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广东作家杨干华越来越引入注目。这不仅是由于他在《惊蛰雷》《冬夜备忘录》《山里的太阳》《天堂众生录》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南国农民形象，展示了他们的命运和追求；而且也由于他在这些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天堂众生录》中，打破了传统的结构形式和表现方法，将笔触深入到农民的心理结构和命运的演化的民族文化背景，从而揭示了数千年来封建文化意识与现代的极左政治路线之间的天然联系。在语言表达方面，他娴熟地运用南方农民口语，有选择地吸收方言，幷在这个基础上，大胆地将不少时髦的政治术语引进自己作品之中，通过种种语言变异手法，创造出一种“雅俗结合”的独特的语体风格。

　　本文试以《天堂众生录》为对象，对杨干华小说的语言变异艺术作一初步探讨。

　　一、政治术语的艺术运用

　　众所周知，某门学科中的专门术语，它们“所指”的概念通常是有严格的范围限制的，因而一般只在本学科的著作中运用。例如政治术语，一般只用于政治论著及党政机关的文书，而文学作品是很少出现的。但是《天堂众生录》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一个显着特点，就是用了不少政治术语。这些政治术语到了作者笔下，大都偏离了原来所指的概念，给人以一种独特的感觉。例如：

　　①她(按：指寡妇莫一嫂)似乎占有十足的理由，使用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对攻战术。你年嫂撑着腰，她也撑着腰；你年嫂大手指戳过来，她也大手指戳过去；你年嫂上前一步，她也上前一步，几乎已是短兵相接。再没有了容忍，也没有了理智，双方都有一步便走一步，见机而作，择隙而攻，幷且动用了统战的法宝——

　　这段话运用了许多政治术语和军事术语，如“对攻战术”“短兵相接”“统战的法宝”等等。然而，它所写的只不过是两个农村妇女的一场普通争吵，既非政治斗争，也不是两军作战，表面看来，这些术语似乎用得很不得体。然而，只要细心品味，就会发现，这些术语用于此，都已偏离了原来的所指概念，读者不但不会将两个农妇的一场争吵看成是一场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不但不会感到用得不贴切，反而使人觉得用得恰到好处。这种偏离的用法自然使人联想到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一切都“上纲上线”的做法是多么可笑!

　　②他(按：指老农罗可灿)的澡房是跟厕所一元化的，这样可以节约用水，身上的汗渍又肥，他是绝不会让它在沟里白白流走的。

　　“一元化”原来是哲学术语，指由多样向单一发展，由分散向统一发展。在“文革”中，它又被用来指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罗可灿的澡房跟厕所，与党政军大权当然风马牛不相及，因而这里的“一元化”，所表示的幷不是原来的政治内涵或哲学内涵。作者为什么要选用这一术语，而不按日常语言的说法写成“在一起”?原来，作品中的罗可灿，是个被极左政治扭曲到非常可笑地步的人物，他总想通过“突出政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命运反而一天天变坏；他积极紧跟“气候”，却依然不是“感冒”，就是“中暑”。作者将“一元化”这在当时十分时髦的政治术语用于他的澡房与厕所，正如鲁迅将阿Q因头上的癞疮疤被人别人取笑而“怒目而视”称作“方针”和“怒目主义”一样，含有深刻的讽刺意味。

　　③当然，钟万年不会忘记梁继承，水有源而树有根嘛。梁继承真算得上扁鹊翻生，华佗再世，送子送女观世音啊!所以，他有意给梁继承放松放宽，暗地里搞优惠国。

　　“优惠国”是个外交上的政治术语。在国际商务关系中，一国对另一国给予比对其国家更为优厚的待遇，如放宽进口限额，减免关税等，这另一国就叫“优惠国”。而支书钟万年与“地主仔”梁继承当然不是两个国家，也没什么商务关系，因此，这里的“优惠国”，显然已经被赋予新的涵义。将二人的关系说成“优惠国”，可使读者从中体会到那种“政治运动”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到何等地步。

