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当历史跨入21世纪之际，科学发展也迎来了一个腾飞的时代，考古学虽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也毫不例外地以新的姿态投入到科学发展的行列中来。作为中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岭南地区，它地处我国最南端，生态环境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四大河流之一的珠江水系贯穿其境。这里是高温、多雨、潮湿、日照强、海岛多、海岸线长、台风多的地区，也是人类起源摇篮地的南亚地区通往东亚和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地带。到了人类社会出现以后，这里又成了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加上复杂的自然环境，在这里生活的先民们，在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创造了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黄河、长江、辽河地区一样的悠久，一样的光辉，一样几经兴衰的变化，最后融合到中华民族这个大文化中来，成了我国南方的一颗明珠。

　　二、现代中国人起源关键性地区

　　人类起源，世界公认是源于类人猿，北京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成了达尔文进化论和从猿到人学说坚实的科学依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也成了中国人起源的摇篮地。

　　但不久前，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诸家祜教授为首的，由中国7个研究机构12位科学家组成的中国基因多样性课题组，对中国56个民族中的28个民族群体的基因样本进行分析，幷将其结果与其它亚洲和非亚洲群体进行了比较，完成了题为《中国各人群的遗传关系》的论文。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认为“源自非洲的现代人构成了目前亚洲人口基因库的主体”，他们认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大约在4万到6万年前从非洲出发向东经印度洋，取道东南亚进入中国华南地区。这种观点意味着，原来科学界所公认的中国人自北京中国猿人和其他古人类类型进化而来的传统看法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来自生命科学的最新探索领域——分子生物学。

　　类似的科学研究结果不仅限于此，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批分子生物学家根据对147名各大洲不同人种妇女胎盘细胞中的线粒体DNA分析，将所有现代人起源追溯到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这被称为“夏娃理论”或“走出非洲”的假设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意味着人类起源和进化的主干在非洲，其他各大洲的古人类代表都不过是进化中的旁支。

　　还有，1997年德国莱因汉斯博物馆和慕尼黑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联手，采取聚合酶链反应(PCR)分析方法，确认欧洲典型尼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处在现代人类序列的变异范围以外，因此不可能是我们的直系祖先。这一进展被列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最近，分子生物学研究有了更新的突破，一项由19项信息更为丰富的Y染色体指标被用来揭示东亚人群父系传承的遗传学研究在美国的斯坦褔大学完成。由于变异相对较小，用Y染色体指标来重建人群的遗传历史期没有进展，直到一种更有效的测定方法——高性能液相层析法(high-performance liqnid chromatogramphy)被引入之后，这一领域的探索才有了进展。在过去几年里，大量Y染色体指标被分辨出来。通过对包括21个中国不同民族的人口、22个省份的汉族人口，3组东北亚人口，5组东南亚人口，以及12组非亚裔人口在内的大量样本的分析，表明了东南亚人口要比亚洲北部的人口拥有更大的变异。这意味着东南亚大陆应是东亚现代人群最早的定居点。根据Y染色体变异速率的推算，晚期智人进入东南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8000~60000年前，紧接着开始了向北方的迁徙过程。与此同时，另有一批晚期智人群体从东南亚开始向南迁徙，进入马来西亚和印尼幷到达太平洋群岛。为此，Y染色体分析的结果与体DNA的证据完全吻合，这进一步证实了“夏娃理论”和东亚人口向南北迁徙和扩散的模式。

　　不过，分子生物学的进展幷没有获得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欣然认可，比如中科院院士吴新智教授认为，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不但在形态上，而且在时空分布上都显示出进化上的连续性，而且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显示出传统的延续，缺乏人口替代经常伴随发生的外来进步文化的取代。吴院士还指出，如果中国的晚期智人是从非洲来的，那么他们应当携带着更进步、和中东地区类似的旧石器工具。但是中国幷没有发现这样的工具。吴院士还认为，晚期智人从非洲迁移到欧洲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的过程可能是真的，但中国人经历了一个不同的进化过程，现代人类在远东的演化以本地人种延续为主，外来人种杂交为辅。

　　由此看来，“走出非洲”或“夏娃理论”为21世纪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提出了一个意义极其深远的科学难题。这就要弄清楚现代中国人如何起源的。

　　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地区不是在华北的黄河流域，而是在我们先前认为旧石器发展脉络不清的华南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岭南地区。在过去70年里，以周口店发掘为起点的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建立起以华北为中心的演化模式，表现为泥河湾早更新世地点为代表的直立人，经篮田人、北京人、许家窑人、大荔人、金牛山人、峙峪人和山顶洞人为主要脉络的演进谱系。今天，要对“夏娃理论”的进一步检验有可能完全改写中国这一史前的发展模式。

