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文化的确立都是由其文化内涵所决定的，每一种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其文化内涵都有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包括文化存在的时间空间、分布空间和本身的形态特征。它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可能无边无际，所以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都应有一个概念。概念的确立是为了促进研究，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去认识一种文化，一个时代。因此，这个概念下得必须贴切，必须科学，必须恰如其分，不然就不能收到其概念的效果。

　　对于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概念的提出，首先始于国外。早在1866年，即在丁·鲁鲍克(艾夫伯里勋爵)提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概念的一年后，H·威斯特罗普就提出了“中石器时代”这个概念，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中石器时代”，完全是出于满足考古学者一般以三分法来划分历史阶段的习惯。“中石器时代”这个概念的本身，幷没有什么明确的内涵。直到本世纪20年代，R·马卡里斯特才明确限定了“中石器时代”的概念。30年代，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G·克拉克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英国的中石器时代》(1932年)和《北欧的中石器文化》(1936年)中确立了“中石器时代”在考古时代划分上的地位，使“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内涵得以确定。这个概念的确立是依据欧洲当时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而定的，它有一定的发生、发展和认识的过程。最先由于在法国南部地区，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瑞士湖居遗址的发现，从而树立了欧洲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代表，与此同时也在地层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缺环。具体的是指，当以马格德林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随着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的消融，而追随他们的狩猎对象向北迁移的时候，但来自西亚的农业文化此时幷未遍及欧洲，在此间就存在着文化上的间断。后来，在法国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一种文化堆积，它们比马格德林文化晚，但又早于作为当地新石器时代代表文化的罗本豪森文化，其中最早的一项发现是E·皮埃特于1887年在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山麓阿齐尔遗址中发现的地层叠压现象。在马格德林文化层之上的两个文化层中，发现了用鹿角作材料制成的鱼叉，用红赭石颜料彩绘的卵石，还有赤鹿和野猪的骨胳，根据其文化面貌是无法归入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的。比此项发现更早的是来自1879年E·维耶尔在法国埃纳省的塔登诺阿遗址的考古发现，小型的几何型细石器是这遗址的文化特点。这类遗址在其后的日子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不断地被发现，这样更引起人们的注意。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北部。最早引起注意的是丹麦的所谓“贝丘”遗址。当年J·斯腾斯特鲁普和J·沃尔赛之间的辩论，就是代表了当时科学界对北欧这种所谓“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空白”的认识。

　　这种认识是从认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有“空白阶段”逐渐转而承认这一阶段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人类文化。但在时代划分上仍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当时的O·门兴主张把这类文化遗存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合幷为一，统称为“Miolithic”，这是首先用此称呼的，但与目前所用的“Mesolithic”不同。而另一位学者H·奥伯迈尔则主张把这类遗存分为两类，一类归入“后旧石器时代”，一类归入“原新石器时代”。不过就有学者指出这一时代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其概念还是很不明确的。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理念上得以阐明，确认在欧洲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中石器时代”，属于这一时代的文化，称为“中石器文化”。

　　根据研究的结果，欧洲中石器文化内涵是包括如下的概念：从时代上讲，始于更新世最后一个冰期之后，即属于全新世，结束于农业之前；欧洲中石器时代的文化源于欧洲本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绝大多数欧洲的中石器文化没有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有关连，甚至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变化是冰期的冻土及草原，桦木及松木林让位于以橡树为代表的落叶林；驯鹿、野牛、野马及其他食草类大型动物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赤鹿、牝鹿，最后除了野猪之外几乎没有大型哺乳类动物；海洋水位的变化，由于冰川消融而使大洋补给水量大大增加，水位逐渐上升；“中石器时代”最典型的石器特征是石斧制作的改进技术，小型几何型细石器及复合工具的出现。

