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又派遣黄门译长率领船队远航南亚，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海陆丝绸之路互相交汇，不仅促进了岭南的经济发展，而且使这个地区的社会面貌和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表现之一，便是岭南的主要汉语方言——粤语的形成。反过来，粤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见证海陆丝路之交汇。
　　
　　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粤语的源流进行考察。在去年8月的“封开：岭南文化发祥地论坛”上，我作了题为《粤语形成于古广信》的发言，就粤语的形成、分布特点及其文化价值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初步谈到海陆丝路交汇在粤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现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和肇庆市委、市政府在怀集主办“泛珠三角与燕都文化论坛”，借此机会，我对去年发表的观点作进一步补充和发挥，同时提出一些新的发现和浅见。
　　
　　一
　　
　　粤语来源于最早的汉民族共同语——雅言，幷保存着雅言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它形成的过程，就是雅言传入岭南幷由民族共同语演变为一种方言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发祥于岭南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
　　
　　《通考舆地考》说：“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百越” 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称的音译，即“越人”，指居住在海边的人。后来为了跟浙江一带的“越”区别而写为“粤”，沿用至今。这些土著部落使用各自的土语，幷没有统一的“百越语”。所有土语都跟中原雅言没有亲缘关系，却跟南太平洋岛屿诸国居民的语言同属一个语系。这一事实说明，在汉族移民进入岭南之前，那里的土著民族跟中原来往很少，却已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不过，有史记载的海上贸易，始于西汉年间黄门译长的远航。他们带着黄金和丝绸等杂缯，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历都元（今属越南）、邑卢没（今属泰国）、谌离（今属泰国）、夫甘都卢（今属缅甸）、黄支（今属印度）等国，换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这次远航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张骞所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互相交汇，形成一个对外贸易的网络。与此同时，汉武帝还给岭南不少“特殊政策”，比如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不征收赋税等。这些“特殊政策”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对外开放”相结合，加速了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汉书》中说：“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商贸活动离不开语言交际，通行于王畿及中原一带的雅言，正是由这些“中国（中原）往商贾者”带到岭南，通过商贸活动而传播开来。
　　
　　古代进入岭南的通道主要有三条：湘江—灵渠—漓江道，潇水—贺江道，大庾岭—浈江道。在两汉时期，中原商贾主要走哪一条通道？本文仅从汉语方言分布的情况作一分析。
　　
