯鹿、野牛、野马及其它食草类大型动物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赤鹿、牝黄占鹿，最后除了野猪外而几乎没有更大型的哺乳动物；5.海平面上升，出现了若干次规模不同的海侵；6.石器特征是石斧制作技术的改进，小型几何型细石器及复合工具的出现（黄其煦1987）。在经济上，“中石器时代”还保留着狩猎和采集的形式，在文化类型上属于非农业文化类型。

　　在中国，情况是否也是如此？对此问题迄今为止还未得到一个为大家均可接受的看法。分歧的要点在于如何看待所谓“中石器时代”的问题。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时代的过渡期，其文化特征是使用弓箭和镶嵌工具。还有的认为其基本特征是人类依然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农业和畜牧业尚未出现。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盛行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典型细石器，有个别的磨制石器。陶器还没有产生。这一时代约开始于1万多年以前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下限则延续的比较长（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何乃汉先生认为，我国南方存在着中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存。它们的地区特点大致是：石器工具以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很少，打制石器很少修理台面，多直接单面打击，普遍保留砾石面，石器的种类主要是砍砸器和刮削器。同时，开始有少量的磨制石器和穿孔石器等的出现。而且从现在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广西的远古文化，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何乃汉1984）。贝丘的出现不仅成为南方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之一，也表明了此时古人类的生产活动已发展到水边，捕捞或水中采集成为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对中国存在中石器时代发出质疑者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国内学者对中石器时代这个概念的认识是比较含糊、混乱的。提到“中石器时代”时既无明确的时间限定，又无明确的内涵概念（张瑞玲1988）。不仅如此，一些作为“中石器时代遗址”的“标准”也是不确切的。如把弓箭和复合工具的发明及广泛使用看成是中国“中石器时代”的始点和标志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两项文化因素在此之前均已存在（邓聪1988）。

　　把有大量的典型细石器的存在作为是“中石器时代遗址”的标准同样不妥当。中国细石器之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更新世中期的北京猿人石器，在旧石器的晚期也不乏其例，萨拉乌苏、下川以及峙峪均属其例，而细石器被沿用的时间较长，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地区甚至沿用到北宋的辽、金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斐李岗、老官台文化以及更晚一些的仰韶、龙山文化中也发现有典型细石器的存在。很显然，细石器在中国作为中石器时代所特有的产物，这种说法欠妥。所以有学者认为，细石器是我国草原沙漠地区以及其邻近地带的一定技法、形式在工具上的反映（佟柱臣1979），幷没有特定的时代含义。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农业和制陶业出现于距今1万年左右的全新世初期。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结束于更新世晚期，作为新石器时代特征的农业和制陶业又开始于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这就从时间空间上把中国的“中石器时代”挤掉了。加上新石器时代的另一项特征——石器磨制技术，早已在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萌芽了。亦即已经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了（张瑞岭1988）。由此看来，中国不可能存在中石器时代。

　　我认为，上述观点中不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集中表现在他们都想以一种模式去套一整个时代的东西，这就难免产生以偏概全甚至有违事实的弊病。

　　二、“中石器时代”的存在及其内涵

　　我们通过对黄岩洞以及其他已发现的材料的研究后认为，在中国，至少说在华南地区，确实存在一个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演化的过渡时期，不过，这个过渡时期及其文化特征在地域辽阔的中国，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反映。

　　华南地区，从封开黄岩洞遗址（距今11175±500至10645±300）和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在含有大量的贝壳和打制石器以及极少量的绳纹夹砂灰陶片的文化层下面，还有一层贝壳数量不多，无陶片存在，而打制石器全为砾石石器的文化层，黄岩洞遗址的这一文化层中还偶见少量穿孔石器和装饰品。此层堆积往往有一定的胶结性或被二层厚薄不等的钙板层与上、下文化层隔开。该层出土的砾石石器较有特点，这批石器的特点是：1.石料几乎全部采自河滩上的石英砂岩的砾石；2.加工方法绝大多数是用锤击法单向直接加工而成，偶尔用锤击法或双面交互打制幷修理加工而成；3.石器大多数保留砾石的自然面，加工时未见修理台面；4.刃部陡直，刃角最大值为97°38′，最小值为65°36′，多数在75°以上。刃部加工时留下的石片疤痕呈覆瓦状排列；5.器物类型少且单调，以砍砸器和刮削器占绝大多数，未见尖状器和雕刻器，但手斧形器物出现颇多，这是一特色。6.器物中以大、中型居多，未见小型者。此次发掘也未见一件石片石器。

