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腐保廉这一重大问题，我们曾在“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之五《人的素质与市场经济》和之六《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两书中作过一些论述，现在出版的《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则是相对集中地研究反腐保廉这一重大问题的习作。

　　世界要文明，社会要文明，精神要文明，就必需研究与文明背行的各种腐败现象。但这一工作不自现在始。我们的研究，则是在古今中外许多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某些方面的探索。这些探索也仅仅是初步的。就本书的情况而言，下述问题是我们所关顾的重点：

　　一、关于腐败的性质与特征问题

　　所谓腐败，一般是指物质的腐烂，引伸为一切事物由生机健康状态向着腐朽、败落状态转变的过程。从现代的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上来说，腐败一词则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堕落，社会的组织、机体、制度和措施等方面的混乱与失控而产生的毒瘤。我们在此书所讲的腐败，就是指思想上存在着有违社会公共职权责任的意识，并见诸于不正当实施公共职位或权威来谋取个人或团体利益的行为。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到，腐败首先是一种政治腐败——公职人员在运用权力过程中的不法行为；第二是经济腐败——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第三是作风腐败——用政治权力达到超常的享乐。这三种情形是互为联系、互为因果的。从这一界定还可看到，腐败的构成有三个要素：一是腐败的主体——包括团体与个体，自然人与法人，二是腐败的表现形式——通常表现为掌握一定公共权力或居于一定公共职位的人，把权力作为谋私手段，三是腐败的量与度——并非所有违反社会公共职权责任的行为，都称为腐败，而是这些行为达到一定的量和程度，才叫做腐败。同时，如果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来研究腐败问题，任何腐败的产生，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有其相对的特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把认识腐败的一般性质及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相对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理解腐败的本质问题。

　　依据上述观点，我们对政党地位及政治法律与腐败、经济利益及公共利益与腐败、公职责任及舆论道德与腐败的问题，均作了一些探讨。同时对腐败意识与腐败分子、腐败与不正之风、腐败与社会不良现象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也做了一些论述。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当代腐败具有的欺骗性与多样性、贪婪性与冒险性、易发性与顽固性等最为突出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也表现在中国当代腐败的现象之中，应当引为重视。

　　二、关于腐败滋生的根源问题

　　我们认为，腐败的滋生，有其社会历史条件与现实条件，而主要是社会政治法制、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的问题所造成的。

　　从社会政治法制的问题看，一是政体上的弊端。社会的公仆如果运用政权的力量，为卑鄙的目的服务，而变成社会的主人，腐败也就出现了。这是恩格斯早就指出的要害所在。许多资产阶级的学者，在研究腐败问题的政体弊端时，也有类似的看法。其次是公职上的缺陷，再次是法制上的漏洞。如果从社会经济利益的问题看，自然经济的封闭，计划经济的僵死，市场经济的失控，都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当然，在阶级社会中，经济是表现政治的，任何经济现象后面，都可以找到它的政治影子，政治法制上的弊端同经济利益上表现出来的腐败问题，是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后从社会思想文化的问题看，一是思想观念的失常，个人私欲的膨胀，二是生活方式的异化，情感行为的扭曲，三是文化圾品的泛滥，无形鸦片的涂毒，无不与政治法制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弊端息息相通，互与为用。看来腐败的滋生，在各个社会、各个历史阶段，虽会有不尽相同的表现，可以令人眼花缭乱，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还是前述三大根源所致。认识这一点，有助于中国反腐保廉的进一步开展。

　　三、关于腐败类型的划分问题

　　腐败类型的划分，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大致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大类。纵向方面，有的学者用传统腐败与现代腐败两种具体形式来表述，有的学者则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对比来考察。横向方面，有的从腐败活动发生的领域、程度及这些活动的隐蔽性为区分，有的从腐败活动依据的物品或获取的报酬性质来区分，此外还有许多细分的方式，本书作了一些简介。我们认为，从纵横两方面来划分腐败的类型，有特点，也有其不足，因此，在书中提出了：在纵横相互贯通中，分出权欲膨胀与权钱交易、官僚机构与官僚作风、异常追求与腐化堕落等三大类型。第一种类型主要指掌握一定公共权力居于一定公共职位的人，把公共权力和公共职位当作支配一切的力量和手段，从而为个人或小团体获取私利。它表现出权力的占有欲和人格的权力化，官商的相互勾结和进行权钱交易，大量受贿勒索和行贿希望获得利益回报，以及徇私舞弊和裙带之风盛行。第二种类型主要表现在公务机构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机构臃肿与效率低下，文过饰非与欺上瞒下，个人崇拜与独断专行，不负责任与严重渎职等等，是公务机构最易出现的问题。第三种类型也有多方面的表现。前述三大类型的区分，只是我们的看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关于腐败现象的社会危害问题