　　（一）湘江—灵渠—漓江古道　灵渠南面的桂林通行西南官话。官话形成于宋元而通行于明清，说明汉族移民进入幷定居于这一带的时间不会早于宋朝。众所周知，灵渠是公元前217年由秦军开凿的，它沟通湘江与漓江，成为进入岭南的唯一水路。秦军正是凭藉这条水路输送粮草，才大举攻入岭南。然而，据曾昭璇先生考证：秦代开凿只是一条渠形，仅航小舟，故运输量不大。且桂林河谷流行于峰林石山中，河谷常有漏水，尤以旱季，因河床下部每有地下河存在，减少河床水量，故易成险滩。今天仍有滩360个之多，集中平乐—昭平段。〔1〕因此，两汉时期，它在商贸运输方面还没有起多大作用，幷非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主要通道。唐宋之后对灵渠进行十多次大修，明朝中叶又对漓江险滩大加疏通和整治，这条水路才有比较安全的航行。官话通行于桂林一带，与灵渠大修及漓江疏通整治的年代吻合。
　　
　　（二）大庾岭—浈江古道　因大庾岭上有横浦关，又称梅关，故称横浦之道或梅关古道。梅关之南是南雄市，通行客家话。本来，这条古道在秦军入粤时已经开通，但它是以陆路为主，行军打仗还可以，商贸运输方面就远不及水路了。同时，在赵佗建立南越国时被切断，其后年久失修，到唐朝已是“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2〕。身为岭南人的张九龄正是有感于这种状况，才主持重新开凿，使之成为一条“坦坦而方五轨”的南北通道。五代之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东移，进出岭南的人多走这条通道。而五代至两宋年间，正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客家人先聚居于江西鄱阳湖一带，再经梅关进入岭南。不过，从这条通道进入岭南的汉族移民，幷非全是客家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定居广府地区，他们的中原正音没有发展成客家话，而入乡随俗改说粤语，成为广府人。
　　
　　（三）潇水—贺江古道　又称潇贺古道或岭口古道，汉语方言比较复杂。以地处贺江上游的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主要汉语方言有四种：粤语、西南官话、民家话、土话。简述如下〔3〕：
　　
　　粤语  当地称梧州话。主要分布于白沙、莲山、古城、柳家、富阳、城北、福利等乡镇，使用人口约7万。
　　
　　西南官话  当地称富阳话。主要分布于县城富阳以及朝东、古城、莲山、柳家等乡镇，使用人口约3万。
　　
　　民家话  是“民家人”使用的方言，分布于福利、石家、葛坡、麦岭、城北、油沐、朝东，使用人口3万多。
　　
　　土话  包括七都话、八都话、九都话，是汉瑶杂居地区汉瑶两族居民共同使用的方言，其音系大同小异，归属及其来源尚不清楚。分布于新华、福利、石家、富阳、柳家、古城、莲山、白沙、葛坡、麦岭、城北、油沐、朝东等乡镇，使用人口约11万。讲民家话和土话的人多数会讲官话。
　　
　　该县还有两个方言岛：一是保庆方言岛，在油沐乡部分村庄，约3000人，清朝由湖南保庆地区迁入。二是客家方言岛，在白沙镇部分村庄，约3000人，在客家人西迁的过程中形成。
　　
　　此外，该县现有瑶民7万多人，占全县人口1/3。一部分于宋末从贵州迁入，大部分于明朝以后从湖南迁入，大多数使用汉语方言，只有4千人使用勉语，但对外交际则使用西南官话。
　　
　　上述三条古道中，潇贺古道是唯一有粤语通行的，且跟梧州同属一种次方言，而梧州是粤语形成地——广信之一部分，说明它是雅言传入岭南的主要通道。
　　
　　同时，从现在富川粤语和西南官话通行的区域，也说明潇贺古道在两汉之后曾经一度衰落。至明清时期，随着灵渠的畅通，新的汉族移民迁入，他们带来的官话逐渐成为县城一带的主要交际语言，粤语区逐渐南移。
　　
　　潇贺古道是秦朝继开凿灵渠之后再开辟的一条水陆联运之道，其中陆路约170公里，北连潇水，南接贺江。秦朝之所以开辟这条通道，可能是发现了灵渠和漓江在航运方面的弊端，而贺江不仅通航能力优于漓江，同时，它与潇水的分水岭恰好是萌渚岭和都庞岭之间的缺口（故称为岭口），正如曾昭璇先生所言：“实为一平地”。因而它一经开辟，便成为当时“一条最有利的南北运输大道”〔4〕。
　　
　　秦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偏于西部，因而不管是行军打仗也好，经贸文化往来也好，人们进入岭南，多取道湘桂边界。秦始皇攻打百越如此，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如此。当灵渠漓江起不了这种作用，潇贺古道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的首选。罗香林先生指出：“由两汉至南北朝为广东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一时期。