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思索着珠江的品格。

　　无疑，黄河是粗犷的、豪壮的，充满了阳刚之气。与其伴生的中原文化，有如山一般地厚重、挺拔，所谓“仁者乐山”。历代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由此被称之的“北人”，也总是义气当先，仁厚为怀，拔剑击筑，气吞山河。这是华夏文化的主轴，是文化当中父亲式的形象。说黄河是母亲河，还不如说其更具有父亲威严、矜持、大气的、热烈的品格，始终在一部中国文化史中显示其作为父执的权威。

　　而长江呢?长江蜿蜒而下，出三峡后江面平阔，虽说少不了洪患，但被视与之伴生的江南文化，却是若水一般柔媚、清丽，亦有“智者悦水”一说，人称有阴柔之美。柔能克刚，江南人机智、灵巧，不乏市俗的狡狯，有纯美的散文，也有小巧的杂文，多的是文人骚客，他们被叫作“南人”，精明、机巧、镏铢必较，心细眼疾。这反而有几分当母亲的意味，温柔、亲切、重感情……难怪有人说，南人是当年随晋室南渡的衣冠士族的后裔，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却始终带有一种忧戚，以及积弱造成的自失……

　　那么，珠江呢?林语堂称，这里是“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当然是这么一位文化人的直观形象，可真正要完整、准确地、而非以偏概全的话，珠江赋予这“另一种中国人”的品格，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

　　因为，这明显不同于北人的保守，也更不同于南人的柔弱，他们开放、进取、豁达、威猛、勇敢、豪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面对惊涛骇浪而毫无惧色……

　　这么多年，我都带着这样的问题，在思索珠江的品格。

　　乃至重返广东10年，幷着手写这部珠江文化专著多年，阅读数千种典籍，跋涉两广的丛莽激流——正可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才找到答案，一个比较完整的、贴切或中肯的、且颇为雄辩的答案。

　　显然，在珠江流域，这个中国正南方最大的水系所在地，3000年间，所上演的正是一部雄浑悲壮的……“山海经”!

　　这里，有来自中原呼啸的山风；秦汉几度大军南下，正是厚重、强大的汉文化，使这里的文化被凝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造型，可以说，秦汉之际，正是珠江文化的“汉化定型期”，因此，从一开始，珠江文化便注入了黄河来的粗犷、豪迈与阳刚之气，热烈而大气，威严却又生猛。有如大山一般仁厚、峻拔，巍然屹立——这可以说是珠江文化的“山经”，是呼啸的山风迅猛地送来的，给了一条山一般的坚韧、峻赠的脊梁，牢牢地支撑起了这么一部文化的历史。这是珠江文化之所以作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证明。这部珠江文化的专著，正想以严密的逻辑以及生动的形象，来证明这一点。

　　然而，这里面对的却是浩渺的大海，更有着亿万年海风的滋润，广州，更是3000年长盛不衰的古港——她比欧洲的海港都古老得多。因此，更具备有海洋文明的老资格。黑格尔称中国没有得到“海洋文化的赐与”，只是看到当时中国的闭关锁国，却没有见到这3000年辉煌古港的历史。正是海洋，唤起人们冒险的精神，迎接挑战的欲望以及寻求彼岸的雄心——这便是林语堂所看到的“另一种中国人”的品格：男子汉的风格，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等等。而海洋文明的核心，便是商业贸易，珠江流域，当年更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当年汉武帝第一支驶往世界的船队，便是在这里出发的，而这里的众多名城的格局，都是以商业为中心的，而非北方都市那种炫耀帝王权力的中轴线。外来宗教，更大都是在这里登陆，影响幷改造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到了近代，推翻千年帝制，创建民主共和，更是作为海洋文化——也是一种先进文化所起的作用。到了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人们惊呼的“文化北伐”，说的正是珠江文化挟3000年海洋文明的传统，汇合当今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成果，浩荡北上，从而大大地改变了已有的文化格局，从根本上重塑或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可以说，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珠江文化便是残缺的，或者更进一步说，如果中国文化只被视作农耕文化，而忽略了海洋文化，那便是不完整的。珠江文化是当今再造中华整体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内驱力。