　　他们明显地有别于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那种加工简单、器形粗糙的砾石石器。此外，石器的种类也很单调，主要有砍砸器和刮削器，其余种类的石器如石钻等为数甚少；穿孔砾石已出现，但数量更少。尖状器和雕刻器迄今仍未发现。

　　综合研究黄岩洞遗址的石器材料幷参照对比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距今14900±300年），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和白莲洞遗址下文化层（《考古》1983年9期），广西武鸣苍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市的D洞（安志敏1981），江西万年仙人洞下文化层（彭适凡1976），广东翁源青塘朱屋岩遗址(图82)，吊珠岩遗址等地点的材料(可看图14、16、17、19)，我们发现，这些代表南方新、旧石器过渡期的遗存均有如下的特点：1.无陶片；2.或多或少和贝壳共存；3.石器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个别遗址偶见为数极少的磨刃石器，打制石器全为砾石石器，这种石器很少见有修理台面，多直接用锤击法单向加工，砾石面多被保留，石器刃部均较陡峻，石片疤呈覆瓦状排列，器物类型单调，主要是砍砸器和刮削器，器形也粗陋；4.出现少量的穿孔石器；5.此文化层之下就是岩性呈棕黄色或红黄色的富含第四纪动物化石和打制石器的文化堆积层，而在这文化层之上则往往是一层含有大量贝壳以及少量灰色或灰黑色的夹砂粗陶片，破碎兽骨，还有一定数量打制石器的文化层。这些特点和上述的所谓中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完全一样，所以可以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时代的同类型的文化遗址。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在华南地区所谓中石器时代文化层的内涵。

　　但北方地区在中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则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其代表性的遗址在陕西大荔沙苑遗址(图83)和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周国兴1996）(图84)，其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了一批典型的细石器，如船底形、楔形、圆锥形石核、石叶、小型刮削器、石镞等，其中制作精致的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石片石器最具特征。在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北方草原地区，这类遗址存在很广泛（安志敏1956），如内蒙古海拉尔松山、新疆哈密七角井等遗址，它们都出土典型的船底形和楔形石核(图85、86)。在松山遗址中还发现打制的斧形器，它们均没有与陶片共存，也不见农业的痕迹。这时的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经济的生活，农牧业还没有出现。这一切均区别于这一地区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存，构成了中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

　　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在山东临沂凤凰岭——江苏东海大贤庄一带也有这类遗址发现，它们都以船底形石核等器物为代表性遗物(图87)。在西藏高原也有若干地点，如1966年在藏南聂拉木发现的两处遗址，1976年在藏北申扎、双湖发现的18处地点都属于此列(图89)。不过其出土之石核类型远较其他地区丰富，出楔形的典型石核外，还有像带侧翼的圆锥形和棱柱形，半圆的锥形和柱形以及斜面圆锥形等石核。

　　但是，在云南元谋大那乌、黄河上游的青海贵南县拉乙亥遗址（C14断代为前4795±854），还有广东南海西樵山（距今5千余年）等地(图88)，也发现了不与陶片共生的细石器，但其年代已相当晚了。这种情况则可能属于另一类型，不在此列。

　　可见，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可分南北两大类型，南方以陡刃砾石石器为主，北方以典型细石器称着(图90、91)。

　　三、“中石器时代”研究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中国石器时代的特点和区别性综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不同地区，该时代开始的时间比较一致，均以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或称玉木冰期）之后。但延续的时间则相差甚远，很不划一。

　　2. 在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上具有浓厚的地域差异。石器制作技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典型器物相当丰富，均无陶器共存。