　　迄今为止，在欧洲中石器时代考古中已确认了的文化有：塔登诺阿文化、阿齐尔文化、马格勒摩斯文化。各文化分布区域如下，塔登诺阿文化分布地域相当广，从中欧到英国以至到北非，甚至有人认为该文化已广布到印度。其石器特点是大量规整的几何型细石器，骨制工具很少，几乎不见艺术品，复合工具已出现。阿齐尔文化分布区域在法国南部，比利时和中欧等地亦有发现。有人认为阿齐尔文化是塔登诺阿文化在马格德林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其文化特点是有鹿角的鱼叉，彩绘卵石、还有小型圆型刮削器、尖雕刀等。马格勒摩斯文化是北欧主要的中石器时代文化代表，该种文化遗址多位于低地，从文化的命名中可以体会其意思，“马格勒摩斯”在丹麦语中即有“大沼泽”之意。这类遗址许多只是在乾燥季节才有人居住。狗是唯一驯养的动物，骨器或鹿角工具是典型工具，数量极多，许多骨器都刻有几何纹饰，其中一些在一侧刻成棘刺作为鱼叉或梭标。石器有石斧、石锥和石凿，也有由细石器制作成的复合工具和武器。此外，在欧洲还存在着一些分布地域不广，存在的时间较短的中石器时代文化，这些文化类型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通过研究欧洲史前考古有关“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经历了一个从内涵颇为空泛的“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过渡阶段”的概念，逐渐转变为一个内涵限定明确的过程。确立了如此的概念：即更新世冰期结束之后，在全新世初期，欧洲绝大部分地区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为适应新的生态环境而采取了新的生活方式，因而产生了新的文化。在农业文化自西亚经东南欧逐渐向整个欧洲散布的过程中，这种全新世早期的非农业文化才逐渐消失或融进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欧洲的学者把这一特定的史前历史发展阶段称为“中石器时代”，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新文化则称为“中石器文化”。

　　在中国，关于“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的内涵及对此问题的界定又如何？在此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

　　不可否认，中国的考古学中许多概念性的东西都来源于外国。尤其是史前考古，不少概念是沿用或者借鉴于欧洲考古所使用的名称。把中国一些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文化用欧洲的文化名称命名，如什么莫斯特文化等，把中国的各类石器也用欧洲的石器类型名称来称呼，如勒瓦娄型技术和石器等等。造成这种局面有历史上的原因，这对促进我国当时刚起步的考古学是有一定帮助的，也是相当必要的。“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的概念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引进我国考古学中的。

　　早在1926年，美国人N·纳尔逊从张家口出发作外蒙古考察时，他在划分蒙古西部的年代序列时就已经提出“中石器时代”阶段的概念。1932年梁思永在一篇题为《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的论文中引用过纳尔逊的划分法。到1936年郑师许在《学术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中石器时代之研究》的论文，第一个直接谈到中国的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问题。但鉴于当时欧洲考古界对“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内涵还处于概念不清的阶段，把这种概念引用到刚起步的中国考古中，势必不可能有严格的界定，连这个时期和这种文化是否存在，它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及其文化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在文化和时代承继上有何关系等问题都弄不清楚，更无法作出具体回答。

　　所以40年代初期，中国史前考古的老前辈裴文中先生在《史前考古学基础》一书中也只能简单地说：“中石器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过渡期，为时其短。”无法作更详尽的介绍。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来由于当时我国的考古工作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还没有发现具代表性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同时在研究工作上也刚刚开始；二来对欧洲关于“中石器时代”所提出的理论也瞭解和研究得不够，怎可能对此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更不可能对“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内涵的概念提出明确的界定。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50年代，中国考古研究受到来自苏联考古界的影响，关于“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概念也基本搬用苏联考古学的概念；《苏联考古学》一书是这样解释的：“冰期之后，历史逐渐向新的时代即所谓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过渡时期有时单独划分出来，称为中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史上的这一阶段约在距今12000-5000年间）在中石器时代，人类大大地向北方，即过去为冰川所覆盖的地区迁徙。另外，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准影响着中石器时代下限的划定。苏联《考古学通论》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从陶器的出现开始的。……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否有畜牧业与农业存在的问题，在科学上是有争论的。”

