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多种答案。而在汉语中，“文化”一词的“文”，本义为纹理，引申为文辞，也就是语言（例如吕叔湘先生的一本语法学著作就叫《中国文法要略》）。文化，就是“以语言教化”。当然这未必是对文化最科学的解释，但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语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量事实证明，语言不仅仅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而且全面地反映一个民族在思维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的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如此，作为一个地域的方言也是如此。汉语有七大方言，它们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蕴涵深厚的文化积淀。广东地方传统文化通常分为三大组成部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所依据的其实就是境内三大汉语方言。粤语不仅是广府地区人民的母语，而且是广东和整个岭南地区最大的汉语方言，它不仅蕴藏着广府地区的传统文化，而且保存着大量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了的传统文化。离开了粤语，广府乃至岭南地区许多文化品种便不复存在。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的过程中，应当研究和弘扬粤语文化。
　　
　　                           从汉民族共同语的沿革谈起
　　
　　相传黄帝部落的史官仓颉创制了汉字。这套汉字与西方文字的最大区别，是依据东方“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不是单纯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脱离了语言羁绊的、能够控制语言的文字系统”。（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随着汉字的产生，汉语便形成了与口语相辅相成的书面语。当口语交际发生障碍时，操不同方言的人便不约而同地借助于书面语。而书面语的作用一旦得到公认，人们便会想方设法为其汉字“正音”，即确定一种公认的标准读音。这种标准读音一经推广，书面语便成为部落的共同语。
　　
　　汉语最早的书面语和共同语称为“雅言”。它形成于西周，以其国都王畿一带的方言即“夏语”为基础。春秋战国，诸侯割据，雅言成为各诸侯国之间往来的官方语言，如果官员不会说或者说不好雅言，出使时就必须带会讲标准雅言的“象胥”（翻译）。不仅官方交往如此，当时文人讲学也都使用雅言。孔子就对学生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他日常使用鲁语，而诵诗书和参加祭祀时则用雅言。教育的发展促进了雅言的推广，使它逐步成为社会各界交际的共同语。
　　
　　汉朝，扬雄着《方言》，将非地区性的普通词语称为“通语”。有的语言学者以为“通语”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其实它只是就词汇方面而言，跟音系没有关系；同时，扬雄将几个地区内都使用的词语也称为“通语”。可见“通语”幷非当时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当时的民族共同语仍然是雅言。到了东汉时期，政治经济中心由长安转移到洛阳，朝廷和文人都以河洛雅言为标准音。为了跟长安音区别，人们称之为“洛生咏”。
　　
　　东晋至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这一带的汉语受游牧民族语言的冲击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鼓励鲜卑人学习汉语，中原汉语融入了不少鲜卑语的成分。与此同时，大批士人南迁，东晋和宋、齐、梁、陈的京师金陵（南京）成为他们的活动中心，其语言沿袭河洛雅言，称为“士音”；当地原居民的语言称为“庶音”或“吴音”。隋朝，南北统一，但两地士音差异不小。开皇初年，刘臻、颜之推等八位学者有感于此，经过讨论确定审音原则，由陆法言执笔，编写出我国第一本音韵学著作——《切韵》。编着者宣称“酌古沿今”，“兼包南北”，实际上以南方士音为主，酌取北方士音，因而所记述的是隋朝以前的雅言音系。与现代汉语音系对比，这一音系主要特点是：有一整套全浊塞音和全浊塞擦音；“见”组声母均发为牙音（舌根音）；“知”组声母发为舌上音，与“端”组接近；“影”母发为喉音；有舌叶音；没有翘舌音；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平、上、去、入声调。纵观今天汉语七大方言，最接近《切韵》音系的是粤语，上述大多数特点，包括“见”组声母均发牙音，没有翘舌音，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舌叶音，有平、上、去、入声调等，在普通话和北方各大方言中已经找不到，而在今天粤语中却完整保存。今天广东封开一带的粤语，保存着全浊塞音及全浊塞擦音声母；还有个别地区的粤语次方言保存着《切韵》“知”组声母及“影”母的发音特点。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粤语与雅言的传承关系。
