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广西武鸣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D洞等一系列洞穴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裴文中教授首先拉开了南方地区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研究的序幕。但由于从这些洞穴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物，与北方地区发现的那套以船底形石核和小石叶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所象征的中石器文化格调不一样，因此，对这些文化遗存的确认，一直处在反复之中，有时把它们划归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有时把它们划归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亦有人认为应该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如果拿它们与欧洲那些典型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相比，就显得更加相距太远。

　　可是随着南方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这类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如广西宾县盖头洞、柳江思多岩、陈家村、崇左矮洞、柳州白莲洞下层、大龙潭鲤鱼咀下层、桂林穿山月岩东岩洞、桂林甑皮岩下层；广东的阳春独石仔下层、封开黄岩洞、罗沙岩上层，英德青塘朱屋岩、云岭牛栏洞下层等等遗址。在湖南的道县和湘西怀化地区也陆续发现了这类的文化遗址，这类文化遗址既有分布在溶岩地区的洞穴内，也有分布在大小河流的阶地上，甚至有些以贝丘遗址形成出现。如广西南宁市的顶狮山，桂林临桂的大岩及庙岩。

　　这类遗址目前集中分布在珠江第一大支流——西江的水系范围内，遍及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省，沿着西江流域广泛地分布着。近期在珠江其他两大支流北江和东江沿岸也有重要的发现。

　　这类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是一套陡刃的砾石工具，大中型者居多，石片型和小型者甚少。地层中多少见有各种贝壳与之共存，骨角器常见，在少数遗址中有石磨盘和杵臼之类工具出现；还有穿孔石器；刃部磨光的石器偶有发现。没有陶器共存。有兽骨共存的遗址中，青壮年兽骨所占比例升高，但具有明显家养动物特征的兽骨少见，水产捕捞或采集及渔猎的经济形式表现明显。

　　在石器工具加工上，陡刃的砾石工具与属旧石器时代的含手斧形砾石工具比较，其加工技术大大提高一步，表面来看，均是用锤击法直接加工而成，但它是经多次加工而成的，所以其刃部相当陡，加工时留下的石片疤呈复瓦状或鱼鳞状排列。这是与旧石器时代的砾石石器加工技术上的差别，也是技术上进步的表现。与属于南方旧石器晚期那套厚石片石器更不一样，要说其有相似之处就是都含有手斧形器。

　　由此可见，这类文化遗址的特点既不同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也有别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同时又与我国北方地区被定为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文化特点不同。而且存在的年代正处于世界性最后一次冰期行将结束时(即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期阶段。这样一来，这类遗址的文化归属问题就摆在考古学者面前。在整理研究封开黄岩洞遗址的出土文物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一情况，后来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发掘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材料。这类遗址的文化特点和属性也越来越清楚。与此同时，国内外考古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公布的越来越多，而且诸如农业起源和畜牧业起源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也与这个时期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这些课题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前后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以西江流域为中心，对此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此处是我们的研究成果，今天奉献给考古界同行和各界读者，其目的是希望在促进上述一系列的课题研究上增加一分温度，使其热起来。

　　二、已发现的材料的考证

　　文化内涵和特征

　　在1985年到1994年间，我们对广西右江(西江上游一支流)百色盘地的打制石器调查和发掘；柳州大龙潭鲤鱼咀遗址研究生实习的补充发掘；以及柳州白莲洞遗址、陈家村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南宁豹子头遗址、武鸣多个洞穴遗址的考察；还有广东封开黄岩洞、罗沙岩、罗髻岩、乞丐岩、高岩、罗定的饭甑山岩、平塘下山儿洞、阳春独石仔等洞穴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可参看图11-19)。此外，1993年夏天，我们还到湘西怀化地区进行考察，最后在长沙湖南省文物考古所那里，看到了他们近几年来在靠近桂北的湘南道县地区所发现的砾石石器。1999年和2000年又在珠江另一条支流一北江边上的云岭牛栏洞，发现了相同的材料(图25)。

　　在接触了许多实物材料后，我们带着问题沿着西江流域上行，来到了云贵高原的南北盘江地区，进一步进行了调查，同样发现了那套砾石石器。回过头来，我们深入地把黄岩洞遗址以及其他遗址已发现的材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至少是在华南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演化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及其文化特征，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可能在各个区域内有着不同的反映。

　　华南地区，从封开黄岩洞遗址(距今11930±200至10950±300)、罗沙岩遗址和柳州大龙潭鲤鱼咀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在含有大量的贝壳和打制石器以及极少量的绳纹夹砂灰陶片的文化层下面，还有一层，贝壳数量不多，无陶片存在，而打制石器全为砾石石器的文化层。黄岩洞遗址的这一文化层中还偶见少量穿孔器，大龙潭鲤鱼咀遗址和阳春独石仔遗址下文化层中也有类似的出土物。此层堆积往往有一定的胶结性。该层出土的砾石石器较有特点，它们的加工较粗糙和不规整，多数无修理面，无第二步加工，器身多保留砾石面(图14、15)。它们明显地有别于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普遍存在的那种加工简单、器形粗糙的砾石石器(图23)。此外，石器的种类也很单调，主要有砍砸器和刮削器，其余种类的石器如石钻等为数甚少；穿孔砾石已出现，但数量更少。尖状器和雕刻器迄今仍未发现。

