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热土”效应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东有不少东西渐渐走红：“广货”引起青睐，“粤菜”香飘南北，就连广东的流行歌曲，也由于那股浓重的“粤”味而颇受各地少男少女的喜爱。还有一种值得注意而又使一些人大惑不解的，是粤语的走红。
　　
　　许多外省人踏进广州，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印象，莫过于满耳听不懂的粤语。有人甚至说：“叽哩咕噜的”，“跟听外国话差不多。”如今，这种“叽哩咕噜的”粤语却成了一股“热”，其势头幷不亚于广货与粤菜。
　　
　　北方人常把粤语称为“广东话”，其实它幷非广东全省都通行的语言。广东的方言除了粤语之外，还有客家话和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它们“鼎足三分”广东的河山。其中粤语区的人口3000万左右，尚未达到全省总人口的半数。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语使用人数幷不算多，不仅远少于北方官话，而且也少于吴语，大概与闽语幷列第三。不过，粤语所通行的地区在当今是令人注目的，不仅包括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和广东三个特区中的两个——深圳、珠海，而且包括80年代崛起的“广东四小虎”：南海、顺德、中山和东莞，以及经济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其他一些市县。这些地方被许多人称之为“热土”。此外，香港与澳门也通行粤语，海外华侨中说粤语的也占相当比例。随着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的这片“热土”的经济辐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海内外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这些地区所通行的粤语也就“香”起来了，“红”起来了，“热”起来了。
　　
　　日常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因此，人们选择什么语言来进行思想交流尤其是进行经济上的交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支配，在市场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主要取向的时代尤其是这样。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许多企业在招聘管理人员时，都特别声明一条：“会说粤语者优先录用”。说其他方言的人要到珠江三角洲求职，或者要到珠江三角洲及香港、澳门去经商，去办事，与其学讲普通话，倒不如学讲粤语，因为粤语在这些地方更有交际用途，更有经济价值。为了适应经济交往的需要，省内许多讲闽语或客家话的地方都兴起学习粤语的热潮。汕尾市原属闽语区，通行“福佬话”。从1984年起，就举办粤语培圳班，每一期都开一二十个班，参加学习人数之多，实在罕见。有人粗略统计过，在操福佬话的汕尾居民中，现在能讲粤语的将近90％，能听懂的就几乎100％了。
　　
　　汕头市本是闽语中一种次方言——潮汕话的中心，近年来也有不少人主动学习粤语。根据汕头大学林伦伦先生统计，从1991年到1992年，该市大专院校公共关系专业和秘书专业学生中修习粤语课的有6个班325人，职业中学、夜校及私人开设的粤语短训班每年达20多个，培训人数800人左右。林先生还在该市金凤城、汕樟立交桥下、海滨广场等三个个体商场调查了30间个体小商店50多位档主，发现每个摊档至少有1至2人能说流利的粤语，其他许多人也至少能听懂。而国际大酒店、金海湾大酒店和龙湖宾馆的门童和大堂柜台服务员，凡原籍为汕头市区者，几乎都能讲粤语。
　　
　　由此看来，在不断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粤语不但不会削弱，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的趋势。有的专家预见：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不远的将来粤语必然会成为广东全省的另一种共同语。
　　
　　随着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经济不断发展，粤语的地位也随之而提高，其影响也遍及全国。在北方各个省市，近几年来掀起了一股广东热和香港热，随之也带来了粤语热，出现一种“北方人南下，广州话北上”的情况。
　　
　　在上海，就先后举办过各种不同程度的粤语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多半是一些青年大学生，他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有的要出国留学，学好粤语为的是要在美国唐人街打工吃得开；有的要到特区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深感不懂粤语对日后开展工作不利。据说上海长宁区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粤语班自1980年创办至今，学员已有1200人，现在更趋于兴旺。此外，还出现了“上海粤语学会”，开办低中级粤语班，徐汇区的侨联也办起了侨光补习学院粤语专修科。
　　
　　在普通话中心的北京，也有不少人学讲广州话。一些企业招工、招干，优先录用会说广州话的应聘者。广东人在京开办的各种商店、企业约有三千家之多，顾客到那里购货，便趁机向老广学讲广州话。街道上到处出现了不少诸如“机恤”之类的商品广告，出现了“发型屋”之类的招牌，个别小餐馆的门口还竖起“食先比钱”的牌子，至于“打的”、“炒更”之类的口语，更是随处都可以听到。
　　
　　粤语走红不仅反映于经济生活，而且也反映于文化生活。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风靡全国的粤语歌曲，有香港的，也有广东的。这些歌本来大都有“国语版”，但相当一部分少男少女总觉得非用粤语唱不够味儿。比如，在那遥远的西藏，当你漫步在拉萨的街头，不仅可以看到一间间的藏粤商场、香港时装屋、广州粤菜馆，还可以听到各种粤语歌。在歌舞厅和夜总会，青年藏胞歌手们轮番上场。什么《护花使者》，什么《烟雨凄迷》，什么《爱得比你深》，什么《不装饰你的梦》，粤语模仿得完全可以乱真。一曲《一生何求》，引起了满座的掌声!