　　历来，人们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絶，因为腐败现象造成的危害广泛、深远，归结起来，主要有三大方面：一、腐败是动摇执政党权威的一大祸根，表现为腐蚀执政党健全的肌体，减弱和丢失政府的效能，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二、腐败是阻挠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它使社会积累资金减少和流失，使市场正常秩序和规模发生混乱，也使资金浪费和投资扭曲现象更加严重，三、腐败是污染社会风气的一大源头，既损害社会公共秩序，滋生无度的挥霍习气，也破坏社会的法制建设，导致民主秩序的日趋淡弱。认识腐败现象的社会危害，寻求反腐保廉的对策措施，既是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中国当今的紧迫性问题。

　　五、关于掌握反腐保廉的思想武器问题

　　在大体瞭解了腐败的性质特征、腐败滋生根源和腐败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要掌握反腐保廉的思想武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在不断与腐败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因此，古今中外关于反腐败的思想财富，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本书从借鉴的角度，讲到了中国的孔子、韩非、唐太宗、朱元璋、邓牧、黄宗羲、唐甄、曾国藩、孙中山等人，也讲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名人，如亚理士多德、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亨廷顿、布莱斯、胡格韦尔、乔治·本森、杰拉尔法·E·蔡登等等，他们关于腐败特性的思想、关于鉴别腐败的思想和关于廉政建设的思想，均有不同程度的参考价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保廉的重要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反腐保廉的思想，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深入分析和研究腐败的现象与实质，而且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维护和坚持无产阶级执政党地位的高度，深入分析和研究腐败的成因及消除腐败的途径与手段等等，是世界反腐保廉思想宝库中闪光的明珠，是中国反腐保廉行动中科学的指针。

　　六、关于构筑反腐保廉的社会机制问题

　　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地构筑反腐保廉的社会机制，营造反腐保廉的社会氛围，加强反腐保廉的法制力度，真正卓有成效地开展反腐败、保廉政的斗争，推动社会经济等持续、健康和快速的发展，这是中国正在努力的方向。就中国加强反腐保廉制度而言，切实地提高对依靠制度来约束人的重要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一文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同时，要抓住反腐保廉制度建设的核心，明确反腐保廉工作的重点。前者是指以权力制度制约权力，建立起科学的、有效的权力制度机制和体系；后者是指加强各种保廉制度的制订，抓紧查处滥用权力、进行权钱交易的大案要案。这就需要在保廉方面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操作性上狠下功夫，要从“两公开一监督”方面人手。此外，还要从总体上来认识反腐保廉制度建设的构架。在营造反腐保廉的社会氛围方面，主要是建立起社会监督体系，优化社会舆论环境，革新社会陈规陋习。在加强反腐保廉的法制力度方面，则主要是坚决贯彻法制的基本要求，大力加强法制的观念意识和切实疏通法制的运行途径。

　　七、关于中国当代反腐保廉的主要经验问题

　　当代中国在反腐保廉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对国际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这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是真正的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党。综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反腐保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坚持走群众路线来进行反腐保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在反腐保廉的工作中，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的积极性，切实建立起密切联系群众的反腐保廉机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是从执政党高度来把握反腐保廉，即把反腐保廉的建设放进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中，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并经受三个考验，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三是采取点面结合与标本兼治来实施反腐保廉。在实施过程中，切实贯彻“一要坚持，二要持久”的正确方针，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之，中国当代反腐保廉的丰富经验，是国际反腐保廉财富中不可多得的重要部分，不断总结和深化这些经验，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八、关于一些国家或地区反腐保廉的经验问题

　　例如新加坡、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瑞士、德国、南非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在对公务员的监督和经商限制、吃请受礼方面的限制等等，都有可资借鉴之处。另外，联合国前不久通过的《反腐败的实际措施》这一国际性文件，对人们瞭解世界反腐保廉方面的问题也有所裨益，我们在书中都作了介绍。

　　总而言之，本书试图从国际性的方位和从精神文明学这一综合性的学科视角入手，对世界性的反腐保廉问题作出一些初步的考察。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的许多错误之处，有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这是作者在1996年8月召开的《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首发式上的介绍，也是作者所着该书的总论，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广东社会学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奬。该书于1996年6月由广州出版社出版，是我国最早研究改革开放期间，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部著作，多家报刊竞相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