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学地理系内，不论是教师或学生，都尊称系主任曹廷藩教授为“曹老”。其实“曹老”年龄并不大，我1956年入校读书时，他才刚满50岁。只是他一副严谨、深思、宽厚和檏实形象，很有长者风范，自然大家都很敬重他。

　　我做学生时，在两个场合，曹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入校后不久，在怀士堂（小礼堂）地理系召开的迎新座谈会上，他首先对新同学表示欢迎。那时我们一切都感到新鲜：校园新鲜，小礼堂内头顶上的几杆黑色大吊扇也新鲜；同学新鲜，老师新鲜，两鬓染霜的系主任更新鲜。所以这第一堂课，看的多，听的少，系主任具体讲了些什么不记得了，老先生说话不急不躁而略缓，还时作停顿或乾咳一声，这些特征，却留在我记忆中。再就是，中科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长、老校友黄秉维先生有一两次来校做学术报告，都由曹廷藩主任作陪并首先对黄先生做简短介绍，黄先生做完报告后，曹老再叮咛几句，这是在对我们进行地理学的传统教育，至今印象难忘。

　　1960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渐渐多了一些对他的认识。如每次路遇时，他都微笑点头，使我感到他是一位极为和蔼可亲的人。“文革”时，他被打入“牛栏”，揭发他的所谓“罪行”，反增加我们对他的瞭解。即使是在那样险恶环境中，他对批判斗争他的人，也态度很好，很诚恳。我至今特别难忘的一个镜头是，他被罚在旧地理楼南侧劳动。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老老实实地荷锄在那里除草，太阳照在他的身上、脸上，汗水淋漓，头不抬，腰不弯。那一刻，我看到了他是一个形象高大的人。

　　但真正对曹廷藩教授有所认识和瞭解，还是最近的事。1999年地理系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地理学在中山大学70年》（1929~1999），我认真研读了中山大学地理系的历史，发现曹廷藩主政的年代（1955~1966，1977~1980），是中大地理系发展最快、成绩最大和在全国影响也最大的年代。现在中山大学的地学事业，已扩大成为庞大的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都是在原来地理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都是曹—钟（衍威）当领导时打下的基础。“文革”时批判曹老是地理系“牛鬼蛇神”的大保护伞，实则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由广东、湖南、广西和江西等多省区地理力量合并而成的地理系，得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他作为一系之主，必须保护各种宝贵的资源和力量；也必须团结各种人，包括党内、党外的人，广东、广西、湖南和江西来的人，曾经反对过他自己的人。这体现了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曹主外，钟主内”，是大家对曹—钟领导地理系工作特点的形象概括。确实，钟衍威副主任支持曹的领导工作，曹也充分信任钟把系内的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工作统统抓起来，他俩配合得很好，工作成绩自然显着。比如我们河口海岸研究所的前身——地理系河口研究组的成立，便是他俩有力领导和相互配合的结果。那是1963年，国家科委海洋组给我校地理系下达了属于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项目“典型河口发育演变规律研究”中的珠江河口研究任务，这样性质的国家重要科研任务当时在我校是罕见的，我们自己过去也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为了学习国内兄弟单位的经验，经系主任曹廷藩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系主任李春芬教授和陈吉余先生洽谈并征得他们同意，于1964年暑期派我和应秩甫、吕全荣等三人前往华东师大地理系河口研究室参观、学习。1964年下学期，曹、钟即参照华东师大的经验，在系内抽调地貌、水文和地质教研室的有关教师，正式组建河口研究组，这是我国较早成立的专门研究河口海岸的科研机构。其实，我个人即是在曹—钟主政时期培养和成长的：我在他们的领导下读书；我之留下当助教是钟副主任亲自拍的板；我大学刚毕业，就被他们派往云南参加考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1963年又被内定为重点教师进行培养；再有就是上面讲的让我参加河口研究，这决定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饮水不忘掘井人，走路不忘引路人，回顾自己的幸运和成长，我对曹—钟时期是怀有感情的。曹老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功绩已载入史册，他的优良作风，为后人所称颂，他的高大形象亦使我永远难忘。

　　

　　（原载：司徒尚纪主编，陈俊合副主编，曹廷藩教授纪念文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