　　
　　至于夹带着粤语的广东文学作品，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方兴未艾的势头。30年代欧阳山等作家曾经提倡“粤语文学”幷身体力行，结果响应者寥寥；60年代初欧阳山又提出“东西南北调”，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到了80年代，老作家吴有恒进一步提出“南腔北调”的主张，认为“广东人讲官话，非其所长，我宁可避其短”，呼吁“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这地方语言中精彩的东西介绍给全国。”(《应有个岭南文派》)这一主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运用方言的问题，成为广东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许多中青年作家，还以其创造性的实践，使作品的语言产生了新的突破，杨干华的《天堂众生录》、《天堂挣扎录》等小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运用方言之出神入化，简直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步。近年崛起的青年女作家刘西鸿，则以其带有浓重的南方都市气息的“粤味普通话”令人耳目一新，形成一种引起全国关注的“刘西鸿现象”。
　　
　　粤语的走红几乎是全国性的。不但是粤语本身走红，就连粤语字典之类的工具书及其出版读物、录音带等也畅销全国。饶秉才先生于1983年主编的一部《广州音字典》，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此书年年重版，已印刷十多次，至目前仍然供不应求。植符兰先生于1992年写了一本《广州话六百句》，也颇受读者的欢迎。此书本来是内部教材，是为外国留学生开设粤语课程而写的，植先生根据国内大学本科生的要求，将它公开出版发行。此书一发到书店，不几天便抢购一空。
　　
　　随着粤语不断地由南向北扩散、幅射，在粤语区内部，各个次方言区的语言也逐渐地向广州话靠拢，缩小了与广州话的差别，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等也越来越标准化与规范化。粤语在全国七大方言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它充分显示了一种“强势语言”的冲击力量，其地位仅次于全国使用人口最多的北方话。
　　
　　二、劝君少学秦始皇
　　
　　“粤语热”也同广东的其他“热”一样，一出现就受到某些人士的责难。所不同的是，这些人士对其他各种“热”的责难往往斥之为“过热”，而对粤语的责难则没有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粤语只能“冷”而不能“热”，无须考究“过”与“不过”。“粤语热”反映了广东“推普”不力。
　　
　　广东“推普”是否不力?我们不妨稍作回顾。且不说五六十年代的推普热，就以开放改革以后来说，广东从省委领导直到教育部门宣传部门，从大学专家到小学教师，为推广普通话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气力！ 1982年上半年，当时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就指示广东电台加强推普工作，组织语言专家编写推广普通话的广播稿，在电台开设《广东人怎样学好普通话》的讲座，该讲座共设64讲，电台反复播放了三次。之后，所编写的教材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有录像，有录音，有大部头，也有小册子。笔者之一的叶国泉，就参与写过一本《粤语区人学习普通话趣谈》，销量颇佳。电视台除了坚持播放《每天一句话》、《口语“三合一”》、《你我都学普通话》等节目外，还定期举办竞赛活动。小学、中学、大学均有汉语拼音课，有关行业也办过多期普通话培训班。所花费的人力、财力，在全国各省市中大约可算首屈一指。能说广东“推普”不力吗?
　　
　　也不能低估广东“推普”的效果。事实上，现在的广东人，尤其是城镇居民，凡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都会说普通话。广州街头的个体户，大都善于察颜观色，如果顾客是外地人，便用普通话接待，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不过，即使是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广东人，当他们与说粤语的人打交道时，便自然地使用粤语而不使用普通话。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必须从粤语本身来考察了。
　　
　　唐人贺知章有两句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由此可见，方言区的人们对自己的“乡音”怀有何等深厚的感情。这是因为，语言，包括方言，是它所通行的这个地区人们文化心理的积淀，正是这种文化心理，使人们热爱自己所习得的语言和方言，即使后来掌握了民族共同语甚至其他语言，所习得的语言和方言也会作为母语而长期存在，只要这种文化心理没有消失，它就不会被别的语言或方言所取代。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它主要是北方人文化心理的积淀，而粤语区人们由于文化心理与北方人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对母语的热爱就比湘、赣等方言区更为强烈，这是很自然的。这种文化心理幷不影响他们对普通话的学习，却必然影响到他们对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只要他们基本掌握了普通话，不影响与其他方言区人们的交际，又何必对其语言习惯横加干涉呢?同样，其他方言区的人在学习幷掌握普通话的同时，学习幷掌握粤语，也完全是为了交际更加方便。这本是件好事，又何必诸多指责?
