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距今整70年前的1918年3月，在一艘从日本开来中国的轮船上，一位29岁的青年，望着蔚蓝色的大海，心潮起伏。

　　他就是林砺儒。从1911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东京师范学校起，他离乡背井已有六个多年头。这六年多来，他虽然身在异国，却无时无刻不心系祖国的变幻风云。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正是国家多难之秋。而每一个发生在国同的重大事件，无一不引起他心海的剧烈震荡……

　　快要踏上朝思暮想的祖国大地了，然而，前面的路，该如何走？

　　立志教育

　　1889年7月18日，林砺儒降生于广东省信宜县的一个书香世家。他四岁丧父，母亲患癫痫病，从小靠祖母抚养。伯父林鸿和叔父林适对他特别疼爱，严格教养。林鸿出身廪生，“好学力行，乐育子弟”，且“颇有林泉志”，宣统即位改元时，诏举孝廉方正，县里要选拔他，他却之不受。林适是砺儒父亲的孪生兄弟，出身优贡，幷进过广雅书院就读，后以教书为业，常携侄儿于身边，口讲指划，耳提面命，诲而不倦。这一切对林砺儒后来的“立身治事”影响很大。这位叔父十分热爱自己的职业，时时吟诵孟子之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伯父叔父的引导下，林砺儒渐渐树立了不走读书做官之路而服务教育的志向。

　　自1862年（清同治元年）设京师同文馆开始，“教育救国”成为官场和士林中一些人的热门话题；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相继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之后，这一热门话题也就更为热门了。1905年，林砺儒进高州高郡中学堂读书，这正是一所按“教育救国”论者的主张而设立起来的学堂。他学习十分勤奋，各种各样的书都读，曾积劳成疾吐过几次血。191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即应信宜县中义学堂之聘到该校任教，同年又参加公费留学日本的考试，选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抱定了终身服务教育决心。

　　然而，就在他留学日本的岁月里，祖国大地发生了种种变化，这些变化，用他后来的话概括，便是：“政制崩溃，产业崩溃，信仰崩溃，学问思想、社会组织，无一不崩溃。换句话说，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背景——都在崩溃。”他已经感到：“想只凭学校教育的力量去改造它自身的背景，恐怕是不可能！”那么，自己“服务教育”的志向还应不应继续坚持？

　　怀着迷惘的心情，在回国的第二年，他还是登上了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台，担任心理学和教育课程。而就在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民主与科学的浪潮，冲刷着古老的神州，也冲刷着他的头脑。他支持学生运动，帮助学生办平民学校，办识字班。在实践中，他重新看到了教育的作用，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学生说：“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

　　初试霜刃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前身为北京五城学堂，是我国最早的一所公立中学。成为高师附之中之后，本应“更有条件负起中学教育开路先锋的重任”，然而由于领导思想守旧，问题很多，师生意见很大，经常发生学潮，以致成为少有人敢问津的地方。为了整顿附中，办好附中，北京高师负责人拟派林砺儒兼任附中主任（校长）。

　　消息传出，不少人为他担心，有人还当面警告说：“当附中主任，等于上断头台！”

　　林砺儒却欣然接受了这个冒大风险的使命。“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他要到附中去实施自己的改革主张，试一试“霜刃”。

　　1922年9月，林砺儒正式就职。在就职演说中，他指出：“中学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务是文化教育，是人们需要的普通文化修养的最高水平。”他的话，语不惊人，却象一股清新的和风，吹进师生的心腑。

　　他改革的第一步棋，是试行“六三三”学制，将原来小学七年、中学四年改为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为了适应新学制，他组织教员制订规章制度和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自己草拟，自己试行，自己修订，因而形成了一种勇敢负责的风气。

　　有了新的规章制度，他便开始对校风学风进行全整顿，提倡“师生互相亲爱，互相协助”。针对过去教育脱离实际的做法，他提出教育应以生活为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幷重视给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在高中增设了第二外国语、解析几何、微积分初步、初等力学、电磁学、分析化学等课程，同时，展开全校普及体育。此外，还聘任了一批有学识、有改革精神的新教员。

　　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高师附中风气好转，质量提高，成为一所全国仰慕的学校。学生以进附中为荣，家长以子弟能进附中学习为幸事，许多人还多方拜托，请人说情，务期进入附中读书。而在这时，便有人谋取附中主任的职位了。有个家伙多方钻营，终于谋到了委任状，却又不敢贸然赴任，只得厚着脸皮去找林砺儒。