　　中国的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了我们对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研究工作。直到70年代末期，我国有些考古教材中对“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界定是这样的：“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叫‘中石器时代’，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发明了弓箭，但还不会制造陶器。”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在一部论及人类发展史的著作中，把中石器时代作为人类发展的普遍阶段，幷对此作出这样的界定：“中石器时代特征之一是人们广泛地使用了弓箭。……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项特征是人们广泛地使用镶嵌工具。……由于弓箭和其他复合工具的制造和大量使用，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于是人们的经济生活起了变化。这种变化是逐渐过渡的，就是由原来的采集者和猎人的生活开始向耕作者和牧人的生活过渡。”

　　此时，中国发现的属于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多起来，除了30年代发现的哈尔滨顾乡屯遗址、札赉诺尔遗址和广西武鸣县的苞桥、芭勋、腾翔和桂林市郊等四处洞穴遗址外，陆续发现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山西沁水下川、西藏聂拉木县亚里村、黑龙江海拉尔松山等遗址，为研究中国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诸问题增加了新材料。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仍然未能取得共识。其中之关键问题就是对中国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内涵的界定各说不一。如关于中石器时代年代的上、下限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中石器时代下限可能属于全新世，其上限是更新世之后，全新世开始。这种看法和欧洲中石器时代的上限界定是一致的。但也有的认为，更新世晚期也含有中石器文化，因此其上限幷不局限于地质年代上的全新世，这与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所引起的气候变化不一定有必然联系，甚至有的把下限界定在更新世晚期，如许昌灵井遗址和下川遗址的报导就属此列。这种界定与欧洲中石器时代的界定有较大的区别。关于下限，一般都认为不与陶片和磨光石器共存是其主要标志。近年来随着农业起源问题研究的深入，也有人指出，中石器时代是农业产生之前的阶段。这一点与欧洲中石器时代下限的界定基本一致。可是就欧洲中石器时代下限的这一界定，也没有完全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在东南欧的一些地区，仍然发现了不与陶器共生的所谓“前陶新石器时代”阶段，但这一阶段较之西亚相对短些。这样一来，用不与陶器共生和农业生产出现这两者来作为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界限标准似乎还有探讨的余地。

　　这种情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广、生态环境多样化的文化区域，很可能在某些区域内存在着类似于欧洲的发展模式。但也极有可能不一定像欧洲那样具有相同的发展模式。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对中国的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内涵界定就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果简单地想用一个模式去套，可能会导致失败。

　　在探讨中国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界定之前，我们不妨学习一下西亚地区史前考古发现的成果。西亚地区是世界公认的在农业起源考古研究中取得显着成就的地区。本世纪30年代以来，欧洲和美国的考古学家一直在西亚地区进行着考古研究。通过田野考古发现，这里的文化发展情况与欧洲不同，发现原来划分为中石器时代的纳吐夫文化，经年代测定属于更新世晚期，上、下限分别为：10300±65B·C·（HV4074）和8640±140B·C·（LV-607），有人认为这类文化不一定与最后冰期以后的环境有关。另外在纳吐夫文化中，甚至在此之前的克巴拉文化中就有动物驯养的趋势，栽培植物，小麦与大麦的野生组本就已由人类较为集中有意识地采集，保存起来。在克巴拉文化晚期的某些遗址中发现有诸如石镰、磨盘、杵臼之类的的植物加工工具，这种工具在纳吐夫文化中更为普遍，这表明集中采集所反映的农耕经济前奏已出现了。这种以克巴拉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分布仍相当广，在西亚的巴勒斯坦，在土耳其安那托利亚地区、伊朗、伊拉克的扎格罗斯山地区均有分布，只是称呼不一样。在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叫贝尔巴西文化，在扎格罗斯山地区的叫扎尔齐文化。这类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承继关系是很清楚的。比如在巴勒斯坦的耶利哥遗址中，纳吐夫文化、原新石器时代阶段、前陶新石器时代阶段、有陶器的新石器时代这四者是一脉相承的。同样，土耳其贝尔巴西文化之后的贝尔迪比文化在其早期阶段（C层）与纳吐夫文化的关系也很明显。