　　
　　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就指出：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的隔阂，而不是禁止或消灭方言。然而，有的人总是将推广普通话错误地看作是要“统一语言”，消灭方言。早些时候，笔者在《南风窗》杂志读到一篇文章，题为《夏日炎炎“煲冬瓜”》，“煲冬瓜”者，普通话也。这份杂志笔者本人是很喜欢看的，那篇文章也幷非一无是处，然而所引述的一位中学历史教师的“高论”，竟使我们这些从事语言研究多年的人听起来亦大惑不解。他说：“秦始皇为何能成为千古一帝?最主要的功绩是他完成了国土的统一大业，幷且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车轨，统一了货币，还统一了文字。唯独没有将语言统一起来，这也许是秦始皇的终生遗憾。”秦始皇究竟是个千古暴君还是所谓“千古一帝”，这里暂且不加评说，但将“统一语言”跟秦始皇的那几项统一相提幷论，认为是他的“终生遗憾”，不禁令人不寒而栗。好在这位教师没有早生二千年，好在秦始皇无法再世，否则，那个“千古一帝”读到此论，也许会拍案叫绝幷加以实行，那么，中国大地恐怕又会遭受一场浩劫。
　　
　　不过，即使秦始皇当初搞起“统一语言”，也未必能殃及粤语，因为那时候粤语尚未形成。粤语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语言学界有些人认为粤语源于古百越的语言，至少也是古百越的语言跟古中原汉语混合而成。古百越亦称“百粤”，“百”是个音译，意为“族”或者“人”，“百越”或者“百粤”意为“粤人”。今天的广东人绝大部分幷非古粤人之后代，而是从中原移居岭南的汉族移民之后代。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虽然广东简称“粤”，广东人却不大愿意自称为“粤人”。那么，粤语是否粤人语言?或者是否可以说，粤语是从古百粤语演变而成?答案同样是否定的。首先，古粤人的各部落互不统属，不可能形成什么统一的“古百粤语”。至于古粤人某些部落的语言，我们可以从一些地名中找到痕迹。笔者曾对粤西部分地名作过考究，发现其中有些音节，从粤语无法解释其意义，例如电白县“那霍”“那笈”以及化州县“那平”“那务”中的“那”，信宜县“六贺”“六琶”“六云”以及广西容县“六吟”“六振”中的“六”，其原来意思今天居住在那里的汉人已不晓得，而从壮语中却可以找出它们的所指。“那”意为“田”，“六”意为“山冲”。它们均置于地名开头，这亦与壮语的构词特点相符。由此可见，说壮语与古百粤某些部落的语言有点渊源，似乎还可信；认为粤语来自“古百粤语”，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还有学者举出今天粤语与壮语中一些通用的口语词，幷据此说明两种语言的“母体”“曾经发生过相互混合的阶段，然后才各沿着不同的道路继续发展”，由此证实“粤语的形成跟古越语 (准确地说是跟“古百越语”)本来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见李敬忠《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这也不成为其理由。因为这种通用的词语本来就不多，而且相当部分可从古汉语中找出它们的来历。何况，使用这类口语词的幷不仅是粤语和壮语，客家话同样也有，而谁也没有认为客家话的形成跟古百粤语有什么重要关系。在今天的粤语中，我们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语词，是否能据此而认定粤语与英语有什么“渊源”?显然不行。萨丕尔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语言论》)粤语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从其他方言和语言吸收一些因素，但这不能视作它来源的依据。同时，今天的粤语语音比其他汉语方言更接近《切韵》音系，而《切韵》音系正是中古汉语的代表音系。由此足可证明，粤语虽然姓“粤”，却跟古“百粤”的语言没有亲缘关系。它不是“本地特产”，而是从外地“引进”的，是汉族移民从中原带来的。而首先将中原汉语带入岭南的，正是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后“谪徙民五十万戍之”的那些“徙民”。他们所带入的，当然是那时地道的中原汉语，也就根本用不着秦始皇来“统一”。倘若秦始皇再世，他也根本听不懂今天的普通话，倒是可以听懂一点粤语。
　　
　　汉族“徙民”所带入的古代中原汉语发展形成为粤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一大特点，是每隔数十年或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战乱，而这种战乱基本上发生在封建王朝统治中心中原地区，因而每一次战乱，便出现一次较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迁潮，广东则成为这些南迁汉人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其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原汉人南迁潮，出现于西晋永嘉年间至隋朝统一中国前后，历时 270多年之久。岭南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其汉语也逐渐成为西江流域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通行语言；而这个时期，中原基本上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制，其语言面貌随之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岭南的汉语也就跟中原汉语逐渐拉开了距离，沿着自己的轨迹而发展成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方言，这就是早期的粤语。
　　