　　林砺儒早有思想准备，坦然地说：“既已如此，你就即刻来接吧！”

　　附中广大师生闻讯，无比气愤，准备罢课抗议高师的这一决定。林砺儒反复劝阻，终于感动了师生，没有闹成风潮。

　　1928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幷入北平大学，改称第一师范学院，林砺儒任临时院务委员会主席。他便着手对第一师范学院进行改革，增设了社会系，支持师生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他的这些做法不为当局所容忍，到1931年，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对第一师范学院严加整顿，停止招生一年，幷解除了林砺儒的职务，派来了新院长。林砺儒愤然离开第一师范学院，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不久又兼任广州师范学校校长。

　　点燃明灯

　　1933年，广东省政府为纪念古应芬（字襄勤），创办襄勤大学，林砺儒应邀参加筹办工作。该大学成立后，他出任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1937年，襄勤大学教育学院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他继续担任院长，于是以这间学院为基地，更放手地进行教育改革。

　　为了“培养进步的人格”，林砺儒在课程设置上打破常规，增添了一批公共必修课，如“新哲学”“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说史”“国际政治”“世界革命史”等；先后聘请了一批进步教授，如张栗原、蒋径三、李平心、高觉敷、陈守实等到校执教，还邀请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钱俊瑞、杨东莼等到校作形势报告。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学生可以组织各种社团，探讨各种问题。他还带领师生下乡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国民党当局对林砺儒的做法十分不满，派员到学校寻衅，指责教育学院不应开设“新哲学”“国际政治”等课程。林砺儒便将校名改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将“新哲学”改为“教育哲学”，内容不变，原有的系科和教员全部保留。国民党当局又派员到校，要设立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分部，林砺儒便和进步教师商定，由一位教授兼任训导主任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幷挂上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分部的牌子，实际上幷没有开展什么活动，使国民党当局无法直接插手学校的工作。

　　1941年初夏，林砺儒在广东文理学院已经奋斗了整整八年。回顾八年的历程，看着学院的兴旺景象，他无比兴奋，又无限感慨。如今，这所学院已被誉为“教育界的明灯”，然而，明灯愈亮，风吹愈烈，这盏明灯会不会被吹灭？不管如何，自己探索真理之光的决心不改，播种文化食粮的壮志不渝！想到这里，他奋笔写下一首《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歌》歌词：

　　民族抗战的烈火，

　　炼出了我们这支青年军。

　　走遍了险阻，历尽了艰辛，

　　却淬砺了奋斗精神。

　　我们要探索真理之光，

　　我们要广播文化食粮，

　　那怕魔高十尺，恶战千场。

　　同学们，挺起胸膛，放大眼光。

　　这是我们的校风，

　　这是我们的大勇！

　　同学们，挺起胸膛，放大眼光，

　　这是我们的校风，

　　这是我们的大勇！

　　“挽林”学潮

　　就在林砺儒写下《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歌》不久，校园上空，阴云密布，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伸出了魔爪。

　　一天，张栗原教授象往常一样登上讲台，开始授课。这时，一名学生竟将左轮手枪摆在课桌上，对张教授进行威胁。顿时，课堂秩序大乱。这件事立即引起林砺儒的警觉，他意识到这是有来头的，这名“学生”肯定是国民党反动派派来的特务！于是，他一面组织力量保护张栗原教授，一面密切注视动向。

　　1941年5月，国民党当局终于下令，改组文理学院，免去林砺儒的职务。

　　教师震怒了！学生震怒了！文理学院掀起轩然大波！

　　师生们自发成立了“挽林委员会”，召开声势浩大的“挽林”大会，派出教师代表团前往韶关向省政府请愿，幷通电全国，要求收回成命。学生们还集体创作了《挽林战歌》：

　　风已来了，雨也来了！

　　我们学校在风雨中飘摇，

　　我们的生活在风雨中震荡。

　　我亲爱的同学们，团结起来！

　　我们的生活在风雨中震荡。

　　我亲爱的同学们，团结起来！

　　挺起我们的胸膛，

　　放大我们的眼光，

　　我们坚决挽留林院长！

　　林院长是教育界的明灯，

　　林院长是青年们的保姆，

　　八个年头，一贯作风，

　　探索真理，追求光明。

　　我亲爱的同学们，团结起来！

　　挺起我们的胸膛，

　　放大我们的目光，

　　我们坚决挽留林院长！

　　这首歌和林砺儒作词的校歌，此起彼落，互相交织，响彻校园。

　　面对这场学潮，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慌，派去接替林砺儒职务的人也不敢上任。当局便采取高压政策，逮捕、开除了不少学生。但师生们毫不畏惧，坚持斗争达两个多月。

