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清代广东商人在经商贸易(特别是经营对外贸易)发财致富之后，不少人积极趋附士林，学习儒学和投资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事业，形成一股亦商亦儒，贾而好儒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现象，从而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和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本文以广州府商人为例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一、兴学育才，使岭南教育近代化

　　据史料记载，清代有不少广州府商人(以下简称广府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或退出商海之后，身体力行，学习儒学，甚至执掌教鞭，教育后代，为岭南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南海县商人何墀润，“服贾肇城，性好读书，晚年家居，教授训子弟以立志为先，聚书数百卷”。〔1〕商人孔昭弼“弃儒服贾，晚近归家，复操乞求硕授徒自乐，一切子弟多所造就，邻里称之”〔2〕。商人陈龙光“及壮就商贾业，诚意相盛，人乐与交，咸仰之，为有道君子，询市井中所不可多得之人……公享大年，老当益壮，课子若孙，悉本先正典型，诵读诗书，陶涉情性。晨文问，督责不倦，是以儒气日盛，子孙多列巍科”〔3〕。    

　　也有不少商人在城乡投资兴建学校，吸收居民子弟入学读书，如东莞商人刘巨，“字孔武，茶山人，少习商贾而有士子之行，曾创鹏南书院，以供来学者〔4〕。广州十三行广利行行商、新会县人卢观恒之子卢文举，捐资兴办新会紫水义学，史称：

　　在邑城内花巷，嘉庆十九年，侯选道卢观恒之子文举等承交遗嘱，买地创建，后捐田二顷二十亩，交邑中绅士公举首事管理，收租以为掌教修脯生童膏火各项之需，三年一代其田。〔5〕

　　除了独资兴建学校之外，有的规模较大的学校则由清政府倡导，众商集资建校兴学者，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众商人捐资创建了著名的广州越华书院，史称：

　　  (越华书院)在布政司后街，乾隆二十年盐运司范时纪及诸商捐建，初设膏伙三十名以为商籍子弟藏修息游之所。其后诸商有久富，粤东子弟多旧民籍，甄别事例，遂与粤秀书院同……(嘉庆)十五年，署盐运使杨炜，二十年，盐运使方应伦叠次详准增设膏伙名额，二十五年诸商捐修。〔6〕

　　另外一间著名书院曰文澜书院，则是由广州十三行行商伍怡和、卢广利、刘东生、梁天宝、关福隆、谢东裕、李万源、潘丽泉、麦同泰、黎西成订立议约，共同捐出位于西关下九甫绣衣坊公产房屋，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七月十二日创办的，史称：

　　洋商捐送公产十二间……立有议约，载明捐产派价，以伍怡和为多，俱经绘图泐碑存案。〔7〕

　　在12间房屋中，除3间为文澜书院用房和一间为修濠公所用房外，其余8间则作为尝辅出租，以所得租银作为书院办学活动的经费：

　　各商情愿呈出为设立修濠公所，更择数椽创建文澜书院，此外有余招租取息，为修濠会文经费。〔8〕

　　文澜书院创办后，培养了不少人才，据统计，在书院获得秀才以上功名的有268人中，其中进士29人，占总数的108％；举人164人，占612％；贡生39人，占146％；其他廪生36人，占134％。〔9〕

