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海外贸易源远流长。省会广州作为海外贸易商港，历2000多年而不衰，世界上只有地中海的亚力山大（Alexandria)港能与之媲美，但它至16世纪也衰落了。而19世纪40年代前，广东和广州的海外贸易仍获得了空前的发展。20世纪初，有学者认为：“清代广东对外贸易，不能发展”〔1〕。这种看法，不符合史实。因此，本文对清代前期广东的对外贸易作一探索。

　　一

　　明朝建国伊始，朱元璋实行“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洪武七年(1374年)，废止了原来设置管理广东对外贸易的广东市舶司。明成祖实行开放政策，于永乐元年(1403年)，重设广东市舶司。但嘉靖元年(1522年)，因“倭寇”猖獗，再行废止。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恢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贿赂海道副使汪拍，进入澳门居住和贸易。从此，澳门成为东西方国家贸易的中转港。隆庆以后，海禁松弛，广东的对外贸易获得进一步发展。清初，首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佟养甲以“广东内外，货物流通，番舶、巨商、富贾争相贸易，民获资生，商获倍利”，“通商因以裕国，而通番国之商尤以充广省之饷”为理由上疏，向皇帝提出“许濠镜澳商人上省，商人出洋”〔2〕的请求。顺治四年(1647年)户部议复，同意他的请求，准许广东商人去澳门和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商人贸易，亦允准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顺治九年(1652年)，荷兰第一艘船进人虎门时，广东巡视海道“以全体广州官员的名义表示接待和欢迎”〔3〕。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实行海禁，停止了澳门到广州的陆路贸易，但由于葡萄牙派商人玛讷·撒尔达聂哈(Manuel Smdanha)、本多·白勒拉(Bento Pereyra de Fada)两次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求，得以于十八年(1661年)恢复贸易，而且成为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唯一通道。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颁布了“迁海令”，幷于康熙元年(1662年)在广东沿海实施迁界。但由于广东地方政府官员如两广总督李栖凤、平南王尚可喜，巡抚王来任等不断提出展界建议，清政府于康熙八年(1669年)允准广东初步展界，使广东的对外贸易不至中断。特别是将澳门划为“化外”之区，“奉令免迁”〔4〕，使澳门通市如故，“无来去期限”〔5〕。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废止海禁，“开海贸易”，次年宣布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为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幷分别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十日，清政府又宣布撤销江、浙、闽三海关，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6〕。从此，偌大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广州一口进行，而且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长达156年之久，使广东的对外贸易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进入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具体表现为：

　　第一，海外贸易航线的增加。清前期，广东除了原来已经开通的欧洲航线、拉丁美洲航线、印度洋航线、东南亚航线和日本航线外，新开辟了三条航线。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由美国商人装备的“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商船“于1784年夏季自纽约载着一批洋参到达广东”〔7〕的北美航线；嘉庆十年(1805年)，由俄罗斯派遣“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艘商船抵达广州的俄罗斯航线〔8〕；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由新到中国的詹姆士·孖地臣从广州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口岸(Port Jackson)开出第一艘载茶叶船“哈斯丁侯爵号”(Marquis of Hasting)而开辟的大洋洲航线。〔9〕

　　第二，对外贸易港口的扩大和贸易国家增多。明代广东对外贸易的港口主要是经由广州到澳门港出口。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贸易后，“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尽琼崖(海南岛)。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10〕。《英国蓝皮书》也记载：“中国经营这种贸易的港口为广东省的广州、潮州、南康、惠州、徐闻、江门、昌西［?］及海南。”〔11〕据《粤海关志》及清代档案的记载，粤海关所属有广州省城大关，澳门总口、庵埠总口，梅菉总口、海安总口、乌坎总口和海口总口及69处小口〔12〕，均允许来船贸易。例如，南洋诸国中对华贸易常居首位的暹罗(泰国)，就经常有商船到潮州口、澄海口、崖州口来贸易，“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海］分达诸邑”〔13〕。其他如东南亚的吕宋(菲律宾)、苏禄群岛、西里伯群岛、马六甲群岛、新加坡、婆罗洲、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奥地利、俄国等国；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美国、智利；以及东方的日本、印度、伊朗、朝鲜和澳大利亚等数十国家，经常有商船来到广州、澳门等港口贸易。可以说，几乎世界上主要的国家都与广东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了。所以，《粤游小识》云：“粤东居民近海者，多与番狎”。开始时，外国商船进黄埔、广州之前，先在珠江口的崖门、蕉门、磨刀门、横门、虎门等地方湾泊，候风进港。附近的南沙等村的居民，往往用渔船搭运洋船货物，先寄顿在村内，然后从镇口小口运往广州；也有在洋船泊靠黄埔口时，附近的深井等村的村民在泊船周围地方搭盖蓬寮，以卖粮、蔬菜为名，深夜到洋船把货物运至寮内，再用民船运进广州、佛山等地。之后又从广州、佛山等地购买中国的货物，由蕉门、崖门运到珠江口外，与洋船外商贸易。开海贸易后，外国商船则直接到广州来贸易了。

