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批广东商人往日本进行国际贸易，幷在日本各港市经商创业和定居，在日本商界和华侨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过去对在日本经商的广东商人的活动却少有专论。本文拟就清代活跃在中日贸易及在日本各港市的广东商人作一探索。

　　一

　　就目前看到的中日文献资料，明代广东商人在日本贸易、经商、定居者还不算多，至清代就日益增加了。据统计，1648～1663年赴日本贸易的广东商船只有13艘；1664～1700年从广东启航往日本贸易的商船达到178艘，其中1684年之前为56艘，占中国到日本贸易的商船总数的36％。又据林春胜等编的《华夷变态》一书记载，仅1676～1723年间，从广东的广州、澳门、潮州、高州、海南等地港口起航往日本长崎贸易的商船达150艘。〔1〕各艘商船所载商人数十上百不等。此外，还有一些广东商人是在其他省的港口起航赴日贸易的，如洋商麦灿宇于1689～1695年间5次往长崎贸易，有3次分别是从上海(1689年)和南京(1690～1691年)乘船出发的。这样，实际上赴日贸易的广东商船和商人数量是相当可观的。随着到长崎贸易的广东商人日益增加，逐步形成名曰“广东帮”的商人集团，与“三江帮”、“福建帮”齐名。于是，为了维护广东商人的利益和联络同乡感情，于1678年在今长崎美术馆东侧兴建了一间圣福寺，又称广州寺。1866年的《圣福寺重修碑记》称：“我粤客是帮者，共竭悃枕，同勷美举，徂松甫柏，长断是迁，郑栋鲁樯，美轮美奂”。〔2〕可见，广东商人与圣福寺的关系之深。

　　1859年以后，在欧美国家对外贸易扩张政策的强力冲击下，日本政府陆续开放数处口岸通商，允准各国商人到日本自由贸易。但是当时日清政府间还没有缔结条约，所以，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以受雇于广州、香港、澳门的欧美商社和领事馆的司账、翻译和杂役佣人为多。因而这些商人自然是广东人为多。据1878年“清民人名户籍簿”统计，当时发给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籍华人牌证的共有476人，其中广东籍者为151人，占总数的317％。在广东籍商人中，又以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开平、恩平、肇庆、潮州人为多。〔3〕这些在长崎经商的广东商人，经过一番努力开拓，不少人逐步发展成为拥有相当资产和不少雇员的商号行主。例如：公安号行主香山人杨惠泉，1873年还只是作为公安号的普通商人出现在日本的户籍部登记中，到了1878年成了拥有6名广东籍帮手的商号行主；泗合盛号行主开平人周酉，1875年到日本，其身份为该行洋货商，次年成为该商号行主，至1877年已拥有9名开平和香山籍的帮手；成记号行主三水人欧阳纵，1870年还只是普通商人，1876年成了成记号的行主，至1878年其手下有5名帮手，这5名帮手均为三水人，且几乎都姓欧阳。〔4〕

　　当然，广东商人中，也有一些人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受挫的。例如，永吉祥号行主香山人谭虎臣，原为普通商人，后组成以其为首的谭氏一族的洋货行，他本人也于1876年成为永吉祥号的行主。第二年永吉祥更是发展成为10个成员的一大商号，有帮手8人。就在谭虎臣成为行主的那一年，也许是出于经营上的需要，新会人陈梅溪作为行商加入该商号，1878年更是取代谭虎臣当了行主。这时谭虎臣已离开了永吉祥，谭姓人也只剩下两人作为商号帮手留下来。又如三水人欧阳金台，1867年去日本，1870年成为华丰号商人，1874年开办同升号洋货行，手下拥有12个伙计和1个佣工，算是个相当大的商行了。但至1876年，该洋货行突然解体，金台也沦为一名普通的杂货商了。〔5〕

　　二

　　1868年，日本政府开放大阪和神户港口对外贸易，中国商人又活跃在阪神地区，开馆经商。据统计，1877年有华人商馆20家，1881年发展到34家，高踞各国之首。而在众多的华人商馆中，又以广东商人办的商馆为多。1896年，大阪的广东商人为与日本商人竞争，由同孚泰商号牵头，14名广东商人发起成立了广东帮的商会组织“大阪广东公所”，因成员中包括数名神户的广东商人，所以也称“神阪广东会所”。

　　兵库对外开放后，到神户居住的华人逐渐增加，其中也以广东商人为多。据1878年的统计，当时侨居神户的华人共457人，其中广东商人323人，占总数的70％〔6〕 ；又从神户大学图书馆现存的1874～1877年神户华人籍牌看，在籍华人共46人，其中广东籍者为45人，占98％。其中又以来自香山、三水、南海者占比例最大，分别为15人、8人和6人。〔7〕这些籍牌还记载着所属广东各商号的人数，如和昌号、万源号、怡南号各有6人；义馨居号、恒升予号各有4人。

