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粤”字谈起
　　
　　粤语以“粤”命名，广东也简称为“粤”。这个“粤”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查《说文解字》：“粤”者，“亏也。”这与粤语，与广东，毫无关系。此义项今已不用，连《辞海》也未收。
　　
　　广东之所以简称为“粤”，是因为古代曾系“百粤之地”。“百粤”是个音译词，又写作“百越”。曾有人认为：“粤”(越)指少数民族，“百”则意味着多。例如《通考·舆地考》：“越以百称，明其族类多也。”其实，在古代，不管是广东土著还是中原汉人，都不可能对民族作出科学的区分，当然不可能将广东土著分为若干个民族。笔者认为，“百”跟“粤”一样，都是个译音，与“一百”中的“百”没有关系。“百粤”乃是古代岭南土著的自称，跟今天的壮族自称Bouxdoj(布壮)有点儿相似。而汉族，则称为Bouxgun(布官，即官族)。Boux(布)是壮语对各民族称呼中的第一个音节，意思相当于“族”或“人”。Boux(布)与“百”读音相近，古代译为“百”是有可能的。除壮语外，傣族、布依族语言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布依”本身就是个民族自称，其读音与“百粤”接近。因此，“百粤”的意思是“粤族”或者“粤人”。
　　
　　那么，粤语是粤人的语言么?或者说，粤语是从古百粤语演变而成的么?答案都是否定的。因为在古代，那些古粤人的各部落是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在生产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部族，也不可能形成一种统一的“古百粤语”。有一些学者举出今天粤语与壮语中一些相互通用的口语词，如“”(壮语dieg，地方)“恁”(壮语naemj，思考)，“” (壮语sai，浪费)，认为这说明两种语言的“母体曾经发生过相互混合的阶段，然后才各沿着不同的道路继续发展。由此证实粤语的形成跟古越语(准确地说是跟“古百越语”)本来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见李敬忠：《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这种推断似乎难以成理，因为这种相互通用的词语数量幷不多，而且多半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出它们的来历(例如“恁”“”，在《集韵》中便可找到。详见白宛如《广州话本字考》）。何况，使用这类口语词的幷不仅是粤语和壮语，连客家话里也有，但谁也没有认为客家话形成跟古百粤语有什么重要关系。在今天的粤语中，我们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语词，但是，是否能据此而认定粤语与英语有什么渊源呢?当然不行。萨丕尔指出：“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自给自足。”(《语言论》)粤语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从其他方言和语言中吸收一些因素，但这决不能作为它来源的依据。粤语虽然以“粤”命名，却跟古“百粤”的语言没有亲缘关系，它不是古粤地的土产，而是汉族移民从中原地区带进来的。
　　
　　二、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
　　
　　粤语到底怎样形成的呢?从汉人大规模入粤最早的历史来考察，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
　　
　　据考古发现，大约从西周时代开始，岭南粤人与中原汉人就有来往。不过，由于有五岭之隔，这种来往极为有限。到了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曾派兵南征百粤，但究竟打到哪里，史无记载。有记载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西瓯(西江一带)粤人反秦，朝廷发五十万大军征讨，兵分五路：“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郡。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见《淮南子·人间训》)这里所记的“镡城之岭”，指今广西越城岭；“九疑之塞”，指今湖南宁远县南；“渠”，即灵渠。这两支军队开通灵渠再经漓江、贺江而进入岭南，灵渠将湘江与漓江沟通，从而成为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历史上第一条主要通道。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战争告一段落，秦又“谪徙民五十万戍之”(雍正《广东通志》)。这五十万人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因为直至东汉时统计，岭南各郡的人口还很少超过十万的，在秦始皇时代就更是地旷人稀。这一大批汉人“徙民”的到来，足以改变岭南粤人的“一统天下”的局面，随之汉语便由此而被带入岭南。这五十万“徙民”当时究竟定居何处?众说纷纭。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市)一带，仍是粤人的天下。秦末，汉人赵佗在此建立南越国，所任用的官员从丞相以下基本上是粤人，就连赵佗本人，也得改变自己的服饰、生活习惯及其语言，把自己异化成粤人以便于统治。如果不是粤人势力十分强大，他就不会那么做。但是，在西江的中部，那里的情况就完全不同，经过秦兵的一番征讨，那里的粤人大都逃散，从而成为汉人填补及落脚定居的最佳之地。由此推之，这五十万“徙民”多数定居于西江中部，而中原汉语也就首先传播于西江中部。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将岭南分为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同时又设立“交趾刺史部”，以便于统治这九郡，治所最初设在赢 (今属越南)，但不久又迁至西江中部苍梧郡治广信。此后三百年间，广信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到了东汉，交趾刺史部改为交州，其治所也在广信。那么，广信在何处?罗香林先生指出：“现在广东的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
　　