　　与此同时，广东商人也相争出洋贸易。史书记载：“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月”，“富家巨室，争造货船”〔14〕，“通于山海之间……远而东西二洋”〔15〕“—年之中，千舡往回”〔16〕，“每年出洋船只所用舵工、水手、商伙等，为数甚多，就粤而论，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计数10万人”〔17〕。南洋各地均有卖广货之粤商〔18〕。例如，广州的叶振德于康熙廿六年(1687年)“往洋贸易”〔19〕；广东船主李韬士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到日经商〔20〕；番禺县商人潘振承于乾隆年间“往吕宋贸易”〔21〕；南海县石头乡商人简照南，创办了一个轮船公司，往来日本、暹罗、安南及欧美各大港口商埠贸易〔22〕。特别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华裔郑昭(原籍澄海县)在暹罗登基建立新王朝之后，潮州人、海南人到暹罗去经商贸易者，更是络绎不绝，“每当中国新年，则有海南岛人、广东、福建及其他诸港之船五、六十艘到达，除货以外，幷常有数千移民前来暹罗”，〔23〕台山县商人甘泽农也于道光年间(1821—1850年) “经商美洲”〔24〕。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广东商人足迹遍于全世界了。

　　第三，进出口贸易的商船大为增加。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贸易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67年间，中国开往日本去贸易的商船总数达到3017艘〔25〕，平均每年为414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广州开出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82年间，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为800艘，其中绝大部分是经黄埔港开出的。往南洋各国贸易的广东商船也为数不少。例如“海南岛开往东京、安南、柬埔寨、暹罗及新加坡进行贸易的很多小帆船，……其中，每年开往暹罗者约五十艘，往安南者约四十三艘”〔26〕。道光九年(1829年)，从广州开往新加坡贸易的商船5艘，十年(1830年)，从潮州开去的2艘，十一年(1831年)，从其他口岸开去的11艘〔27〕。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每年经黄埔港去暹罗贸易的商船82艘，去越南西贡的30艘，去福发的16艘，去顺化的12艘，去越南其他港口的共116艘，载货20000多吨，还有去加里曼丹、爪哇、望加锡、帝汶、马六甲、吉兰丹、林牙群岛及附近岛屿、丁加奴等地的商船，总计26艘，载货17100吨〔28〕。

　　与北同时，世界各国来广东贸易的商船更是不可胜数。顺治十年(1653年)，暹罗、荷兰商船到广东，经藩王府参将沈上达和盐课提举白万举以“互市之利”说服平南王尚可喜，允许在明市舶司的“怀远驿”处纳税贸易。开海贸易后，西欧国家到广东各口岸贸易的海船鱼贯而人。据有关资料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的72年间，欧美各国到中国贸易的商船有312艘〔29〕，其中经黄埔港人广州的商船为279艘，占89％，到澳门的1艘，占05%。其中又以英国商船最多，达到198艘〔30〕，占63%；荷兰，丹麦、瑞典、普鲁士等国的商船113艘，占37%。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销江、浙、闽三海关之后，外国商船来广东贸易者是成倍、10倍地增加。根据《粤海关志》所记的资料，列表统计如下，则可见班。

　　1749—1838外国商船到粤海关贸易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粤海关志)卷24，(市舶)的数字统计编制。

　　从上表看到，在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的89年中，外国到粤海关口岸贸易的商船共达5266艘，平均每年为591艘。其中亦是以英国商船最多，为2951艘，占56％，美国次之，为1190艘，占22％，荷兰商船为123艘，丹麦为81艘，法国72艘，瑞典55艘，西班牙26艘，普鲁士16艘，意大利6艘，其他国家15艘〔31〕。据统计，从雍正八年到道光十年(1730—1830年)的100年中，外国进入广州贸易的商船吨位增加25倍；其中英国商船吨位增加36倍〔32〕。如此多的外国商船来广东贸易，反映了清代前期广东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第四，进出口商品种类空前增加。当时全国各省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至广东出口，与外国商人进行（通过广东十三行商）贸易。据统计，来自全国各省的产品达80多种，其中以茶、丝、绸缎、土布、铜、糖为主。

　　茶叶是广东第一位的出口商品。主要输往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开始向英国输出，以后年年增加。“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向荷兰购百斤，……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万斤；雍正二年，至十八万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万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万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万斤；嘉庆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万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万斤，十年后，三千余万斤，……十七年广东出口茶叶三十万石，共值银千有四百余万元”。“又弥利坚国，道光十七年，购茶价银三百六十九万两，  (共茶十二万余斤)，荷兰岁需茶二百八十万斤不等，佛兰西二十三万斤不等，……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33〕。

　　丝和绸缎是广东出口占第二位的货物。根据李待尧在《奏准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不准其出口疏》中所说，乾隆年间，平均每年出口生丝和绸缎达到二十多万至三十二、三万斤之多。至道光十年（1830年），在广州出口的生丝就达到705300斤，其中南京丝占337300斤，广东丝占368000斤〔34〕。

　　土布是广东出口的重要货物，主要输往英、美、法、丹麦、荷兰、瑞典、西班牙等国。据统计，乾隆六年(1741年)，从广州出口的棉布为15699匹，五十九年(1794年)增至598000匹，嘉庆元年(1796年)增至820000匹，三年(1798年)增至2125000匹，二十四年（1819年），又增至330万匹，价值为170多万元〔35〕。这些数字当然不完整，如果加上输往俄国、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的土布数，一定会超出此数字。