　　到了1897年，因航线及港口不便，又受日本的政策影响，大阪的广东商人大举迁往神户，于是神户广东商人的势力更加壮大。随之广东帮组织更名为“神户广业堂”，亦称“广东公所”〔8〕时广东帮的主要商号有裕贞祥、同孚泰、同茂泰、怡和号、利兴成、广昌隆、中信和等。到1909年时，该公所所属商号共有怡和号等22家，公所会员均为从事进出口的贸易商。在神户的三帮公所中势力最大(其它为三江、福建帮公所)。

　　在早期落籍神户的广东商号中，大多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如同孚泰商号，为新会人叶启与香山人郑雪涛所创。两人原为香港下层店员，后合伙办货往日本贸易，成功后在长崎办起当地早期商号永同孚。正当其事业顺利扩展时，适神户港开放，于是他们又在神户开设当地首家华侨商号同孚泰。同孚泰不断发展，10余年后，又派生出3家商号，即黄郁南的裕祯祥、黄文山的利兴成、黄景舒的联昌隆。20年后，从裕祯祥、利兴成又派生出华怡胜与广德两家商号。黄郁南创办裕祯祥时，资金不过8 000日元，经过30余年的发展，资本已超过200万日元，每年营业额至少在1 000万日元以上，职工也多达30余人。〔9〕

　　广东商号在发展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建立和健全自己的购销网。如裕祯祥在香港开了昌盛隆、昌盛行，在印尼泗水开了怡盛隆，在新加坡、三宝垄、泰国、越南等地还办了联号〔10〕。华怡胜在香港开办了怡生号，在广州和新加坡开了怡记号。利兴成在香港办有利益号，在广州有龙昌盛号，在天津有恒丰盛号，还在梧州和汕头开设了支店〔11〕。使各商号业务得以顺利运转和不断发展壮大。

　　以上商号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创业者的艰苦努力。如同孚泰商号创始人之一的郑雪涛，早年到神户开办同孚泰，输出日本海产品到香港，进口大米、杂粮到日本。为了采办海产品，郑雪涛亲自奔波于海岛之问，使同孚泰的贸易不断发展扩大。明治末年(1907年左右)以后，同孚泰在发展海产品贸易的同时，还大力开拓火柴出口，使“中兴牌”、“中国牌”火柴的销售遍布全国。郑雪涛也因其名声显着而被推为日本广东居留民团的总管，尽力为华侨社会服务。如1873年他以广东居留团总管名义与福建、三江总管与兵库当局交涉，取得了约529m2土地作华人墓地。1892年，他还发起幷捐巨资筹建了“神阪中华会馆”。此外，1874年他还受聘为兵库县裁判所(法院)的翻译。正是由于郑雪涛的良好品德，因而被尊称为郑雪涛翁〔12〕。

　　又如南海人麦少彭。其父梅生早年渡日，在长崎经营海产品贸易，后到神户和大阪开设怡和商行，在神户结识了日本火柴工业商泷川弁三，作为其代理商向中国出口火柴，1881年他回乡携20岁的儿子少彭去日本。从此少彭继承父业，注意健全销售网，扩大贸易业务幷与泷川氏合资经营清燧火柴厂。1902年仅出口火柴一项就达110多万日元。他还与浙江籍侨领吴锦堂在火柴出口业务中结成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当时两人同被誉称为华侨贸易业的“双雄”。麦少彭对公益事业也很热心，1898年，他与众侨胞倡导创办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幷被推选为该校首任总理。他还为建立神户关帝庙、神户中华会馆捐资出力，幷因向红十字会捐献巨款而获得日本政府颁赠的六等瑞宝章〔13〕

　　三

　　最初到函馆(1869年之前称箱馆)经商的是广东南海县商人罗森。后广东商人张氏亦到达此地，因经商条件所限，只好从事养猪业。1859年，广东人陈玉松作为人港英商的牙保在函馆采购海带及大豆，随后也多次到此地开展收购业务。当时广东商号成记号，继长崎、神户开设支店后，于1866年到函馆致力开展进出口业务。当年其在该地采购出口的海带就达1 200吨。次年，成记号进而在此设立支店，扩大贸易业务。到1872年，该支店在函馆出口的海带竞达到了5 520吨。当时中日两国幷未缔结条约，所以到函馆去的中国商人都是作为条约国商社的牙保开展活动的。因这些中国商人多是广东籍，以至当地人称中国商人为“广东样”，称其居住商铺为“广东第”。说明此时广东商人在函馆贸易占了主导地位。