　　由此可见，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对中原汉语，经历了一个“趋同”到“求异”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完成，就标志着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幷有了一定的流通范围及中心，也就标志着粤语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粤语便停止接受甚至抗拒中原汉语的进一步同化了。这种转变，突出地表现于它对客家话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客家人进入岭南，大约始于唐朝开元年间“横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时形成高潮。那时岭南原有汉族移民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因而新迁入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粤北和粤东北山区。本来，客家话在当时要算是较为标准的中原汉语，只要将它与元代《中原音韵》加以对照便可证实这一点，然而这种中原汉语传入岭南之后，已经无法同化那里的粤语了。相反，有些客家人逐渐接受了粤语。可见，方言之间的“趋同”抑或“求异”，是有其规律的。如果违背这种规律，用政治手段去强行“统一”，后果只会适得其反。前苏联急于搞什么“语言共同体”而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便是一个“前车之鉴”的好例子。
　　
　　 语言学家陈建民先生曾经指出：“现在，有些地方提出既然推广普通话，方言就无须调查、研究了。事实上仍然把方言看作消灭对象。对此，方言区的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根据普通话与方言势力的消长与地方文化传统的关系，普通话与方言将长期幷存，未来的语言格局不会是一元化(普通话化)，而将是多元化(普通话与诸方言共存分用)。” (《从语言接触看中国大陆的封闭性文化》)可见，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未来，谁想效法秦始皇“书同文”去搞什么“统一语言”，都是蠢之又蠢的。
　　
　　三、“新潮词语”的旋风
　　
　　只要对当前“粤语热”略加考察，便可发现：最走红的是粤语中的那些“新潮词语”。这些“新潮词语”是指在改革开放中流行起来的市场用语以及生活用语，而且多半是从香港引进过来的。它们乘“粤语热”而成为一股刮遍全国的旋风，反过来又对“粤语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的士”，本是英语“taxi”的粤方言音译，在粤语区尤其是香港已经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近年来则吹遍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本来，普通话中早已经有规范的叫法：“出租小汽车”，但这一规范名称逐渐为“的士”所取代。在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一外来词语的流行惊动了市政府领导人，他们在 1986年以行政手段“规定”：即日起，出租汽车凡“继续标有‘的士’字样的，将不准上街营业。”这么一来，“的士”两字便在上海出租汽车顶上消失了，但是这个词语幷没有消失，依然在日常语言交际中流行。
　　
　　不必将外来词语视为洪水猛兽，它们其实是对外开放的必然产物，是“异文化的使者”。早些时候，张德鑫在《第三次浪潮》一文中，描述了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外来词语引进浪潮：第一次出现于东汉末年，由于佛教传入，大量梵语和巴利语中的佛教语汇便出现于汉语之中，其中有些今天已经成为常用词语，例如：“现在”、“过去”、“未来”、“刹那”、“须臾”、“一念”、“一瞬”，以及成语“五体投地”、“想入非非”、“现身说法”、“空中楼阁”、“不可思议”、“昙花一现”、“一尘不染”、“自取灭亡”等等，至于音译词如“魔”、“佛”、“和尚”、“尼姑”、“罗汉”、“阎罗”等更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浪潮始于明末，至19世纪中叶形成。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以英语为主的外来词语被大量吸收进汉语，除了音译词如“马达”、“香槟”、“沙发”、“坦克”、“扑克”等等之外，还有许多是由日本借古汉语的词来意译西方词语然后再被借回汉语的，当今使用频率极高的“革命”、“同志”、“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均属此类。如果视外来词语为“污染”，为洪水猛兽，加以排斥，那岂不是连“革命”这个词语也不能用了?！
　　
　　8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剧增，出现了外来词语输入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跟前两次比较，不但来势更猛，输入量更大，而且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通过港澳这座桥梁。大多数外来词语都是先输入港澳，被港澳的汉语吸收幷流行了一定时间之后，再被引进到内地的。港澳本身是粤语区，因而所引进的音译词多带粤语方音，意译词及音意兼译词也带有粤语的构词特点，加上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与港澳毗邻，这些外来词语就首先输入粤语之中，成为粤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随着粤语的扩散而推向全国各地。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今天的“粤语热”，必须结合外来词语引进的“第三次浪潮”一幷来考察。
　　
　　在“第三次浪潮”中被引进来的外来词，其数量有多少，我们还没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不过从其类别来看，多半是一些商品词和一般生活语词两类。在这两类词之中，较早引进的、数量较多的是商品词。属衣着类的，如：T恤、迷你裙、比基尼、领呔、法兰绒、波士尼等。属食品类的，如：曲奇饼、麦当劳、咖啡、咖喱、蛋挞、旦戟等。属于娱乐类的，如：卡拉OK、喳喳舞、探戈、镭射、花臣等。这些词语，在今天的广东，不仅青年人使用，中老年人也使用，它们的涵义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了。有些东西本来就属于外来之物，这些外来之物自然就带来外来之名。外来之物借用外来之名，这是我们在语言的使用上最为省事、最为方便的一种办法。 
　　