　　凭此，我们终于可以认识到作为珠江的文化品格了——

　　它既有粗犷、豪迈的阳刚之气，又有豁达、进取的冒险精神；它刚柔相济，精明、灵活却又不失大度；它决不封闭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敞开自己宽阔的胸怀；它好学多动，永远生猛，充满朝气；它乐观上进，决不无病呻吟、顾影自怜……

　　还可以说很多很多。

　　也许，还是林则徐的名言，多少可作概括：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是的，它非父亲，亦非慈母，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如林语堂所言，由山来浇铸，用海来淬火，方坚韧、锃亮，万古常新!

　　这就是珠江的文化品格!

　　(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本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前言
　　

　　黄启臣

　　“丝绸之路”一名，在中国古代典籍未见记录。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有“丝绸之路”条目。《辞海》解释说：

　　古代横贯亚洲的交通道路。亦称丝路。其主要路线：东端起自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等地……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皆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其他的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时亦多通过此路。丝绸之路……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运，或经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是：

　　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幷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或多或少地给某些国家以影响。至今，丝绸之路仍是东西交往的友好象征。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的界定更为详尽，云：

　　出（甘肃）玉门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鄯善旁南山（昆仑山）北麓至沙东，西逾葱岭到大月氏、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往西行可以到大秦（指罗马帝国）。汉的大批货物主要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西方的。另一条是沿北山（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达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往西也可以到大秦……这南北两条商路，是当时中国和中亚、西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所以后来把这条路称之为“丝绸之路”。〔1〕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丝绸之路的开辟”一目中，界定大意也是如此，云：

　　汉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根据文献记载，当时通西域的道路大致为通过河西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楼兰（即鄯善），自此分南、北两道。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自疏勒往西，越葱岭，向西南，到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再往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更西到达条支（今伊拉克一带），最后可直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自疏勒越葱岭往北，可到大宛（前苏联费尔干勒）、康居（前苏联撒马尔罕）。东汉时，与北匈奴多次交战，迫使北匈奴西迁，汉遂开辟了新北道。这条通道的路线是：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越天山至龟兹。再循原北道西行抵疏勒。这些沟通中西交通的要道就是着称于后世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从西汉一直到以后的唐代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成为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国家和人民加强联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2〕

　　丝绸之路，有的研究者称为“皮货之路”、“瓷器之路”、“丝香之路”；也有的研究者以运输工具或所经过的地域而名之曰“骆驼之路”、“沙漠之路”，诸如此类。实际上，“丝绸之路”，就是古代东方和西方国家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道路的一个代名词。

　　最早提出“丝绸之路”名称者幷非是中国学者。根据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月护大王（Candragupta）的侍臣珰胝厘耶（Kautiliya）着《治国安邦术》（Arthstra）所记“奢耶和产生在脂那的成捆的丝”（Kaúseyam Cinapatt＇sca Cinabhumijh），说明至迟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可能已输入印度了。而最早记录中国“丝绸之路”者，是公元前4世纪的意大利作家克泰夏（Cetésias）。〔3〕但正式提出“丝绸之路”（Silk Route）的学术名称者，则是普鲁士（德国）的自然地理学、地质学家李希托芬（Fen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25年）。他于1860年曾随同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后于1887~1912年期间，陆续出版其五卷本著作《中国亲程旅行记》书中，于1887年出版的第一卷谈到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路线时，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seidentrassen）的名称，幷加详细的论述。又在一张地图上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但未作阐释。之后，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其着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Chinois Sur Les Turcs Occiden taux）一书中提出“丝绸之路”有陆、海两条，云：

　　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以婆庐羯泚（Broach）为要港。又称罗马JustinⅡ谋与印度诸港通市，而不经由波斯，曾于五三一年遣使至阿剌伯西南yémen与Hinyarites人约，命其往印度购丝，而转售之于罗马人，缘其地常有舟航至印度。〔4〕