　　19世纪以后，广东出口的上述四种主要货物已有货值统计，我们列表如下，更容易看出它们在出口贸易商品中的重要地位和数量的增长。

　　1817—1833年广州主要出口商品货值表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根据：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I-1V的数宇编制。

　　与此同时，外国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广东来贸易。进口商品约115个品目〔36〕。在19世纪以前，欧美各国输入广东的商品以银元为最大宗，夷船来时，“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37〕。正如马克思指出，“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38〕。据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十年（1700—1830年）的130年中，广州净进白银达到4亿银元，占输入中国白银的80%〔39〕。其次是毛织品、棉花。19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主要进口货物是鸦片、棉花、毛织物和白银，如下表所列。

　　1817—1833年广州主要进口商品货值表

　　资料来源：根据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IV的数字编制。

　　从上表看出，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进口的比例越来越多了，白银进口越来越少了。如果就英国而论，主要是向广东输入鸦片，“即没有向中国直接输出金银”〔40〕了。

　　第五、对外贸易商品流通量值的增加。最能说明清前期广东对外贸易高度发展的，是商品流通量值的日益增长。这一点，我们从粤海关100多年来的关税收入中推算出其进出口商品量值的大约数字，可得到较充分的证明。

　　1729—1837年粤海关贸易商品量值表

　　资料来源：根据《粤海关志》卷十，《税则三》，及彭泽益：《清初四榷关地点及贸易量的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的数字统计推算编制(按5％的税率)。

　　*该数是雍正七、八、九年及乾隆十四至二十一年共十一年的数字合计。因未见雍正十年和乾隆十三年数字，故将这十一年的数字一起统计。

　　上表说明，自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置粤海关后，广东的对外贸易商品量值逐年增加，幅度相当大。如果拿清前期广东对外贸易商品量值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宋代相比，当远远超过宋代的全国对外贸易商品量值。宋代的对外贸易商品量值未见有确切的数字记载，我们姑且以南宋赵构所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41〕来推算一年的贸易量，那么南宋对外贸易商品量值也只500万两左右(其中广州占275万两）〔42〕。这仅仅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贸易量值23347000两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达不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贸易量值62102200两的十分之一。由此观之，以前有些学者认为清代前期广东甚至是中国的对外贸易萎缩停滞，比不上宋、明两代发展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是一个纵向比较，如果拿它与18至19世纪中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比较，则又相对落后了。

　　第六，外国在广州纷纷建立商馆。鉴于广东对外贸易的空前发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详后)。所以，世界各国商人接踵而来广州建立商馆。最早在广州建立商馆的是英国，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法国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建立，但雍正二年(1724年)因航程改变，放弃了广州商馆，专派代理人驻澳门经理商务，雍正十年(1732年)重新恢复广州商馆。荷兰、丹麦、瑞典分别于雍正七年(1729年)，九年(1731年)，十年(1732年)先后在广州建立商馆〔43〕。据统计，外国在广州建立的商馆共十三家，位置在西城外郊区的河岸边，大约在今十三行街南面的文化公园附近，自东而西排列。这些外国商馆的后面就是中国行商集中的十三行街。显然，这是为方便与行商进行贸易而选择的，对广东对外贸易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二

　　清代前期如此发达的广东对外贸易，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一、英、美等西方国家成为主要的贸易对象。据本人接触到的资料，似乎在17世纪前，英、美还没有与广东发生贸易关系，但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开辟了澳门——果亚——里斯本航线之后，英国、法国和美国则分别于崇祯八年(1635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先后来到澳门、广州贸易。随着英、美在国际贸易中霸权地位的确立，英、美成为清代前期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例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输入广州的商品货值为4383663银两，占输入广州总值5069653银两的86％；从广州输往英国的商品货值为5534931银两，占广州输出总值7490524银两的74％。美国输入广州商品货值为109816银两，占输入广州总值的2％；从广州输往美国的商品货值为317270银两，占广州输出总值的42％。法国输入广州商品货值为49120银两，占输入广州总值的1％，从广州输往法国的商品货值为361925银两，占广州输出总值的5％〔44〕。说明在18世纪，英国对广东贸易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到19世纪也基本如此。但有些商品(如土布)则是美国超过了英国。例如，1800—1824年间，自广州输往美国的土布超过广州出口土布总量的50%，居土布贸易之首〔45〕。

　　二、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Seres”(意为丝之国)着称于西方的中国，就其货值而论，历来以丝货为主要的出口商品。直至明代仍无多大变化。但自明季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把少量茶叶运往欧洲及南洋群岛销售后，茶叶日渐成为欧洲人生活的必需品，于是中国茶叶出口与日俱增。鸦片战争前夕，广东的出口商品以茶叶占首位，其次才是丝货及土布等。例如，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1817—1833)期间，茶叶出口值占总货值的50—66％左右；而生丝仅占57—135％(如上节《1817—1833广州主要出口商品货值表》所示)。其中又是以输往英国为主，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广州出口到英国的红绿茶货值为4037694银两，占输出总值的73％，而生丝为820600银两，占14％左右〔46〕。英国东印度公司90％以上的利润是靠从广州经营茶叶贸易中获取的，大约每年纯利润达到40—50万两。而且连英国政府的税收也是以茶税收人为最大源泉，据统计，1793年达到60万英镑，1833年增至330英镑〔47〕。