　　今天的封川只不过是封开县的一个小镇，而在汉朝，它却做过三百年的岭南首府，这是了不起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历史就是如此。君不见：千百年沧桑之变，有多少古代重镇甚至易为平地。一个岭南首府变为小镇又何足为奇呢?今天我们可以乘火车或汽车直抵中原，然而在唐代以前，中原汉人进入岭南主要的还是靠灵渠这条通道。汉初，陆贾两次出使南越国，走的都是这条水路；直至唐初，宋之问被贬到泷州(今罗定)，走的也是这条水路；就连主持开凿大庾岭“横浦之道”的张九龄返回曲江，也经漓江兜个大弯，《巡按自漓水南行》一诗便是佐证。广信地处漓江、贺江与西江汇合处，扼西江之要冲，沿江向东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达南宁，在岭南不少地方仍在粤人控制之下的时代，确是战略要地。由于汉族移民大批定居于西江中部，因此这一带的开发、汉族文化及其语言的传播也必然早于粤中、粤东、粤北各个区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苍梧郡人口为14万多，南海郡只有9万多人，南海郡包括今广东省怀集以东大片地区，面积比苍梧大，而人口却比苍梧少三分之一，因此，以广信为岭南首府，虽未必称得上“最佳选择”，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秦至东汉这段漫长的岁月，西江中部一直是岭南汉族移民的主要地带。这些汉族移民将中原的文化、语言带到这里，生根，开花，结果，是经历过一段漫长的道路的。罗香林先生指出：“汉人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当时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学术表现，但可以代表广东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部的几个学者。”(《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例如，汉代著名学者、王莽的老师陈钦，被称为“岭南儒宗”的陈元，我国最早的佛学者牟子，都是广信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着过《春秋经注》、《公羊传注》、《谷粱传注》的大学问家士燮。他祖籍在山东，王莽乱世时迁入岭南，定居广信，成为当时当地的望族，至士燮是第六代。以上所有这些名人，他们在传播汉族文化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随着汉族文化的传播，汉语也就在这一带流行开来。由于广信一带远离中原，交通不便，这些汉族移民进入岭南之后，他们使用的汉语也就逐渐偏离了中原汉语的发展轨迹而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点，遂形成了早期的粤语，即粤语的雏形。
　　
　　三、粤语的发展及其中心的转移
　　
　　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东汉末年，封建势力群雄割据，曹操、刘表、孙权三大政治势力都企图控制岭南。先是刘表私自委任部将吴巨为苍梧郡太守，据此扼住交州的中枢；而曹操则以东汉朝廷的名义委任士燮“董督七郡”，藉以与吴巨抗衡。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守中原，孙权便趁机派遣步骘率军从湘桂水道南进，击败了吴巨，夺取了广信。士燮迫于形势，宣布归附东吴。步骘继续沿江东进，攻下番禺(今广州市)。为了避开士燮的势力，巩固孙吴政权的后方，他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将交州州治从广信迁至番禺。从此广信作为岭南首府的三百余年历史宣告结束。
　　
　　但是，番禺地理位置偏东，难以控制交州西部的广阔地区，为了便于治理，东吴于永安七年 (264年)将岭南分为交、广二州。交州辖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州治龙编(今河内)；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州治番禺。
　　
　　番禺成为州治之后，汉人的势力便向西江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扩展。但是，直至晋朝，“广州南崖，周旋六千余里，不宾服者乃五万余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晋书·陶横传》)此后于永嘉年间，中原晋王朝发生了“八王之乱”，继而又“五胡乱华”，导致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使岭南汉族移民数量激增，从东晋时起一直至唐代，朝廷一直推行“以俚治俚”的政策，大量敕封当地粤人为公、侯，官至将军、刺史、太守、县令等等，客观上有利于汉民和粤民的进一步融合。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汉族的文化及语言就从西江中游不断地向东传播。粤语便逐渐成为西江流城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通行语言。这里有一点必须强调，中原地区从“五胡乱华”起，受北方游牧统治达二百七十多年之久，汉语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之下，岭南汉人所使用的粤语倒是较多地保留着魏晋年间中原汉语的面貌。唐代诗人张籍的《元嘉行》中就这样写道：“南人至今能晋语。”这样看来，粤语与中原汉语的距离拉开，主要是中原汉语本身变化所致，当然，粤语在某些方面也接受古百粤语的影响，但这毕竟是次要的。
　　
　　正因为粤语从其形成之时起便较多地保存着南北朝之前中原汉语的面貌，因此，当它拥有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这么一片通行区域之后，便拒绝接受北方汉语的进一步同化。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它对客家话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客家人进入岭南，大约始于唐朝“横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时形成高潮，那时岭南原有汉族移民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幷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及西江两岸平原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因而新从中原迁来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岭南山区。本来，客家话在当时要算是较为标准的中原汉语，可是它传入岭南之后，已经无法进一步同化已经形成自己特点的粤语了，相反地，有些客家话地区后来则受到粤语的渗透，成为“双方言区”，甚至变成粤语区。由此可见，到了唐宋时期，粤语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具有显着特点的汉语方言，幷且形成了以番禺(广州)为中心，以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为基础的一种通行语言。