　　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率先接受“丝绸之路”的命题，幷把自己的一部专著定名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路》。但至此时，“丝绸之路”一名仍未被人们所公认和普遍接受。

　　到了1933年10月21日，以国民党南京政府铁道部顾问、“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瑞典人斯文·赫定（F. H. Lion）率领的考察队从北京出发，到西安，经河西走廊，然后沿着罗布泊北岸和孔雀河直至库尔勒，最后北上乌鲁木齐回北京，对“丝绸之路”进行了历时三年（1933~1935年）的考察，最后编着了三本探险著作：《大马的逃亡》、《丝绸之路》和《游移的湖》，称为有关“战争”、“道路”和“湖泊”三部曲，共70多万字。其中《丝绸之路》一书于1936年在斯德歌尔摩出版瑞典文版；在德国莱比锡出版德文版；1938年在纽约出版英文版；1939年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向全球介绍了“丝绸之路”，云：

　　丝绸之路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流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绕弯的地方，总共约有6000英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5〕

　　他还肯定地介绍一条从海上运输中国丝绸到地中海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楼兰被废弃之前，大部分丝绸贸易已开始从海路运往印度、阿拉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城镇。〔6〕

　　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不断增多。1942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年）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史》一书，其中有14章篇幅介绍和论述“丝绸之路”。

　　1945年之后，法国当代最大的印度学和梵文学家让·菲利奥札（Jean Filliozat，1906~1982年）开始致力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幷于1956年出版《印度的对外关系》和1986年出版了辑录的《从罗马看印度、有关印度的古代拉丁文文献》（Inde Uue de Rome, Les documents Latins Sur Linde）两本著作，把自己研究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解和文献介绍和阐述出来。

　　1955年，中国文化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发表了题为《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的5万多字长篇论文，提出“中国蚕丝的向外传播可能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前已开始了”，幷提出“横亘欧亚的‘丝路’”命题。文章除了简述中国蚕丝向西域、波斯和西欧传播外，重点论述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过程和道路，认为中国蚕丝输入印度“有五条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在论述“南海道”一节，就是引用了《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这条最早的和非常重要的史料为依据，论证中国蚕丝从南海道的“雷州半岛发船”输入印度伊始，以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等朝代，“中国丝从这重要道路运至印度”，云：

　　综观自汉武帝以来中印海上丝织品贸易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运去的是“杂缯”，……到了宋代元代，中国海上贸易空前发展，于是“丝帛”、“缬绢”、“五色绢”、“青缎”、“五色段”、甚至“苏杭色缎”就大量运至印度。金乌古孙仲端《北使记》里记载，“（印都回纥）金、银、珠、玉、布帛、丝帛极广”。可见数量之多了。到了明初可以说是达到中印海上贸易的最高潮，中国的“纺丝”、“色绢”、“色段”、“白丝”源源运至印度。〔7〕

　　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学者布尔努瓦夫人（Llice Roulnois，1931~　），也努力研究“丝绸之路”，幷于1963年出版了具有严格限定意义的科学专著《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 1963年）。该书法文版在巴黎重版三次，幷被译成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日文、中文出版发行。该书将“丝绸之路”的时空扩展了，从古代写到现代，从中国写到全世界。她写道：

　　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欧洲大陆，也涉及到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8〕

　　她特别肯定公元1世纪中国丝绸运入印度至罗马有三条道路：第一条途经中亚，即通过大夏国的道路，“这条道路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山脉”；第二条是“缅甸之路”；第三条是海路：

　　它从中国广州湾（今湛江市）的南海岸出发，绕过印度支那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再逆流而上，直至恒河河口，这条路似乎仅仅由印度商船通航。商人们再从孟加拉湾海岸出发，沿恒河顶风破浪，一直到达“恒河大门”，然后便停止了海航，商品经陆路一直运输到西海岸的海港、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后来也运销于欧洲……在1世纪末以前，地中海地区所进口的大部分丝绸似乎都是通过海路而运输的，幷不经由穿过波斯的陆路。1994年，布尔努瓦夫人又在《第欧根尼》杂志发表长篇论文《天马与龙涎：12世纪之前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9〕