　　在广府商人捐资兴办书院的影响下，广东出现一股兴办书院的热潮，一些官绅、知识界人士等纷纷投资兴办书院，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后，仅广州就兴办了书院30间。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六年(1826年)创办的学海堂书院，打破了封建社会传统书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除了开设文学、音韵、训诂等传统课程外，还仿照近代西方国家学校增设了数学、天文、地理、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开创了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新风，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知识素养。尔后，广东许多近代革新派的思想家，都是在这种具有近代意义的书院学习而成才的。如南海县九江镇的朱次琦，曾先后肄业于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幷得越华书院院长陈莲史赞赏为“天下士也”的人才。后来他于咸丰五年(1855年)，回到南海县九江山草堂讲学；九年(1859年)，又受聘为广州学海堂书院学长，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康有为、梁巨川、梁耀枢、黄鲁逸等近代维新派人才〔10〕。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中，全广东有55所书院改为学堂，使全省建立新式学堂达到1694所，在校学生86487人〔11〕。后来一批有名的学校如培英中学、真光中学、培英中学、东山中学、金山在学等，就是这个时期兴办起来的。广东这种新创办的新式学堂还推动了全国的教育改革。当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向清朝皇帝上“废科举，兴学校”的奏议后，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是年七月，光绪皇帝下诏：将各省书院“改为兼中西学之学校”，“至于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学堂”〔12〕。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制订《学堂章程》，向全国公布施行新式学校，这就是历史上的“癸卯学制”，按此学制，学校仿效近代西方国家的学制，分为大、中、小学和蒙养(幼稚园)四段式体制，和初小、高小、初中、大学预科、大学、通儒院七级教学制度培养人才〔13〕。

　　二、印书贩书，使岭南文化大众化

　　清代广府商人除了将其经商发财积累起来的部分商业资本投资上述兴学育才外，亦将一部分商业资本投向印书、贩书等文化商业活动，以保存文化典籍，方便人们需要，促进文化发展。据史料记载，有不少商人既印书、贩书，又读书著书，史称：

　　二百年来，粤东巨室，称潘、卢、伍、叶。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贴，潘氏独以著作传。潘君鸿轩，所居双桐圃，春秋佳日觞咏无虚。君好佛、好客、好书、好画、好笛、好花，力勤性朴，乌衣子弟，居然名宿。殁前一日，自挽联：自问生前天大善，亦无大恶，倘传身后有新诗，复有新词〔14〕。

　　这就表明广府商人中，有些文化素质较高的商人是亦贾亦儒，商士合一。正如时人谓：“往时商贾类有士夫之风，近日士夫类有商贾之行”〔15〕，确是恰如其分的历史写照。

　　特别是印书(刻书)，更是广府商人所乐意投资的一种文化商业活动。可谓数量庞大，书种繁多，不惜工本，务求精良。其中以广州十三行怡和行商人伍崇曜和盐商潘仕成更为典型，史称：   

　　粤省号富饶，而书板绝少，坊间所售，惟科场应用之书，此外无从购。崇曜思刊刻书籍，以惠士林。乃延同邑谭莹与编订。首刊岭南遗书六十二种，粤东十三家集各种楚庭耆旧诗七十二卷，粤东文献略备，乃广搜秘本刻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此外零珠碎壁，集腑成裘，共成《粤雅堂丛书》二百余种……崇曜所刻，多世不传本，与同时番禺盐运使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幷为艺林所重，自此广州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矣。〔16〕

　　对于自道光三十年至光绪元年(1850～1875年)刻成的《粤雅堂丛书》，伍崇曜更是费尽心机，校勘题跋，精细刻印，清人有谓：

　　近刻《粤雅堂丛书》百八十种，校譬精审，中多秘本，几与琴川之毛，    邬镇之鲍，有如骖靳。每书卷尾必有题跋，皆南海谭玉生舍人莹手笔。间亦嫁名伍氏崇曜。盖伍为商货富人，购书付雕，咸籍其力。〔17〕

　　像伍崇曜这种商人贾而好儒，以商养文，精印古籍，不用说对当时的文化发展多所贡献。就是到了今天，我们阅读《粤雅堂丛书》等广东古籍文献，仍然受益匪浅。

　　在印书活动中，有名的盐商潘仕成也与伍崇曜相伯仲。史载他：

　　好刻书贴，曾翻刻《佩文韵府》一百四十六卷，拾遣二十卷。集刻《海山仙馆丛书》四百八十六卷，共五十六种，中多秘籍。选刻《经验良方》十卷，又石刻《海山仙馆集古贴》十卷，《兰亭集贴》四卷，《尺牍遗芬》二卷，士林嘉赖焉。〔18〕

