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侨办副主任林琳深夜挥笔写征文深情忆高考

　　30年前我高考：激动难眠　明年女儿高考：又爱又恨

　　30年前，我这个农村毛头小伙，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居然还有机会考大学。对那场高考，我除了珍藏记忆，还珍藏有关的一切：准考证、武汉大学寄入学通知书的信封……

　　

　　读完高中成“知青”

　　没有梦的日子里打发着时光

　　1976年7月21日，还差一个月才满16岁的我高中毕业，离校成为“回乡知青”，一年多里，先后做过大队水利建设项目的施工员、大队文艺宣传队队员，还做了半年多的育种员。

　　岁月无痕，在没有梦的日子里打发着时光。

　　大约是1977年10月的一个周末，在中学工作的父亲回家，很兴奋地告诉我一个消息：听说准备恢复高考！

　　当晚，全家人围坐在煤油灯前（那时还没有电灯)，谈了很久，都很兴奋。我更是兴奋得久久难以入眠。

　　此后不久，报纸上刊登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高考牵动了所有人的神经，我所在的公社三四百人报了名。每个人都希望通过高考一跃龙门，改变命运。备考成了当时年轻的和不年轻的人的主要任务，到了11月，中学专门举办复习班，众多考生放下工作，云集公社所在地，参加高考复习辅导。

　　

　　写高考作文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颂毛主席

　　转眼到了12月，高考的日子到了，我虽然激动，心里却一点也不紧张。记得我的准考证编号为00116。最先考的语文科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日子》。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一年前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日子，于是作文就从9月9日写起，结合我家的变化，回顾、歌颂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记得文中用上了从报纸上学来的“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等颂扬毛主席的词语。写完后，自己还感到满意。

　　报志愿时，父亲鼓励我第一志愿报北大中文系，但我不敢，北大在广西只招2人，怎么会轮到我呢？“报武汉大学吧，那也是重点大学啊！”父亲鼓励道，仿佛读大学的不是我而是他，我也不知道他为何对我的成绩如此信心爆棚。武大中文系在广西也只招2人，但看到父亲如此期望，我便答应了。

　　1978年1月5日至7日，从来没有到过县城的我，被通知到40里外的钦州县人民医院体检，我们公社同去的只有6人。

　　2月7日，接到了武汉大学的入学通知书。通知书装在牛皮纸信封里，寄的是挂号信，邮局的挂号编号是935，信封右下角还手写了“78226—28报到”字样，信封背面盖着南宁邮局的邮戳，邮戳时间是1978年2月2日。另外还有一张“武汉大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

　　这时正是春节前夕，这封来信无疑是送给我，也是我全家最重要的春节礼物。

　　

　　“77级”往事

　　“孩子他爹”和小青年同堂

　　消息在四乡八里传开了，我成了公社里的“明星”。三四百名考生，只有六个人被録取，其中考上重点大学本科的只有我一人。那段日子，走在公社的大街上，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认识我，对我投来羡慕的目光，从此，我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大学生”。

　　77级武大中文系分为两个班，共64个同学。这真是中国高校的奇观：有30多岁已为人父者，也有像我这样年龄很小的，我是全级年龄最小的一人；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从事各种职业，工、农、兵、记者等都有，有的人甚至已是省里很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当然也有像我这样少不更事者。

　　

　　高考两代轮逥

　　看孩子为高考受苦又爱又恨

　　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今年，又轮到我女儿高考了。

　　相隔30年的高考，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高考仍然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机制，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不同的是，如今的高考，带给考生、家长和社会的不再是兴奋、欢乐、鼓舞，而是变成了负担，令人担忧、生厌、畏惧、不满。

　　孩子上初中后一周上六天课，天天围着几本教科书转，而没有时间去看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做自己想做的事，甚至要很晚才能入睡，看在眼里，我对高考总是情不自禁的涌起一种既爱又恨的情绪。这也许是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者所始料不及的。

　　高考改变命运，对于农村的孩子尤其如此。过去如此，现在亦然。不管人们怎样诟病、怎样不满，在当今的中国，高考仍然是选拔培养人才而又体现公平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2007年6月15日凌晨2时写毕）

　　（原载《南方日报》2007年6月22日A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