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海，充满神秘的魅力。

　　我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自古以来，海边的居民以海为伴，探索大海之奥秘，探索彼岸之奥秘。早在2500年前，孔夫子就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他老人家对大海寄予无限希望。可惜他幷没有“乘桴”出发，可惜他的三千弟子没有一个继承老师的遗愿，只能留下无穷的遗憾。

　　孔夫子逝世大约500年后，提倡“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开辟了两条“丝绸之路”，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自然是汉武帝居住的长安；而广东以其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理条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也就成为海外各国文化首先登陆之地。

　　唐朝，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作为两条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和广州，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都会。据有关史料，当时在广州居住或经商的外国人达到12万之众。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写道：“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足见当时广东与“海外诸国”交流之畅通。唐朝的开放程度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正是这种开放的格局，造就了每一位炎黄子孙都为之自豪的盛唐文化。

　　宋朝之后，由于西域通道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制，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与中亚各国交往的主要通道而进一步发展。明朝，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史推向高峰。英国有位学者经过十多年研究，到100多个国家取证，认为郑和是发现美洲第一人，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70多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述，这位伟大的航海家七次出使西洋，都经过广东，其中第二次“首从广东往占城国”，广东沿海许多地方至今留下他的遗迹。

　　及至明朝中叶，中国开始“闭关自守”。清朝康熙年间，不仅继续推行“闭关自守”政策，而且更为严厉，“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邓小平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两百年。”正是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严重束缚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使得具有封闭性的内陆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然而，正统幷未一统天下，广州一口对外通商，独领风骚，成为世界海交史上唯一的两千多年不衰的大港；独享海风的沐浴的珠江文化，在神州大地“万马齐喑”的情况下，反而凸现自身的价值。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纽带，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海外诸国”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东乃至西方文化连结起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岭南尤其是广东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具有海洋性的各国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珠江文化。

　　                               （二）

　　自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全世界从国家首脑到各界学者，都越来越感到文化的地位举足轻重。文化就是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成果，在当今世界，它已成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竞争。如何看待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然而，中外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总是将目光集中于黄河，集中于黄河边上的黄土高坡。在他们的眼里，我们这个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民族以及所崇尚的儒家文化，似乎与封闭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甚至将中国在一段时间实行的“闭关自守”归咎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是不恰当的。他们忽视了以两条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国对外开放史，忽视了具有开放性的汉唐文化，更忽视了始终保持其开放性的珠江文化。

　　有感于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就组织一批政府参事、馆员和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包括文化学家黄伟宗、地理学家司徒尚纪、历史学家黄启臣、语言学家叶国泉、海洋学家甘子钧以及作家洪三泰等，对广东地方文化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考察。首先考察了大庾岭、珠玑巷、南华寺、马坝人、古广信、西江龙母和高凉冼夫人等遗址，接着，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港口——徐闻、雷州、赤坎、阳江、广州、汕尾、樟林、柘林等进行系统的调研。同时，于2000年成立了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举办了珠江文化特征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文化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与珠江文化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研讨会、慧能禅学研讨会等一系列研讨活动；编着出版了《珠江传》（司徒尚纪）、《开海》（洪三泰等）、《千年国门》（谭元亨等）、《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陈永正编注）、《广府海韵》（谭元亨）、《东方的发现》（徐肖南等编译）、《交融与辉映》（黄鹤等编）等一系列著作；在这次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研讨会上，又推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黄启臣主编）、《珠江文化论》（黄伟宗）、《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司徒尚纪）等三部著作。在考察过程中，省政府参事黄伟宗等就如何保护、开发、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向省和当地政府提交了多份建议，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采纳。作为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的工作人员，我有机会自始至终参与这一系列考察和研讨活动，从而对珠江文化的源流、特征和优势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正如珠江由三条支流汇集而成，珠江文化也有多个源头。而在多个源头之中有一个主要源头，它就是从中原传入的汉族移民文化。秦朝开通灵渠及潇贺古道，使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沟通，中原文化随之而传入岭南。西汉“交趾刺史部”所在地广信即今封开和梧州一带，便成为岭南最早传播中原文化之地。广信处于漓江、贺江与西江汇合之处，扼西江之要冲，沿江向东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宁，向北则可通过漓江、贺江经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较为便利。早在秦朝军队征讨岭南之时，这一带曾发生激战，原有土著因抵抗失败而逃散，于是成为汉族移民聚居之地。从西汉起，广信聚集了一批从中原迁来的文人，其中有著名经学家陈钦和他的儿子陈元。陈元被誉为“岭海儒宗”，晚年在广信讲学，传播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随着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中原汉文化也就与岭南百越文化逐渐融合，幷借西江——珠江水系向岭南各地扩展，逐渐形成具有“水文化”特色的珠江文化。