　　从布尔努瓦的著作看，可知“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2000年来中国到印度以至西方国家的一片交通运输路线的网络，从陆路到海路，从戈壁滩到绿洲，途经无数国家的城市和商品集散地。而往来于这片路线网络的不仅有商人，也有使者、海员、僧侣、学者、艺术家、游客以至奴婢等等。

　　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其着《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成为此前专论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1974年，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发表了《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长篇论文，〔10〕除了论述蜀布从陆路输入印度、缅甸外，幷在最后以《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一节，专论“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云：

　　海道的丝路是以广州为转口中心。近可至交州，远则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亦是一重要据点，近年合浦发掘西汉墓，遗物有人形足的铜盘。而陶器提筒，其上竟有朱书写着“九真府”的字样，九真为汉武时置的九真郡……这个陶筒必是九真郡所制的，而在合浦出土，可见交、广二地往来的密切……中、印海上往来，合浦当然是必经之地。而广州自来为众舶所凑，至德宗贞元间，海舶珍异，始多就安南市易。〔11〕

　　从此之后，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热潮随即兴起。其时，正当我国“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可惜中国学者无人对此问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科学的春天，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国内学者加强了对陆、海“丝绸之路”的研究工作。1981年7月15日，北京大学等16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组成了以宁可教授为队长、胡守为教授为副队长，宿白、王永兴教授为顾问的24人的“丝绸之路考察队”，对陆上“丝绸之路”进行科学的实地考察，历经陕西、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等5个省区，行程8000公里，历时55天。最后由各专家撰写论文，汇编成《丝路访古》一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可以说是我国著名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的良好开端，对于进一步开展“丝绸之路”的研究起了很好的领头作用，预示着“丝绸之路”研究热潮即将到来。正如该论文集的代序中所说：

　　……一个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定会很快到来，丰硕的成果也将计日程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宝珠将像繁星一样闪现于世。〔12〕

　　确实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兴起来了。1981年，法国学者雅克·布罗斯（Jacques Brosse）在巴黎出版了其著作《发现中国》（La decouverte de La Chine，1981年），在第一章第一节“丝绸之路”中，介绍了陆、海“丝绸之路”，云：

　　1世纪时，中国的丝绸传到了罗马，在贵妇人中风靡一时……

　　当时存在着两条通商大道。其一为陆路，由骆驼队跋涉，这就是丝绸之路。它从安都（Antioche）起，穿过了整个安息帝国（L’Empire  Parthe），然后在到达中国之前要越过帕米尔和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最后到达了可能为长安城的首都赛拉（Sera Métropolis，丝都）……

　　另一条路就是海路，它就是未来的“香料之路”，经红海和印度洋而抵达马拉巴尔的印度海岸之谬济里斯（Muziris），或者是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河岸的本地治里（Pondichéry，Pondonké），然后再经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支那而沿中国海岸北上，一直到达《厄里特利亚海航行记》（Périple de la mer Erythrée）中所说的“特大城”秦那（Thina）。〔13〕

　　1984年，资深学者吴丰培先生组织学者搜集西汉至明代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编纂成《丝绸之路资料汇编》大型资料书共28种，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1986年他又编纂了《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影印出版，为世界学者研究“丝绸之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80年始，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在季羡林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努力研究“丝绸之路”，幷把陆、海“丝绸之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撰写数十篇论文，出版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两本著作。