　　但是，也有一批外来词语所指称之事，汉语本来早已有其名，可是近年来一些青年出于时髦的心理，或者为了把话说得新鲜一些，便故意以洋名称之。比如称谓语，不说“妈妈”，而说“妈咪”；不说“叔叔”，而说“uncle”；不说“小姐”，而说“miss”；不说“女朋友”，而说“girlfriend”；不说“老师”，而说“sir”；不说“老板”，而说“boss”，不说“妻子”，而说“wife”等等。还有一批日常口头用语，近几年来不少青年也以洋名称之，例如把“对不起”说成“sorry”，把“好开心”说成“好happy”，把“识做”说成“识do。”，把“小商店”说成“store”，把“低级”说成“低class”等等。以洋名代替汉名，广州学生界用得最为普遍，笔者曾在一所中学和一所大学分别作过抽样调查，从众多英语单词中选出了一批常用的词，分别调查其使用者所占百分比，估列举其中10个词的调查结果：
　　
　　1．byebye(再见)：中学生和大学生均为100％；
　　
　　2．do(做)：中学生88％，大学生92％；
　　
　　3．sorry(对不起)：中学生90％，大学生96％；
　　
　　4．cool(冷漠)：中学生98％，大学生100％；
　　
　　5．face(面子)：中学生和大学生均为100％；
　　
　　6．boss(老板)：中学生98％，大学生100％；
　　
　　7.party(聚会)：中学生和大学生均为100％；
　　
　　8．sir(老师)：中学生98％；大学生84％；
　　
　　9．happy(开心)：中学生94％，大学生100％；
　　
　　10．money(钱)：中学生与大学生均为100％。
　　
　　可见，相当一部分英语借词已融进青年人的粤语口语中，幷取代原有的母语成为时髦口语，而在青年人当中尤以大学生使用得最多。
　　
　　粤语中夹用英语单词的现象不仅出现于口语里，而且也常常出现在广东的报纸、杂志上。例如《羊城晚报》1993年5月 17日晚会版就有一篇题为《校园持卡一族》的文章， 其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有时，他们还冷不防晃一晃手中的小卡，对同伴喊：“喂,今天Shopping(购物）去。”这，便是羊城学生中的“持卡一族”。……学生持卡心理则大同小异，都离不开把自己“包装”得现代一点的心态，有的直言不讳，持卡八成是“扮”(造作)，有的美其名曰为“领略新科技”。也有不少学生在风风火火的持卡一族面前持冷静态度，认为自己还不是“揾银(挣钱)阶层”。
　　
　　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语言变异现象，在普通话中既夹用粤语，又夹用英语，粤、英、普三者合一，既土又洋，反映广东开放改革后的语言变化，读来使人颇觉新奇。
　　
　　再举《广州青年报》1988年1月7日第一版《拉起手来，就是一座桥》中一段：
　　
　　 我喜欢郊游，妈咪(妈妈)话(说)我浪费时间，闲时我喜欢跟一群“发烧友”操起乐器，爹地(爸爸)又话我不务正业。我告诉他，现在潮流夹band(乐队)，他更是一头雾水，不知band是何物。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这就是“代沟”。
　　
　　如果翻开广东一些通俗性、娱乐性的杂志，我们也随时可以看到这些中英混杂、生动活泼的语句。比如由广东作家协会主办的《少男少女》杂志，就充分显示了广东青少年中的这种“中英混合文化”。1989年3月份，该刊物一个栏目于脆连用两个英语单词做标题：《Friend Friend》(朋友、朋友)。在《女生这样对男生说》栏目里，就有一篇文章，其标题是《请勿“扮 Cool”》(请不要装作冷漠)。在《大特写》栏目中有《形形色色的性罪背后》一文，作者写道：
　　
　　 确实，生活在广州这个开放城市的中学生，他们每天都接受着大量的刺激信号：……他们随身携带的Walkman (微收放机)里亦播放着带有暗示性的流行歌曲……。
　　
　　《南风窗》和《黄金时代》等杂志也是如此。试看《黄金时代》1990年第2期《闯世界》栏目里所刊登的《国际盲流》中一段：
　　
　　在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出国热”中，你终于动心了。于是你千方百计地寻找经济担保人，不管对方是隔着八辈才扯得上的亲戚，抑或是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接着、你开始攻读英语，考“托福”。好不容易盼来了某个名牌大学或三流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你就开始搞护照，提心吊胆地去领事馆闯“签证关”……终于，你“pass”(通过)了。
　　
　　有个哥儿们原先在某市电视台当播音员，据说他在城里任何一家酒家吃饭都不用掏钱，后来，他“洋插队”到了澳洲，上学之余，免不了要到餐馆打工，当waiter(侍者)，对每一个顾客点头哈腰。
　　
　　这种“中西合流”的语言现象产生在广东的大城市乃至珠江三角洲一带是很自然的，广东人听起来或读起来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但是在北方各省却是少见的。粤语混入外来词，不管是商品词也好，新潮时髦词语也好，不管音译词也好，意译词也好，直接用外语单词也好，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双语现象，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中西两种文化交流、碰撞在粤方言所产生的一种变异。
　　
　　四、为“粤语洋化”一辩
　　
　　外来词的大量引进，社会上反映强烈。一些北方学者认为： 粤语中所引入的大部分英语词，多半都可以在汉语中找到同义的词，夹用英语的形式实属不必。英语词在粤语中泛滥，会破坏祖国语言的纯洁与健康，从而造成“语言污染”，后果堪忧。甚至有人认为，这种语言变异现象跟一些人的崇洋思想有关，因此主张：必须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一“语言污染”现象。
　　
　　我们认为，粤语中引进的一些英语词，是近十多年来广东对外开放的产物之一。广东青年以在交际中夹用几句英语为乐，是禁止不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英语词引入粤语，可以丰富粤语的表现力，使年轻人谈吐更添优雅，风趣，这也许正是越来越多报刊也乐于使用的原因。
　　