　　综合研究黄岩洞遗址(图12)、百色上宋村、阳春独石仔遗址(距今14900±300年)、白莲洞遗址II期文化(距今11670±150—19910±180)(图19)、大龙潭鲤鱼咀遗址下层(距今23330±250—12880±220年，未经年轮较正)等遗址的石器材料幷参照对比广西武鸣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市D洞、广东英德青塘朱屋岩、吊珠岩、广西柳州兰家村，以及在湘西怀化和贵州南北盘地区考察过程中所看到的各遗址和石器地点出土的材料(图26)。我们发现，这些代表南方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均有如下的文化特点：1.无陶片；2.或多或少和贝壳共存；3.石器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个别遗址偶见极少的磨刃石器，打制石器全为砾石石器，这种石器很少见有修理台面、多直接用锤击法单面单向加工。砾石面多被保留，石器刃部均较陡峻，石片疤呈覆瓦状排列；器物类型单调，主要是砍砸器和刮削器，器形也粗陋；4.出现少量的穿孔石器，但不是所有遗址都有发现。5.此文化层之下就是岩性呈棕黄色或红黄色的富含第四纪动物化石和打制石器的文化堆积层。而在这文化层之上则往往是一层含有大量贝壳以及少量灰色或灰黑色的夹砂粗陶片、破碎兽骨，以及一定数量打制石器的文化。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在华南地区存在的中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遗址存在的时代空间绝大多数处于距今18至07万年之间，个别遗址可突破距今2万年或下至06万年的区间(表2)。以上是在西江流域的以及和华南地区绝大多数已发现的中石器文化的特征。其实在北方也有突破距今2万年的例子，如山西下川遗址就是(图92)。

　　显然，这些文化特征与中国北方地区属于中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特征完全不同。中国北方地区的中石器文化特征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其文化类型的归属曾引起较大的争论。

　　　　

　　表3  西江流域若干中石器文化遗址对照表

　　2.文化类型的归属

　　众所周知，在中国北方，作为中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遗址有陕西大荔沙苑遗址(图83)、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图84)，其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了一批典型的细石器，如船底形、楔形、圆锥形石核、石叶、小型刮削器、石镞等，其中制作精致的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石片石器最具特征。在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北方草原地区，这类遗址存在很广泛，如内蒙古海拉尔松山(图85、86)、新疆哈密七角井等遗址，那里都出土典型的船底形和楔形石核。在松山遗址中还发现打制的斧形器，它们均没有与陶片共存，也不见农业的痕迹。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在山东临沂凤凰岭和江苏东海大贤庄(图87)，以及山西吉县杮子滩(图93)、阳原虎头梁等遗址(图94)，它们都以船底形石核等器物为代表性遗物。在西藏高原有若干地点，如1966年在藏南聂拉木发现的两处遗址，1976年在藏北申扎、双湖发现的18处地点都属此列。不过其出土之石核类型远较其他地区丰富，除楔形的典型石核外，还有带侧翼的圆锥形和棱柱形、半圆锥形和柱形以及斜面圆锥形等石核(图89、91)。

　　由此可见，中国南方地区所发现的处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及文化特征除了在存在时代上，以及不与陶片和农业遗迹共存这几点上和北方中石器时代文化是一样的，余者则完全不能相比。对此又该作如何的理解和解释？它们是否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文化类型的归属又如何？对此问题的回答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认为，过去对中国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研究一直存在不少争论，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方法上的片面性，大家都把着眼点放在其时代的共性上，要求在时代空间上、石器工具形态上、社会经济类型和社会形态结构等文化因素都保持一致性，而忽略了生态环境诸因素对不同地区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没有考虑到在同一时期内，不同地区甚至相同区域内，其文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及地方性的特点，所以在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概念的界定上总是不能取得共识，争来争去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从现有材料的综合分析研究可知，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不同的生态环境对不同地区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国南北两地，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北方地区还是以中小型石片石器为主，南方地区则以大中型砾石石器为主，两者之间个别地区出现相类似的文化类型，一者可能与当时当地特殊的生态环境变化有关，二者也可能与文化传播和交流有关。往往在这种文化类型中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例如，广东南海西樵山发现的细石器，在文化内涵的组成上，虽然它的石器工具在加工技术上和器物形态上及石器的分类上都与北方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加工技术上都用压制法，在器物形态上都具有楔形、船底形、圆柱形石核和小石叶，分类上也都是尖状器、刮削器、石钻、雕刻器等等。但西樵山出现的那种所谓带把的石核，就是在用压制法进行加工压片时，用特殊的固定法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加工方法上的差异。利用修理台面时而打下的长石片来制作雕刻器也是西樵山所特有的。整套细石器工具与双肩石斧共存，这是西樵山文化中的特色之一(图95)，而且在其石片石器中凹缺刮削器所占的比例高达43%(占所有刮削器中的比例)。这又是另一文化特点(图96)。可是西樵山细石器文化存在的时代幷不早，用年轮校正后，它的年代只能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大约距今5000-6000年之间。 这样一来，我们不可能拿西樵山的细石器文化与北方的细石器文化相比，不能把它划归中石器时代的文化，但又不能否认它是细石器文化。而只能说它是在特殊地区，在特殊生态环境下和在文化传播机制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地方性文化。

