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个语言现象复杂的省份。全国七大汉语方言，广东就有其三：粤、客、闽；而且粤、客两大方言的代表都在广东。除三大方言之外，还有一些归属尚未确定的地方土话（仅韶州土话就有十多种）以及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这种语言现象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本文仅从粤语区的语言演变史，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作一些考证。
　　
　　从古百越语言看岭南土著与海外的交往
　　
　　现通行于广东境内的汉语方言，是秦朝之后汉族移民传入的。在此之前，广东境内居住的是土著民族，统称“百越”。“百越”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称的音译，其中“百”指人或族，“越”指水或海。“百越”就是“越人”，意为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边的人。当时广东境内有“灌兜”、“缚罗”、“阳禺”、“西瓯”、“伯虑”等多个土著部落，他们多聚居于海边或江边。这些土著部落所通行的是什么语言？我们从岭南的一些地名可以窥见其面目。以粤西为例，乡镇以下的一些地名中有“那”、“罗”、“六”之类的冠词，如“那朗”（阳江）、“那龙”（阳春）、“那霍”（电白）、“那梭”（遂溪）中的“那”；“罗林”（信宜）、“罗镜”（罗定）、“罗花”（德庆）、“罗朗”（开平）中的“罗”；“六贺”（信宜）、“六建”（封开）、“六振”（容县）中的“六”。这些字，用汉语方言无法解释，而在侗台语中可以找出它们的所指：“那”就是田，“罗”就是山地，“六”就是山冲。由此可见，古百越语与现在的侗台语有着亲缘关系，而侗台语与“南岛语”同出一源。据人类学家容观琼先生考证，百越族体的先民在新石器中晚期与南太平洋岛屿上一些说“南岛语”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他认为：“这些成果无疑地支持了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关于原始南岛语民族的祖先居住在中国大陆海岸地区然后分阶段向东南亚海外扩展的假说。”
　　
　　彼得·贝尔伍德这一假说是否成立，这里暂不讨论。但古百越语言与“南岛语”的亲缘关系是已经得到公认的。“南岛语”是德国学者施密特对太平洋南部岛屿诸国语言的统称，包括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4个语族数百种语言。在他之前，洪森堡称之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这一语系属于粘着型语言，以词根加上附加成分与词根的重叠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以使用人数最多的印度尼西亚语族为例，人名、方位名词和普通名词分别加不同的冠词；动词有态、时、体、式等语法范畴；形容词有“级”，分为同等级、不等级、最高级；代词有人称、数、格等语法范畴，还有亲属式和社交式的区别；这些语法范畴都通过附加成分、词根重叠或助词来表示。这一语系在语序上还有一个特点，是修饰语（定语、状语）置于中心语之后。上述“百越”一语以及许多地名正是如此。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载体。古百越语言与南岛语系其他语言的亲缘关系，说明岭南土著自古以来就跟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各岛屿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这就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从粤语的起源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从上述可知：古百越语属于粘着型语言，而汉语属于孤立型语言，因此，两者之间没有亲缘关系。现在通行于广东的汉语方言，是来自中原等地的汉族移民传入，伴随汉文化的传播而形成的。
　　
　　秦灭楚之后，南征百越之地，在“西瓯”即桂江、贺江和西江交汇处一带遇到顽强的抵抗，相持6年之久。“西瓯”土著善水战，屡败秦军，杀其统帅屠睢。为了保证大军的增援以及粮草的运送，秦军在湘江与桂江上游之间开凿灵渠，形成一条“湘桂水道”。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军基本占领“百越”之地，设南海、桂林、象三郡，幷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为“垦卒”，迁至岭南。为便于对岭南的控制以及迁徙的顺利进行，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又在潇水与贺江上游之间的富川修通一条新道。此后，“湘桂水道”和“潇贺之道”便成为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两条主要通道。由这两条通道进入岭南的“垦卒”，便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汉族移民，他们首先将中原的文化和语言传入广东。
　　