　　不过，“夏娃理论”是立足于现代人群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等遗传物质突变速率推算所得出的假设，这一遗传学证据幷非直观而被科学界称为“软材料 ”，而我们还需要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实物证据来做进一步的检验，考古学材料被认为是重要的“硬材料”。以上的观点是本中心陈淳研究员所收集到的最新资料，对此观点笔者比较认同，而且从笔者自己近十年来积累起来的考古材料来看，幷非一点也没有，只是有些被我们忽视了(材料另文发表)。

　　依上所述，从遗传学进展的证据来看，解决现代中国人起源问题的关键地区不在华北地区，而是在我国的华南地区，这是现代智人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为此，华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解决现代中国人的起源问题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国际学术界意识到遗传学的证据不能直接起到仲裁者的作用，关键的证据还得靠考古学的发现而决定。所以面对科学新课题的挑战，岭南地区的考古学已经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位置。我们必须以解决科学问题出发，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严谨的科学探索，以此来寻找能够检验中国现代人起源的证据。言下之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中国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对于科学界而言都将意义非凡，它必将成为一项有世界意义的科学成果。

　　三、稻作起源的摇篮地

　　有关农业起源的研究，近30年来发表的研究论文很多，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对于原始农业何时开始和从哪里开始？哪种作物最先被驯化？以及农业起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进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还处于各种推断和争论之中。不过随着发现的材料越来越多，我们相信要取得最后的答案已为期不远了。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我国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经鉴定研究证明属于栽培稻的籼稻，时间为距今7000年左右。曾经被人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人工栽培稻，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稻米实物遗存之一。但从稻谷谷壳，稻杆和稻叶等形态结构的研究结果证明，河姆渡遗址的稻作绝不可能属于最早期的稻作，而是带有相当进步性状的稻作。由此可见，更原始的稻作应该到更早的时代中去寻找。后来，在地处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城背溪、皂市等新石器遗址中发现距今7000~8000年的人工栽培稻遗迹，更早的还有湖南南部道县玉蟾洞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据研究者报道，年代可达10000年左右。这是在中国近几年来发现年代最早，最确凿的有关稻作起源的例证，比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以及草鞋山、松泽等稻作文化遗址早得多。正因为如此，所以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是最多考古实例支持的一种观点。可是，接着湖南道县玉蟾洞发现之后不久，在广西桂林地区的临桂县庙岩遗址和广东中部地区的英德市云岭牛栏洞相继发现了年代超过距今10000年的栽培稻硅质体和原始型栽培稻的硅质体。这样一来，引起了全国学者的注意。如果回顾一下南岭南麓的石峡文化遗址，它不仅在距今4200~4800年的文化层中发现了栽培稻的遗迹，而且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文化层中也有炭化稻米发现。经研究确定，这些水稻已经确认为以籼型稻为主，也有粳型稻，这结果明确告诉我们，这是栽培稻不是野生稻，这是相当进步型的水稻而不是原始型的水稻。由此可见，年代更早的原始型栽培稻应该到别的地方去找。正好，同是处于珠江流域的临桂县庙岩遗址和英德市云岭牛栏洞遗址，均发现超过10000年的水稻遗迹，特别是英德市云岭牛栏洞遗址出土的水稻是正处在分化阶段(即非籼非粳)的原始型水稻，也就是说是处于早期栽培的类型。英德牛栏洞和石硖遗址同在北江边，但牛栏洞在曲江石硖遗址以南130多公里处，和广西临桂县的庙岩遗址处于差不多的纬度上。这种情况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呢？这都很难说准。再看看处于湖南之道县玉蟾洞遗址，与其说把它划归长江中游范围，倒不如把它划归岭南地区更为合理，因为它地处南岭北麓，紧靠着桂北丘陵，从纬度上来看，它已进入亚热带的范围。生态环境已是和桂林地区一般。所以，从上述的材料来看，岭南地区作为稻作起源的主要地区是很有可能的。当然，水稻的种类不少，野生稻也不可能只有岭南地区才有，只要自然条件适合，而早期人类又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从集中强化采集，逐渐把当地的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也不是不可能的，哪怕是时间比其他某些地区晚了些，这样这个地区的水稻也不失为稻作起源区之一。我觉得任何一种作物都不可能只有一个起源区。凡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都应是起源区，不见得非得由别处传播过来的。