　　1987年，季羡林教授在《中印智慧的汇流》长文中，论述了中国丝经丝绸之路传到世界许多国家，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蚕丝很早就传出了中国，传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去，其中包括印度。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说，自大宛以西直至安息，都没有丝、漆，丝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传播的道路就是后来有名的《丝绸之路》。中国许多史籍里都有关于中国丝传向西方的记载。中国很多皇帝喜欢用丝或丝织品“赐”给西域各国的君长或者商人。中外商人也都热衷于贩运丝或丝织品。将近一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沿丝绸之路的许多地方，都找到了成捆的丝和一些丝织品，……丝绸走出中国国界，经波斯等地传至西亚和欧洲。所有这一切都有翔实可靠的中国典籍为证。〔14〕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幷实施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10年规划大型项目。在制订这项研究考察规划的时候，对以“丝绸之路”命名曾进行过讨论和争论，有些国家的学者提出，“丝绸之路”贸易的商品不仅有丝绸，而且有大量的香料和瓷器等货物，因此这条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商路应称为“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但更多国家的学者认为，古代东西方国家之间经此路往来者不仅仅是商品贸易，而且有广泛的文化交流。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聂思脱里教的东传；中国印刷术、造纸术、火药等的西传，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体现。假若将10年规划定名为“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则限制了项目自身的含义。经过讨论和争论，最后一致认为，“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丝绸贸易为开始的，影响颇大，而且能够涵盖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物质的、文化的交流的丰富内容，最后为各国学者所接受。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了“丝绸之路”的名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0年研究规划得到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民间组织以及广大研究学者的积极响应和参与。1990年10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由30多个国家的50多位科学家和新闻记者组织而成的海上远征队，乘坐由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方舟（Ship of Peace）”号考察船，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港起航出发，先后经过亚德里亚海、爱琴海、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爪哇海、泰国湾、中国南海、东海和朝鲜海峡，途经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韩国和日本等16个国家的威尼斯（Venice）、雅典（Athens）、库萨达吉（Kusadas）、亚历山大（Alexandria）、塞拉莱（Salalac）、马斯喀特（Muscat）、卡拉奇（Karachi）、果阿（Goa）、科伦坡（Colombo）、马德拉斯（Madras）、普吉（Phuked）、马六甲（Malacca）、苏腊巴亚（Surabaya）、曼谷（Bangkok）、文莱（Brunei）、马尼拉（Manila）、广州（Guangzhou）、泉州（Quanzhou）、釜山（Pusank）、博多（Kyongin）、冈山(Hakaka)、大阪（Osaka）等22个港口城市进行考察，历时近4个月，行程21000公里。

　　远征队在威尼斯考察时，在一座古庙里发现一批制作精湛的明嘉靖至清康熙年间（1522~1722年）的中国丝绸；在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的50多座博物馆和考古遗址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和货币；在西奈半岛上，发现了3000多块宋代的瓷片。经鉴定，这些瓷片是14世纪通过海路运往埃及的。在阿曼南部的佐法尔地区，意大利学者发现了中国古书记载阿拉伯商人出海经商和郑和下西洋曾六次停泊的著名港口“勿拔镇”，幷有宋明时期的中国瓷片和铜钱。在巴基斯坦南部古港班波尔、印度南端的马纳尔湾和马拉巴尔海岸、斯里兰卡北部的阿努拉达普拉地区，发现了唐宋以来广东烧制的青花瓷器；在泰国湾，发现了沉没于海底的8艘14~17世纪的中国商船，其中有一艘载运有唐宋元明的中国瓷器、乐器、首饰、铜锁和铜镜等物品，充分说明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考察船于1991年2月9日到达广州，停留三天，与广东学者在东方宾馆举行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座谈会，出版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和《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然后转赴福建泉州，于2月17日~20日举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幷出版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

　　1991年冬，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使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陈高华、吴泰、郭松义研究员编写的《海上丝绸之路》一书；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丝绸之路辞典》；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上下卷）、《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等著作；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丝路文化》陆上篇和海上篇，系统地阐述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1998年，汕头大学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良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一书，等等。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从1991年至2001年，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幷把郑和下西洋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作过多次的论述，充分肯定“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1991年5月12日，在访问前苏联前夕，江泽民接受前苏联记者采访时，回答记者说：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中有许多重大事件……就古代而言，中国对外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丝绸之路”和公元15世纪的郑和七下西洋，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说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致力于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总而言之，古今中外有许多历史人物，他们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事业，我对他们都怀有敬仰的感情。〔15〕