　　秦末，中原战乱，南海郡尉赵佗趁机幷吞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西汉元鼎六年（前111）灭南越国，将岭南分为九郡（后改为七郡），又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交趾刺史部”治所最初在赢娄（今属越南），不久便迁至苍梧郡郡治广信（今广东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一部分）。广信处于桂江、贺江与西江汇合之处，扼西江之要冲，沿江向东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宁，向北则可通过漓江、贺江经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较为便利。早在秦朝军队征讨岭南之时，这一带曾发生激战，原有土著因抵抗失败，有的被杀，有的逃散，于是成为汉族移民聚居之地。从西汉起，广信聚集了一批从中原迁来的文人，著名经学家陈钦和他的儿子陈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两人都潜心研究《春秋》、《左传》，分别着有《陈氏春秋》和《左氏异同》。陈元被誉为“岭海儒宗”，晚年在广信讲学，传播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东汉末年一度在岭南“董督七郡”的士燮，其祖先是王莽乱世之时从山东汶阳迁到广信的。士燮着有《春秋经注》、《公羊传注》、《谷梁传注》，他担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政绩显着，当时中原先有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中原不少文人为避乱幷慕其名前来依附。其中有潍坊人刘熙，沛郡人薛宗，汝南人程秉及许靖、许邵兄弟等。他们来往于交趾、广信等地，设馆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颇有势力的士人队伍。汉语由于从龙山文化时期即尧舜时期开始经历一个“夏语化”的过程，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夏语原产地——秦晋为标准音的“雅言”，幷拥有一套十分完整的纪录符号——汉字；同时，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文化的载体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征服者的交际工具，其强势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文人学者在传播中原汉文化时所使用的，当然是有汉字作为纪录符号的作为中原标准语言的“雅言”。没有文字的岭南土著在逐步接受汉文化、学习汉字之时，来自中原的“雅言” 也就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而逐步在这一带流行开来。同时，“入乡随俗”的汉族移民也从百越文化中吸收了不少东西，例如西江一带土著拜龙母的习俗，至今仍然流传下来。作为其载体的古百越语中一些因素，也为汉族移民的语言所吸收。东汉之后，中原屡经战乱，幷一度受北方游牧民族统治，那里的汉语受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冲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同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逐步拉开距离。与此同时，岭南汉族移民不仅大量增加，而且和当地土著的不断融合，从而促进了汉文化和百越文化的融合。已吸收百越语言某些因素的汉族移民语言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成今天的粤语。
　　
　　有些学者在论述粤语吸收古百越语的因素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粤语与侗台语的某些通用词。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粤语，同样存在于广东的客家话以及其他汉语方言，因此不足为据。值得重视的是，今天的粤语仍然存留着一些粘着型语言因素，这种情况在粤西一带尤为突出。笔者调查过信宜的粤语，发现其名词有“大称”和“小称”之区分，动词有“长时体”和“短时体”之区分，形容词有“轻级”和“重级”之区分，其“称”、“体”和“级”通过“变音”、“重叠”、“缀加”来表示。其中“变音”是将该音节的声调念成特高而上扬，具体说，调头是本调的调头，调尾特高，比五度标调法的最高调值还要高（笔者标为X）。同时，所有单韵母和入声韵母都变为相对应的鼻音韵母。例如“山［san］”，调值为53表示“大山”，调值为5X则表示“小山包”。又如“圆［yn］”，本调是23；如果重叠成“圆圆［ynyn］”，且后一个音节调值变为2X，便表示“有点儿圆”或“不太圆”（详见笔者《信宜方言志》）这些显然属于粘着型语言的因素，在包括汉语大部分方言在内的孤立型语言中是找不到的。邹嘉彦、游汝杰《汉语与华人社会》一书中说：“从晚近调查纪录的三亚回辉话看，大陆上的南岛语因受汉藏语系的影响，词汇音节脱落，而用声调补偿是普遍现象。”信宜粤语的“变音”也属“声调补偿”现象，系古百越语因素为粤语所吸收的见证之一。
　　