　　
　　隋唐时期，政治文化中心重返长安一带，同时以洛阳为东都。朝廷通行秦音，而河洛音也占有重要地位。不过此时的河洛音已经不是当年的“洛生咏”而融入了不少鲜卑等游牧民族语言成分，以“洛生咏”为基础的《切韵》反而被指“多吴音”，进行多次删改。北宋建都汴京（开封），河洛音成为标准音，陈彭年、丘雍奉旨编着《大宋重修广韵》，作为“官韵”颁行，为了跟雅言音系区别，称为“中原雅音”，又称“中原正音”。与雅言对照，中原正音有以下主要变化：全浊塞音和全浊塞擦音消失；舌叶音消失；舌上音“知”组声母与“精”组合流，发为齿音（平舌音）。在汉语七大方言中，比较接近这个音系的是客家话。客家人自称“不忘祖宗言”，其“祖宗言”便是中原正音。
　　
　　金元两朝，黄河流域再次为北方游牧民族所统治，这一带的汉语也就再次受游牧民族语言的冲击而发生明显变化，中原正音的中心也随着汉族移民大量南迁而转移到江南一带。与此同时，在南宋的京城临安（杭州）以及建康（南京）等城市，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出现一种“官话”。这种“官话”最初幷非官方用语，而是市民语言。因当地百姓称市民为“官”（如“看官”“客官”等），其语言便称为“官话”。明初建都南京，令乐韶凤等修《洪武正韵》，才将官话定为官方用语。明成祖迁都北京，大批江淮人移居北京，官话随之而传到北方地区，成为汉民族共同语。当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记述：“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与中原正音对照，官话的主要变化是：牙音“见”组声母分化为两套，开口合口字仍读牙音（舌根音），齐齿撮口字则读齿音（舌面音）；舌上音“知”组（“娘”母除外）跟正齿音“照”组（部分）合流，变成翘舌音声母； “影”、“喻”两母以及“疑”母大部分字变为零声母；双唇鼻音韵尾m幷入n韵尾；塞音韵尾消失即入声消失。
　　
　　清朝，官话分成两支：一支是以北京官话为代表的“北音”，一支是以南京官话为代表的“南音”。朝廷起初将满语定为“国语”，后随着汉满文化的逐渐融合，便将吸收了不少满语成分的北音也作为官方用语推行，在粤闽等地设立“正音书院”，正音教师却由驻防旗人担任，难怪当地不少汉人视北京官话为满语而不愿接受。本来，各民族语言之间互相吸收本属正常现象，北京官话融合了不少满语成分，幷没有改变其汉语的性质，也不影响它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资格。因此，民国初年确定国语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普通话音系，都以北京音为标准。
　　
　　上述可见，两千多年来，汉民族共同语至少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变化，形成雅言—中原正音—官话（国语、普通话）三个不同的音系。雅言作为最早的汉民族共同语，是周至南北朝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汉民族在思维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精神的反映。它的音系在今天中原一带已经消失，其中许多因素却保存于今天的粤语，这是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粤语保存着雅言的大量因素，也就保存着大量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了的传统文化。至今不少说粤语的人跟客家人一样，仍然将自己的方言视为正宗的古代汉语，从上述沿革来看，幷非没有根据。粤语不仅对于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粤语的形成与海上丝绸之路
　　
　　 既然粤语来源于雅言，那么，它形成的过程，就是雅言传入岭南幷演变为一种方言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发祥于岭南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
　　
　　《通考舆地考》说：“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 这里的“岭”指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合称“五岭”，横贯于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犹如一道连绵千里的屏障，将珠江流域和中原大地分开，因此中原人习惯将珠江中下游称为“岭南”。对于“百越”，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越以百称，明其族类之多也。”百越当然包括多个民族，当时两广境内有“灌兜”、“缚罗”、“阳禺”、“西瓯”、“伯虑”等多个土著部落，他们多聚居于海边或江边，而“越”的意思就是水或海。不过百越中的“百”幷非数词，而是个音译词，指人或族。今天壮族就有“布壮”、“布土” 、“布侬”、“布曼”、“布雅依”等20 余种自称，对于汉族则称为“布官”，其中“布”（Boux）意为族或人，跟“百”读音相近。