　　1994年11月13日，江泽民在马六甲与马六甲州元首会晤时说：

　　早在明朝时期，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其中5次驻节马六甲，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构筑了中国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中马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一直延续至今。〔16〕

　　1999年11月2日，江泽民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在对该国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讲演中说：

　　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长久以来相互学习，双方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古老的“丝绸之路”作为友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商船就曾航抵吉达港，中国明朝的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沿途也访问过吉达港，还到了麦加……

　　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是古老的民族，都曾创造了自己的璀璨文明。〔17〕

　　2001年5月25日，江泽民在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开幕式上致辞说：

　　古代的“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欧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发挥了独特作用。〔18〕

　　以上100多年来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进程事实，说明此是国内外专家借连接东西方陆上和海上交通道路的名义研究陆上和海上交通、经济贸易、国家关系、政治、文化、历史、地理、宗教、科学、技术、移民等学科的内涵极为广泛和丰富的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而且被绝大多数国家的学者所认同了。

　　“丝绸之路”的最初起点在中国。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最早在广东。科学地说，真正具有对外贸易含义（即有进出口经营业务）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约于元鼎六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11~前87年）期间，汉武帝派遣属于黄门（皇帝近侍）的译长招聘“应募者”组成官方船队，带着“黄金杂缯（丝货）”，从广东的徐闻（今徐闻县五里乡的二桥村和仕尾村地带）、合浦三汊港（今广西合浦县乾江圩附近）和日南（时属西汉，今越南中部平治天省北部横山一带）出海，沿着中南半岛，经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最后抵达己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返航，全程约3500~5300海里。至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国使臣经广东来贡，“众宝既丽，火布尤奇”，〔19〕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发展。到唐宋时期（618~1279年），从广州始航的海上丝绸之路，到达阿拉伯海、红海的巴士拉港，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长达14000公里，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使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繁盛时期。在这条航线的丝绸贸易除了官方经营外，民间贸易也蓬勃发展。到了明清时代，从广州以及其他港口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商品贸易全球化阶段，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到了极盛时代。此时，丝绸贸易与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交流交织一起，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和影响之深均是空前的。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显而易见，2000多年来，广州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元代除外）和重要港口，历久不衰。这样的省份和这样的港口，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首先和主要是写在广东和广州的记录上。有鉴于此，本书拟名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也未尝不可。

　　本书是广东省政府批准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组成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进行的系列工程之一。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原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陈毓铮，现主任和馆长何善心，副主任、副馆长周义和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黄伟宗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同时得到该室（馆）业务处长罗康宁、办公室主任陆庆忠、副主任司芳和珠江文化研究会办公室主任邓小群等大力帮助；又本书第一章承蒙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司徒尚纪教授的审阅修改，英文摘要和目录承蒙中山大学外语学院吴增生教授的审定；广东经济出版社经济理论室主任崔黎民先生又对全书的文字加以润色。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曹植在《与杨祖德书》中说过：“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由于我和撰稿者的才识所限，本书不足以至纰缪之处，在所难免，恳祈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注　释：

　　〔1〕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2册第39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第403~4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克尼德（Cnide）：《克泰夏有关有人居住地区珍异物的记载》，Muller版本，巴黎1884年版。

　　〔4〕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第167页。

　　〔5〕斯文·赫定着、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第21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斯文·赫定着、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第21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8〕布尔努瓦着，耿升译：《丝绸之路》第2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9〕布尔努瓦着，耿升译：《丝绸之路》第4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10〕按季羡林教授解释Cinapatta是由Cina（支那）和patta（带）两个字合成，意思是“中国的成捆的丝。”

　　〔11〕饶宗颐：《选堂集林·史林》上册第390页，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丝路访古》第1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雅克·布罗斯着，耿升译：《发现中国》第3~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

　　〔14〕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4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 人民日报》1991年5月13日，第4版。

　　〔16〕《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3日，第6版。

　　〔17〕《人民日报》1999年11月3日，第1版。

　　〔18〕《人民日报》2001年5月26日，第4版。

　　〔19〕殷巨：《奇布贱及序》，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