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和我国的中原文化、红山文化、东南文化一样，都有其长久的发展过程。都有它的来源和发祥地， 亦有他的发展中心。中原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孕育了红山文化，东南文化产于长江流域。岭南文化之源就是珠江水系，尤其重要的是其最大的支流西江。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是可以离开大江大河的。因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绝对离不开水。从古到今都如此，所以说水是万物之源。

　　现在不妨让我们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加以论证。在此我们重点谈西江流域，其他地区只稍带提一下。

　　关于人类起源与分布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已有不少的著作论述过。但对于人类是起源于非洲或起源于南亚问题仍未有定论。之所以有争论，其关键问题是由于有关人种化石的发现与分布问题。

　　根据近一百多年的发现和研究结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图1)，人类的发展历史经过了五个阶段，即腊玛古猿阶段(1400万年~700万年)、南方古猿阶段 (400万年~100万年)(图2)、直立人阶段(200万年~20万年)(图4)、早期智人阶段(25万年~4万年)(图6)和晚期智人阶段(5万年~现在)(图5)。从上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腊玛古猿阶段与南方古猿阶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其他各个阶段的年代里，都有一个时期互相重叠，同时幷存。这种结果可能由于各地区发现的同一种人类化石的存在年代不同，和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同种人类其演化的速度有一定的差异所造成，这说明其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这种不平衡性是与当时当地之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如何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种变化过于激烈，有可能导致某种人类终止其演化，归于绝灭。正因为如此，所以导致了各阶段人类化石分布的局限性。但不管怎样说，上述的五个发展阶段是为世人所公认的。

　　至于人类是起源于非洲或是起源于南亚之争论，主要是早期人类化石发现的结果造成的。因为迄今为止，腊玛古猿化石的发现地点集中在亚洲西南部、欧洲西南部和非洲肯尼亚一带。这片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希腊、匈牙利、肯尼亚等国家。腊玛古猿的化石最早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瓦立克山区发现。后来在东非的肯尼亚、欧洲的匈牙利和希腊、亚洲的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中国都陆续有所发现。长期以来，根据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一般认为非洲的黑猩猩比其他的猿更接近于人。特别是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研究表明，黑猩猩中的矮小种——卑格米黑猩猩与人最相近。加上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结果认为，腊玛古猿的头骨，特别是西瓦古猿显示出不少与现代猩猩相似的性状，所以他们认为，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更可能是猩猩的早期祖先，而不是人类的祖先，如果这个结论正确，那么人类起源的时间距今不到1000万年；另外，人类起源的地点可能是在非洲。

　　然而，对此观点也有持相反的意见的，认为现生大猿中与人最相近的不是非洲的黑猩猩，而是亚洲的猩猩。他们提出，人的怀孕期、内分泌类型、性行为以及十多种解剖性状都更象猩猩而不象黑猩猩。这表示出人与猩猩是由一种共同的祖先遗传下来的，而不是人与非洲大猿由共同祖先而来。

　　近期，在化石方面又有了新的发现。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理查德·利基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活克共同宣布，他们于1983年在肯尼亚北部发现了大约1700万年前的一种古猿的上、下颌骨，其形态与西瓦古猿和猩猩相似。他们认为，西瓦古猿的粗状颌骨和釉质厚的臼齿与非洲大猿不同，而更象现代的猩猩和早期人种成员的南方古猿(图2)。于是，他们提出现生的猩猩不是一种很特化的猿类，而好比是一种活的化石。从它身上反映出人、猿共同祖先的许多性状，因此可用来作为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活样板。基于上述理由，他们认为，西瓦古猿以及腊玛古猿可能是所有大猿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人类起源的时间至少在距今1700万年以前或更早的时期；而且人类起源的地点不仅可能在非洲，也可能在亚洲。(吴汝康，1984年)

　　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中科院院士吴汝康教授在综合研究了近十年来所发现的大批云南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后指出，禄丰的标本有些特征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大猿，而相似于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因此认为它们可能是由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方向进化的一个代表类型。同时认为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地发现的古猿与猩猩更为相似，可能是猩猩的祖先。由此可见，最早的人类祖先应该在亚洲。