　　④当大国之君不容易，小国之君也不容易，钟万年的长处在于吃透两头，应付四面八方，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渐渐地就能老练成熟，臻于炉火纯青。概括一句话，就是善于弹钢琴，这是伟大领袖的名言。钟万年出于深厚的阶级感情，加上历年工作的体会，对这一名言是永志不忘的。虽然原意指的是班长对于领导班子，但推而广之，对上级，对下级，对广大群众，对朋友，对亲戚，甚至对敌人，对鬼神，同样适用，奥妙无穷。

　　这段话中用了不少时髦的政治术语，有的还是当时广为流行的“伟大领袖的名言”，但作者运用它们，目的是表现钟万年这位颇善于“紧跟”而实际上对马列一窍不通的农村领导干部的心态。作者还写到钟万年如何将“伟大领袖的名言”推而广之，以至无所不包，这就反映社会上确有那么一些人，将本来具有严格规定意义的政治术语随心所欲的理解，不着边际地使用。由此可见，作者笔下那些政治术语在意义上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生活中语言现象的一种折光。

　　二、析“通与不通之间”

　　杨干华曾对笔者谈过这样的体会：“艺术语言，妙在‘通’与‘不通’之间。”这话说得十分中肯。在规范的语言中，词语通常是按一定的结构形式组成，按其语义和语法功能搭配组合成句子的。这样组合的语言单位，我们可以在起真实的世界中找到其所指称的对象。当作家依照传统的方法进行表述，他所能把握到的世界的逻辑关系与常识中逻辑关系大体上是一致的，这时他完全可以按常规来组织词语和句子，得到合乎规范的说法，这样的语言是“通”的。而当作家的笔触深入到一个个骚动的甚至是被扭曲了内心世界及他所要展示的这个世界的逻辑关系时，便往往与常识中的逻辑关系发生冲突，这时他便往往打破语言常规，按照自己的独特感受与理解去组织词语与句子，得到一种“通与不通之间”的艺术语言。杨干华正是如此做的。下面举些例子：

　　⑤“走资本主义就是死路一条!”罗金河是明白的。但同时，又有无数声音支持他：走也死，不走也死，走是饱死，不走是饿死，饿死不如饱死，那就走呗。就是说，他是被迫的了。而且，梁继承反问道：“我们有多少资本?成什么主义?”他不能回答。

　　将“资本主义”一词拆为“资本”与“主义”两个词来使用，这当然违反了语法常规。这样一经拆开使用，就使其内涵变得带有随意性。这种变异用法，不但不会使人觉得有什么不通，反而会使人觉得十分新奇独特。作者的用心，就是让读者从中体会梁继承、罗金河对四人帮横行时代那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极左政治运动存在的怀疑、厌恶，揭示了他们二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⑥她(指莫一嫂)不是不爱集体。她也积极集体过的。可是年年听上级的话都落空，辛辛苦苦照着干，打回的谷子或木薯就那么一点点，……那样的日子，根本真的不愿意再活下去。

　　“集体”是个名词，作者却在它后边加上个时态助词“过”，这显然偏离了语法常规。同时又以副词“积极”一词来修饰，在词性上也不能作如此组合。这一超常规的语言表达，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新鲜幷富有幽默感。作者作如此灵活变异运用，生动地表现了莫一嫂这位曾经热心走“集体富裕”道路，到头来却是一贫如洗，过着“真是不愿意再活下去”的日子的农村妇女那复杂的激愤的心态。

　　⑦这样可爱的阶级敌人，既可以为他们钟姓人家消灾纳福，又可以为他政治上消灾纳福，哪里去找?稀世之珍!

