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泽民同志指出，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腐败现象，有六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贪赃枉法，二是行贿受贿，三是敲诈勒索，四是权钱交易，五是挥霍公产，六是腐化堕落。这六个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的权钱交易是重点。因为：

　　中国共产党，它在国家机关中占居领导地位，它手上的权力，是人民的权力，服务的权力。一旦有人把这种权力用来与金钱作交易，这一部分权力便会质变为市侩的权力，拜金的权力。在市侩的权力和拜金的权力的驱动下，党内和国家机关中腐败现象的其它五个方面，才会有蔓延的市场。可以说，权力的市侩化和拜金化，以及形成的权钱交易，是腐败现象的万恶之源。

　　从上可知，权钱交易的双方，权力的一方占主导地位。手上有权力的人，如果素质好，富贵不移，忠于职守，忠于人民，权钱交易便无从谈起；金钱之所以能发挥其腐蚀作用，那是掌权者出卖手上权力造成的。所以，在各种腐败现象中，要害的问题，即权力部分质变形成权钱交易，是引发其它五种腐败现象的根子。这是不能逥避的现实状况。

　　二

　　防止腐败，首先要防止权力的腐败。这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之计，需要有标本兼治的对策。这里仅从方法论上提出几点供参考：

　　第一，要强化自律。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各级干部，首要的是自己管好自己，自己约束自己。没有自律或自律淡弱，就很容易使手上的权力蜕变为市侩的权力，拜金的权力，腐败的权力。

　　讲自律，首先是人生观、世界观要不断地净化。这么些年，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正面的讲得少，甚至不被重视，而一切与立党为国、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宗旨相反的腐败现象，都可以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变形走样上找到答案。

　　讲自律，一定要使个人的理论修养不断地深化。这么些年，那些烂掉了的干部，吃亏就在于不看书，不学习，不扎扎实实地抓好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激流中，迷失了前进的航标，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讲自律，还要善于使传统美德不断地内化。这么些年，传统美德经受着严峻挑战，观念变革的过程时有误导。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干部，放松了对传统美德的内化，就连起码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都置之脑后，那就非出乱子不可。

　　此外，自律的内容很多。但上述三个方面是最根本的东西。这三方面都能得到强化，自律便算抓到了一些关键。

　　第二，要强化他律。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各级干部，不仅要有自律的精神和行动，还要有自律之外的他律来加以监督，才能保持人民的权力和服务的权力不出轨。

　　讲他律，必须严肃党纪。这么些年，党风不很正，原因之一是党纪松懈，失去了党纪的他律作用，使能够自律者无可奈何，不能自律者为虎作伥。因此，从上到下应严肃党纪，真正发挥党纪的他律作用，该是时候了。   

　　讲他律，必须高悬法制。这么些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大于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钱代法，以情代法等等不良现象，确实使法制的他律权威蒙受了屈辱；加上新旧体制交替中法制本身的先天不足与滞后状态，都给权钱交易钻了空子。

　　讲他律，必须重视民舆。这么些年，各级干部自己能看到的问题，可能会比较注意改进，但许多问题就不一定都看得很清楚，处理得很及时，解决得很理想。甚至于有不少问题久拖不决，群众有怨言。这就需要虚心地倾听人民的呼声，充分运用国民的舆论监督力量。这是强化他律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总而言之，从防止权力腐败入手，来理解腐败的症结，更能引起人们的警惕。而从防止权力腐败现象所提出的对策来看，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各级干部的自律是首要的，其次是配以他律制约，再其次是强化养廉。没有养廉这一条的强化，自律的强化和他律的强化便难于长久地坚持下去。关于养廉问题，主要是逐步提高工薪和改善办公条件等等，这里不多说了。一句话，反腐保廉如果有什么公式的话，那就是“强化自律+强化他律+强化养廉”。这就是结论。

　　三

　　有的同志认为：“反腐保廉讲自律是没有用的”。这个看法有失偏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这一条，活着如行尸走肉，也与一般动物无异。对于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干部，这是起码的要求。不然，就连封建时代那些“吾日三省吾身”的士大夫们也不如，这不是历史的一大倒退么？

　　有的同志认为：“反腐保廉讲他律就要学习国外的重刑重罚”。这种看法过于片面。国外并非都用重刑重罚。一切要从自身情况出发，借鉴不等于照搬。不廉洁，犯了罪，依法受刑罚，这是应该的。但所有这类刑罚的分寸，絶不可以任意加重，随心加重。还有同样一种罪，平时判得轻，“严打”时判得重，也有其弊。用法的前提是平时重在教化。教化的条件缺乏，加上教化本身的不够科学，实为治理者之过，不能都堆在受刑者身上，以重刑重罚了事。

　　还有的同志认为：“反腐保廉讲高薪养廉不合中国实际”。这种认识也难以苟同。高与低是相对来讲的。中国的国民现在还穷，但今后会逐步地改善。先行一步的珠江三角洲便是明证，那里的“公务员”们的正当收入都比较高，甚至比国家总理的月收入高出不少。从这里可以看到，实行逐步高薪养廉，不仅有可能，而且是出于保廉的迫切需要。要迅速取得反腐工作的进展，并从养廉上认真对待，重刑不如重奬。因为违法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这一头看到优厚的待遇，较高的工薪，便会多加自重，减少犯法行为的同时，更加忠于职守。所以高薪养廉实际得很，中国更应早办，不能举棋不定。

　　（这是作者在1995年研究反腐保廉专题时所写的论文，发表于范英等主编的《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一书，红旗出版社199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