　　其实，产生这种“粤语洋化”的现象幷不奇怪。因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语言既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思想的直接体现，当它作为一种信号系统履行它的社会职责时，各个民族所固有的语言就不能不互相接触。在频繁的语言接触中产生互相移借，吸收一些外来词语来丰富自己的语汇，这是很自然的事。这种移借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吸收的。就英语本身来说，也是不断吸收外来语的，据统计，在英语中外来概念词几乎占50％，其中从汉语中也吸收了不少。如“kung fu”(功夫)“silk”(丝)“tea”(茶)等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随着广东人飘洋过海，英语中也吸收一些粤语语词，现代英语中有wok一词，其意义就是“凹底锅”，即粤语的“镬”。
　　
　　但是，从总的来说，在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当本民族经济文化处在高位时，也就是说，当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及物质文明都处在较高的层次时，那么，交流的结果，一般是本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扩散、辐射，而对异族文化的吸收则是有限的、局部的；但是，当本民族文化及物质文明在交流中处于低位时，文化交流的结果，一般首先是物质生产技术的全面引进，即偏重于物质文明的吸收，继之则是从法律、教育、思想乃至思维方式、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引进。在文化交流中，处于高位的往往起着强制作用。相反，处于低位的，在交流的过程中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往往是不加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穷学富”效应。粤语近十多年来引进的一批英语词语，正是体现了这种效应。
　　
　　一批时髦的英语单词之所以首先在广东流行，香港是起了特殊作用的。在这个城市的约600万居民中，除了90％的华人外，还杂居了约10％的英、美、德、日、法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士，加上香港十分开放，外国人进出频繁，在这种华洋杂处的特殊环境中，香港华人自然地会接触到许多新事物，那些洋人不但带给香港以新的科技，也带给香港以新的文化思潮，同时也给香港居民带来许多外来的新的词语。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毗邻香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香港同胞回大陆探亲，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一些时髦的英语词带进来与亲人、亲友交谈，此外，港人还通过电视、广播、录像、流行歌曲、报刊、娱乐杂志等方式，把一些常用的英语词语，源源不断地输入广东。而广东则由于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引起对英语人才的大量需求，使得“英语热”不断升温，英语单词源源进入粤语便成为一种趋势。
　　
　　英语词语在广东流行，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是广东人开放的文化心态。因为广东人的文化心理本来就具有一种开放性，善于借鉴和吸收异文化，较少排外心理。
　　
　　广东人的文化心态首先表现出一种包容性。包容性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文化多源相关。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曾经吸收了百越文化、荆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诸因素，也接受了外来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文化的部分影响。这种由多元文化融合成的区域文化往往具有包容性的特征，这就是能对外来的、新异的文化会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来进行吸收。多元兼容的文化性格，促使了粤语向英语的大量移借。这种移借又反映出广东人的开放性心态，正是这种开放型的心态，推动了广东文化从单一向多元的发展。
　　
　　中国北方各省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大陆文化，其最大的特点是单一性和封闭性。这一点与我国的地理环境条件有很大关系。“我国一面临海，三面是交通极之不方便的陆地，陆地有相当广阔的回旋余地。在科技相当落后的古代，这种近于封闭的地理空间形成了中国与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见陈建民《从语言接触看中国大陆的封闭文化》)直到一百多年前，不少人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主体，世界的中心，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而对外国则称作“番邦”，把外国人统称为“番鬼”、“洋鬼子”等等，唯我独尊，夜郎自大，正是由于受到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对于外来文化、外来的语汇，一般不予理睬，甚至拒绝吸收，幷强调要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及语言的单一性和纯洁性，稍稍沾上一点外国的气味，则视之为“不纯洁、不健康”，予以排斥。
　　
　　但是在广东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广东以边缘文化、海洋文化为特征，幷带有极大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因此自身善于嫁接他种文化，善于引进、吸收别国语言中的某些因素。可以说，广东人最早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把眼光投向海外，幷积极而主动地与西方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使自己最先从大陆的封闭文化解脱出来，从而转化为多元的海洋文化。相对来说，广东人历史上受儒家学说影响少些，而受外来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多些。开放改革以来，广东人善于从多元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反“以我为中心”，从“你来求我，我得大利，你得小利”的内向型办事原则，转变为外向型的互利互让原则，这种思想观念是相当部分北方人很难接受的。今天，粤语向英语敞开胸怀大量移借的现象，实为广东人的开放心态一种反映。