　　根据研究结果，有人提出在最后冰期结束之后，雨带从北非与阿拉伯地区向北移向欧洲，西亚地区的气候逐渐变得乾旱，生态环境使人与动、植物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随之引起农业的产生。言下之意就是说西亚地区的农业是在乾旱的自然环境中诞生的。虽然关于农业起源的普遍原因目前还有不少争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西亚显然不同于欧洲大部分，冰期之后的气候变化没有导致狩猎—采集经济系统内部的转变，而是由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狩猎—采集经济逐步过渡到农耕—畜牧经济。准确地说，那里不存在欧洲那种“中石器时代”。所以在西亚地区的考古年代系列中已不用“中石器时代”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后旧石器时代”和“前陶新石器时代”。即把原来划分为中石器时代的纳吐夫文化这一阶段与以克巴拉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群统一划为“后旧石器时代”，时代处于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的开始。然后经全新世的原新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而进入有陶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时已是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昌盛阶段。

　　在此，作者想提请读者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西亚地区的考古时代划分上虽然否定了“中石器时代”的存在，但取而代之的是“后旧石器时代”和“前陶新石器时代”。既然纳吐夫文化和克巴拉文化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或早新石器时代文化均无实质性的区别，为何又不干脆地分别划归两者之内，而又称为以上两种名称呢？有学者认为，这种概念上的转换可以去掉或避免与欧洲考古的“中石器时代”概念内涵相矛盾的地方，有利于树立了史前农业起源地区文化自身发展的具体标尺，使之区别于传统上根据欧洲考古所推定的人类文化进程一元论模式，为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代表。但是否可以把它看成为同期异相的东西，年代相同，但由于生态环境不同，致使人类的生产活动不同，社会经济类型不同，所以称其为同期异相也未必不可。

　　有些材料似乎证明，世界上不止西亚地区不存在“中石器时代”，东北亚考古中发现，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文化一直延续到全新世早期，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直接衔接。因而有人据此提出全新世“旧石器时代”的概念。在蒙古，过去一直认为代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近年来发现了陶器，使以这种遗址所代表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失去了前提条件。而在日本，陶器研究证明，陶器最早出现于距今一万三千年前。这些实例都对“中石器时代”的时代界定产生巨大的动摇力。在东南亚，原来名为代表中石器时代的“和平文化”，其文化内涵，无论在时代空间和分布范围上已成为一庞杂的文化体系，显然不同于传统上的“中石器时代”模式。

　　由此看来，作为史前发展史中一个阶段的“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是否存在似乎确定有些问题。对“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概念的界定确需作进一步讨论。在此，我们先概括地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然后通过我们多年来调查发掘所发现的材料和经综合研究所得的成果的介绍，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我们认为，对于中石器文化内涵的界定问题是直接解决所谓“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问题的关键。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证明，不管我们怎样看，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一个过渡时期的存在是客观的，这个过渡时期存在的时间长短，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是不可能相同的，就算在一个大地区内的不同小地区里也有明显的差异。造成这种状态，其原因颇多，但主要的还是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所造成。因此，这个过渡时期的开始和结束，在年代上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时候，即开始于世界上最后一次冰期行将结束的时候，而结束于全新世早期阶段。但世界性最后一冰期是指亚洲的大理冰期和欧洲的维尔姆冰期、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期、非洲的井布尔雨期。这些冰期的高峰期是距今大约四万年前，过后气温逐渐回升，到了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地球的气候才开始了冰后期的气候环境。这是一条全球性气候变化的粗线条。其实早在距今三万多年前，随着冰期高峰期的过去，冰川开始消退，全球性的气候回升，可以想像到，在地球高纬度和低纬度地区，冰川覆盖的厚度和消融的速度，由此而带来的气温的变化都不可能一样的。南北之间相差一千几百年幷不奇怪。所以，在这时期生活在地球各个不同角落里的古人类，因为适应新环境而引起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变化也是不可能完全同步的。时间上有差异，所产生的文化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冰后期所形成的新环境也不同。这会直接影响到文化类型的形成和发展。