　　3. 社会经济仍然以釆集和狩猎经济为主体，但渔猎和捕捞或水边采集经济已上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4. 社会经济结构上，原始群体已开始解体，母系氏族已形成，宗教意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埋葬死者已具有一定的葬式和明确地点等。

　　过去，对中石器时代的研究一直存在不少争论，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方法上的片面性，都把着眼点放在该时代文化的共性上，要求其时间、石器形态，社会经济类型等文化因素保持一致性，而忽略了生态环境诸因素对不同地区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没有考虑到在同一时期内，不同地区甚至相同区域内，其文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及地方性的特点，所以在中石器时代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内涵上总是争来争去，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四、生态环境变化与中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不同的生态环境对不同地区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国中石器时代南北两地的文化特征表现出很大差异，这与当时全球性气候的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更新世晚期（距今10万—1万年前）全球进入最后一次冰期，我国为大理冰期。当时，年平均气温大幅度下降，我国东部和日本气温下降摄氏7—8℃。距今2—1万多年前，冰川性海面下降达最高峰，海平面比现在海平面下降132米左右。我国东海海面下降最大数大于130米，大陆架边沿线已撤到了当今水深158-160米地带。C14测定最低海平面的出现为距今15万年前。当时，不仅平均水深18米的渤海和平均水深44米的黄海是一片坦荡的平原，就连水深较大的东海和南海也分别有1/2和1/3以上的海区出露成陆。

　　随着冰期气候的出现，内陆地区的气候也随之而变化。气温降低，降水量和河流流量减少，在高纬度的地区，气候变得乾冷，热带雨林缩减，草原发育，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狩猎和畜牧经济类型的发展当然有着优先的条件。所以在中国北方地区和西南部高原地区，尤其是华北地区，由细小石器演化出来的特别适宜于狩猎和畜牧业经济的细石器系统的石器加工工艺自然获得迅速发展，所以，细石器在这一地区成了中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但把细石器作为中石器时代独有的产物这种看法显然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工具类型后来被沿用的时间很长。

　　在低纬度的南方地区，随着全球性降温的到来，气温也有下降，但由于当时中国的整个地形已经呈现从西往东南方向倾斜的状态，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整个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不会乾燥，人类工具类型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大理冰期结束后，气温迅速回升，海平面上升，沼泽地扩大，这就为各种鱼类和贝类生物的繁殖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越的生态环境，人类经济活动中渔猎和捕捞活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石器加工业随之也有了一些变化。有人提出，在南方地区，竹子与其他可以制造工具的材料相比更有特殊的意义。它具有细石器的主要功能，如割、刮削和穿刺等。在生产、生活和武器等方面应有广泛的使用（任海1987）。

　　 虽然在遗址的文化层中迄今还未发现，但幷不能说这种工具不存在。因为中国南方地区第四纪堆积物普遍带酸性，含纤维和钙质的材料不易保存，因此，我们推测，在南方中石器时代的各遗址中，砾石石器中砍砸器和刮削器占大多数，在制作工艺方面，他们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包含了相当进步的成分，如刃部被加工成覆瓦状，陡峻，锋利，耐用，而在发现的工具中，刮削器尤其是凹刃刮削器所占的比例相当高（黄岩洞的刮削器，占石器总数的30%，而凹刃刮削则占刮削器的45%），我们认为，这一类石器工具正是一套加工竹木器的理想工具。所以，在中国南方地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中石器时代的石器类型既有别于旧石器时代但又保留了过去的不少特点，在这同时，随发展出了一些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之需的新型的石器类型，从而在整体上造成了有别于北方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这就是我国中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的实况。

　　总的来说，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就孕育了什么样的生产类型，不同的生产活动类型就需要不同的生产工具，不同的生产工具需要有不同制造的技术和不同的原料。但有点必须认识到，中石器时代整个生产技术水平是比旧石器时代高得多了，不过仍处在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适应能力是大大提高了，但创造发明或改造大自然的力量还是低下的。所以应该客观地评价生态环境变化与中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关系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