　　同样，贾兰坡教授把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划分为两大系统，其中匼河—丁村系中就有不少南方大中型的砾石石器的成分或相似的石器类型(图97)。在汉中地区，秦岭以南地区，不是同样可以找到和广西百色地区右江两岸高阶地上出土的同样石器工具吗？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图98)。它说明了什么时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特殊性，在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问题上同样是这样。只要是当时的生态环境相同，在不同的地区甚至时代有差异，也可能产生相近的文化类型。

　　中国中石器时代南北两地的文化特征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这与当时全球性气候的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更新世晚期(距今10-1万年前)全球进入最后一次冰期，即欧洲的维尔姆冰期、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期、非洲的井布尔雨期、亚洲的大理冰期。当时，年平均气温大幅度下降，我国东部和日本气温下降摄氏7-8℃(距今2-1万多年前)，冰川性海面下降达最高峰，海平面比现在海平面下降132米左右。我国东海海面下降最大数大于130米，大陆架边沿线已撤到当今水深158-160米地带。C14测定最低海平面时代为距今15万年前。当时不仅平均水深18米的渤海和平均水深44米的黄海是一片坦荡的平原，就连水较深的东海和南海也分别有1/2有1/3以上的海区出露成陆(可参看图81)。

　　随着冰期气候的出现，内陆地区的气候也随之而变化。气温降低，降水量和河流流量减少，在高纬度的地区，气候变得乾冷、热带雨林缩减，草原发育，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狩猎和畜牧经济类型的发展当然有着优先的条件。所以在中国北方地区和西南部高原地区，尤其是华北地区，由细小石器演化出来的，特别适宜于狩猎和畜牧业经济的细石器系统的石器加工工艺自然获得迅速发展。因此，细石器在这一地区成了中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但把细石器作为中石器时代独有的产物这种看法显然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工具类型后来被沿用的时间很长。

　　在低纬度的南方地区，随着全球性降温的到来，气温也有下降，但由于当时中国的整个地形已经呈现从西往东南方向倾斜的状态，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整个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仍然不会乾燥，人类工具类型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大理冰期高峰期结束后，气温开始回升，在南方地区这个回升是很明显的，这时的海平面开始上升，补给水量增加，浅海和内陆沼泽地扩大，这就为各种鱼类和贝类生物的繁殖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越的生态环境，人类经济活动中渔猎和捕捞活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石器加工工业随之也有了一些变化。有人提出，在南方地区，竹子与其他可以制作工具的材料相比更有特殊的意义。它具有细石器的主要功能，如割、刮削和穿刺等。在生产、生活或武器等方面就有广泛的使用(任海，1987)。虽然在遗址的文化层中迄今还未发现，这可能因为中国南方地区第四纪堆积物普遍酸性有关，它会使含纤维质的材料不易保存。因此，我们推测，在中国南方中石器时代的各遗址中，砾石石器中砍砸器和刮削器占大多数是有原因的。在制作工艺方面也有所反映，它们看似简单，和旧石器时代的砾石石器差别不大；仔细一看才发现，实际上这种加工工艺有了相当进步的成分，如刃部被加工成覆瓦状，陡峻、锋利、耐用，而且在被发现的工具中，刮削器尤其是凹刃刮削器所占的比例相当高(黄岩洞的刮削器，占石器总数的30%，而凹刃刮削则占刮削器的45%)。我们通过实验发现，这一类石器工具正是一套加工竹木器的理想工具。所以，在中国南方地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中石器时代的石器类型既有别于旧石器时代，但又保留了过去的不少特点；与此同时，还发展出一套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新型石器类型，从而在整体上造成了不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但实质上，它们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中国中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和区别性综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不同地区，中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比较一致，均为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行将结束之时。但结束的时间，虽然也基本一致，均在全新世的早期阶段，但延续的时间则相差较大，很不划一，要由当时当地之生态环境变化而定。

