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国科技界曾提出“要以任务带学科。”〔1〕。然而“文革”后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概念：“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幷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2〕。于是党和国家的科学技术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从此不再使用“任务带学科”这个旧提法。可是《经济地理》1989年第l期一篇研讨会综述继续在那里强调“任务带学科的原则是正确的”〔3〕。《经济地理》2006年第1期首篇《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又再次提出“经济地理学者要继续发挥‘任务带科学’的精神。”在学科发展指导思想上真的要“任务带科学”50年一贯制?为什么一些学者至今还念念不忘1958年的旧观念?真值得我们深思。“任务带学科”问题在理论上属于科学发展动力问题，在实践上关系到指导科学发展的根本方针，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加以研究。

　　一、科学发展动力分析

　　（一）推动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科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动一切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发展”〔4〕。可以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客观过程和认识运动这两方面矛盾和斗争推动的结果。客观过程是人的认识运动的基础，是推动认识运动和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力；认识运动、科学领域的内部矛盾是认识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发现和解决认识运动、科学领域中的内部矛盾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事物是多层次的，大系统可以分为若干子系统，子系统下面又有许多小系统。大系统、小系统本身所固有的矛盾都是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从社会大系统来看，科学与经济、政治、军事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大系统中的矛盾；社会需要（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力。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因素，它是与各种社会因素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5〕。从科学技术这个子系统来看，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还有子系统本身的内部矛盾：“科学理论与科学实验的矛盾运动，不同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矛盾，继承与创新的矛盾，不同科学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与移植，带头学科的不断转移等”〔6〕。这些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近代科学以来，科学作为严密的理论体系，有它内在的发展要求，还“要求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5〕，要求理论体系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科学理论中的逻辑矛盾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还不可否认，人们的主观努力，包括兴趣、爱好、好奇心、求知欲，甚至幻想等，都是对科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因素，大家知道，列宁坚持认为“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基本的观点”〔7〕，但他仍然高度评价幻想在科学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幻想是极其可贵的品质。”“有人认为，只有诗人才需要幻想，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数学上也是需要幻想的，甚至没有它就不可能发明微积分”〔8〕。

　　我们不仅应当全面认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个方面——科学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矛盾和科学领域的内部矛盾，而且要进一步认识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一般来说，科学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因素之间的矛盾，通常表现为社会需要——因为科技人员和科研活动的存在要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国防因素为条件，因此科学研究活动和科学发展必须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一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取决于社会实践和社会需要。但是有了社会实践和社会需要，还不等于就有了科学理论。还要真正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在研究中要运用恰当的科学方法，才能产生科学理论。社会实践中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转化为科学技术领域中的矛盾，转化为人们头脑中须知与未知的矛盾，从而提出命题、猜想等，才能成为人们去进行科学研究的直接动力。联系实际来说，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在社会需要的推动面前，为什么有的人进行科学研究，有的人没有去进行科学研究呢?除了社会分工方面的原因外，根本问题在于客观过程、社会需要能否转化为人们头脑中须知与未知的矛盾，即能否发现和提出需要研究的命题，如牛顿提出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瓦特提出水壶盖为什么会被冲起?发现和解决科学领域中的这些内部矛盾和问题，才能实现认识的飞跃、科学的发展。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当然它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在实践的推动下前进的。

　　（二）基础研究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中，还需要认清基础研究和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回顾和总结我国成功地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经验时说：“基础科学研究则是现代科学发现、发明的思想‘发动机’。有一位荷兰化学家叫阿累尼乌斯的说过：‘理论是科学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推动力，……理论研究可以指出应当把今后的工作引向什么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就’。这是说得很中肯的。就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我国原子弹、氢弹成功的经验中的一条，确确实实是我们及早抓了理论物理这一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分不开的”〔9〕，基础理论研究在科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

　　现代自然科学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战后兴起第3次科技革命，产生了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一系列新学科、新技术。当代许多后进学科都要依靠这些先进的新理论、新技术来实现现代化。地理学进入现代科学阶段比自然科学要晚，而且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要运用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地理学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理论、新方法才产生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如应用现代数学方法与地理学结合产生的计量地理学，应用遥感技术产生的遥感地理学，应用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理论产生的生态地理学，应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产生的行为地理学等。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等在地理学领域的应用，使地理学发生巨大变化。无论从地理学这个特殊领域，还是从各个学科领域的互相渗透来看，都必须依靠应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来实现经济地理学的现代化，推动学科的发展。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我们既要看到社会实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又要看到先进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反作用。依据钱三强等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中的观点，科学技术发展到近代科学后期，基础研究在探索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方面获得科学原理；人们在科学原理指引下发明各种新的机器，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例如19世纪70年代，人们在热力学原理指导下发明瞭内燃机，在法拉第电磁理论指导下发明瞭电动机。“从电磁学的实验和理论的发展到电力时代的出现，生动地表明，当科学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科学对生产的发展，不仅能起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已经走在生产前面，起着指导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从放射性的发现到原子能的利用这四十多年的历史，再一次充分证明科学研究走在生产前面，对生产起着指导作用”〔5〕。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近代科学后期科学进人了比较成熟的阶段，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邓小平语)。现在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基础研究和先进的科学理论在推动社会生产和科学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完全符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认为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不是辩证唯物论〔10〕。