我们知道，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在人才集中的区域。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5〕罗香林先生所勾勒的“交通孔道”，就是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通道。两汉时期的中原商贾，就是沿此孔道，进入岭南；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雅言，也是沿此通道，长驱直入，传到岭南，以苍梧郡治广信（今广东封开和广西梧州）为中心向周边传播。经学家陈元、士燮等都曾在广信研究学问，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颇有势力的士人队伍。经学家刘熙、程秉、薛宗，许靖、许邵兄弟，以及易学家虞翻等，也先后自中原来到交州，设馆招徒，弟子多达数百人。正如曾任交趾太守的薛宗所述：“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光礼化。”〔6〕这里的“言语”，当然是有汉字作为纪录符号的雅言。没有文字的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之时，也就学习了雅言。后来，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这条孔道的作用逐渐淡化，原通行于长安一带以及这条孔道岭北段的雅言由于受到游牧民族语言的冲击而变形或消失，原通行于这条孔道岭南段的雅言则保存下来，同时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正统”地位，从汉民族共同语演变成汉语的一支方言——粤语。
　　
　　二
　　
　　粤语形成于古广信，以广信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幷在扩展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形成各种与广信粤语大同小异的次方言。分析这些次方言的特点，我们便可发现早期粤语扩展的路径，从而发现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路径。这里选择其中几种次方言进行分析。
　　
　　（一）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区（简称北流江次方言区）　 包括玉林、北海两市及其所属各县。其语音主要特点是：
　　
　　1. 古“帮”、“端”母发为全浊塞音声母b、d。
　　
　　2. 古“知”组声母跟“端”组合流，发为舌尖音。
　　
　　3．古“精”组声母都发为舌尖音。其中“精”、“清”跟“端”“透”合流，发为舌尖塞音；“从”、“心”、“邪”母发为舌尖边擦音θ。
　　
　　我在《粤语形成于古广信》中谈到，封开的封川话保存着一整套全浊塞音声母，包括唇音b、舌音d、牙音ɡ，跟《切韵》中的“幷”、“定”、“群”三个古全浊塞音声母对应。同时，《切韵》中的清塞音声母“帮”、“端”、“见”跟“幷”、“定”、“群”合流，也读为b、d、ɡ。与封开粤语比较，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区的全浊塞音声母没有那么完整，只有唇音b和舌音d，缺少牙音ɡ；同时，这两个浊塞音声母来自《切韵》中的“帮”、“端”母，而跟“幷”、“定”母没有对应关系。由此可见，粤语在广信一带形成后，便沿着北流江—南流江这条水陆联运通道向合浦一带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它也朝着“浊音清化”的方向演变，只不过没有遵循先“帮”、“端”、“见”后“幷”、“定”、“群”的清化顺序，而是“幷”、“定”、“群”以及“见”母首先清化了，“帮”、“端”两母反而作为全浊塞音保存下来。
　　
　　古“知”组声母跟“端”组合流，也是汉朝雅言的发音，封开粤语和北流江次方言都保存了这一特征。而“精”组与“端”组合流，则较为特殊，在古汉语中尚未发现这种情况。不过，“精”组在《切韵》中是独立的一组声母，而在今天的汉语，不论是普通话还是粤语，它都不再独立。在普通话中，它们与“见”组部分字合流，发为舌面音；在今天粤语的广州话，则与“知”、“照”两组合流，发为平舌音。这组声母既然可以跟“见”、“知”、“照”组合流，同样可以跟“端”组合流。在海南闽语中，“精”组就是跟“端”组合流的。因此，在北流江次方言区，“精”、“清”与“端”、“透”合流，是古代汉语声母系统内语音调节产生一系列链动变化的结果，幷没有离开汉语的发展规律。