　　侈奢品贸易是古代贸易的主要内容，中西皆然。清代之前，广东对外贸易的进口商品，绝大多数是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所必需的侈奢品和消费品，如高级毛织物、宝石、香料、戒指之类。当时西方国家的一般民生产品还打不进中国市场，只能以白银作为交换手段，因此，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据统计，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8—1644年)的72年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一亿四千万银元左右〔48〕，其中33％经广东澳门入口。这种情况延续到19世纪初。康熙三十九年至嘉庆五年(1700—1800)的100年间，英国因购买中国货物而输入中国的白银为二亿零八千九百万元〔49〕。这种进口商品结构到了清代前期，特别是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西方国家产业革命的完成，英、美等国家输入广东贸易的商品，就吨位而论，棉花占首位，其次是棉布和棉纱，毛织品退居第三位了；就价值而论，则鸦片占了首位。鸦片的输入，早在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年)已有出现。但当时是为医治痢疾的止痛药而作为贡品运入的，不属贸易性质，数量也不多。雍正十年(1732年)，葡萄牙人正式从印度的果亚及达曼贩运鸦片到澳门贸易，每年约200箱〔50〕。1794年英国“一艘专载鸦片的船只驶到黄埔，……船上载的鸦片约290至300箱”〔51〕，公开与广东的私贩直接贸易。道光元年(1821年)以后，把鸦片的储存站移至伶仃岛，用飞剪船(chipper)将鸦片偷运至广州贩卖，数量不断增加。

　　据统计，嘉庆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800—1839年)39年，运进澳门、广州的鸦片达到638119箱〔52〕。如此多的鸦片输入广东，就从贸易量值上大大改变了广东进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现列表如下，可见一斑。

　　1817—1833年广州主要进口商品货值表

　　资料来源：根据H·B·Morse，The Chronilc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China， 1635—1834，Vol III-IV的数字统计编制。

　　上表说明，在1840年前数十年的广东进口商品流通量值中，鸦片居第一位。这种商品的输入，既严重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广东以至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由出超变为入超，白银由内流变为外流。据统计，从嘉庆五年至道光十四(1800—1834年)，由广东各港口外流的白银达到699073679美元，折合中国的银为6亿两左右〔53〕，平均每年1500万两。这种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强烈地反映了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广东、也是对中国进行经济输出的性质。

　　三、建立近代正式海关严格管理对外贸易。历史上广州是唯一历久不衰的商港，我国自唐代始在这里设置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使院。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移之壕镜”〔54〕。这种官署代表政府负责检查广东各港进出口贸易的船舶，征收货税，收购政府专买品及管理外商等事宜，具有类似海关的性质，但不属近代正式海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海贸易后，为了严格管理对外贸易，清政府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粤海关设在广州(约今广州起义路与泰康路交界处)。从此，粤海关代替了历朝的市舶司，成为中国近代正式海关的滥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了江、浙，闽三海关，仅留粤海关，于是粤海关成为中国唯一的近代正式海关，历时174之久，独立自主地管理广东的对外贸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也是管理中国的对外贸易)。

　　粤海关负责管理整个广东沿海的对外贸易，下辖省城大关及澳门、庵埠、梅菜、海安、鸟坎、海口七个总口及69处小口。其中以广州省城大关及澳门总口为最重要。为了执行清政府的开海贸易、严格管理的对外贸易政策，粤海关建立和制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办法。诸如：贸易自由，洋船来者，接例征税，均可贸易；引水制度：“洋船到日，［澳门］海防衙门拨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埔”〔55〕；洋船缴纳进出口税，由十三行商代办；外商护货兵船，应停泊外洋，不准驶入内港；外商返航，由行商通知开船日期，听后检查，派引水员上船引航出海；……。粤海关这些管理广东对外贸易的制度和办法，体现了中国海关独立自主的行政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为中国近代正式海关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广东的对外贸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清代前期的广东对外贸易，主要是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二十年(1685—1840年)的150多年的开海设关严格管理时期。其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江、浙、闽三海关，规定番商“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后的80多年，全中国的对外贸易，除了少量在江苏的苏州、浙江的宁波和福建的厦门进出口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广东的广州、潮州、惠州、徐闻、江门，海南岛等港口贸易〔56〕，而主要贸易对象欧美各国“都在广州做生意。”这说明，清代前期广东的海外贸易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海外贸易。