　　科学学还指出，“从18世纪中叶以后,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新规律，即科学可以决定技术，技术可能决定生产，其模式‘科学→技术→生产’。这个规律开始时是同‘生产→技术→科学’的规律并行和共同起作用的；但到后来，‘科学→技术→生产’的规律越占优势，使‘生产→技术→科学’的规律逐渐融人‘科学→技术→生产’的规律之中，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仍然有一定的独立作用”〔6〕。最近新华社供《羊城晚报》特稿（2006.8.21. A16版)中说，“电视之父”法恩斯沃思在1921年，他14岁时产生了用电传输图像和声音的想法，也就是说提出了猜想，同时还提出传输器概念，并画出一个传输器草图。这就是现代电视机和电视传输技术的雏形。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27年9月7日年仅21岁的法恩斯沃思运用当时已有的电子技术原理，把画着一条线的玻璃板图象成功地从摄像机传送到接收器上，这是公认的电视诞生标志。法恩斯沃思是应用当时已有的电子技术原理并产生了用
电传输图象和声音的命题才研制成功最初的电视机雏形。他是在没有“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的任务”情况下发明瞭电视机，用“任务带学科”的观点解析不了电视机发明的历史事实。只有用推动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观点，才能充分说明电视机发明和科学发展的动力。法恩斯沃思发明电视机也是说明“科学→技术→生产”的规律的一个生动实例。

　　二、对“任务带学科”的具体分析

　　（一）从理论上分析“任务带学科”

　　  在地理学领域中，所谓“任务带学科”通常是指地理学者承担经济建设中的具体的应用研究任务，如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进行自然资源的调查与利用、地区综合考察、生产布局、农业区划、国土整治、城镇与区域规划等任务对学科发展的带动作用。“任务带学科”所强调的正是这些具体应用研究任务在带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

　　  按照上述关于科学发展动力的理论观点来分析，学科在经济建设中应用研究任务是社会实践和社会需要的重要内容，无疑属于推动科学发展的基本因素和基本动力范畴，因而对科学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科学发展动力的角度来考察，应用研究的具体任务不是社会需要的全部反映。社会实践除了需要应用研究之外，还需要有基础研究。如前所述，科学研究领域内部的各种矛盾；以命题、猜想等表现出来须知与未知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努力，包括兴趣、爱好、好奇心、求知欲，甚至幻想等，都是对科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因素。可见应用研究任务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全部因素，因而把科学发展仅仅归结为“任务带学科”是不全面的。

　　 总之，应用研究任务具有带动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不能把科学发展仅仅归结为“任务带学科”。不能只讲“任务带学科”，不能片面强调“任务带学科”，更不能把“任务带学科”视为指导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的全面正确的原则方针。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在已有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基础研究及其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对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离开现代科学技术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我国地理学的现代化。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二）从党和国家现行科学技术政策上来分析“任务带学科”

　　“任务带学科”这个口号是我国在1950年代提出来的。解放初期学术界刚刚从旧社会过来，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还严重存在脱离实际的状况。为了克服当时学术界严重脱离实践这种倾向，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当时提出“任务带学科”的口号是有必要的，而且起到推动知识分子走向社会实践，参加应用研究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只强调应用研究，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只强调社会实践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却忽视科学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及其在科学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忽视科学领域的内部矛盾在科学发展中的直接推动作用。理论认识、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导致实践上从一种偏向走向另一种偏向，即从纠正严重脱离实际走向单纯依靠具体实践任务带学科。针对这种状况，周总理在1956年、1972年都曾一再强调指出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后来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走在生产前面指导生产的发展，而科学技术所以能够走在生产前面指导生产的发展，主要又是依靠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突破，从而使人们对科学技术和基础理论研究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是一个转折点。由于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思想、新概念，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突破了1950年代只讲生产实践对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不讲科学技术对生产技术的巨大反作用的传统观念，也就是突破了“任务带学科”的旧观念，所以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各个文件以及后来我国科学技术政策文件都已经不再使用“任务带学科”这个不全面的提法。我们应当注意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党的关于科学技术政策的调整，必须深刻认识现行的科学技术政策与过去“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区别。我国经济地理学界应当以党的现行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方针和科学学关于科学发展动力的理论为指导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认识不能再停留在过去1950年代那种“任务带学科”的水平上。