在构词上“偏正倒置”，即把修饰语素放在后面。据此，“百越” 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称的音译，即“越人”，指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边的人。后来为了跟浙江一带的“越”区别而改译为“粤”，沿用至今。这些土著部落使用各自的土语，幷没有统一的“百越语”。所有土语都跟中原雅言没有亲缘关系，却跟南太平洋岛屿诸国居民的语言同属一个语系。这一事实说明，在汉族移民进入岭南之前，那里的土著民族跟中原来往很少，却已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不过，有史记载的海上贸易，始于西汉年间黄门译长的远航。他们带着黄金和丝绸等杂缯等，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历都元（今属越南）、邑卢没（今属泰国）、谌离（今属泰国）、夫甘都卢（今属缅甸）、黄支（今属印度）等国，换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这次远航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张骞所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互相交汇，形成一个对外贸易的网络，使西北和南方边境地区的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到这一带从事商贸活动的人，来自各地，语言不一，为了进行交际，他们约定俗成使用共同语。因此，雅言便通过商贸活动而逐步通行开来。
　　
　　秦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偏于西部，因而不管是行军打仗也好，经贸文化往来也好，人们进入岭南，多取道湘桂边界。秦始皇攻打百越时，先在湘江和漓江之间开凿了一条“灵渠”，接着又在潇水与贺江之间开辟一条水陆联运之道。汉武帝十分重视“封中”即封水（贺江）流域，选择广信（今广东封开和广西梧州）作为监察岭南各郡的交趾刺史部治所，选择徐闻、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原因也在于此。罗香林先生指出：“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这里所勾画的“交通孔道”，就是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通道。两汉时期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雅言，就是沿此孔道，长驱直入，传到岭南，以苍梧郡治广信为中心向周边传播。经学家陈元、士燮等都曾在此设馆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颇有势力的士人队伍。经学家刘熙、程秉、薛宗，许靖、许邵兄弟，以及易学家虞翻等，也先后自中原来到交州，在广信设馆招徒，弟子多达数百人。正如曾任交趾太守的薛宗所述：“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光礼化。”（《三国志·薛宗传》）这里的“言语”，当然是有汉字作为纪录符号的雅言。没有文字的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之时，也就学习了雅言。这些土著居民的语言本来千差万别，互相无法通话，因此除了读书以及跟汉人交往时使用雅言之外，部落之间交往也不约而同地借助雅言。这么一来，雅言便成为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语，就像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交往都使用雅言一样，形成双语制，在自己部落内使用自己的母语，对外交往则使用雅言。与此同时，古百越语言中些因素，也为汉族移民的语言所吸收。后来，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从广信转移到番禺（广州），这条孔道的作用为张九龄主持开凿的大庾岭通道所取代，原通行于长安一带以及这条孔道岭北段的雅言由于受到游牧民族语言的冲击而变形或消失，原通行于这条孔道岭南段的雅言则保存下来，同时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正统”地位，从汉民族共同语演变成汉语的一支方言——粤语。
　　