　　三

　　为什么清代前期广东的对外贸易如此高度发展，幷独具自己的特点呢?笔者认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中国和广东地区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清代前期，广东对外贸易是由当时中国和广东地区经济发展决定的。我赞成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教授的意见：根据我国和经济发达的国家历史上人口增长率的比较研究，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低于其他国家。从宏观上看，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经济作物区出现、手工业的分工，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57〕。在经济作物方面，诸如浙江的杭、嘉、湖地区，江苏的苏、松、宁地区的种桑养蚕业；长江三角洲、河南、河北、湖北的棉花种植业；湖南、广西、福建、陕西、甘肃的种烟业；四川、福建、台湾、广东的种蔗业；安徽、浙江、福建、湖南等的种茶业，都逐步成为商品生产，为江苏的棉布业，苏、浙的丝织业，福建、四川、广东、台湾的榨糖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加上早已誉满全球的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山西、广东的冶铁业和造纸、榨油、制茶业，等等，为广东对外贸易准备了充足的货源。特别是当时广东地区“有些府、州、县的农村经济作物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江南五府而跃居第一位”〔58〕。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番禺、东莞、香山、南海等县形成了养蚕、养鱼、甘蔗、种茶、水果，蔬菜、花卉的专业化商品生产基地，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茶户、桑户、香户、果树户、蔬菜户、鸭户、葵户等专业户，为广东的制茶业、纺织业、制糖业、酿酒业等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厚的原料基础。于是顺德、佛山的缫丝业，东莞、番禺、增城、阳春的制糖业，广州的制茶业等日益发展成为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生产生丝、绸缎、棉布，茶叶、瓷器等更多更好的商品。“商品必须全面转手”〔59〕。这种“转手”，不仅要求国内市场，而且要求国外市场。它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流通领域中的延伸，必然直接促进当时广东对外贸易的高度发展。如前述清代前期广东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茶、土布、丝、绸缎、陶瓷、铁器等，正是当时中国和广东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真实反映。

　　其次，广东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势。广东是中国南部的一个海洋省份，背负五岭，三面临海，地当东西航路之间。海岸线4300公里，占全国海岸线的238％，居全国第一位。沿海多良港海湾，境内河网交错，以西、北、东三江为主流的珠江水系贯通全省，联通广西、湖南、福建等省。珠江口外，岛屿众多，水道纵横，航线交织。有虎门、横门、磨刀门、崖门、蕉门、啼门、洪奇沥门、虎跳门等八大门出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通商口岸，使内河航运与海洋航运联成一体，是中国出海的南大门。由广州、澳门、潮州、汕头出发，东行可直达国内的厦门、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直至日本国；西行可到越南、印度，经好望角到达欧、非洲；南行可到达马尼拉、噶喇吧等东南亚堵国，过太平洋到达美洲各国。可以说，广东是中国到达欧、美各国最近的航线起点。这是广东发展对外贸易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之自然成为对外贸易的要冲。同时，当时南洋诸国多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广东与东南亚各国距离最近。历史上与这些国家又有贸易的传统关系。广东与东南亚国家贸易，就自然与西方国家发生贸易关系，使西方诸国也到广东进行贸易。还有，由于广东属亚热带气候，在北回归线的南缘，温暖多雨，终年无雪，季风气候，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吹北风，四月至十月吹南风或东南风，十分有利于帆船航行。每年夏季，外国商船乘南风航行而来；秋天借北风返航而去，十分方便。而停泊商船的港口如澳门、黄埔等均属浅水港。在当时主要靠帆船来往的条件下，浅水港口反而成为对外贸易的良港。鸦片战争后，帆船为汽船取代，广东对外贸易也日益为香港、上海等深水港口置换。

　　再次，清政府对广东的对外贸易实行特殊政策。清初，满族统治者害怕台湾的郑成功组织力量反对其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四年(1665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60〕；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下达“迁海令”〔61〕。禁止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对广东则实行特殊政策，视澳门为“化外”之区不予禁止和“奉命免迁”〔62〕。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只实行南洋海禁，但澳门仍然“不在禁内”〔63〕。因此，在清初实行海禁期间，广东的对外贸易通过澳门继续进行，不致于中断。澳门自明中叶以来开辟的澳门——果亚——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三条线航线照常通航贸易。澳门仍然是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东西方国家贸易的中转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实行开海贸易政策后，在广州设立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江、浙，闽三海关，仅留粤海关对外贸易。从此，全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广东进行，各省的商品源源不绝地运到广东出口；外国商品也集中在广东进口，使广东的对外贸易进人了新的高度发展时期，而且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对粤海关实行减税和免税政策，优待外国商人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规定，洋船原税减去“十之二”〔64〕，二十四年(1685年)“于原减之外，再减二分”〔65〕；三十八年(1699年)，减免英船“原定税收之四分三，以招揽贸易”〔66〕，四十七年(1708年)，对暹罗贡使所带货物，“请听其随便贸易，幷免税”〔67〕。雍正二年(1724年)、三年(1725年)、五年(1727年)、六年(1723年)，“对暹罗商船运米来广州贸易”“概免征税”〔68〕；乾隆八年(1743年)规定，外洋船来“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银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十之三”；〔69〕四十九年(1784年)“又准免珍珠、宝石之税”〔70〕；道光二年(1822年)，因广州夷商货物被火烧，又免收其税〔71〕，十年(1830年)，决定“东西洋舶饷银俱照额减二征收”〔72〕。于是，粤海关的关税率保持在平均4％左右，最高也不过是7%〔73〕。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商人到广东来经商贸易。

　　最后，广东历史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外贸管理制度和拥有一大批善于经营外贸的商人。如前所述，秦汉以来，广东一直是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而且历久不衰。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历代设置市舶司机构外，也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诸如牙行制度，明代有三十六行，清代前期演变成行商制度，称“十三行”，属半官半商性质。他们为外商在广东贸易代为交纳关税，购销商品，代办一切交涉事务，幷设办商馆招待外商，向外商提供商业信息等，大大方便了不熟悉中国情况和不懂中国语言的外商的经营，对中外商人贸易起了沟通作用。加上清代前期，广东已经出现了为世人瞩目的“广东帮”商人集团，他们足迹遍天下，“同外国船舶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74〕。这就使外商在广东做生意特别方便，特别顺利。英国议会曾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说：“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方便好做”〔75〕。