　　最后，国民党当局决定，由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兼任文理学院院长。

　　林砺儒被迫离开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文理学院。然而，他那“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精神，永远留在师生们的心中。

　　桂林笔耕

　　1941年10月，林砺儒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担任广西教育研究所导师；次年4月，改任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长。他自知已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密切注意，不能不防他一手。于是，在家门口贴上一副“读书幸未成君子，学圃犹堪作小人”的对联，以著书立说的方式，继续宣传教育改革的主张。

　　从1941年到1945年，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怎样做中学校长》《精神剃须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教育》《五四运动的评价》《八·二七路线》《儿童保育与人性改造》《养士》等。在《精神剃须论》中，他指出：指导青年，“一不是靠权威部勒，二不是凭笼络操纵”，而必须瞭解青年，和他们做真诚的朋友，共同参加社会实践。这篇文章在《文化杂志》刊登后，刺痛了国民党当局某些人，致使《文化杂志》被迫停刊。在《八·二七路线》中，他继续宣扬学术自由，求真理，明是非，认为学生要尊师，但对教师的学说、教义可以怀疑批判。他的这些言论，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特务多次用匿名信对他进行恐吓，但他置之不理。1944年，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多年来的实践，写成《教育哲学》一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大搞独裁，发动内战。林砺儒再也坐不住了，投身到民主运动中去。1946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恐吓，毅然加入民主同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控制桂林师范学院，决定迁校南宁，幷撤换了院长，林砺儒愤然辞职。这时，他身患肾炎，便回广州治病，由于生活贫困，连盘尼西林也买不起。桂林师范学院张毕来教授等获悉，立即凑了一笔钱寄给他。他接到钱，回信说：“庄子有云：‘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诸君盛情可感，亦复可哀，不如相忘于江湖。”有将此信贴于学院布告栏，引得许多师生热泪盈眶。

　　改革不止

　　林砺儒早年便打定主意不做官，也不涉足政界。在北京任教时，曾有两三个省先后邀请他出任教育厅厅长，都被谢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感到现在的“官”与过去的官有着本质的不同，乃参加了1949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幷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接着，又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1952年任教育部副部长。

　　面对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教育事业，他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先后主持起草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幷就少年儿童教育、中学教育、民族教育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写下《中等教育的两个问题》《瞭解少年儿童是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教因材施，材也由教成》等论文，提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办好教育的主张。

　　1961年，年逾古稀的林砺儒患食道癌刚愈，便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吉林，就师范学校的学制及教学计划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63年，他连续参加了天津中小学办学经验座谈会和云南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后又深入云南、广西等地调查研究教育工作的问题。在这段时间，他还撰写了《师范教育问题随笔》《语文教师是经师，也是人师》《怎样对待学校考试》等文，提出不少新见解。如在《怎样对待学校考试》中，他指出：“人生遇事要做，遇问题就要解决，所凭藉的只是自己所有的知识才能。人生正是这样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至死方休的过程，原非可怕。怕考试几乎等于怕生活，从来未闻有人怕生活的，而学校的学生则大多数怕考试，其原因何在，值得深思。跃跃欲试，原是有能者的常情，而学校竟把考试变成学生的畏途，其故安在？为人师者应深自反省。”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不久便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林砺儒的这些探讨未能继续进行下去，他的许多正确主张也无从实行。

　　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林砺儒看到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光明前景。然而，他已经重病在床，再也无法为之而奋斗了……

　　1977年1月20日，这位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改革的先驱，广大青年学生衷心爱戴的导师，因患胃癌，抢救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88岁。

　　林砺儒先生逝世后，家人捡点遗箧，发现他于1973年在笔记本上写下的一副“自挽联”：

　　服官自笑立仗马

　　遗稿尚无封禅诗

　　他的儿子林颖夫将这副“自挽联”拿给叶圣陶先生看，叶老感慨地说：“恰如其人！”

　　（与陈启着合作）

　　198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