　　中科院院士，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更直接地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应该是亚洲，因为在亚洲南部中国的禄丰地区发现了不少腊玛古猿化石，认为这是真正的人类祖先。而且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了迄今中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距今170万年前)；同时，在中国山西芮城西侯度发现了距今180万年前的石器。所以他认为更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器工具应该到云、贵、川这一地区的更古老地层中(指第三纪地层)去找，这是最有希望的地方。他在1978年发表的《中国大陆上远古居民》一书中曾经说道：“我国西南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看，位于人类起源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腊玛猿化石，而且在元谋上那蚌地方距今大约一百七十万年的地层中还发现了元谋人牙齿和石器(图3)，就是有力的证据。”不仅如此，贾院士还谈到中国的青藏高原，他指出，作为人类的起源地，青藏高原也不能忽略，因为那里也同样是有希望的地方。经过近些年来对西藏地区的综合调查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当上新世的时候，喜马拉雅山的高度约在一千米左右，气候屏障作用不明显，南北坡都受到印度洋暖湿的季风所滋润……，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正当从猿转变到人期间，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到那里寻找从猿到人的缺环也是有希望的。”(贾兰坡，1991年)

　　南亚的其他地方，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都有腊玛古猿化石和较早期的人类化石发现。在印尼的爪哇岛上也发现了距今190万年至50万年间的直立人化石。

　　更为重要的发现是中国新华社在1996年4月6日发布的消息。最近，以中科院古脊椎所王景文副研究员为队长的中美联合科学考察队在黄河岸边的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掘出完整的始猿下牙床化石，这一发现把人类祖先上溯到四千五百万年前。更有力地证明了人类的起源地应该在亚洲。

　　综上所述，看来人类的起源地在亚洲的看法更令人信服，但非洲的早期人类化石材料也不容忽视。

　　但不管人类的起源地是在南亚或者是在非洲，作为人类辐射传播和迁移的主要途径，中国的横断山脉下的各大河流(作为南北向通途)、连接云贵高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各大河流(作为东西向的通途)都处于不容忽视的地位。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人类学者林一璞先生在他发表在《自然之谜》第4辑中的《古人类迁移与“金沙走廊”》一文中已明确地指出，金沙江、澜沧江及横断山脉中属于长江上游的其他的各条河流，如雅砻江、大渡河等都是沟通南亚与我国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作者指出，无论人类起源的中心在什么地方，元谋—金沙江河谷的这个盆地，是亚洲间人类迁移到其他地区的中转站和主要途径之一，而且这种作用，早在17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林一璞，1982年) 这个结论似乎被近些年来在长江三峡地区和紧靠长江北岸的湖北和安徽地区新发现的较早期的古人类化石所证实。但是，到了中更新世，由于在亚洲西部已形成了世界屋脊，足以使南亚与北亚广大地区的联系隔断，在这种情况下，南亚的古人类向外迁移和分布的途径又何在呢？对此问题，本文作者早在1987年已发表的《东海走廊——远古人类迁移和分布的通道之一》一文中指出。到了中更新世之后，远古人类从起源地区往东亚、东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之一是“东海走廊”。而连接“东海走廊”的最重要途径现在看来就是发源于云贵高原的珠江水系中的西江及其各支流。

　　这种结论有何依据？我们不妨从南、北人类的血缘关系来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张镇洪，1987年)

　　1．1982年，在丹东市、东沟县前阳乡山城子山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我们称她为前阳人(图7、8)。经研究，发现她属于蒙古人种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发现前阳人的下颌骨上升枝最小宽度与较宽的下颌上升枝最小宽度比较小，左侧为33毫米。与东北亚和北美洲土著居民，特别是爱斯基摩人比较相差甚大。如果再与南亚的人种比较，则出现异常的相似。现将较窄的下颌上升枝最小宽度的人群的比较列为表一。由表一比较数字可以看出，生活在东亚的北部和西部的人类，其下颌上升枝最小宽度的尺寸有由大向小变化的趋势，丹东前阳人的下颌骨，就其上升枝最小宽度而言，明显地落入东亚南部的人群的数值之中，而与北部的人群相差太远。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偶然之故，不难设想丹东前阳人的渊源与其说是来自我们东北地区或华北地区，倒不如说来自我国华南地区可能更有说服力。