　　从粤语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原汉族移民如何与岭南土著融合，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如何吸收古百越文化而逐步形成具有开放特色的珠江文化。古百越与海外的各种交往不仅没有随着汉族移民的进入而中断，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发展成为一条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
　　
　　同时，由于这一融合首先发生于西江中游即两广交界，而作为两广交界主要港口的徐闻、合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始发港。
　　
　　从粤语中心的东移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粤语在西江中部形成其雏形后，便借西江而向东西扩展。
　　
　　番禺，原是南越国的首府，南方最大的港口。但在赵佗建立南越国时，这一带仍是百越土著的天下。赵佗所任用的官员，从丞相以下全是百越土著。就连赵佗本人，也得采用百越的服饰和生活习俗，讲百越语言。南越国覆灭后，原先定居于西江中部的一些汉族移民逐渐沿江而下，已经吸收了百越语言一些因素的粤语逐渐通行于这一带。东汉末年，孙权派遣的将领步骘大军在士燮的支持下，击败刘表任命的苍梧郡守吴巨，占领了广信。接着，又攻占幷驻扎于番禺。到东吴永安七年（264年），将原属交州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划出，增设广州，州治番禺。粤语的中心开始沿西江——珠江向番禺一带转移。
　　
　　晋朝之后，中原“五胡乱华”，大批汉人南迁。由于全国汉人的中心已经向东南方转移，进入岭南的汉族移民多数不再走湘桂水路，而取道粤赣边境的大庾岭。例如南梁太子萧统，就是从这条路进入岭南而到达始兴的。他曾经到南雄珠玑巷为老百姓治病，最后积劳成疾而去世。现在珠玑巷的中门楼还供奉着他的塑像，称为“太子菩萨”。及至唐开元四年（716年），当时任“内供奉”的岭南人张九龄有感于大庾岭通道之崎岖难行，召集民夫开凿了梅关新道。此后，梅关—珠玑巷成为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主要通道，珠江三角洲成为岭南汉族移民的中心，也就成为粤语的中心。
　　
　　由于粤语从其形成到中心的转移都是凭藉西江—珠江，因此，它带有十分浓厚的“水文化”特色。从词汇看，粤语中带“水”字的词语特别多，如称路程为“水路”，称路费为“水脚”，称心意为“心水”，称眼力为“眼水”，称通信息为“通水”，称美丽为“威水”，称能干为“呖水”，称机灵为“灵水”，称注意为“醒水”，称苍老为“老水”，称幼嫩为“嫩水”，甚至将钱称为“水”（“一桕水”、“一方水”等）。另外，从今天粤语内部次方言的分布，也可以看到它与水的密切关系。一些学者曾将粤语的次方言按行政区域划分为广府、勾漏、高阳、吴化等几个片，这是缺乏依据的。其中“勾漏片”指西江中游的梧州、封开一带，这正是粤语的发祥地和早期的中心，后来这个中心沿西江—珠江转移到了广州，两地的粤语仍然保持着较大程度的一致性，硬将两地粤语分为“广府”、“勾漏”两个不同的“片”，实不可取。笔者和叶国泉先生合作的《粤语源流考》（《语言研究》1995.1）一文中，将其划分为三大层次：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沿岸，即从梧州、封开到香港、澳门，为第一层次，这是粤语的主体。其语音与广州话差异不大，语言交际基本上畅通无阻。第二层次是珠江—西江流域的周边地区，包括增城、从化、清远、广宁、怀集，以及粤西走廊的云浮、新兴、罗定、信宜、高州、化州、吴川、廉江，还包括桂东的玉林一带。其粤语次方言与广州话有一些差异，但仍然可以通话。第三层次是非珠江—西江流域的粤语区，与广州话差异较大，各地之间也差异较大，虽同属粤语，彼此之间却基本不能通话。总而言之，凡是靠近西江—珠江的地区，其粤语次方言就比较接近广州话；距离西江—珠江越远，其粤语次方言就与广州话有着较大的差异。
　　
　　从粤语中心由广信向番禺转移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西江—珠江这条“母亲河”的作用，可以看到粤语所承载的珠江文化如何一步步走向海洋。广州（番禺）之所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幷且两千年不衰，无疑是有其坚实的文化基础的。
　　
　　语言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古百越文化到以后形成的珠江文化都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形成于岭南且两千年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幷开发“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继承幷发扬珠江文化开放性的优良传统，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对于加入WTO后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200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