　　
　　这种在语言上所取的“拿来主义”，充分体现出广东新一代青年人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乐观、开放、兼容和进取的精神。但是，有人却将这种倾向与崇洋媚外混为一谈，其实是两码事。崇洋媚外者，充满民族的自卑感，以紧跟、模仿、超前洋化为荣，其特点是不学无术，不求上进。而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头脑的青年人则不同，他们对本民族智慧具有自信心，对西方所宣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作出判断，只吸收对自己有用的那些成分。他们既不媚外，也不排外。
　　
　　从历史范畴看，广东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沟通了外来文化与中原正宗文化的关系，使它从内陆型封闭状态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现实范畴看，它是中国文化由农业文化阶段转化为现代文化的一次尝试，是东西方文化第二次融汇的结合点。对亚洲经济文化素有研究的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傅高义 (Ezra F Vogel)在其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认为：“由于香港和新加坡的地方小，目前真正具有潜在能力的‘东亚小龙’是台湾和南朝鲜。而从经济角度看，香港和广东现已形成一个整体区域，两者结合，将可变成第三条‘小龙’。这条‘小龙’不仅具有创造经济奇迹的意义，更标志着一种开放性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
　　
　　这种开放性的文化心态，若分析起来，还蕴含着一种普通老百姓的平等意识。不少人对开放改革后的广东“一切向钱看”、认钱不认人的拜金主义思想感到忧虑，其实呢，从“权力拜物教”转变为“金钱拜物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当今的广东，高级宾馆大门敞开，不论高官、洋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进来，一视同仁。街上的士扬手即停，任何人不得拒载。广东人大都不讲求官位而讲求实惠。尤其是在年轻人的眼中，值得羡慕的不是大官员，不是什么“长”(董事长也许是个例外)，而是白手起家的富豪。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广东人在观念上跟北方人有所不同。不少青年人在一起游玩时乐于采用“AA制”(吃饭各人付一份帐)。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人我界线不明朗的和合性的一种革新。今天的广东，处处体现出一种普通老百姓的平等意识，如五花八门的专线电话安装，公众点歌、点播，形形色色的监督制度的建立等等，都使人感受到一种平等、轻松、竞争的气氛。近年来有许多北方的大学生、研究生南下广东找工作，这固然是由于广东工资待遇较高，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广东开放先走一步，逐步引入平等的竞争机制，使有本领的人能够在这块开放的土地上一展所长，实现自我的价值。
　　
　　正因为广东人在开放改革十多年来所形成的讲求实效、乐观进取、公平竞争的精神，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的文化心态，因而促使新一代青年知识阶层的崛起，所以他们能够在继承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有胆识、有魄力去引进、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和语汇，大胆地把外族的、外国的吸收过来，融汇到自己的语言宝库中，藉以加强自己的语言表现能力，丰富粤语的表现形式，使之更具有多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由此可见，在粤语交际中适当地引进一些外来词语，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加速经济文化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是有利的。而对粤语本身的发展，更是起着巨大的作用。
　　
　　五、应当实行双语制
　　
　　现在，当外地人踏进广州，就会见到一种普通话与粤语幷举的局面。各路公共汽车均用两种话报站；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是“一普一粤”，同时播放；商店售货员、宾馆服务员，以及街边摊贩，时而说普通话，时而说粤语。这种情况，既使外来人员感到幷无不便，又令本地居民感到满意。不仅广州如此，广东其他大中城市也大体如此。
　　
　　但是，也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语言学界人士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十分恼火。他们把广东电视台坚持一普一粤的做法，说成是公开地与推普“唱对台戏”，一再要求广东取消粤语台。这些人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他们只知道一个国家需要有民族共同语，以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而不知道方言的存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不是通过命令就能人为地消灭得了的。这里我们不妨重温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1980年说过的一段话：
　　