　　其中值得特别称赞的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刻的《海山仙馆丛书》，除分经、史、子、集四部及笔记外，又收入书数、地理、医药、种植、方外等书，还收入了徐光启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的《勾股义》，李之藻翻译利玛窦的《同文算指》、《圜容较义》等近代数学名著和传教士编写的《外国地理备考》等西方近代科学著作。此外还刻印了《大清律例》一百零四卷。所刻之书均是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的资料。

　　与此同时，广府商人为了便于与外国商人进行商贸活动，还努力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从而至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后，出现了一种“广东英语”(Pigeon-English)这种“广州口岸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商业交往的语言”〔19〕。“广东英语”后来也流于上海的洋泾浜，幷称之为“洋泾浜英语”〔20〕者。因此，嘉庆年间(1796～1820年)，当英国贡船上北京抵达天津时，嘉庆皇帝即催令广东十三行商直接遣派熟悉英语的翻译2人，兼程赶到北京礼部衙门报到，“以备翻译之用”。道光二年(1822年)，两广总督阮元接到外国大班的公文英语原文，亦是请行商译成汉文的。至于广府商人为了适应西方国家商人对瓷器的需要，而按照西方绘画加工制成的“广彩”出口，也是吸收西方文化为我所用的推动作用之使然。

　　三、吸收西学，使岭南文化科学化

　　清代广府商人在与外商贸易中也注意学习和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在医学、造船技术和水雷技术方面更为突出。

　　第一，医学。

　　首先是广府商人致力于牛痘接种医术在广东以至全中国的传播。免疫学的真正起源是中国。自从18世纪初年，中国的人痘接种防天花医术经陆上“丝绸之路”西传至中亚、欧、美洲各国后〔21〕，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生琴纳(Dr Ednard Jenner)将人痘接种改进，于1795年发明牛痘接种防天花医术，幷于19世纪初叶经海上“丝绸之路”东渐到广东。于是广府商人即致力于牛痘接种医术的推广。其进程是：1803年，英属孟买总督赠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支行一批牛痘疫苗，在澳门的中国儿童身上试种牛痘，但因痘苗已失效而遭到失败。1805年，有澳商葡人许威氏(Hewit)，由马尼刺带来“活牛痘苗”。这是葡皇特命专员保管，用很妥谨慎的方法，自南美洲运到小吕宋的〔22〕。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支行的高级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rd Pearson)即在澳门开的诊所内“协同澳门医生，照法栽种华夷童不下数百”〔23〕，获得成功，甚得澳门华夷居民的欢迎和赞赏。嘉庆十一年(1806)，广东地区爆发天花病大流行，无数广东居民纷纷涌到澳门皮尔逊的诊所要求施种牛痘，据统计，一年之中给数千人施种牛痘〔24〕。皮尔逊鉴于牛痘接种工作繁忙，雇请了梁辉、张尧、谭国和丘熺4人当助手，幷教会他们接种牛痘技术。其中在澳门经商的南海商人丘熺学习和掌握牛痘接种医术最努力，最积极，而且以身试种，因而掌握医术最好。他曾经记述自己学习和掌握牛痘接种医术的过程，说：

　　予时操(商)业在澳，闻其事不劳而效甚大也。适予未出天花，身试果验。洋行之家人戚友，亦无不验者。于是洋行好善诸公以予悉此，属于馆专司其事，历十数寒暑，凡问途接种而至者累百盈千，无有损失。〔25〕

　　“洋行好善诸公”，是指怡和行商伍敦元，同文行商潘有度和广利商卢观恒以及会隆行商郑崇谦，史料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年)： 

　　 蕃商剌佛复由小吕宋载十小儿传其种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属丘、谭二人传种之，寒暑之交，有不愿种者，反给予资，活婴无算。〔26〕