　　四

　　对外贸易是社会生产在流通领域中的延伸，是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否，对于再生产起着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清代前期高度发展的广东对外贸易，对当时广东和全国以及世界的再生产和科学技术、文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促进了广东新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明中叶以后，广东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适应清前期对外贸易的需要，广东兴起了不少为出口需要的新型的加工手工业。其中以广州的制茶业、瓷器加工业、纺织业和佛山的棉织业的发展为典型。

　　茶叶的大量出口使广州的制茶业进入一个新时期。据著名经济史专家彭泽益先生的研究，清前期广东出口的花熏茶，全部是在广州设厂加工制造的。这类制茶工场由茶行经营，多数设在珠江对岸的河南(现在海珠区)。据当时外国人记载：

　　这些茶行都是宏大而宽敞的两层楼的建筑。下层堆满了茶叶和操作工具，上层挤满了上百的妇女和小孩从事于拣茶和把茶分为各种各类的工作。

　　……这种工作的工资为每斤六文，平均每人每天可得六十文——相当于三个便士。〔76〕

　　这类制茶工场应该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了。为了弥补广东茶叶出口之不足，除由工场派人到全国产茶区收购茶叶回厂加工外，有些茶行商人还到外省去就地兴办茶厂制茶。例如，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后，因“英人之在粤南之对华贸易，已有相当进展，时输出品以茶为大宗。两粤茶产不多，爰由粤商赴湘示范，使［湖南］安化茶农改制红茶……因价高利厚。于是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此为红茶制造之创始，亦即湖南茶对外贸易发展之嚆矢”〔77〕。

　　与此同时，在广州河南也兴起了瓷器加工业。瓷器商人先到江西景德镇购买大批白瓷器回来，然后在河南设厂开炉烘染加工，“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制成彩瓷，售之洋商。所谓“其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78〕。这种加工的瓷器同佛山石湾的传统陶瓷交相辉映，共同满足瓷器出口的需要。

　　佛山棉纺织业是利用外国大量进口棉花而逐步兴办起来的外向型手工业。据统计，嘉庆十九年至二十年(1814—1815年)运入广州的英印棉花货值约银1051708两，占当年广州进口商品量值的32％。这些进口棉花为佛山棉纺织业的兴起提供充足的原料，故鸦片战争前，佛山的棉纺织业工场相当多，规模也相当大。有一则外国人记述佛山棉纺织业兴盛情景的资料说：

　　这里被雇佣的工人和所完成的作业数量是很可观的。每年有一万七千名男女童工从事于织绸工作。……他们的织机很简单，但出品一般都很精致。从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五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们分别在大约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场作工。平时每一工场平均有二十个工人。〔79〕

　　同时，纺纱业和染布业随之兴起，“织布场场主和纺户之间，通常总是由场主供应纺户两斤棉花，然后收回一半数量的棉纱”〔80〕，用以织布，再把布拿到染布工场去染成青色的“青长布”，向新加坡及广东人常到的各个地方输出〔81〕。可见，佛山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佛山的棉纺织业才日益萧条和停顿。    

　　第二，促进了广东与内地的贸易交往。

　　清前期，广东是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江、浙、闽三海关之后，全国各地的商品都汇集到广东出口。广东的商人纷纷到内地去组织货源，内地的商人也争相到广东做生意。于是广东与内地之间商业网络空前发展，国内统一市场日益形成。各省的货物源源不断运到广东，进口“洋货”又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我们将道光十三年(1833年)澳门出版的《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报道的广东与内地贸易的商品列表如下，可见一斑：

　　清代广州与全国各地贸易商品列表

　　资料来源：根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305-306页的资料编制。

　　从上表看到，每年从内地运至广州的商品有97种，从广州运往内地的有32种。这些商品以水陆联运的方式分三路往返运输。北路，由广州出发，沿北江而上，经清远、英德、曲江、韶关、南雄上岸，跨过大庾岭，往东北至江西、浙江，往北至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商贾如云，货物如雨”〔82〕，“肩货来往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83〕。西路，由广州出发，逆西江而上，经三水、高要、德庆、封开入广西梧州，转浔江、桂江至桂林，然后通过灵渠与湘江联接到湖南，入长江往西经水陆路到达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东路，从广州出发，溯东江到河源，龙川的老隆上岸，翻过大帽山至五华、兴宁，与梅溪、韩江，潭河相接，东北到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凡潮、惠仕宦商贾赴京及闽、江、浙者，舟止此处经过，所以“客商船只行泊辐辏，络绎不绝”。〔84〕其中以福建，江南、湖广客商为最多。这些商人于每年十一、二月到广东，翌年四、五月北返，常年经商贸易，把整个国内市场网络活跃起来。    