　　表一：下颌上升枝对比表

　　2. 1980年在本溪庙后山遗址中所发现的人牙化石中，出自第9方第6层堆积中的那颗右下第一臼齿，其结构很有特点。它的齿根除了有显着的三根外，还从远中根舌侧分出一根小的齿根，而且从X光透视照片中可以看出，该牙齿的牙髓腔比较发育，属“牛齿”型齿(图9)。这两个特征在北方的蒙古人种中极为少见，而在南方的蒙古人种中则极为普遍(现在例外)。由此可见，这种现象不能说纯属偶然性。

　　3.安徽和县猿人化石中有不少特征是更为接近爪哇猿人的。如上臼齿的齿带特征，颊舌径的大小，以及齿髓腔属牛齿型，还有眶上圆枕和额鳞之间存在的眉脊上沟的特征等等都是和南方的蒙古人种极相似，如果不能说和县猿人在演化上与南方的蒙古人种有直接的关系的话，起码在系统演化上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此外，山东沂源人和江苏南京人的头骨也有类似的特点。

　　4.在年代较晚的人类迁移和分布上同样可以找到证据。1983年在临近日本南端的冲绳县的官古岛的洞穴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头骨和脊椎骨，这是由横滨国大教授长谷川善为首的调查团发现的，经研究后被认为是二万年前之物；而且这些人类化石的发现，加强了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是从中国华南地区经冲绳到来的看法。因为这些人类化石的形态特征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柳江人化石极为相似，所以很自然地引伸出上述的结论。不仅如此，连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町发现的三日人(约二万年前)、在爱知县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化石、在大分县圣岳发现的“圣岳人”化石、以及在那霸市洞穴中发现的“山下纲人”(约32万年前)和在冲绳本岛南部相继发现的“港川人”化石等等都可以作为“东海走廊”存在的佐证。

　　5.近几年来，我们在西江上游的支流右江两岸阶地上发现，这里广泛存在的年代相当于中更新世60~70万年前的砾石石器，无论石器形态特征和打制技术上与朝鲜半岛南部的全谷里遗址(约距今30~40万年)出土的同类石制品是如此的相似，这不能不使人认为，这两处的文化在演化上可能存在某种的联系。

　　由此可见，东亚和东北亚，乃至北美洲的古人类及其文化都与南亚以及西南亚地区的古人类及其文化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关系。从此可看见古人类迁移及其文化分布的轨迹。同时也清楚地看到珠江流域作为连接人类起源地与东亚、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地带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在珠江流域范围内，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带的文化都很繁荣。虽然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比不上我国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但考古发现还是很多的。例如 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贵州盘县大洞遗址(距今40~10万年)就位于西江上游的南盘江流域内。这个洞穴遗址洞口朝东，洞口宽55米，洞厅纵深220米，洞内平均宽35米，面积近8000平方米。洞内堆积由洞口向洞内缓倾，堆积层厚度最厚处(洞口露出部分)可达195米。入洞后30米左右有一直径约20米的石钟乳大石柱。石柱之南侧和其下的堆积保存完整。经初步试掘后已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其中包括人牙化石、打制石器和骨器，还有40多种哺乳类动物化石。经年代测定，其文化层的延续时代较长，从距今40万年至10万年之间，是一个难得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

　　接着是在广西百色地区发现了大批的含手斧形器物的砾石石器，这种砾石工具发现于西江上游另一条支流右江的高阶地上。经年代测定结果初步确定为距今70~60万年。这套砾石工具分布很广，1995年秋天，我们在野外调查中，已经在西江中游与贺江和桂江交汇地段发现了相同类型砾石石器的存在。同样出土于砖红色网纹红土的地层中。时代可与右江百色地区出土的砾石石器相比。2005年由于要修筑从南宁市通百色市的高速公路，在右江沿岸的阶地上同时发掘了10个面积都超过1000平方米的阶地文化遗址，各遗址出土的文物遗物非常丰富，除了过去出土的大型砾石石器外，还有小型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都有发现，而且还有木碳和烧灰的发现。在地层上也有所差别，不仅网纹红土中出土石器，在棕红色土层中和上部棕黄色土层中也有出土石器，表明文化层可能不只一个，会有2~3个。这样大面积的全面对比，将为解决右江沿岸阶地上文化层的划分和年代的确定提供十分丰富的实物材料，值得令人高兴。