　　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一联系到人，情况就复杂了。说话 (以及写文章)是一种社会活动，语言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是复杂的，因而语言也就不可能不是复杂的。不同民族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不同地区的人说着不同的方言；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人又往往会说那个民族、那个地区的话。……以语言而论，大多数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语库”，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说不同的话；不但是用的字眼儿有所不同，句法也会有出入，甚至语音也会起变化，可以说是“随宜取用，不拘一格”。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多年来我国语言研究和语言工作的弊端，今天读起来依然是发人深省的。吕叔湘说的是“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当然包括建国以来有关“推普”的书，这类书都是只见“工具”，不见“人们”，不尊重人们的语言习惯，将推广普通话错误地看作“统一语言”。这种弊端至今仍未完全纠正。
　　
　　为了纠正“推普”工作中的这一弊端，促进我国尤其是方言区的语言生活健康发展，近年来，语言学界不少专家建议推行“双语制”。
　　
　　所谓“双语”，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在一个地区，同时通行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包括方言)。根据这种情况而确立的二元化或多元化的语言制度，就是双语制。
　　
　　在当今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等，都实行双语制。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均可作为该国的官方用语。香港也是个双语地区， 1986年，当局作出规定：汉语和英语的法律文本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同时均可作为教学媒介。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双语制后，幷没有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相反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
　　
　　广东的双语现象早就已经出现。秦朝末年，赵佗在此建立南越国，当时，丞相以下的官员基本上是百粤土著；就连赵佗本人，在跟他们打交道时，也只得改变自己的服饰、生活习俗及语言，成为“酋长”式的国王。可见那时广东一些汉人居住的地方，实行的已是“双语制”，汉人之间交际使用汉语，与粤人交往则使用百粤土著语言。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此后，由于中原汉人不断南迁，逐渐形成粤、客、闽三大方言，这三大方言随着人口的流动而互相渗透，于是出现了一些客粤双方言区、客闽双方言区和闽粤双方言区。例如东莞市的凤岗、清溪、樟木头、大岭山、黄江、塘夏、谢岗等镇，原来都是客家地区，由于粤语的渗透，这一带逐渐成为客粤双方言区。汕尾市原属闽语区，其居民除5％左右的“深水渔民”来自粤西之外，其余全是“福佬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该市掀起一股“粤语热”，逐渐变为一个闽粤双方言区。据笔者调查，目前全省这种双方言区分布于40多个市县，人口约300万。此外，在同一种大方言区内，也形成一些两种次方言同时通行的双方言区。例如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等市县，通行一种“四邑话”，这种“四邑话”与广州话虽然同属粤语次方言，但差异较为明显，随着广州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广州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四邑人也掌握了广州话，因而形成广州话与四邑话同时通行的格局。
　　
　　双语现象的存在，使广东人的语言生活具有多元性。他们在不放弃自己的母语的同时，乐于接受其他语言和方言，这对于推广普通话本来是有利的，但如果处理不当，片面强调以普通话限制甚至代替方言，那就必然走向反面。
　　
　　实行双语制，就是一方面普及普通话，使全省人人掌握普通话，幷在一定的范围内规定必须使用普通话；另一方面，又尊重他们日常用语习惯，认真研究各种方言，适当地发挥方言在日常语言交际及文化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普通话和方言共存分用的局面。就广东来说，就必须对已经形成的“粤语热”持慎重态度。粤语特别是广州话既已成为全省的主要方言，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幷且成为粤港澳经济文化合作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充分肯定幷继续发挥粤语这种作用，而不可采取不适当的限制措施。
　　
　　实行双语制，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什么场合必须说普通话，什么场合可以“悉听尊便”；什么文章(比如机关公文)必须使用规范的普通话来写，什么文章则可以适当用一些方言词语，都要有明确的规定。从推广普通话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似乎是退了一步，其实是“退一步，进两步”，将使推普工作更顺利地进行。当然，首先要广泛开展讨论，尤其是在语言学界开展探讨，深圳市深港语言研究所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到会的既有广东的学者，也有来自北方各省市的学者，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汉语专家，他们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应引起有关领导机关的重视。
　　
　　 （与叶国泉合作）
　　
　　199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