　　行商合资在洋行会馆接种牛痘，既积极推广但又不勉强别人施种，结果使愿意接种牛痘者愈来愈多。据统计，自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年(1810～1840年)，广东接种牛痘者达到30万人次之多。会隆行商郑崇谦更是积极推行施种牛痘的佼佼者。他于嘉庆二十年(1815)，在广州十三行街的行商公所开设诊所，施种牛痘，请皮尔逊在一旁指导和监督。当皮尔逊撰写《咭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全面介绍琴纳发明牛痘接种的过程、种痘法传播的途径和分析种痘的特性、方法、器具等时，郑崇谦饶有兴趣为之抄录，幷作序言，所以在书末页落款署名为：“会隆行商人郑崇谦敬书”。因此，后来有人以为郑崇谦是“最早传播牛痘法的中国人”〔27〕之一。与此同时，前述身体力行传播牛痘接种医术的商人丘熺，更是付出最大的力量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经常奔走于澳门和广州两地接种牛痘，幷根据自己亲自种牛痘的经验撰写成《引痘略》一书，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出版发行，系统地介绍了皮尔逊在广州、澳门施种牛痘的医术，幷把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及出痘后用药物护理结合起来，将上臂种痘部位定为手少阳三焦经的硝砾、清冷渊二穴，幷以经络脏腑理论作为阐释。从而大大扩展了牛痘接种医术的可信程度，进而大大促进了牛痘接种医术在广东以至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

　　道光八年(1828年)，著名大盐商潘仕成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上斜街南海邑会馆设牛痘局，请广东人余心谷主办种牛痘，又约请北京医生参观，北京医生争相到馆学习。从此以后，种牛痘防天花医术遂传播中国各地。据廖育群、陈援庵先生考证，道光二年(1822年)，李翘楚将牛痘接种医术传至湖南嘉禾县；三年(1827年)廖凤池传至宜章县；八年至九年(1828～1829年)，吴珍儒传至湘潭县、桐城县：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年)王新吾传至湖南、湖北；十六年(1836年)包祥麟传至江苏扬州和安徽芜湖；二十年(1840年)刘子垫传至江西：二十七年(1847年)赵兰亭传至浙江天台县；二十八年(1848年)传至杭州；咸丰元年(1851年)传入四川；二年(1852年)天津设立保赤堂种牛痘；八年(1858年)，山东泰山设局种牛痘。28同治元年(1862年)，丘熺年老行动不便，特命其子丘昶又到北京和广西设局接种牛痘预防天花：

　　先君……不能亲行者，悉今昶依法布种。京师有痘患，潘德畲方伯稔知牛痘之法昶已得传，遂邮书来延。时以先君愈古稀未敢远游，欲却其请，先君闻而训饬曰：种痘治人乃我素愿，京师痘患与吾粤痘患无异。岂可以我一已之侍养而阻人好善之举尔?尔依我所受干苗法即日治装往。昶因敬谨从命，抵都设局凡十阅月，种婴孩数百人，授徒五人，以是传之京师……未儿，广西孙茶云司马遣使招邀，亦如前赴约。两年之内由北而西，所到之处皆普其法。先君于咸丰元年易篑之日，犹谆淳以牛痘一事，使昶永其传。〔29〕

　　从此之后50多年，牛痘接种医术传遍全国各地，全国人民得以普遍接种牛痘，收到预防天花病的良好效果，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扬。南海县人氏伍秉镛曾赋诗赞赏广府商人大力传播接种牛痘医术之功效云：