　　以上谈的是关于稻作的起源，至于其他农作物的起源则更为复杂，而且还得与出土的农耕工具结合起来全面考虑才行，因此，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四、家畜驯化之起源地

　　家畜起源也是一个主要的课题，它和农业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摩尔根和恩格斯认为，先有动物饲养后有农业生产，他们以为农业生产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解决动物饲养对饲料的需要。赞同此观点的中外学者不少，例如，S·梅加夫认为，最早的农业不是出现于最适于耕种的地区，恰恰相反，农业发生仅在那些适于放牧牲畜的地方才有可能。布雷伍德也主张，农业起源是由于公元前9000~7000年间西亚家畜饲养的发展以及加紧野生谷物采集、实践的结果。中国学者孔令平先生有许多文章中都表明了同样观点；农学家梁光商也认为，南方野生稻变为栽培稻是牲畜饲养的需要而引起的。

　　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也有。例如，文化地理学家埃里奇·伊萨克认为农业先于动物驯化，他指出：“人类驯化植物早于驯化动物的事实似乎是明确无疑的”。考古学者冯孟钦对此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写道：“姑且不论孰先孰后，它们(指农业起源与家畜饲养)之间有关联，但未必是因果关系；说它们有关联，是因为它们都与永久性定居生活相适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幷非所有的牲畜饲养都仰赖农业提供饲料，摩尔根观点的正确性是有限的。在考古发掘中经常可以见到牛、羊、鹿的骨头，这类动物的饲养是不需依靠农业的；对于这类动物，其实只有草、叶供应便足够了。狗是最先饲养的动物，也不必以农业为基础。至于猪的饲料是否一定依赖农业提供饲料，也需探讨，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在猪的饲养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可能预见到可以把人类粮食作为猪的饲料；合乎逻辑的推想只能是，当时人们用于饲养猪的饲料，跟野猪的食料相似，即野生植物的叶、茎、根块等。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用残羹剩饭作补充饲料，幷逐步过渡到以残羹剩饭(或粮食)为主的阶段——也只有在改变了食物结构之后，猪才能获得驯化特征。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诸多牲畜中，唯有猪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提供饲料。因此确切地说，猪的饲养才可以作为判断农业发生的一条标准”。

　　那么世界上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对野生动物的驯化？哪些动物是最早被驯化？这些动物的驯化在中国范围内哪里出现最早？对此我只能概括性谈谈，重点还是放在中国范围内。

　　迄今世界上已发现的较早驯化的动物品种有：绵羊、狗、山羊、猪、牛、水牛、牦牛、马、爪哇牛、驴、骆驼、家鶏、蜜蜂、蚕蛾、鸭、鹅、鱼。

　　狗是大家公认的为人类最早驯化变为家养的野生动物。世界上最早的狗被发现于伊朗的巴勒高拉，年代为公元前12万年。在非洲和美洲也发现了狗的骨胳，年代都相当早，都是距今1万~15万年前。中国最早的狗骨胳发现在距今7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至于发现在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的标本，是否属于家养的狗还很难于肯定，虽然有少数标本已经反映出狗的特点：嘴较短，齿列紧密，齿隙小，下颌骨水平枝变弯等等。但大多数标本还保留着狼的特征，不如说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犬科标本正处于被驯化的早期阶段更为合适。

　　猪也是人类驯化相当早的野生动物。世界上已发现最早的猪过去认为是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贾木尔遗址中，发掘出距今约8500年前的猪骨，还有在土耳其加约努出土的猪绝对是饲养的家猪，它已有距今约7000年的历史，但古生物学家李有恒和韩德芬两位研究了甑皮岩遗址出土的野猪骨胳后认为，这里发现的不是野猪，而是具有家养特征的猪。若此无误，中国驯化野猪的历史应该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距今约1万年，在国内也是最早的。不过，袁靖先生根据猪的第三臼齿M3大小和超过2岁的猪所占的比例高而否定了李、韩两人的结论。对此，我认为后者忽视作为家养猪的鉴定标准最为重要的是齿列结构，以及对比研究需要控制于同一地区内，不能漫天地对比，因为这涉及到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差别，绝不能忽视。

　　其他的野生动物驯化的时间都较晚，不少都不在岭南地区，甚至不在中国。例如黄牛最早出现在土耳其和希腊；水牛最早发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牦牛最早发现于我国西藏；马最早发现在中亚草原上。不过最近在广东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迹象，从遗址存在年代的中段起，食草的偶蹄类种属和个体同时大增，尤其是年青的个体数量有明显的变化，以至偶蹄类动物占整个动物群的65%。这种现象似乎标志着牛栏洞遗址的先民此时已开始驯养鹿类。