　　粤语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使它具有明显的“水文化”特性，具有较强的整合力。在“广东封开：岭南文化发祥地论坛”的发言中，我根据粤语“沿江分布”的特点，依据流域分为六个次方言区：1.西江—珠江次方言区，包括广西梧州和广东肇庆、佛山、清远、广州、中山、珠海、东莞、深圳等市及其所辖各县，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2.浔江—郁江次方言区，包括广西南宁、崇左、贵港等市及其所辖各县；3.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区，包括广西玉林、北海、钦州等市及其所辖各县；4.南江—鉴江次方言区，包括广东云浮、茂名两市及其所辖各县，湛江市及其所辖吴川、廉江；5.漠阳江次方言区，包括广东阳江市及其所辖各县；6.潭江次方言区，包括广东江门市及其所辖各县。其实，在六个次方言区中，除了漠阳江和潭江两个次方言区之外，其余四个在音系上差异幷不明显，从西部的南宁到东部的深圳，从北部的连州到南部的湛江，都可以互相通话，将它们看作一个大的次方言区（广府话区），亦未尝不可。究其原因，珠江—西江—浔江—郁江自古就是一条黄金水路，其粤语次方言自然相通；而南江—鉴江和北流江—南流江两个次方言区，则是通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合浦的主要通道，正如曾昭璇等在《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一文中所指出：“为恢复和发展外贸，即以广信为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时已毁，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东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闻港。”因此，这两个次方言区的形成，本身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物，是海上丝绸之路促进粤语整合的见证。
　　
　　                           粤语音系的特点及其文化价值
　　
　　     提起粤语的特点，尤其是谈到粤语保存古代汉语的特点，许多人都从粤语的词汇中举出大量例子，诸如“颈”(脖子)、“镬”（大锅）、“翼”（翅膀）、“屋”（房子）、“佢”（他）、“行”（走）、“企”（站）、“揩”（洗）、“饮”（喝）、“着”（穿）、“度”（量）、“估”（猜想）、“朝”（早上）、“晏”（中午）、“几多”（多少）、“银子”（钱币）、“卒之”（最后）等等，不少有关粤语的文章也是如此。粤语词汇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任何一种方言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它的音系。
　　
　　上面已经谈到，在今天汉语七大方言中，粤语最接近《切韵》音系，保存着《切韵》音系的大多数特点。而其中最为显着、最有价值的，是保存雅言的声调系统。
　　
　　古代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玉钥匙歌诀》云：“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疏藏。”说明平、上、去、入四声对传递情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古人重视四声，写诗作词，讲究平仄协调，以形成“抑扬顿挫”之美感。可以说，没有平仄韵律，也就没有唐诗宋词的黄金时代。今人对平仄的作用体会不深，是因为普通话的阳平幷非“平道”而是个升调，同时没有入声，许多古代读为入声的字在普通话读为阴平或阳平，这么一来，哪个字都平声，哪个字读仄声，如果不查韵书，谁也难以区分。而在粤语中，阴平读为高平，阳平读为低平，保存“平声平道莫低昂”的特点，幷且保存入声，因此，平仄区分得很清楚。在广府地区，许多人一直坚持用粤语吟诵传统诗词，就是为了更好地领略由声调的平仄而形成的“抑扬顿挫”之美感。2002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与广东电视台就联合制作了一个用粤语吟诵诗词的专题节目《古韵流风》，播出后颇受好评。
　　
　　入声，是古代汉语的一大特色，也是粤语的一大特色。古代诗歌，即使是非格律诗，也都十分重视入声的运用，因为入声“短促急疏藏”，运用得当，可使诗的节奏铿锵有力。汉乐府民歌《上邪》：“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竭”、“雪”、“绝”都是入声字，与诗中所表现的激烈情感配合得天衣无缝。又如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及柳宗元的《江雪》、岳飞的《满江红》等，都是如此。北方汉语由于受游牧民族语言影响，塞音韵尾脱落，“入派三声”成为一条普遍规律，今天的普通话没有入声，用普通话诵读这些古诗，无法体会入声的艺术作用。同时，由于“入派三声”，原来的入声字很可能读为平声，这么一来，连区分平仄都成问题，传统诗词的音韵美必然大打折扣。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只有粤语保存着一整套塞音韵尾，包括双唇塞音韵尾p、舌尖塞音韵尾t、舌根塞音韵尾k，也就完整地保存着古汉语的入声。传统诗词，尤其是上述押入声韵的诗词，只有用粤语吟诵，才能领略其中的韵味。正像儿化是北京话的标志一样，入声可以说是粤语的标志。而儿化是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入声却是古代汉语音韵的保存。
　　
