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从白话文运动到新时期的语言实验

　　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裂变。这场裂变始于世纪之初的“白话文运动”。数千年来作为书面语之正宗的文言遭到了抛弃，代之以较为接近口语的白话。这场运动，其先驱者胡适先生称之为“我们的‘哥白尼革命’”。

　　由于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运动很快取得了成功。然而，白话文登上大雅之堂后，情况幷未乐观。为此，30年代，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发起了一场讨论。参与讨论者大都主张“大众化”，将“言文一致”作为目标，即如陈望道先生所说：“必须慢慢做到写的文简直就是说的话的一个地步。”（《陈望道语文论集》225页）。在他们的倡导下，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完全用群众口语甚至用方言写成的文学作品，然而这些作品幷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不少学者认为，“言文一致”之所以难以实现，其主要障碍，乃是有数千年历史的汉字。于是，他们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汉字拼音化”，至于文学语言的建设，也就无暇顾及了。倒是在40年代的解放区，由于领导人的号召，文学界掀起了一场语言“工农兵化”的运动，作家纷纷抛弃自己的语言而采用“工农兵语言”（其实是农民语言）来写作。这可以说是“大众化”一种畸形的发展。

　　建国初期，领导人发起了“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语言的讨论演变成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统一语言”运动。尔后，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国文学语言变成图解与演绎某种政治观念的符号。

　　80年代，部分语言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学语言规范问题的讨论，不少文学界人士踊跃参与。何立伟、张承志、林斤澜等一批作家，致力于“语言实验”，反对用重复、仿制的“公共语言”来创作。一批“先锋作家”则有意将文学语言的结构系统粉碎、重组，完出各种不同的图案。以王朔为代表的另一批作家，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充满政治色彩的“正统话语”跟都市平民的口语、俗语巧妙地拼贴在一起，通过变换语境使其形式与实际表达相互矛盾，从而颠覆了这种貌似崇高的话语体系。通过这些讨论与实践，中国文学语言出现多元的格局。

　　反思：两个失落与两个回归

　　 其一，是文学语言的地位从失落到回归。

　　白话文运动本身就是文学语言的一场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文学语言的地位已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然而，即使地位再高，它也是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作为“本体”的身份出现的。因此，运动取得成功之日，便是它的地位失落之时。30年代所提倡的“大众化”，实际上是以群众交际口语取代文学语言。到50年代，“文学变成政治独白的转达形式”（刘再复：《从独白的年代到复调的年代》），作为其本体的文学语言更是难逃此劫了。

　　80年代以来，“文学边缘化”成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文学的边缘化却唤起了作家“语言的自觉”，这不能不说是个意外的收获。发起和参与“语言实验”的作家们就明确宣称“以语言为文学之本”。在他们笔下，语言不再是形式、载体和工具，而是文学的本体。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语言在向多元发展的过程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其二，是中国文学语言的传统从失落到回归。

　　中国文学语言历来被视为书面语之精华，不仅注重文采韵味，而且讲求“言外之意”、“韵外之旨”、“弦外之音”。然而，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们在抛弃文言的同时，连同中国文学语言的传统也否定了。这方面连鲁迅先生也未能例外，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就说汉语是“胡涂话”，幷认为：“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对于这个问题，季羡林先生指出：“有人说中国语言模糊，就因为中国人脑袋糊涂。但我认为，中国的语言好就好在模糊，因为东西方文化太不一样，我们的文学和西方的文学也不一样。”（《文艺理论建设要改弦更张》）在《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中，他将中国文学语言的特点概括为“不可穷尽性和朦胧性”，这是很有见地的。

　　在世纪末的“语言实验”，尤其是“美文”的实验中，不少作家重新注意发掘中国文学语言所特有的美感。他们还以探索性的创作实践实现对语言常规的变异，通过艺术变异而形成各种与日常交际语言迥然不同的艺术语言。这意味着已经失落多年的中国文学语言传统得以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复辟”，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