　　第三，促进了中外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

　　随着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盛，广东也成为中外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的枢纽。清前期，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先进而精湛的商品从广东出口至世界各国，各国人民不仅得以享用，而且还从中仿效中国商品的先进技术和工艺进行制造。例如法国人查尔丁(Chardin)于1650年(顺治七年)，在波斯市场看到中国的瓷器上釉描花瓷和龙风、麒麟图案，就回到法国设厂仿制，1677年(康熙十六年)制造出青花软瓷；德国人包特格尔(S·F·Bottger)于1708年(康熙四十年)仿制中国白瓷成功；英国人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博屋(Bow)设立“新广州瓷厂”，招收300名工匠按广州出口的瓷器烧制硬质瓷器。一些西欧国家的艺术家还编辑出版了《中国漆器图案》、《中国建筑、家具、服装设计式样》等著作，向欧洲各国系统介绍中国各种手工业的先进工艺品和艺术风格。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也随着贸易而传入广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例如，由于经常从英国等地进口自鸣钟，广州的工匠就仿其原理制造出广州的自鸣钟〔85〕。目前北京故宫保存许多大大小小的自鸣钟，除一些是外国人作为礼品赠送外，其余大部分是由广州工匠仿造的。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也随着对外贸易传人广东，开创了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先声。17至19世纪中叶，许多随贸易来到广东进行传教活动的传教士，其目的当然是贩卖“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但同时也带来不少新的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嘉庆十年(1805年)，英国医官皮尔逊(Alexander Piearson)在广州行医，招收学徒，教授种牛痘法。十三行商郑崇谦翻译出版了《种痘奇书》，幷有梁辉、丘熺、张尧、谭国等四人学习种痘技术。嘉庆十五年(1810年)，行商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集资数千金于洋行商馆，请谭国、丘熺为人传种，是为中国种牛痘防天花之先声〔86〕。道光十五年(1835年)，行商伍秉等在新豆栏街出租一部分房屋，给美国传教士裨治文(Reve·C·Bridgman)创办了眼科医局，是为广州首办的眼科医院。英国人罗克哈忒(William Lockha)随贸易船到广州后，到澳门充任医院院长，然后往上海和北京设立医院，为以后北京建立协和医院奠定了基础。同时，许多传教土利用西方文化作为传教媒介，给广东带来新的文化影响。例如，在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下，一些官、绅、商人士，在鸦片战争前的二、三十年间，逐步改革康熙至道光年间(1662—1850年)在广州地区办起来的30间书院。道光六年(1826年)创办的学海堂书院，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书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除了开设文学、音韵、训诂等传统课程外，还仿照西方国家增设了数学、天文、地理、历法等新的自然科学的科目，开创了学习自然科学的新风，提高了学生知识素养。许多广东近代革新派的思想家，都是在这些改革了的书院里学习而成才的。如朱次琦，先后肄业于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他“以经世致用为主”〔87〕。后来他又以新学来教育他的学生康有为。康有为成为近代的维新派人物，与他在广州受新学的熏陶不无关系。某些传教士还在广东办起新式学校，招收学生学习西方文化。如美国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毕业生塞缪尔·布朗(Samuel RobbinsBrown)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澳门办起了第一所西式学校——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招收澳门的儿童来学堂“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88〕对于提高中国儿童的英语水平开创了一条新路。近代中国著名改良思想家容闳(1828—1912年)，就曾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到澳门马礼逊学堂学习英语，后来去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成为我国最早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他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工厂，成为中国开办民族工业的先驱之一。近代中国西医的鼻祖黄宽，也是在马礼逊学堂读书，与容闳一同到美国，后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学生。他学成回国后，在广州行医，幷招收学徒，培养成为中国第一代西医人才。此外，有些传教士在广州举办育婴堂、瞽目院、普济院等，出版书刊，对广东后来兴办社会慈善福利事业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四，促进了东南亚和美洲国家经济的发展。

　　17—18世纪，东南亚和美洲的许多国家正在开发时期，社会经济还低于中国。清前期广东对外贸易给这些国家供应大量商品如绸缎、瓷器、铁锅等，大大改善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同时，随着贸易而到这些国家的广东商人，有些人“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成为华侨。例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后，在暹罗的华侨已达到150万，  占全暹罗人口的25%〔89〕。特别是到嘉道年间(1796—1850年)，不少广东人被当作“苦力”贩运到东南亚和美洲各国，最后变成了“苦力华工”，不下数百万。他们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结下了和平的深厚友谊，幷共同合作开发和发展当地的社会经济。当时广东商人和华工带去中国先进的铁工具等，对于东南亚各国人民从事矿藏的开发，荒地的开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他们艰苦劳动，同当地人民一起建设港市，开采矿山，开垦荒地，修建公路、铁路，种植甘蔗、橡胶、烟草，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建设和提高这些国家的物质文明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西班牙人莫牙(DrAntonis Morga)就肯定华侨对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指出：“凡一镇之成立，必不能缺中人国”〔90〕。《美国第44届国会参众两院调查华工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也指出，华侨在开发美国西部经济中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中国人入境的后果是大大增进了太平洋（指美国西部）的物质繁荣〔91〕。

　　可见，今天东南亚国家以至美国发达的经济，同清前期随贸易而移民这些国家的广东华侨的艰苦劳动和努力开发是分不开的。

　　注　释：

　　〔1〕黄菩生：《清代广东贸易其在中国经济史上之意义》，载(岭南学报》第3、4期。

　　〔2〕《文献丛编》第24辑。

　　〔3〕转引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4〕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十四。

　　〔5〕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八，《经政略二十三》。

　　〔6〕《清高宗实录》卷五五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7〕Blakesles, China and the Far East, P49。