　　在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上具有深厚的地域差异。在中国最明显的是南北两大地区，小地区不在少数。

　　石器制作技术上已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无论细石器或者砾石石器都一样，器物类型丰富，复合工具使用极为普遍。但均无陶器共存。

　　社会经济仍然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体，但渔猎和捕捞或水边采集经济已上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形成一种综合性经济。

　　社会结构上，原始群已开始解体，母系氏族已形成，宗教意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埋葬死者已具有一定的葬式和明确地点等。

　　人类已开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为农业的诞生和家畜饲养的开始准备了条件。

　　3.已解决的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依上所述，我们认为，通过以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地区已发现的砾石石器文化的研究，以及与中国北方地区同期的细石器文化的对比研究，已清楚地知道，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确实存在着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产生于新、旧两大石器时代间的过渡阶段。这种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特点，既不同于旧石器文化又不同于新石器文化，而具有过渡时期的时代特点。过去，由于研究者在如何理解和界定这种文化的内涵和特色上未能取得共识，所以争论颇多。造成这种争论的原因颇多，但主要的还是与下列几种原因有关。其一，限于发现的同期文化遗址不够多，对已发现的文化遗址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对比研究不够，因而产生对这类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认识不足。其二，由于对欧洲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界定理解不深，总希望搬用欧洲的模式来套用中国同期的文化，以至于有些地方相差甚远，在此情况下又未能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果造成怀疑争论甚至否定。其三，应用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来进行研究，再吸收国外一些成熟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帮助和促进本身的研究不够。致使在研究分析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结果对许多异常的现象解释不通，造成难于对一些带普遍性的变化规律作出科学的判断。

　　其实例子很多。例如，外国学者通过对欧洲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址的研究，可以确立一个欧洲的中石器时代和总结出带普遍性的欧洲中石器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在此过程中他们也遇到异常的情况，东南欧地区的纳吐夫文化似乎与西亚的克巴拉文化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它毕竟与其他文化还是有差别，而且明显地不能完全划归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去。怎么办？是否因为遇到这一地区的异常情况而可以否定欧洲的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存在？他们幷没有这样做。相反，通过对这一地区在过渡时期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的研究，使欧洲的中石器文化的概念更加完整。这也说明了这个所谓中石器时代在不同地区的存在是不同的，有长有短，有时短到令人无法把它从上下连接的文化时代中独立划分出来。但客观上它是存在的。

　　由此可见，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已基本解决了关于中国是否存在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问题，也初步对其文化内涵和特征作了一个基本的界定。同时指出了生态环境诸因素对文化产生及其发展的巨大影响，以及在这一阶段渔猎经济特点和社会结构转变的重要意义。这种转变为农业起源和家畜饲养起源准备了条件，使中石器时代成了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新的转折点。

　　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已经注意到在中石器时代一些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碾磨石、石磨盘和石杵、穿孔砾石、石刀、石箭头。还通过对一些遗址的孢粉分析瞭解到，在孢粉谱中草本植物的比重大大增加，这是否意味着原始农业的产生？在一些遗址出土的兽骨中，我们在统计过程中也发现，青壮年的个体比重也大大提高，幷不像旧石器时代那种老幼个体占绝对优势的状况；骨角器的使用也更为普遍，加工技术也有显着的提高。这是否意味着家畜饲养已开始？这些问题我们在另文中将较为详细地进行讨论。这也可能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西江流域的中石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揭示了中国南方中石器时代存在的事实，进一步确认了裴文中先生早在50年代初期在野外调查中的发现，同时给予中国南方地区的中石器文化内涵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在与中国北方地区的中石器文化对比研究中，对中国的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存在以及它们的文化内涵的共泩和异性都作了基本的界定。

　　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行将结束至全新世早期农业开始前的这一历史阶段。经济类型表现为狩猎、捕捞和采集的综合型经济盛行。生产技术和工具多样化和特化。中国北方地区多以细石器为其工具，幷出现复合工具；中国南方地区则为一套适合于竹木器工具加工的陡刃砾石石器。整个社会的形态结构呈已经开始母系氏族社会，原始群逐渐解体，在一些人口聚居的地方，更复杂的社会群体结构已出现。

　　虽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此时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已经开始。但已有明显的迹象说明，动、植物的驯化已经在中石器时代开始了，但是否发展成为真正的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则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和探讨。

　　三、有启发性的结论

　　西江流域中石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的结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它启发我们应该好好地检讨一下当前我们在考古研究中的方法，一方面不能用一个传统的概念去套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切文化类型。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从年代学和器物类型学的框框中跳出来，转向生态学、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研究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帮我们解决一些难于解决的诸如农业、畜牧业起源和社会结构形态转变等重大问题。这结论告诉我们，中国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研究，当前仍是我国史前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应该更多地吸收国外学者一些好经验，加快自己的研究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