　　1859年，日本政府将神奈川（横滨）列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原来活跃于广东、香港和上海欧美商社的广东商人也随之纷纷涌进神奈川，如鲍煜，1869年作为英国商社的买办来到横滨经营贸易，成为商界和华侨社会很有影响的人物，后来还被推选为中华会馆的董事〔14〕。又如罗佐臣，19世纪60年代就作为英国商社的雇员到横滨，后在山下町开办恭安泰商号，从事海产品批发贸易。因其声誉好而在日本当地政府中享有很高威望。当时华人到横滨时须有保人作保才能登陆，而只要是声称佐臣、孝明父子为保人，准能获得登陆许可。由此可知罗氏父子的名声显赫。后罗氏又开办了中式菜馆“安乐园”，一直传至今日〔15〕。 再如“博雅亭”创始者香山人鲍棠，他于1869年到横滨，年仅14岁。他在当时初具规模的唐人街艰苦创业，先当涂料工，后做杂货商，再开油漆店、餐饮店，最后成为被誉为横滨烧卖始祖的老字号“博雅亭”的创始人。现在鲍棠在日本的子孙后代已超过百人，活跃于各行各业。鲍家尚保存着1849年日本明治政府发给鲍棠的“清国臣民登陆之证”，上面除登记了鲍棠的年龄、住址及籍贯外，还标明其身份为外国商社的雇员〔16〕。正如鲍氏、罗氏的经历那样，早期大多广东商人都是以欧美商社的买办、雇员身份来到横滨，以后逐渐在当地开展自己经商贸易。后来随着清日两国通商条约的缔结，大批中国人接踵到此从事贸易幷定居下来。据统计，1880年居住于日本的华人总数为3739人，其中横滨华人为2 172人，占日本华人总数的58％〔17〕。 其中又以广东广州府人为多，正如日本史料所记，横滨的“中国人相当的一部份是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府出身的。”〔18〕。

　　1898年，侨居横滨的广东商人成立了“亲仁会”，性质类似长崎、神户的“广东公所”。不同的是，“亲仁会”成员还包括在横滨的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尽管如此，但参加“亲仁会”者仍以商人为多。据1909年的统计，光是贸易商号就有卢棣生的广生和号等19家。其他还有不少杂货商、兑换商，等等。〔19〕

　　综上所述，可知清代在日本华人居住的港市中，广东商人均为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在华侨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清末相继成立的各港市地缘性商帮的联合组织商务总会中的地位，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商务总会即后来的中华总商会，其领导工作由属下的各商帮推一名本帮领袖共同负责。这些负责人轮流担任该会的总理和协理(即后来的会长、副会长)。1907年成立的长崎中华总商会分别由福建帮、三江帮和广东帮的领袖组成三人领导层(总理1名、协理两名)。广东会所正董事潘达初列名其一，担任协理，直至1901年。1907年成立的横滨中华总商会首任总理亦为广东帮的广生和号行主卢瑞棠。1909年成立的神户中华总商会首任总理亦为广东帮同孚泰号行主郑祝三。

　　（本文是我于1998年受聘任日本大阪大学客座教授期间，同庞新平博士共同收集资料幷写作而成。）

　　Cantonese Merchants Active in Sino—Japan Trade in

　　Japanese Harbor C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Huang Qichen&Pang Xinping

　　Abstract：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the Cantonese merchants in the Qing Dynasty，who traded，settled down，set up business finns，established the“Guangdong Society”(an organizationof fellow provincials)in Japanese harbor cities such as Nagasaki，Kobe，Osaka，and YokohalnaIt also analyzes the position of Cantonese merchants in Japanese tradeThe author maintain that the Cantonese merchants were a strong force of business，called the“Guangdong Bang，”which enjoyed equal popularity with the“Sanjiang Bang”  (those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and the“Fujian Bang”  (those from Quanzhou，Zhangzhou and Fuzhou)They became leaders of and were deeply adored and supported by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Keywords：the Qing Dynasty；Guangdong Bang；Guangdong society；Nagasaki；Kobe；Yokohama.

　　注　释：

　　〔1〕根据林春胜等编：《华夷变态》（上、中、下）的数字统计，东洋文库1958年版。

　　〔2〕转引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研究》，日本同文馆1939年版，第65页。

　　〔3〕布目潮风：《明治11年长崎华侨试论》，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磨擦》，严南堂书店1983年版，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研究》，日本同文馆1939年版，第150页。

　　〔4〕布目潮凤：《明治11年长崎华侨试论》，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磨擦》，严南堂书店1983年版

　　〔5〕布目潮风：《明治11年长崎华侨试论》，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磨擦》，严南堂书店1983年版

　　〔6〕童玉民：《日本神户华侨史话》，《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9卷，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7〕洲胁一郎、安井三吉：《明治初期的神户华侨》，载神户大学教养部《论集》第42号

　　〔8〕鸿山俊雄：《神户大阪的华侨》，华侨问题研究所1987年版，第137-138页。

　　〔9〕叶少林等：《日本神户华侨办庄的发展及其衰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9卷，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0〕叶少林等：《日本神户华办庄的发展及其衰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9卷，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1〕叶少林等：《日本神户华办庄的发展及其衰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9卷，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2〕鸿山俊雄：《神户大阪的华侨》，华侨问题研究所1987年版，第184-185页。

　　〔13〕罗晃潮：《日本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2页

　　〔14〕菅原幸助：《日本的华侨》，朝日新闻社1979年版，第18页。

　　〔15〕菅原幸助：《日本的华侨》，朝日新闻社1979年版，第49-50页。

　　〔16〕菅原幸助：《日本的华侨》，朝日新闻社1979年版，第14-18页。

　　〔17〕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史研究》，シネルツプ书房1995年版，第22页。

　　〔18〕《横滨市史》第3卷（下）1963年版，第865页。

　　〔19〕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研究》，日本同文馆1939年版，第166页。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