　　珠江的特征是江海一体。珠江有八个入海口，这在全国各大江河中是罕见的，充分显示它与大海的密切关系。珠江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个大家族中最具海洋文化内涵的，它不仅通过灵渠和潇贺古道引入中原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入“海外诸国”的文化。东汉时期广信人牟子研究从天竺（印度）传入的佛学，幷写出中国第一篇佛学论著《理惑论》。南朝时达摩来中国传教，也是经海路到广州西关登陆。虽然他后来北上，落脚于少林寺，成为中国禅宗的始祖，然而，真正将佛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特色的禅宗，是新兴人六祖慧能完成的。慧能最初到湖北东山寺拜师，后回广东，在粤北曲江南华寺完成了建立中国禅宗的使命，看似偶然，其实是历史之必然。与慧能同时代且系曲江人张九龄，正是为了发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冲破五岭的阻隔向北延伸，才发起幷主持开凿大庾岭之道。这一工程的完成，大大促进了海外——广东——中原的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广东也就成为海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的枢纽。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珠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语言——汉语方言中的粤语，便可发现大量海洋文化的因素。“粤”原写作“越”，系古代土著语言的音译，意为海或水。“百越”就是“越人”，意为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边的人。由于“越”跟浙江一带的越国容易混淆，故改作“粤”。从词汇看，粤语中带“水”字的词语特别多，如称路程为“水路”，称路费为“水脚”，称心意为“心水”，称眼力为“眼水”，称通信息为“通水”，称美丽为“威水”，称能干为“呖水”，称机灵为“灵水”，称注意为“醒水”，称苍老为“老水”，称幼嫩为“嫩水”，甚至将钱称为“水”（“一桕水”、“一方水”等）。从今天粤语内部次方言的分布，也可以看到它与水的密切关系。以广州话作为标准音，西江——珠江流域的粤语次方言与标准音比较接近，而离开西江——珠江流域，其粤语次方言就与标准音有着较大的差异。按其差异大小，可以划分为三大层次：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沿岸，即从梧州、封开到香港、澳门，为第一层次，其语音与广州话或基本一致，或差异不大，语言交际基本上畅通无阻；第二层次是西江—珠江江流域的周边地区，包括增城、从化、清远、广宁、怀集，以及粤西走廊的云浮、新兴、罗定、信宜、高州、化州、吴川、廉江，还包括桂东的玉林一带，其语音与广州话有一些差异，但仍可互相通话；第三层次是非西江—珠江流域的粤语区，包括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及阳江一带，其中四邑本属珠江三角洲地区，地理位置与广州距离不远，其语音却的粤语各次方言中与广州话差异最大的，彼此之间基本不能通话。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江中游的封开及梧州一带是粤语的形成地和早期的中心，后来这个中心沿西江——珠江转移到了广州，两地一线的粤语仍然保持着较大程度的一致性。汉语其他各大方言都是按行政区划来分片的，唯有粤语离不开江河。由此可以看到西江——珠江这条“母亲河”在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粤语所承载的珠江文化如何从西江一步步走向海洋。

　　                                （三）

　　珠江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

　　这种精神的形成，无疑跟发祥于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有这条延续两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广东不仅出现了无数长年累月同海浪搏斗的水手与商旅，出现了大批率先走出国门、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而且出现了不少率先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有识之士。早在东汉时期，番禺人杨孚就写出一部《临海水土记》。北宋年间，曲江人余靖写下中国第一篇海洋学论文《海潮图序》，从海上潮汐的成因，到潮汐运动的规律，每月潮汐的次数等，都作了科学的论述。他们研究海洋，当然是为实践服务，也就是为海上丝绸之路服务的。南宋末年，东莞学者李用东渡日本，传播理学。他们都为中国海洋文化和珠江文化的发展写下重要一页。

　　海上丝绸之路使“海外诸国”文化源源不绝地传入，来自天竺（印度）的佛学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外来文化，广东人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全盘接受，而是认真地加以研究，吸收以为我所用。东汉时期的牟子便是如此，他的《理惑论》将外来的佛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开中国佛学研究之先河。到唐代，慧能进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学。他的《坛经》，既有佛家的智慧，又有儒家的中庸。例如：“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众所周知，佛家讲生死轮回，讲脱离尘世，因此无所谓忠孝。慧能却在佛坛大谈忠孝，且将这种儒家学说与佛学有机结合起来。他强调“心平”“行直”，打破从天竺传入的那一套烦琐戒律。可见他不仅仅是佛教六祖，不仅仅是佛学大师，而且是将佛儒融为一体的杰出思想家。他的《坛经》不仅仅是佛学经典，而且是珠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一块瑰宝。黄伟宗在《珠江文化论》中称之为“珠江文化的古代圣哲”，是恰如其分的。

　　近代以来，广东出现了一大批率先研究和吸收海外文化的文人学者，珠海容闳便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而且是派遣留学生的倡导者。他将改革中国社会的一生经历写成《西学东渐记》，这本书成为岭南近代启蒙运动的先声。值得一提的还有梅州人黄遵宪。人们知道他是清末著名诗人，知道他发起“诗界革命”，知道他的《人境庐诗草》，而很少注意到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日本国志》。这是他任驻日本参赞期间，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历时数年才完成的。为写这本书，他上任第二年便开始学习日语，阅读了大量日本书刊，访问了许多日本人士，收集了各方面的资料。它成为当时维新派包括光绪都十分重视的一本参考书。黄遵宪以外交官的身份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他的诗有相当一部分描述外国风光，记述外国的历史和文化，其中有巴黎铁塔，伦敦雾景，苏伊士运河，锡兰岛卧佛，大阪樱花，等等。他“是中国自有诗以来第一个有世界观念的诗人”（葛贤宁《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第一诗人”，“封建末世出现的一位奇才”（谢冕《1898：百年忧患》）。此外，还有第一个机器纺织业创办者陈启沅，第一个飞行家冯如，第一个研习欧美油画的画家李铁夫，等等，他们都是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的杰出代表。更为突出而令广东人引以为荣的，是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和本世纪第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珠江文化也因此而显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魅力。以至郭沫若在《我来广东的志愿》一文中断言：“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

　　纵观历史长河，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地而着称于世，而贯串这三个“地”的红线，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根据广东实际，作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建设的，无疑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通过两千年海上丝绸之路而形成的“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正是珠江文化先进性的集中体现。这是广东人应当弘扬的文化精神，这是广东人应当珍惜的精神财富，这是广东人应当发挥的一大优势。建设文化大省，必须将弘扬珠江文化精神作为极其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广东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