　　由上述的资料来看，岭南地区成为某些家畜驯化的起源地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依上所述，家畜驯化和农业起源的关系密切，谷物的种植是出于饲养家畜的需要。那么猪、狗的驯化在岭南地区应该有其物质基础，因为岭南地区成为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是不成问题的。这点我在《中石器文化与家畜起源关系》一文中已较为详细地论述过。

　　五、中石器文化研究的重点地区

　　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到了今天已进入到一个新台阶，关于中石器时代是否存在，什么是中石器文化，中石器时代的界定和称呼都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在欧洲地区已取得了共识，在世界其他各大洲中也逐渐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意识到，在旧石器时代行将结束，新石器时代即将开始之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将导致人类逐渐摆脱长期以来依赖自然的采集食物经济，变成富于创造性的生产食物经济。随着这一转折，人类的农业、家畜饲养和畜牧业都在起源，人种分化已完全确定，社会结构体制开始转化，由原始群转化为氏族社会，人类流动生活转向半定居和定居，原始宗教和艺术都在萌发。幷且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这个时期的文化内涵和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由于这样，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要解决这个转折时期的文化及有关问题，单靠历史或考古学科的研究已经不行了，必须依靠多学科的参与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又清楚地看到，由于在这个转折时期，地球上正处在最后一次冰期行将结束，冰后期即将开始的时候，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正处于剧烈的变化，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全球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就算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也差别很大。正因为如此，所以过去考古界一直喜欢寻求一种模式去把中国南北不同地区在同一时期的文化统起来，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对于处在变化万千的转折点时期的文化，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之所以一直未能取得共识，可能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过去几十年以来，不少中国学者都看到中国南北地区，大范围内清晰地反映在这个转折时期，起码存在着以细石器为主体的文化(北方)和以陡刃砾石石器为主体的文化(南方)，有些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以为凡是不能用一个模式统起来的文化，就不能算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往往人为地把两个文化面貌截然不同的文化划归不同时期，没有意识到这是文化的同期异相，更不知道导演出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

　　在南方这个转折时期的文化地点分布很广，北到长江以南，西到云贵高原东侧，东到台湾，南到海南岛，但尤其集中于岭南地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裴文中教授在广西地区已有所发现，武鸣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D洞等一系列洞穴遗址均属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当时只因为从这些洞穴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物与北方地区发现的那套以船底形石核和小石叶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所象征的中石器文化格调不一样，因此，对这些文化遗存的确认，一直处在反复之中，有时把它们划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有时又把它们划归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亦有人把它们划为中石器时代的文化。但如果拿它们与欧洲那些典型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相比，就显得更加相距太远。所以反复在所难免。可是随着南方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这类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如广西的盖头洞、柳江思多岩、兰家村(图17)、崇左矮洞(图16)、柳州白莲洞II期(图18)，大龙潭鲤鱼咀下层、桂林穿山月岩、东岩洞、桂林甑皮岩下层；广东的阳春独石仔下层、封开黄岩洞、罗沙岩上层，还有罗髻岩、乞丐岩、高岩、罗定的饭甑山岩、平塘下山儿洞、英德青塘朱屋岩、云岭牛栏洞下层等等遗址。在湖南的湘南和湘西怀化地区也陆续发现了这类文化遗址，既有分布在溶岩地区的洞穴内，也有分布在大小河流的阶地上，甚至有些以贝丘遗址形式出现。在沿海岸和海岛的沙堤遗址中，虽然迄今仍未有确切的发现，但在香港大屿山岛南面的石壁东湾遗址中，在其砾石层面上，已发现了陡刃砾石文化，这很可能 是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物。当今，香港地区已有距今6000年前的文化，突破这一时期的文化有所存在也不为奇。(其实2004年冬，在香港西贡深涌黄地峒遗址出土那一大批石制品已是旧石器时代产物，即香港地区在几万年前已有人类在生息。)

　　依上所述，这类遗址目前大多数集中在岭南地区，所以要解决南方中石器文化的研究问题，岭南地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如果联系到现代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这个课题的研究就更有意义了。

　　既然有文化，与文化有联系的社会结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人种分化问题，原始宗教和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也将会有丰富的材料提供，因为这是相互有密切联系的相关问题。要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在岭南地区史前阶段都能找到其丰富的材料。这是我国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或者只具备说明当地某一个发展阶段的材料。由此可见，岭南地区在中国史前考古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

　　（此文曾发表在《岭南考古研究》第2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