　　〔8〕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卷六。

　　〔9〕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6~87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魏源：《海国图志》卷十六。

　　〔10〕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五，《口岸一》。

　　〔11〕R·M·Mariton， China, Political, commereial and Social vol II, p157，转引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2〕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五、六，《口岸一、二》；档案：《军机录副》卷16-17。

　　〔13〕李书吉：《嘉庆澄海县态》卷八，《埠市》。

　　〔14〕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五，《口岸一》：吴震芳：《岭南杂记》。

　　〔1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事语》。

　　〔16〕李士桢：《抚粤政略》卷十，《议复粤东增豁税饷疏》。

　　〔17〕《史料旬刊》第22期，《庆复折》。

　　〔18〕吴道熔：《光绪海阳县志》卷八，《风俗》。

　　〔19〕民国十三年《南海叶氏宗谱》。

　　〔20〕参看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8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1〕民国《番禺潘氏族谱》。

　　〔22〕汪宗准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八》。

　　〔23〕转引梁嘉彬：《论明清广东国际贸易与近代中泰之关系》，载《广东文献》第7卷第5期。

　　〔24〕《台山甘氏族谱》民国廿四年刊。

　　〔25〕据木宫泰彦着、陈捷译：《中日交通史》下册第327-334页的数字统计。

　　〔26〕Foster Rhea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P209-211 (1930)，转引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88、6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7〕Foster Rhea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P209-211 (1930)，转引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88、6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8〕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的地位》，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29〕根据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四，《市舶》；H·B·Morse, The Chronich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II, 《附录》；吕坚：《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的数字统计。

　　〔30〕根据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I II、IV的数字统计。

　　〔31〕根据：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I-IV的数字统计。

　　〔32〕根据：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 P198, Vol IV, P223.

　　〔33〕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第22页。

　　〔34〕《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四）第41页，1976年。

　　〔35〕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I, P347、366。      

　　〔3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0；徐正旭：《越南辑略》卷二；《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三；《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67、70页；档案，《军机录副》卷19，《关税》，乾隆五十六年；《宫中档》乾隆56-58年，《两广总督杨琳奏折》。

　　〔37〕《文献丛编》第176辑，《福建巡抚常赍奏折》；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8〕《马恩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9〕王业键：《全汉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载《清史研究集》第5辑第25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40〕看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6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41〕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三，《前代史实二》引《宋会要》。

　　〔42〕按《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记：“凡番货之来，十税其一”；又《文献通考》卷2，《市籴·市舶互市》记：“淳化三年，始立抽解三分”。今按一抽二推算。

　　〔43〕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 P60、193；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四，《市舶》。

　　〔44〕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P290。

　　〔45〕详见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46〕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P201-203。

　　〔47〕参考李康华：《中国对外贸易简论》第192页，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年版。

　　〔48〕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

　　〔49〕千家驹：《东印度公司的解散与鸦片战争》，载《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1934年。

　　〔50〕《大英百科全书》，《中国条》。

　　〔51〕转引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卷第31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52〕根据刘鉴唐：《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的数字统计。

　　〔53〕关于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外流白银的数目，有各种说：Morse说是每年1000万两：严中平、杨端六认为是每年1000万以下（《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38页）；李伯详认为是每年500多万两（《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白银外流的数量》，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54〕《明史》卷325，《外国传六·佛朗机》。市舶司移至电白及澳门事，有争论。

　　〔55〕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八，《夷商三》。

　　〔56〕参看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57〕参看方行：《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58〕李华：《明清时代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载《清史研究集》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60〕《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0第1页；卷六九二第1页；卷七七六第3页。

　　〔61〕《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条、康熙十七年润三月丙辰条。

　　〔62〕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四。

　　〔63〕《宫中档》第3辑第392页。

　　〔64〕《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

　　〔65〕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二，《贡舶二》。

　　〔66〕H·B·Mone，The Chronilc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1 II，P77—78

　　〔67〕《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三三。

　　〔68〕《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三三。    

　　〔69〕《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

　　〔70〕《清高宗实录》卷一二○。

　　〔71〕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三年，《关税》。

　　〔72〕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九，《税则三》。

　　〔73〕参看黄启臣：《略论粤海关的若干特殊制度及其影响》，载《广州研究》1985年第1期。

　　〔74〕W·Hunter, The “Fan-Kwae” at Canton, P53.

　　〔75〕转引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76〕Robert Fortune,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P197, London 1857, 转引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5、48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77〕吴觉农：《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中国实业》第1卷第4期第720页。

　　〔78〕刘子芬：《竹林陶说·广窑附广彩》第7-8页。

　　〔79〕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Vol II，p205-300，The Chinese Repositiory，NO：7， Nov，1833。

　　〔80〕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1页，商务印书局1964年版。

　　〔8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4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82〕陶成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三○。

　　〔83〕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84〕蔺：《乾隆大埔县志》卷一，第22页。

　　〔85〕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铜匠》。

　　〔86〕邓士宪：《道光南海县志》卷四。

　　〔87〕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240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88〕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9〕参看梁嘉彬：《论明清时期广东国际贸易与近代中泰之关系》，载《广东文献》第7卷，第2期。

　　〔90〕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70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91〕转引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