　　人事补天天无功，无心牖人人乐从。

　　牛痘自种始夷域，传来粤海今成凤。

　　等此批隙导大窍，化说阴厄调鸿蒙。

　    爹娘未省吃惶恐，保尔赤子硕且丰。

　　丘君挑剔最纯熟，两臂按穴霏轻红。

　　以气感气血感血，岂必炫耀矜神工。

　　 呈嗟乎，时医临时补苴耳，尚欲奏效相争雄。

　　曲突徒薪计最早，汝独不有群儿童。〔30〕

　　其次，是广府商人协助创办眼科医院。1834年，美国传教医师伯驾(Peter Parker)来到广州，得到广东十三行怡和行等行商支持，在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租借一幢商人的房间，于11月4日开设“眼科医局”(Ophthal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广州也是中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医院设置有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和观察室，能容200个病人侯诊，规模相当大。医局开业至第一季度末，接待了治疗眼疾的女病人270人，男病人655人〔31〕。伯驾在医局施行第一例白内障病人的手术成功。由于伯驾的医术高明和医局接待贫穷病人，使得就诊病人日益增多，地方不够使用。第二年春天，怡和行又把丰泰行7号楼房免费租借给伯驾扩充医局分院场所，名曰：博爱医院(PuAil yuan，Hospital of  Universall,love)，这就是著名的博济医院的前身，外国人称为“Opethalmic Infimary”，以后定名为“广东医院”(The Canton Hospital)。同治四年(1865年)，医院迁至长堤现址，取名“博济医院”。1985年，由卫生部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医院初开，诊务相当繁忙，据伯驾自己报告说：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侯，以便次日得一张挂号票。〔32〕

　　可见来医院就诊者络绎不绝，不计其数。据统计，自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一年时间，来医院就诊者达2152人次〔33〕。在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年(1839～1840年)，伯驾在此院治愈病人达9000人。其中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已到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因患疝气病，也派人来此院取药医病痊愈，幷赞扬此院医术高明。该年7月，伯驾的报告说：

　　林则徐，疝病，钦差大臣，前两广总督，即今广东、广西两大省……

　　他第一次申请是在七月间，不是为了看病，而是要我翻译滑达尔着的《各国律例》一书中的若干段落，是由高级行商送来的。摘录的段落包括战争及其附带的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是用毛笔写的。他还要我对有关鸦片的情况提出事实陈述，幷开列出鸦片受害者的一般性药物……

　　他通过南海县知事和高级行商向找索取“治疗他疝病的药品”，大约是在与他第一次派人来找我的相同的时候……他要求我送他一副疝带用来减轻他的疼痛。可是重要的是，第一次绑扎疝气带必须由外科医生亲自为病人操作。这就遇到麻烦了。林则徐害怕同一个外国人有任何私自的接触。在此之后，他即刻赴虎门办公，直拖至秋季才再来求医。这次他是通过一位他在北京的老朋友，这位官员自己早已使用过疝带，幷治愈了，他来请求我替钦差大臣带一副……

　　疝气带送去给钦差大臣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有当他咳嗽时肚子上的东西较易滑落。从他所说的症状看来，他似乎还有点气喘，我给他送去一些药。为了向我道谢，他送来水果等礼物。还要附带提一下，钦差大臣特别垂询了有关眼科医局的情况，他被正确地告知了这所医局的情况，说明这所医局是同别国的医局相似的，他听了之后表示赞许。〔34〕

　　伯驾还在行商帮助下，于每周用一天时间专门为病人动手术，包括白内障、脸内翻、脸下垂、截肢、乳腺癌、内瘤等。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伯驾施行了中国首例膀胱取石手术；二十七年(1847年)，首次在中国应用了乙醚麻醉施行外科手术；咸丰五年(1855年)，开始病理解剖术；十一年(1861年)，医师米勒(Miner)首次拍摄肿瘤患者第一张X光片；同治元年(1862年)，作中国首例卵巢切聊手术；同治六年(1867年)，中国第一个留学英国医学生黄宽回该院行医；同治五年(1866年)，在该院内设立“博济医学堂”(后改名为“南华医学校”)。同年，孙中山以“孙逸仙”之名入“南华医学校”读书；光绪一年(1879年)，南华医学校招收女学生入学，打开了中国妇女学医的门户；六年(1880年)，该院创办《中华医报》，揭开了现代中国医学杂志史的第一页。可见，广府商人出资协助开设西医院推广西医术、西医学，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作出了贡献的。

　　第二，制造新式船舶和水雷。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奉清廷之命来广东查禁鸦片，曾经得到多数行商的经济支持，正如林则徐上奏称：