　　粤语平、上、去、入均分阴阳，其中入声还分阴入、中入、阳入。这么一来，就有9个声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其中所有阴调的调值高，所有阳调的调值低，符合“阴”、“阳”本义。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万物皆有阴阳之分，声调亦不应例外。南朝沈约发现四声时，没有谈到阴阳。然而，到底是当时四声不分阴阳，还是没有发现？笔者认为应属后者。粤语声调分阴阳，读起来有一种高低起伏之美。粤语歌之所以在汉语方言歌曲中独树一帜，经久不衰，就因为它的旋律跟歌词声调的阴阳是协调的。比如“一生何求”这句歌词，“一”的声调是阴入，调值5；“生”的声调是阴平，调值55；“何求”两个字声调都是阳平，调值11，旋律与调值完全一致，充分表现了粤语自身的魅力。当然，在粤语歌中，这样完全一致的也不多见，只要大致合乎“阴高阳低”的规律，不是“阴阳颠倒”就行了。又如“浪奔，浪流”，“奔”是阴平，调值高；“流”是阳平，调值低。作者正是发挥这一高一低的特点，通过旋律的配合，产生起伏感，加上后面“万里滔滔”由低而高推进，表现出一浪接一浪的意境。普通话的上声和去声不分阴阳，平声虽有阴阳之分，而阳平的调值幷非低平，失去阳调的本义，因此，用普通话演唱的歌曲，不必考虑旋律与声调是否配合。粤语歌与普通话歌不同的特点，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粤剧也是如此，它被称为“南国红豆”，其实粤曲中有不少曲调是从北方引进的，例如“梆子”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和江苏的昆山腔，“二黄”源于安徽的吹腔和高拨子，“西皮”源于陕西的秦腔。还有一些小曲，例如《喜洋洋》、《春江花月夜》、《梁祝》等等，当然幷非广东“地产”，但一经用粤语填词和演唱，便带有浓郁的“粤味”了。究其原因，全在于粤语声调与粤曲旋律巧妙配合之下，其“抑扬顿挫”之美便表现得淋漓尽致。
　　
　　粤语不仅有一整套塞音韵尾，而且有一整套鼻音韵尾，形成阴阳对应：p/m、t/n、k/。而且在一些地区（如信宜）的粤语次方言中，塞音韵尾通过“变音”可以转化为鼻音韵尾，保存了古代汉语音韵“阴阳对转”的特征。
　　
　　在声母方面，粤语有以下主要特点：1. “见”组声母保持古代发音，不论在洪音或者细音前都发为舌根音k、k‘、及喉擦音h；2. “非”组声母发生变化，其中“非”、“敷”、“奉”母字发为唇齿音声母f ，“微”母则与“明”母合流，发为双唇鼻音声母m；3. “精”组声母在大部分地区与“知”、“照”两组合流，都发为舌齿音ts、ts‘、s；一部分地区与“端”组合流，发为舌尖音t、t‘、θ。这些特点，对于汉语音韵演变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除了上述普遍特点以外，粤语中一些次方言还具有各自的特点。比如，一些地区的粤语次方言保存着雅言音系的全浊塞音声母。其中广东封开县的粤语最典型，保存着一整套古全浊塞音声母，包括双唇全浊塞音b、舌尖全浊塞音d、舌根全浊塞音ɡ，跟《切韵》中的“幷”、“定”、“群”三个古全浊塞音声母对应。同时，《切韵》中的清塞音声母“帮”、“端”、“见”跟“幷”、“定”、“群”合流，也读为b、d、ɡ。《切韵》中有不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音及全浊塞音（没有标明送气或不送气），形成“一浊二清”的不平衡状态。而封开粤语则是“一浊一清”，所有不送气塞音都是全浊，所有送气塞音都是清音，形成清与浊、送气与不送气的整齐对应，不仅在粤语，而且在整个汉语中都属罕见，应属比《切韵》成书年代更早的汉语音系遗存。除了封开之外，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区也有全浊塞音声母b、d（缺少ɡ）；潭江次方言区的台山还有带鼻音的全浊塞音声母mb、nd、ɡ，但对应关系各有不同。可见全浊塞音在粤语中幷非个别现象。“浊音清化”是汉语声母演变的一条规律，古全浊塞音在今天普通话中已经荡然无存，在汉语各种方言中也基本消失，因此，粤语一些次方言所保存的全浊塞音，是古代雅言和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建设文化大省应当发挥粤语的优势
　　
　　 秘鲁作家略萨于2000年9月在题为《全球化：文化的解放》的讲演中说：为了应付全球化的挑战，继英语之后，千千万万的人“在拼命地学习日语、德语、普通话和粤语”。这话表明，在当今世界，粤语拥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
　　
　　其实，粤语的特殊地位和优势，从其形成之时起就逐步呈现，它不仅迅速同化岭南的百越语言，而且不断同化各种从北方传入的汉语方言。进入近代，随着广东的崛起，粤语的优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热土，通行于这片“热土”的粤语也就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其周边的一些客家方言区和闽方言区，掀起一股学粤语的风气，很快变成“客粤双方言区”和“闽粤双方言区”。例如原属闽方言区的汕尾市，就举办过多期粤语培训班，报名参加学习者十分踊跃，现在整个市区已经基本通行粤语，成为一个典型的“闽粤双方言区”。汕头本是闽语中一支次方言——潮汕话的中心，也不断推广粤语，据汕头大学教授林伦伦先生调查，该市大专院校秘书专业和公共关系专业1991年开设了粤语课，参加学习的达300多人；职业中学、各种夜校以及私人开设的粤语培训班每年大约有20多个，参加学习达800多人。林伦伦先生还到该市一些大酒店和商场调查，发现那里原籍汕头的工作人员大都能讲粤语。不仅广东各地如此，一些北方人也学习粤语，尤其是“孔雀东南飞”的打工一族。粤语流行歌曲不仅盛行南国歌坛，且跨五岭、过长江、越黄河，流向全国，有些人甚至为唱好粤语歌而学习粤语。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许多外来词语伴随着西方文化输入粤语，成为一种“新潮词语”，逐渐推向汉语其他方言和普通话。据语言学家语言学家陈章太先生和陈建民先生的统计，80年代以来，仅是通过粤语进入普通话的外来词语至少有600多个，其数量远远超过国内的任何地方方言。最近修订出版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就收入了大量粤语词，例如“买(埋)单”、“花心”、“入围”、“生猛”、“煲电话粥”、“爆满”、“炒鱿鱼”等。修订主持人晁继周先生还说：目前，这些方言一般会标上〈方〉字样，“但可能过不了多久，这些方言就会变成普通话的一部分。”