至于同属“精”组的“从”、“心”、“邪”三母发为舌尖边擦音θ，也是如此。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发现类似θ的声母，有可能是从少数民族语言吸收过来的，但这种吸收也属正常现象。北方方言的翘舌音不也是从少数民族语言吸收的吗？在粤语的次方言中，这个声母比较普遍地存在。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精”组中的“精”、“清”两母已经跟“端”、“透”合流，发为舌尖塞音，“精”组的其余三母——“从”、“心”、“邪”也就同样地向舌尖音靠拢，而在《切韵》音系中没有相应的舌尖音可以合流，于是从当地土著语言中引进了舌尖边擦音θ。
　　
　　由此可见，北流江流域是早期粤语扩展之地，是两汉时期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产物。东吴将交州州治从广信迁至番禺（广州）之后，岭南的政治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及至张九龄重新开凿的大庾岭道取代潇贺古道成为南北主要通道，番禺（广州）取代广信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番禺港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北流江—南流江通道的地位也随之而失落，变成比较闭塞的地区，其早期粤语的一些面貌便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今天研究语言、研究海陆丝绸之路和珠江文化的珍贵资料。
　　
　　（二）南江——鉴江次方言区（简称南江次方言区）　古称“粤西走廊”，从这条走廊的“头”，即南江与西江交汇处的郁南，直至它的“尾”，即鉴江入海处的吴川，粤语次方言的语音基本一致（唯鉴江中游的化州有些特殊，其语音与北流江次方言区接近）。
　　
　　与北流江次方言区比较，南江次方言区没有全浊塞音声母，古“知”组部分字白读音跟“端”组合流，文读音则跟“照”组合流，发为舌齿音；“精”组除“心”母字外全部发为舌齿音。可见其音系比较接近广州话。这一带也有舌尖边擦音声母θ〔7〕，但它只跟古“心”母对应，跟“从”、“邪”两母没有对应关系。因此，南江次方言区的θ声母跟广州话中的舌齿擦音声母s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古“心”母字，当地发为θ声母，广州话发为s声母。由于受广州话影响，今天这一带的居民往往在日常会话中发θ声母，在读书时则发为s声母；跟本地人会话时发θ声母，跟外地人会话时则发为s声母，形成两读，因此在语言交际上无大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江和鉴江上游的信宜，有一种特殊的“变音”现象，出现于单音词或多音词的最后一个音节，读法是：将该音节声调的调尾变为特高；同时，所有单韵母都增加鼻音韵尾n，入声韵母则变为相对应的鼻音韵母。名词变音表示“小称”，动词重叠变音表示“短时体”，形容词重叠变音表示“轻级”。〔8〕显然，这种变音属于词语的一种形态变化。我们知道，汉语包括它的七大方言，属于孤立型语言，本身是没有形态变化的。那么，信宜粤语的形态变化究竟从何而来？笔者认为，应系古百越语言因素的残留。据人类学家考证，百越族体的先民在新石器中晚期与南太平洋岛屿上一些说“南岛语”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因此，古百越各部落的语言大部分与“南岛语”有着亲缘关系，而“南岛语” 属于粘着型语言。邹嘉彦、游汝杰《汉语与华人社会》一书中说：“大陆上的南岛语因受汉藏语系的影响，词汇音节脱落，而用声调补偿是普遍现象。”信宜粤语的“变音”正属于“声调补偿”现象，这里的土著民族在接受粤语时，便将这一语言现象带入粤语，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海陆丝绸之路促进了汉文化与百越文化融合的见证。海陆丝绸之路既是贸易通道，又是文化交流的通道，民族融合的通道。西汉时期设置端溪县，县治德庆，管辖范围包括南江流域和鉴江上游（信宜），标志着汉族移民和当地土著开始融合。两汉以来的千余年间，这一带未发现汉族移民与百越土著有大的冲突，及至南梁、南陈及隋三朝，还出现过俚人首领冼夫人与高凉郡太守冯宝共谐连理，奉行汉俚和睦的政策的佳话。汉族移民和百越土著不断融合，其语言也必然互相吸收。当然到明朝万历年间，才出现由瑶民发动的“罗旁之乱”，那是后话。
　　
　　南江流域地名多冠“罗”字或“六”字，鉴江流域地名多冠“那”字，说明在古代，前者属于西瓯部落，后者属骆越部落，其语言幷不相通。而形成粤语之后，南北基本一致。这就说明，粤语虽然吸收了一些百越土著语言的因素，但它的主体是中原传入的雅言。