　　广东查办鸦片，驱逐夷船，亟应筹措经费。现据洋商伍绍荣等呈请，将茶叶一项应得行用银两，捐缴三年。按卯解库，听侯提用……〔35〕

　　在筹集经费中，林则徐出于备战的需要，曾下令购买一批外国近代船舶和仿造西方夹板船，以抗击英军入侵。于是“洋商伍敦元购买美利坚夷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36〕；盐商潘仕成“自觅良有匠，照战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监制战船一只，船底船身，用铜铁包裹，布列炮眼，作为样式，以期坚固”。〔37〕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潘仕成又“捐资雇觅美利坚国夷官壬雷斯配合火药，制造水雷”，历时九月之久，制造水雷成功，经广东官府派员在珠江河面反复演试，“计时入水半刻许，水雷即行轰起水面二丈有奇。又于坚重木排之下试加演放，木排亦被轰断碎，似颇得力”〔38〕。之后，潘仕成还派李光铨向美国壬雷斯学习制造水雷的技术，幷将绘缮的《水雷图说》一书和制好的20具水雷，由李光铨等送往北京，然后在天津试演，亦甚具轰击力。但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则认为，因没有人能将水雷送入船底难以适用，故搁置下来。但是广东行商和盐商购买和仿造船舶和制造水雷的创举，仍然是产生重大影响的。正如魏源指出：

　　或仿粤中所造的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击之。〔39〕

　　我们可以说，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十三行行商和广府盐商等商人，仿制西方的夹板船、水轮船和水雷的实践，是魏源后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著名理论的基石，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从上面所述，不难看出，清代广府商人对丰富岭南文化的内容和促进岭南文化向近代化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注　释：

　　〔1〕《南海烟桥何氏家谱》，《家谱传》。

　　〔2〕《南海罗格孔氏家谱》卷十一。

　　〔3〕《南海金鱼堂陈氏族谱》卷八上。

　　〔4〕陈伯陶等：《民国东莞县志》卷五十九，《人物略》。

　　〔5〕黄培芳、曾钊：《道光新会县志》卷三，《学校》。

　　〔6〕史澄、何若瑶：《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六，《建置略三》。

　　〔7〕《岭南伍氏总谱》卷六下，《艺文》。

　　〔8〕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三十七，《建置略十三》。

　　〔9〕黄海妍：《清代广州文澜书院》，载《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改革》第15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11〕《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广东学务统计表》。

　　〔12〕《戊戌变法》(丛刊本)第2册第34页。

　　〔13〕《重订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

　　〔14〕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九，《杂录》，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编印，1990年，第249页。

　　〔15〕《驻粤八旗志》卷廿三，《人物》(光绪刻本)。

　　〔16〕史澄、李光廷：《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九，《列传十八》。

　　〔17〕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四，第29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8〕史澄、李光廷：《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一，《列传二十》。

　　〔19〕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60、27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伏尔泰着、高达等译：《哲学通讯》第40~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2〕Wang and Wa，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P143~144，1932

　　〔23〕Wang and Wa,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P144，1932

　　〔24〕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4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年。

　　〔25〕邱熺：《引痘略·自序》，嘉庆丁丑敬业堂初利本，道光百兰堂刻本。

　　〔26〕桂玷：《宣统南海县志》卷廿一。

　　〔27〕廖育群：《牛痘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28〕廖育群：《牛痘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陈援庵：《牛痘入中国考》，载《医药卫生报》1909年第7期。

　　〔29〕邱昶：《牛痘新法全书》序，光绪已未宏道堂木刻本。

　　〔30〕伍秉镛：《渊云墨妙山房诗钞》下卷。

　　〔31〕First and Second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P 84 1。

　　〔32〕W·W·Cedbury and M·H·Jones，At the Point of a Laneet，P41，Shanghai，1935。

　　〔33〕Chinese Repository,vol v P32

　　〔34〕Chinese Repository,vol VIIP624、639

　　（本文是参加2005年12月《岭南文化中心地与广州》学术讨论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