　　如果用这个观点去理解和解释在过渡时期，世界各地所发现的各种不同类型文化，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与所谓“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概念界定的矛盾就容易解决。不管是西亚地区或者是东南欧地区及其他地区，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客观上是这样，过渡时期长，中石器时代的特征明显，中石器文化存在比较丰富，便于研究也便于人们接受。过渡时期短暂，中石器文化存在少，中石器时代的特征不甚明显，难于与上、下文化时代区分。但不可否认，在文化特点上还是有差异的，不然为什么不直接划归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而又要划出一个“后旧石器时代”和“前陶新石器时代”呢？这种划分本身就承认了差别的存在，而且不是小差别，是一种可以独立成代的差别。至于在前面提到东北亚的情况，说什么西伯利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一直延续到全新世早期，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直接衔接，在此首先要弄清楚是时代划分上的直接衔接呢还是文化性质上的直接衔接。如果是时代划分上的直接衔接这幷不奇怪，这只能说是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所造成。我们不能忽视，西伯利亚所处的地球纬度幷不低，在高纬度地区人类适应生态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对地会迟了些。总之，根据现已发现的材料证明，由于最后一次冰期的影响，全球性的气温可以比非冰期低5-7℃，在高纬度的地方可能更加寒冷。但在各大洲不同之地方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所以冰川对各地的影响就不同，例如在非洲，只有很少一些地方有冰川出现，仅仅是在冰期时期其降水量大大增加起来，所以此时称雨期。因此在冰期过后，其变化也是不同的，就算同是亚洲和欧洲，在山区、高原区的变化反应就与丘陵区和平原区大不相同，往往出现同期异相的自然景观。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这些地区的远古居民，他们的一切活动也必然发生变化，而且可以肯定，这些变化也不会相同的。当然，我们不能说环境条件决定论，但可以说，当时的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已变得相当强，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还是很微弱的。所以在世界各地，这一时期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正常的。这就是出现不同文化类型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不必为此而伤脑筋，一定要寻找一个共同的模式去套它们。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在这一时间空间上，各个不同地区，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的人们，他们所从事的与大自然作斗争来求生存中所进行的一切，从中找出其共同点和差异点，再反过来和生态环境变化的规律对照，深入瞭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研究，对其文化内涵的界定都不会很难。正因为我们遵循着这一原则，赞成要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不赞成用单一的模式去套，不赞成只把使用细石器工具的文化才可归到中石器文化中来。根据近十多年来对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对过去已发现的属于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研究，联系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北方地区同期文化的对比研究，我们认为对中石器文化内涵应该这样界定：

　　1.这种文化只存在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一直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一阶段。即是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冰后期开始的早期阶段，结束于农业出现之前。

　　2.其主要的社会经济类型是渔猎和采集，采集已发展到水边，变成后来的大量捞捕，所以为后来贝丘遗址的出现创造条件。在内陆地区，狩猎经济由于工具的改善而有较大的发展，与渔猎和采集经济形成一种综合型经济。这种经济类型的改变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变化有直接关系。

　　3.生产内容和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生产工具的改革。渔猎和采集以及捕捞要求大量的竹木器工具，所以适合加工这类工具的石器工具就应运而生。大型非陡刃砾石工具早在南方地区存在，但它不适宜进行竹木器工具的加工，后来的陡刃砾石工具的产生就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北方地区细小型石器向细石器转化和发展，复合工具的大量使用，也是狩猎经济在中石器时代新的环境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4.这个时期的文化和欧洲中石器文化一样，都不具有制陶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均处于萌芽阶段。个别地区由于生态环境允许，已产生了集中采集经济，所以在其文化内涵中出现石磨盘、杵臼和石镰之类工具就一点也不奇怪，但不具备普遍的意义。

　　5.原始艺术和宗教观念已出现，这是中石器文化的特征之一，也是一种临界性文化必然具有的特点。就是向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的临界文化。

　　6.社会结构开始由游动群体走向半定居或定居生活。这象征着原始群体的解体，氏族社会的开始。

　　上述是我对中石器文化内涵界定的看法，仅作为一家之说供大家参考。望能得到众家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