　　19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将科学研究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三种类型并给出三种类型的定义。后来我国科研管理中正式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方法〔11〕。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三种不同类型研究活动的性质和特点规定不同的方针和政策。其中第二部分就“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的分类管理”作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决定》还提出“在大力推进技术开发工作的同时，加强应用研究，并使基础研究工作得以稳定地持续发展，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和评价标准。”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对科学研究活动实行分类管理的重大意义，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活动采取的不同方针、政策。把“任务带学科”当作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活动的原则方针是不符合党中央关于不同类型的研究活动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的规定的。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各有不同的特点。应用研究是将科学原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只要有经济建设任务的需要，应用的具体目标，就可能将应用研究带动起来。就是说“任务带科学”适用于应用研究。而基础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现象和客观规律，即发现新现象、揭示新规律、创立新的科学原理，但是没有具体的应用目的。它主要是依据社会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新的客观现象与原有理论认识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头脑中须知与未知的矛盾，从而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直接的内在动力。基础研究主要靠科学领域内部矛盾的推动，而不像应用研究那样由具体任务带动。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幷且有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不是通过一、二次的应用研究实践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基础研究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基础研究不能以任务带学科，就是说“任务带学科”不适用于基础研究，不能把“任务带学科”作为指导科学研究的普遍适用的原则方针。

　　（三）从实践结果来分析“任务带学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从实践结果来分析“任务带学科”。

　　1958年12月全国地理专业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任务带学科”，并“要求苦战三年，改变地理科学面貌，建立自己独创的理论”〔1〕。多么美好的主观愿望呀，可是，实践结果如何?不说3年没有改变面貌，而且30年之后的1990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学术讨论会认为“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虽在80年代打了个翻身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发展很不平衡”，“对理论和方法论还缺乏深入的研究”〔12〕，也就是说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的落后面貌。可见，提出和实行“任务带学科”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个经验教训现在应当认真地总结了。

　　我国经济地理学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在于有了长期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未能上升到理论上来的时候仍然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忽视抓科学领域的内部矛盾这个关键，忽视了理论思维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早已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3〕。理论思维是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科学方法。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有了实践经验没有理论思维是不可能产生新理论新概念的。总之，让我们回到实践经验与理论思维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纔可能使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得到顺利发展，纔可能改变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的落后面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单纯依靠“任务带学科”是不可能改变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的落后面貌的。

　　三、结　语

　　应用研究任务具有带动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具体任务不是带动科学发展的全部因素，不能把科学发展动力仅仅归结为“任务带学科”。把“任务带学科”视为指导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的全面正确的方针，就会导致单纯依靠“任务带学科”，忽视科学领域的内部矛盾、科学发展的内在直接动力，忽视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的指导作用。现在要改变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的落后状况，首先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纠正单纯依靠“任务带学科”的偏向，引导到实践经验与理论思维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既注重认识的实践基础，又注重认识的辩证途径。笔者的观点不是否定应用研究及其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问题是我们不能只有应用研究而没有基础研究。我们应当全面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重要讲话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各项方针，其中包括要“重视基础研究”，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方针，从而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

　　《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一文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地理学在国家关于未来功能地域（空间)划分、区域可持续发展、大都市经济区、地缘经济等等领域的研究和规划方面呈现大量的任务。为了发挥学科的作用，经济地理学者要继续发挥‘以任务带学科’的精神，积极地争取和完成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的任务。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深入进行上述领域的理论总结，发展新时期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关键是要继承传统脚踏实地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认真调查、考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在解决当时当地实际问题的同时，总结、提升理论成果。”这里讲经济地理学的任务，就只有应用研究任务，根本就没有基础研究概念和任务，全文没有一处提到基础研究。这是不重视基础研究及其重要作用的反映。讲研究思路方法，只有从实践→理论（实践对认识的作用)而没有基础研究，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对实践和学科研究的反作用，没有讲认识的辩证发展。这完全是机械唯物论的研究思路，也就是“任务带学科”的老路，而不是辩证唯物论的研究思路。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看来要改变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方法的落后面貌，全面完成我国经济地理学现代化任务，首先必须在学科发展指导思想上转变思路，彻底从“任务带学科”这种机械唯物论的研究思路，转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思路上来，全面转到邓小平理论的轨道上来，转到胡锦涛上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重视基础研究”，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指导思想上来，彻底扭转“任务带学科”50年一贯制局面，才能使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方法得到更大发展。

　　注释：

　　〔1〕竺可桢，在中国科学院1958年12月在京举行的地理专业会议上的讲话［J］，地理知识，1959，（1)：3—9。

　　〔2〕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A］．邓小平文选（2)［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4．

　　〔3〕全国师范院校1988年中国经济地理教学研讨会综述［J］，经济地理，1989，（1)：79。

　　〔4〕毛泽东，实践论［M］，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272。

　　〔5〕钱三强等，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14—27。

　　〔6〕关西普等，科学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28。

　　〔7〕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A］，列宁选集（2)［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2。

　　〔8〕列宁，列宁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82。

　　〔9〕钱三强，谈谈科学和科研管理［A］，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探讨［C］，北京：内部出版，1981．21。

　　〔10〕毛泽东，矛盾论［M］，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00。

　　〔11〕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研究工作分类的意见（征求意见稿)［R］.1980。

　　〔12〕李志华，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记全国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学术讨论会。地理知识.1991，（2)：11. 

　　〔1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7. 

　　〔14〕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A］，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讯［J］，北京：2006，（1)：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