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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代西方经济地理学产生以后,20世纪初始传入我国,广东是一个首途之区。1934年,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蔡源明教授着有《经济地理学》一书,是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论著之一,也开启了这门学科在我国教育和传播的先河。建国后,曹廷藩教授长期执掌中山大学经济地理学专业,不但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地理人才,为新中国地理科学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他努力探索经济地理学为生产配置、产业布局和城镇规划服务等应用研究,同时大力倡导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使广州成为经济地理学在南方的重镇。中山大学经济地理学专业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也同时蒸蒸蔚起,吸引大批青年学子负笈前来。学成以后,他们又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为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在中山大学地理系这个人才群体中,张乐育先生是最突出的一个。他上世纪60年代初中山大学毕业后,远赴北国边陲黑龙江省经济研究所工作,努力攻读马克思《资本论》,一直沉浸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中。其间虽历经风雨和坎坷,但他不改初衷,始终坚持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故能极大地充实和提高了自己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水平。1980年,张乐育先生回到母校,担任曹廷藩教授助手,继续从事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后又到中大岭南学院经济系,在区域经济学这个领域里施展拳脚,大有收获。退休以后,他一如既往,坚持学术研究,笔耕不辍,发表多篇论文,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好评。最近,张乐育先生将自己大半生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嘱我为之作序。一则为张乐育先生执着于经济地理学专业,特别是钻研其基本理论问题的精神所感动;二则也想借此一角之地,发表个人对专业的一些不成熟意见,于是为文集写了点文字,也算是对张乐育先生学术成就的祝贺。
首先,最值得肯定和赞颂的是张乐育先生献身经济地理学专业的精神。他近半个世纪时间,都投入这门学科的钻研、思索、寻求其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正确答案。不管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如何变换,人事关系怎样错综复杂,生活环境何等的烦扰,外界物欲多么诱人,他始终坚持在这个学科园地里默默地耕耘,专心地守望,滴下了自己诚实劳动的汗珠,正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唯其如此,他才有今天的收获。文集里的每一篇论文,都忠实地记録了他在地理科学道路上留下的深刻的足迹,反映了他追求地理科学、献身地理科学的人生核心价值和志趣取向。
第二是张乐育先生严谨治学态度、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苏联经济地理学自建国初传入我国,一开始就存在关于它的研究对象、性质、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的重大分岐,我国学者为此长期争论不休。张乐育先生受业于曹廷藩教授,是曹廷藩教授倡导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的坚定信仰者和支持者,也最尊重和景仰自己的导师,故能成为曹廷藩教授的助手,两人精诚合作,协力攻关。但在学科理论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独立见解和视野。比如在经济地理学发展动力上,1958年以来地理学界就流行“任务带学科”观点,曹廷藩教授也持有这种主张。这在特定形势和背景下,无疑是有其正确性的。若局限于此,忽视基础理论研究,那将妨碍学科发展。张乐育先生凭着深厚的理论功底,按照恩格斯所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教导,非常清楚“任务带学科”这种观点的局限。在2007年发表的《关于“任务带学科"的讨论》论文,对此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入剖析,指出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而不是辩证唯物论的研究思路,应予改变,转到实践经验与理论思维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不是否定经济地理学先辈们在学科为生产服务上的贡献,而是随着科学研究环境的变化,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在现代科技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基础上作出的合理调适,和对学科动力研究的一个发展,这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又如对经济地理是一门研究生产布局的科学这一广为流行、尤为北方学者所推崇的论调,张乐育先生根据钱学森地理科学思想,结合自己研究心得,指出其仍属经济地理学的应用理论研究范畴,还不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之列,提出应建立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三个层次的经济地理学科体系。举凡这类观点,在文集中不乏其例。问题不在于这是不是一种理论创新,重要的是张乐育先生有勇气、胆识和功力,对现成的理论,哪怕是权威、偶像、经典提出质疑,甚至挑战。只有这种理论交锋,才有可能激起新思想的火花,导致旧东西的扬弃和新观念的产生,这是近现代科学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由此,不能不令人想起陈寅恪先生为人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胡适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做学问方法。这用于观察张乐育先生为人处事和做学问,也是不为过的。
第三是张乐育先生能适应环境、与时俱进的治学风范。张乐育先生出身于经济地理学专业,后又不断加强、提高经济学修养,将这两门关系非常密切的学科集于一身,使他的理论体系更加坚实牢固,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更加赡丰,有足够能力来应对工作的变迁。从文化也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来理解,这是他文化素质的增强和提升所在。所以当他由于各种原因离开地理科学园地转到经济科学领域,仍能在区域经济研究上纵横驰骋、左右逢源,取得不少成果。细检他得奬和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转载的论文,如《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历史地理背景》、《关于世界近现代先进经济技术地理扩散规律的研究》、《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内涵》等,都是进入这个领域以后发表的,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也在于此。这就不难看出,学科的交叉、渗透和综合,对一个人成长,对一门学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由得使人记起列宁说的: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总可以凭着《国际歌》熟悉的词和曲,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张乐育先生在学术生涯上有过类似的际遇,相信其他在学习、研究、生活上碰过艰难险阻的人,也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导中得到启迪,做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但问题在于这种人要“有觉悟”。这就要看个人的努力和修养了,张乐育先生在这个方面是成功的。
此外,收入文集的论文,都是改革开放后发表的。这是张乐育先生适应新时代要求,努力学习、更新自己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技能,并积极参加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划,认真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层面的结果。如他学习钱学森地理科学思想,指出应突破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地理学的传统观念,建立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需要的地理科学(包括经济地理学)。在复兴人文地理学热潮中,他积极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对近代地理学以研究“人地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质疑,认为这一表达过于广泛,失于笼统,应严格界定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当然是可取的。但凡近年地理学界、经济学界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热点问题,如我国外贸与港口布局、港澳地理区位与产业结构调整,广卅市现阶段三次产业构成演变,以及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地理基础等问题,都进入他学术视野之中,幷发表不少真知灼见,得到有关部门认同和好评,充分表现了张乐育先生活到老,学到老,矢志不渝于地理科学的人生价值和目标。
当前,我国经济地理学正面临着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及空间一体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已有理论的重构和实践问题的解决等机遇和挑战,这都有赖于广大经济地理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来努力开拓创新,以崭新姿态和装束融入世界地理科学发展潮流,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每个地理工作者都应重新学习,跟上时代前进步伐,成为时代弄潮儿。在这方面,张乐育先生的人生轨迹和业绩是值得借鉴的。
是为序。
司徒尚纪
2009年4月2日于中山大学望江斋
(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区域文化学家、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文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各类著作30部、论文300多篇,约共10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