　　
　　对于粤语的优势，从语言学者到社会各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此忧心忡忡，认为粤语文化的发展势必影响“推普”，给语言交际造成障碍。无须讳言，在汉语七大方言中，粤语与普通话在音系上的差异是较大的，粤语区的人们学习普通话难度也就较大。曾有人将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称为“煲冬瓜”，广州一位市长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也曾传为笑料，就连梁启超先生讲话，也时而夹杂诸如“点解”之类的粤语词汇，可见差异之大，学习之难。粤语与普通话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这种差异说到底是文化的差异，这当然是造成“推普”工作较其他方言区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同时，粤语区的人们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比较深，而某些语言工作者将“推普”错误地理解成“统一语言”、“取消方言”，伤害了这种感情，挫伤了他们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也是造成粤语区“推普”工作进展较为缓慢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要看到，广府人既重视自己的母语，也不排斥其他语言和方言，更赞成推广普通话，这跟广府人的开放观念和兼容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跟粤语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有着密切关系。在当今广东，普通话与方言幷存的格局正逐步形成，例如公共汽车报站，既讲普通话，又讲粤语。本地居民感到亲切满意，外来人员觉得幷无不便。广播电视节目也是如此，一部分讲普通话，一部分讲粤语，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去年，南方电视台粤语卫星频道正式启播，成为全国首个上卫星的方言电视频道，与讲普通话的广东卫视形成双语幷存的格局。除了普通话和粤语之外，会说其他汉语方言以及外国语言的人越来越多，无疑是个好现象。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过：“以语言而论，大多数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语库’，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说不同的话；不但是用的字眼儿有所不同，句法也会有出入，甚至语音也会起变化，可以说是‘随宜取用，不拘一格’。”（《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应当保护和发展这多种语言幷存的格局，而不是以普通话“统一天下”。
　　
　　“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汉语同样如此。汉语自古至今都由多种方言所构成，各种方言都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的雅言、中原正音、官话和当今的普通话都是汉民族共同语而幷非汉语的唯一形态。古代的雅言、中原正音和官话都对促进各地区人民的“和”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它们都没有“统一语言”、取代方言；今天我们推广普通话，同样是为了“和”，而不是为了“统一语言”、取代方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9年公布《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的报告中指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都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发挥粤语优势，发展粤语文化，不仅对于广东建设文化大省，而且对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具有积极意义。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