　　“可爱”这个词在语义上通常只用来修饰正面的人或美好的事物，而这里却用来修饰“阶级敌人”，语义搭配显然不合常规。但是，这个“阶级敌人”梁继承，不过是个“地主仔”，是“斗争哲学”的一个牺牲品，是每次政治运动不可缺少的斗争对象，同时又是值得很好“保护”的“阶级敌人”。身为“党支部书记”的钟万年当然深知这一点。这样，“斗”与“保”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作者用语之妙，读者通过这一反常的组合便可品味出来。

　　有时候，作者有意撇开其严密的逻辑关系，而依照系统论中“整体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的原理来进行无序的排列，语言单位之间往往出现较大幅度的跳脱。这种无序排列，似乎不合语法逻辑，而实际上正是作者组织艺术语言手法之一。下面举一例子：

　　⑧蓦地，陆梦兰还是听到有人呼唤她。热切的、焦虑的、充满悔恨、自忏的乡音啊，有她一天前还是丈夫的罗金河，有她曾寄托归宿的梁继承，有小姑子罗金英，有林碧珠，有莫一嫂，甚至还有老家翁罗可灿……但渐渐地，随着雨的长久和夜的深沉，什么都听不见了。岑寂。虚空。浑蒙。都沉沉睡熟了。孪生兄弟偎紧父亲吗?老家姑还在一声紧似一声地怄气吗?

　　小说中的陆梦兰，是一位聪明、美丽、善良、贤惠的青年妇女，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就受到一连串压迫与打击，最后被逼上了绝路。这一段，写的是她自杀前的内心世界。在这一段语言里，有长句，有短句，也有独词句。时而有序，时而无序。分析起来，句与句之间说不上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而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陆梦兰离开人世之前既杂乱又清醒，既变态又正常，既不愿活着又留恋人间的矛盾心境；是作者炽热的情感，复杂的心绪、理智的思索融为一体的呐喊!

　　三、语言中的“非语言因素”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符号具有“能指”(即语音)和“所指”(即概念)的功能。上面所举的例子，有的偏离了原来的概念，有的意义模糊或带有随意性，但它们还是可以算作具有“能指”和“所指”的语言符号。《天堂众生录》中还有一种作者故意创造的特殊词语，它们虽有一定的语音形成，却幷不表示任何概念，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字面意义，因此不能算什么语言符号。这种特殊词语，我们称之为语言中“非语言因素。”例如：

　　⑨莫斯科受不了窝囊气，就自怨自艾，骂自己：你是个屁莫斯科啊，一点英明都没得。现在，莫斯科的列宁死了，斯大林死了，派上个赫鲁——什么妖妇当家，真真正正的妖妇啦，把克里姆林宫那颗闪闪的红星都弄黑了!

　　“莫斯科”是作品中的一位荣军。他是“一九四八年天堂农民抗暴的英雄之一”，“后来参军北上，因为崇拜苏联社会主义，又姓莫，让首长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他曾经为自己的光荣历史而自豪，也为自己的名字而自豪。可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他“毅然荣归故里”之后，便发现，周围的人对自己幷不那么尊重了，连党支部书记钟万年的老婆也“指桑骂槐”地讽刺他。他不明白其中原因，只有将满腔怨恨向赫鲁晓夫发泄，因为这个赫鲁晓夫玷污了“莫斯科”的神圣。作者利用语言上的相近，巧妙地将“赫鲁晓夫”换了两个字，写成“赫鲁妖妇”，幷用“什么”将它分开。“赫鲁晓夫”是个音译词，表示一种姓，因而是一个语素。语素是不可再分的，也不能抽换其中的音节，将“晓夫”换成“妖妇”，这个音译词就无法表示一种姓，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字面意义了。然而，作者通过它，生动地表现了这位荣军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又不知该向谁诉说的独特心态。由此可见，杨干华笔下的非语言因素，大都来源于日常语言交际中的错误。这种错误一经作加工幷运用，便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

　　⑩“我(莫一嫂)是麻风出了面，怕他?我说得他没得声出。我管他什么鶏粉煮鱼，拱饱肚算!我叫你别怕就不怕!”