　　
　　曾昭璇先生指出：“为恢复和发展外贸，即以广信为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时已毁，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东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闻港。”〔9〕商贸往来促进语言交际，使通道上下的方言渐趋一致，因而形成粤语的两个次方言区。
　　
　　（三）怀集粤语　根据《怀集县志》，其粤语分为上坊话与下坊话，本文只谈下坊话，以怀城语音为标准。主要特点有：
　　
　　1．清塞音声母p、t和清塞擦音声母ts在圆唇元音前发为浊塞音b、d和浊塞擦音dz。
　　
　　2. 古“从”、“心”、“邪”三母字发为舌尖边擦音声母θ。
　　
　　值得注意的是浊塞擦音dz 。我说粤语保存着雅言音系的基本特点，是就整个粤语而言的。如果单凭广州话，就不足以证明这个结论。因为广州话中所保存的塞音韵尾、双唇鼻音韵尾以及平、上、去、入四声等，雅言中有，唐宋时期的中原正音也有。有人认为粤语保存的是“唐音”，就广州话来说，也没有错。但封开、怀集以及北流江、南江流域的粤语，就保存着唐朝之前甚至南北朝之前雅言音系的许多因素。比如《切韵》中“知”组声母，汉朝雅言发舌尖音，《切韵》成书时期即隋朝初年发舌上音，唐宋中原正音演变为平舌音，元明官话又演变为卷舌音。在今天封开以及北流江流域、南江流域的粤语中，这组声母都发为舌尖音，保存着汉朝的发音。而最典型的，莫过于全浊音的保存。在封开论坛，我着重论述封开粤语中的全浊塞音，称之为“古代雅言音系的活化石”。因为它是古代雅言音系独有的，到唐宋时期，中原汉语声母中的全浊音，包括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变成清音了。封开不仅保存着一整套浊塞音，而且所有不送气塞音声母都发为浊塞音，这么一来，清与浊，送气与不送气，形成整齐的对应关系，在汉语各方言中是罕见的。但封开粤语没有浊塞擦音，怀集粤语中的浊塞擦音，弥补了这个不足。封开加怀集，既有浊塞音，又有浊塞擦音，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浊音系列，从而将粤语的历史一下子提前五百年，从唐朝提前到汉朝。这么一来，就跟汉朝的雅言衔接起来了，就跟海陆丝绸之路创始阶段联系起来了。因此，怀集粤语中的浊塞擦音，同封开粤语中的浊塞音一样，都是古代雅言音系的活化石。
　　
　　至于古“从”、“心”、“邪”三母字发为舌尖边擦音声母θ，这一点跟封开及北流江次方言区一致。但在封开及北流江次方言区，古“精”组声母字全部发为舌尖音，其中古“精”、“清”两母字发为舌尖塞音，古“从”、“心”、“邪”三母字发为舌尖边擦音。而在怀集，古“精”组分化为两种情况：古“精”、“清”两母字与“知”、“照”两组合流，发为舌齿音ts、ts‘；古“从”、“心”、“邪”三母字则发为舌尖音边擦音θ。
　　
　　由此分析，怀集的粤语应系从潇贺古道直接传入的雅言演变而成，其演变轨迹与封开略有不同。怀集地处封开的东北部，西与贺州接壤，境内的绥江与贺江接近，古代中原汉人从潇贺古道进入贺江流域后，其中一部分经陆路转到绥江流域，沿绥江而下，直抵番禺（广州）。可见，潇水—贺江—怀集—绥江—珠江—番禺，也是古代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的历史地位虽然不及由广信至番禺的“黄金水路”，但它对于岭南及泛珠三角地区古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2005年7月
　　
　　注　释：
　　
　　〔1〕〔4〕〔9〕曾昭璇、曾新、曾宪珊：《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文史》2004年第三期。
　　
　　〔2〕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
　　
　　〔3〕《富川瑶族自治县志》。
　　
　　〔5〕罗香林：《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
　　
　　〔6〕《三国志·薛宗传》。
　　
　　〔7〕严格地说，θ是舌尖—齿间边擦音，北流江次方言区多发为此音；而南江次方言区多发为舌尖—齿龈边擦音，跟θ略有差异。为了方便排印，本文统一标作θ，幷统一称之为舌尖边擦音。
　　
　　〔8〕详见拙着《信宜方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