　　近十年来，珠江流域发现的文化遗址更为丰富。首先，于1978年秋和1989年秋在封开峒中岩先后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和大批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根据铀系法的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48±13万年。比曲江马坝人化石(绝代年龄为距今129±10万年)还早2万年。另外，1992年在封开庙边罗沙岩洞穴遗址中又发现了人牙化石、人工打制石器和大批哺乳类动物化石， 这个遗址包括了三个文化层，代表了三个不同年代的文化。(即第四文化层为距今79±15万年，第三文化层为距今48±05万年，第二文化层为距今224±016万年。)填补了广东距今2万年至10万年这段时期史前文化的空白。其次，封开黄岩洞遗址的深入研究，证明经过几次发掘后出土的1千多件砾石石器工具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的产物，年代为距今约2万多年，和上文化层(胶结层)中出土的人头骨化石(年代为距今193±02万年)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华南地区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重要材料。

　　在此期间这类遗址的发现不仅限于封开黄岩洞及其附近的罗髻岩遗址，处于西江流域上游的柳江和漓江阶地上均有重要的发现，如桂林的甑皮岩遗址、柳州的白莲洞遗址、大龙潭鲤鱼咀遗址、兰家村遗址，还有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等等都属于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遗址，不仅如此，在珠江另外的两条大支流北江和东江也有所发现。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在东江支流的河源地区同样发现了砾石石器。在北江中游的英德地区，近几年来陆续发现了宝晶宫旧石器文化，沙口清溪、云岭牛栏洞等文化遗址，不仅出土了大批砾石石器、骨器和蚌器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出土了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原始陶片及非粳非籼的水稻硅质体化石。如此系统和如此密集的发现在国内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这些发现为研究华南地区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材料，也成为这一时期珠江流域文化昌盛一个有力的佐证，清楚地表明，这里的生产水平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文化和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形成较多的人群聚落，成为原始社会早期发展中心地区之一。

　　造成这种局面幷非偶然，一来是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有关，因为珠江(特别是各江的中上游)及其各支流不仅在贯通东西方向联系方面重要，而且又是沟通南北方向联系的另一条重要通道。例如，漓江、灵渠与湘江和灌江之沟通就十分重要。二来是和这一地区有着非常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群解体、氏族社会形成的过渡时期，此时人类已完成了体质形态上的演变，人种的分化也已确定，人类社会可以说面临着全面发展的阶段，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存在对人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处于低纬度的岭南地区，在全球性的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行将结束时，全新世即将开始之际，由于水平面的上升，内陆的河流水源，低洼的地方出现大片的湖泊和沼泽地，降雨量明显地增加，大地充满着一片生机。在一些江河交汇处和沿海浅海，大量的水生生物迅速地繁衍着，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人类的采集生产活动不仅在森林中进行，慢慢地发展到水边，采集的内容也由采集根茎野果和各类种子逐渐扩大到采集和大量捕捞各种贝类和辨鳃类动物。狩猎的活动也由于森林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而大有改善。收获量大大提高，除了消费量外仍有富余。这就给家畜饲养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出土的兽骨已清楚地表明，猪已开始被饲养。封开黄岩洞、柳州白莲洞和英德牛栏洞等遗址出土的穿孔砾石石器和磨石，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出土的兽骨，年青个体占65%，也幷非偶然，可能与饲养有关。遗址出土了距今18~15万年的原始陶片。虽然不能说它们就是农业起源的标志，但起码可以看成是加工某种谷类作物种子的工具，很可能是采集已发展到集中采集的地步。这是原始农业诞生的前奏阶段。(张镇洪，1982年)如果把英德牛栏洞发现的水稻硅质体考虑进去，原始农业应该说已诞生了。

　　由于上述的情况出现，所以人类已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不仅人口增加，群体加大，而且活动范围已从洞穴和森林扩大到水边及其阶地上。在河流的交汇处形成聚落，开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

　　珠江流域不少地方都具备以上的自然生态环境，所以它很自然地成为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这些中心为后来的人类社会发展打下了牢固基础，它就是岭南文化之源。

　　　　

　　                          (该文曾刊于《岭南考古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