　　
　　四、余论
　　
　　方言的分布，一般说来跟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弄清了粤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们才能对它的分布作出一个科学的分析；而分析今天粤语的分布情况，亦可印证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由于粤语在西江中部形成，后又借西江流域而向东西扩展(沿江而下至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溯江而上至广西的南宁)。因此西江一带的粤语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而远离西江的地区，语音就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例如地处西江中部的封川(即古广信)及梧州与广州距离较远，但这一带粤语与广州话的差异很小；相比之下，地处广州不远的台山、开平等地的粤语与广州话的差别就很大；就连属于广州郊县的增城，其语音与广州话的差异也不小。这就说明，粤语各次方言的分布与西江有着明显的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将粤语分为粤海、邕浔、高阳、四邑、勾漏、钦廉等几个片，这一分法是值得商榷的。如“勾漏片”，其中属于西江中部的德庆、郁南、罗定、封开(除开建一带)，语音比较一致，都接近广州；而远离西江的玉林、北流、容县、蒙山等地，其声韵调配合关系就各有不同，以精、清、从母为例。玉林、北流、容县念为t、t‘，蒙山念为θ，德庆、郁南与广州念为ts、ts‘。因此，将这些市县的粤语划为一片是说不过去的。至于“高阳片”，据笔者调查，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这一点，在笔者的《信宜粤语的文白异读》(载《语言研究》1990年第二期)一文中已有详述。这里再补充一点，据熊正辉先生《广东方言的分区》所述，划分这一片的根据是“古心母字是否读声母”，然而，笔者作了个统计，在茂名、高州、信宜话中，由声母所组成的音节仅占全部音节的4％，其他音节绝大多数跟广州话差别不大(这一带还有个声母，但这个声母“广府片”一些地区也有，不成其差异)，因而，对语言交际无多大影响；而阳江与广州两地，语言交际就有困难，就连阳江与高州两地的人员来往，其语言交际也有困难。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有无声母，而在于它的声韵调配合关系与广州话、高州话有较大的差别，它的八个声调的调值与广州话、高州话无一个相同。从地理位置上看，信宜和高州距西江不远，历史上与西江中下游交往较多。如信宜一带，汉代曾属西江中部的端溪县(今德庆县)，直至唐初，仍归泷州(今罗定)管辖，因此语言便受到西江一带的影响，与广州话差别较小。而阳江则远离西江，历史上跟西江中下游极少交往，其语言就与广州话拉开了距离，形成了有别于广州话的较多特点，因此不应把高州、阳江两地的粤语划为一片。
　　
　　那么，粤语内部各次方言究竟怎样划分较为合理呢?
　　
　　如果从历史的资料来考察，或从它的形成及其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笔者认为可以把它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广州话为中心，以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两岸的县市话语为基础，这是粤语系统中最为通行的主体方言。这个主体方言语音词汇比较一致，其共同点较多，各地人员来往用方言交谈，语言上畅通无阻。必须指出，这个地域的粤语最为典型，且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因而粤语系统必然以珠江或西江流域的方言作为主体。第二层次是珠江或西江流域的外围或边远地区，其中包括东莞、增城、从化、清远、广宁、怀集、新兴、云浮、罗定等，还包括粤西走廊如信宜、高州、化州、吴川一带，也包括广西东南部一些县市如岑溪、容县、玉林、南宁等地。这些县市的方言与广州话比较起来，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特点，但语音、词汇的共同点仍然比较多，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跟广州人用方言交谈，基本上可以互相通话，是属于粤方言系统中多种类型的次方言。第三个层次是非珠江或西江流域的粤语片，其中包括粤中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还有阳江、阳春等县市，另外还包括广西南部合浦（廉州）和灵山部分乡镇等一小片。这一非西江流域的粤语，无论在语音方面或词汇方面，都跟广州话有较大的差别。虽然同属于粤语这个系统，但广州人却很难听懂，甚至根本无法听懂。另外，根据地理位置和方言上的差异，我们还可以把非西江流域的粤语大致上分成三小片，即：四邑片、两阳(阳江、阳春)片，廉州片。这三个小片的方言各自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语音、词汇各片差别很大，片与片之间根本无法通话，但是它们却是同属于一个粤语系统。
　　
　　以上三种情况，笔者只是根据历史上有关资料及今天通话的程度作出初步的勾勒，幷没有深入各地作详细的调查，因此只能提供参考。不过，这里必须说明，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由于经济的发展，交通和资讯的发达，科学的进步，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员交往日益频繁，各地粤方言相互之间的差异，肯定会渐渐缩小，吸收广州话的因素必然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与叶国泉合作）
　　
　　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