　　这里，作者作用读音上的错误，将“资本主义”写成没有理性意义的“鶏粉煮鱼”。这种手法，跟第二节例⑤中所举的梁继承将“资本主义”拆为“资本”和“主义”异曲同工，但前者的意思虽然偏离幷带有随意性，仍是语言符号；“鶏粉煮鱼”则是非语言因素。读者透过它，可以体会到已经被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逼到无路可走的农村妇女莫一嫂对那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极端反感和无比蔑视。

　　B11须知，罗可怜绝不象贤弟莫可能，冬天领了“党党”的棉被，到夏天就卖掉，又到天冷时厚着脸皮求救济。他对“党党”给的东西，一直象爱护眼珠子一样。

　　小说中的罗可怜，是个“憨直得近乎傻讷的青年农民”。他生得“老相矮细”，而且说话口吃，因此经常被别人取笑，但他从不反抗，就连阿Q头上癞疮疤被别人取笑时所采取的那种“怒目而视”也未曾有过。作者巧妙地利用他口吃的毛病，创造出“党党”这一特殊的重叠式词语。按常规，“党”这个单音节名词是不能重叠的，当这一特殊词语用于罗可怜的对话之中，便属于修辞中的“飞白”；而当它被抽出来用于作者的叙述，便是没有“所指”的非语言因素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透过一非语言因素表现得淋漓尽致。

　　B12老相矮细的罗可怜，皱起一大叠皱纹，露出一大排黄牙，就更加显得鸭仔听打雷，莫名其妙，这个“人袋(代)”是装米呢，还是装糠呢?

　　利用“代”与“袋”同音的特点，将“人代”写作“人袋”，便创造出一个谁也说不清其理性意义的特殊词语。加以“这个‘人袋(代)’是装米呢，还是装糠呢”这一发问，更使读者感到幽默。原来，罗可怜当上“人代”（人民代表)，本身就是滑稽的：他先被领导用“移花接木”的办法顶替罗可灿当了“英雄”，被吹出了名，接着便莫名其妙地当了“人代”。他也不晓得“人代”是什么东西，所关心的只有米(可以充饥)和糠(可以养鸭子)。读者透过“人袋”这一非语言因素，可以体会到罗可怜这类农民愚昧到了何等地步，同时又可以体会到，造成了这种愚昧的极左政治“颠三倒四、荒唐滑稽”到了何等地步。

　　B13听说省里就有个欧阳海(山)，他专写什么《番瓜巷》(三家巷)，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歌颂地主女嫁无产阶级，现在报纸批判啦!

　　“欧阳山”是位作家的名字，将“山”换成“海”便失去了“所指”(虽然有位烈士叫“欧阳海”，但只不过是偶然巧合，这里不能理解为指这位烈士)；《三家巷》是—本书名，变异为《番瓜巷》，也就失去了原来的理性意义。因此，它们都是非语言因素。作者将这两个非语言因素用于党支部书记钟万年，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表现了这位党支部书记的无知，又深刻地讽刺了这场黑白颠倒的“批判”。

　　黑格尔说过：“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这里所说“语言”，指的当然是合乎规范的语言，也就是具有明确的“能指”和“所指”的语言符号，这种语言符号在表述客观世界时是适应的，在表现人们的内心世界时就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了。而杨干华小说中的种种语言变异艺术，创造“非语言因素”也好，偏离语义和超常结构也好，目的都是超越这种局限性。他打破了我国传统小说的语言表达方法，同时又借鉴了我国古代诗词和曹雪芹、鲁迅等语言大师的宝贵经验，加上自己的探索和创造，使他的小说语言既可以表达普遍的东西，又可以表达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本文所列举的手法和例子，仅是其中一部分，其也如方言的运用、歧义的安排、取名的艺术等等，也十分出色，值得进一步探讨。

　　（与叶国泉合作）

　　199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