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时指出：“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东方文化主张人与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敌人，不能讲什么‘征服’。只有在瞭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条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类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只有这样，人类的前途才有保障。”（《〈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在《“天人合一”新解》一文中，他还引述了钱穆先生的一句话：“‘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我们研究珠江文化的特征，也应抓住其基本思维方式，抓住“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分析中国南北文化之异同。中国南北文化同属东方文化，在“天人合一”上，无疑是一致的。然而，各个地域的“天”，即大自然，有所不同，尤其是黄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差异甚大，天人如何合一？对此各有不同的思路。黄河的洪水，黄土高坡的风沙，使人与大自然和谐关系受到了挑战。如何面对这种挑战？就成为那一带人们的千载话题。古代流传至今的神话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等，都是这个话题的产物。“补天”也好，“治水”也好，“移山”也好，都是改造自然条件以达到人与大自然和谐的一种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始终无法得以实现，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黄河儿女为之奋斗，从而孕育了独特的黄河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可用《周易》中“乾”卦之“象”来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是在“自强”之中又包含着几分浮躁。

　　珠江流域又称“岭南”。“岭”即横贯这片土地北部的五岭山脉，它犹如一道屏障，阻挡北来的罡风，使得这里气候温暖，四季如春。虽然珠江也会造成水患，但跟“黄河之水天上来”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珠江流域尤其是西江一带的人们将消除水患的希望寄托于镇守江边的龙母，而不去作那种“治水”之梦。至于“补天”或者“移山”，这里的天完好无缺，补它作甚？这里的山青秀可爱，移走岂非大煞风景？况且，珠江流域不少老百姓的祖先，当年就是为了追求和谐的“天人合一”境界而离开北方移居此地的，正如广东作家杨干华的小说《天堂众生录》所描述的“寻找天堂”队伍那样：“他们也许悟到了什么，又看这个地方也不错，便姑且把这里当作天堂，埋葬先人，安顿家小，开山种杉，垒埂筑田，斩竹围园，繁衍子孙……”可见，他们对眼前人与大自然基本和谐的关系十分珍惜，决不愿意抛弃这一切去追求虚无飘渺的梦境。禅宗六祖慧能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他认为，舍弃眼前的一切去寻觅“菩提树”，实在没有必要。由此可见，在天人如何合一这个问题上，珠江流域的人们所考虑的幷非对大自然的改造而是“顺应”。黄河流域改造大自然的“自强”精神固然可嘉，但若过了头，“改造”便变成“征服”，变成向大自然“开战”。回顾20世纪60至70年代，北方大地上不是曾经出现“战天斗地”之狂热，出现大寨那样的“典型”吗？岭南则没有这种狂热，没有这类典型，顶多也是迫于政治压力而应付一下而已。与黄河文化崇尚“自强”不同，珠江文化所崇尚的是“自然”，即自然之“道”。

　　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之所以屡遭破坏，既有天灾，也有人祸。那里一直是我国的政治斗争中心，又是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之地，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场战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地将希望寄托于“真命天子”，以维持“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历代王朝大多数建都于黄河流域，也使得文化上的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江南地区与珠江流域的自然环境本来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江南曾经多次成为割据对峙之地，居住在那一带的人们也就对黄河流域的正统文化有着一种抗衡态度，这种抗衡主要表现于以“柔”制“刚”。因此，江南文化的“阴柔”与黄河文化的“阳刚”形成强烈的反差。传统京剧男扮女，传统越剧女扮男，便是一例。这两种情况粤剧都不存在。珠江流域由于远离统治者争夺的中心地带，加上有五岭之隔，“山高皇帝远”，人们对那些争夺鞭长莫及，淡然置之。有人据此而断言珠江人“不关心政治”，其实，珠江人幷非不关心政治，只是不关心政治权力的争夺和更迭罢了。梁启超就说过：“余尝读史，汉以下历朝帝王，不下数百人，而求其聪明睿知为天下真主者，百中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则百五六，庸劣之主则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生灵鱼肉，肝脑涂地，宗社亦随而亡。”（《共治篇》）因此，他们没有北方文人那种时刻不忘“魏阙”的正统心态。对正统文化既不依附也不抗衡，是珠江文化的一大特点。延续到今天广东的改革开放，这种特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试以广东省政府参事张元元等在《顺德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与思考》中一段描述为例：“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底，在为期一半的时间内，顺德市进行了一场‘悄悄’的产权革命，初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当别的地方还在为如何把‘野鸭’打下来和打下来后怎么个吃法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顺德人已经把‘野鸭’打下来了。”70年代末以来广东的许多改革措施，就是这样“悄悄”实施的，事先既没有什么舆论，也没有什么“模式”。这不正是珠江文化崇尚“自然”之特征及其魅力的生动体现吗？

　　                                                           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