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中部偏西的黄河中游地区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摇篮和中心。之后，逐步向东南方向转移至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最后再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形成现代经济发展的格局。可以说，中国是经历着河流文化到海洋文化的发展进程。

　　岭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有相似之处，即从西江流域偏西地区开始发展起来，然后向东南方向移动，最后向沿海地区发展。现将此轨迹阐述，则可见一斑。

　　一、汉至南朝时期的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开发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是七雄的最强大者，疆域为七国之冠。它除了与中原交往外，还融合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由于楚国与岭南地区毗邻，楚文化在吸引了中原文化后对岭南更发生直接的影响。

　　秦灭六国后，于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发兵50万，“一军守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1〕于东西五路南下统一岭南。因当时陆路交通工具不发达，所以秦军主要从西路水路南下，即“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守镡城之岭”。即一军从湖南宁远县的九疑山前的深水（又称潇水）而下经零陵入湘江，经萌诸岭入封水（今贺江）转郁江（今西江）到番禺；一军在今湖南西南端靖川一带，跨越城岭，下漓水（今漓江）至苍梧入郁江（今西江）下番禺。

　　秦统一岭南后，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将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辖境相当于今广西、广东、越南北部、中部和海南岛。幷“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2〕使秦朝真正成为“南至北向户，幷据河为塞，幷阴山至辽东”的空前统一的大帝国。这些“中县之民”带来铁制生产农具，应用于生产中。两广出土的100多件当时的锄、锸、镰等农具，说明岭南地区农业文明的进步，农产品的产量增加，致使封建剥削成为可能，从而促使岭南地区奴隶主向封建地主的转化，和少数自耕农上升为地主。这是以西江流域伊始的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一个重的质的飞跃，使岭南的封建文化得以开始发端。

　　西汉继续推行郡县制，将岭南分为南海、苍梧、合浦、郁林、珠崖、交州、九真、日南、儋耳九郡。基本上属今广东省者是南海郡，部份或小部份属广东省者为苍梧、合浦郡。苍梧郡治在广信，辖10县，在今广东省境者有广信县（今封开及广西梧州）、端溪（今德庆）、高要。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十三刺史部，岭南地区称交趾部，治所亦在广信，史称：“广信……刺史部。”〔3〕广信处于岭南东、西部的心腹之地，当邕、贺、桂三江交汇之处，诚东粤之襟喉，握水陆交通要冲，对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广信以东至郁南、德庆、高要等西江流域地区，由于其东联南海郡，西溯浔江而连郁林郡，又通过漓江北联灵渠与湘江以至长江沟通；向南又通过高要的新兴江再经陆路后直接通漠河连接高、雷地区等。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岭南开发较早和经济发达的地区。

　　汉代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增加。据史料记载，西汉时苍梧郡有“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七，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东汉时增至“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4〕而此时，南海郡的人口仅为94258人。可见，西江流域苍梧郡的人口列于岭南诸郡之首。人口的增加，使农业生产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为西江流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代西江流域地区的稻作文化和园艺文化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广西梧州地区发掘出土的汉代的各种农具、粮食等遗物、遗址就是佐证。如贺县市莲塘发现的东汉墓地中的两把铁犁，〔5〕经考证是由北方经贺江传入“封中”（西江支流贺江流域一带地方）的。由于铁制农具使用于耕作，使西江流域的粮食不断增加，粮食充裕，仓库储存不少粮食。汉代苍梧县出土的汉墓发现的立柱式铸铜粮仓模型，保存有残留的若干稻谷化石，就是很好的说明。〔6〕东汉时刘熙《释名》卷4中提到名为“苍梧酒”的米酒，说明粮食有余用以蒸酒，显示了苍梧地区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稻作文化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西江流域一带地方的方言中有很多以“那”字为起首的地名，也是标志之一。例如高要县的“那落”，新兴县的“那康”，等，就是越语水田之意，一直保留至今天，是为汉代西江流域稻作文化发展遗留下来的片羽吉光。与此同时，西江流域的园艺文化也发展起来了，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出土的铜盘中盛装柑橙类的果核化石，〔7〕就是例证。又汉代苍梧有个被誉为巨孝的人叫丁密，他“非已耕种菜果不食”，“非家织布不衣。”〔8〕可见，汉代苍梧一带地方的经济作物已获相当程度的发展。到了西晋时期，稽含在其着《南方草木状》一书中，就记载“苍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种之。”〔9〕当时能将荔枝从山中野生引种到田园，应该说是园艺文化的一大进步。

　　在古代，稻作文化和园艺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在两种文化的带动下，西江流域的工艺文化也获得了发展，具体表现是西江流域手工业生产发展起来了。梧州富民坊出土的西汉烧窑遗址，旺步东汉墓地的铜碗，工艺精湛，碗底刻有“章和三年正月十日钱千二百”的字样。〔10〕云浮市出土的汉代铜鼓，经过测定其含锡量为127%，含铅量为109%，属铜、锡、铅三元合金，其含锡量比之春秋末年《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铸鼎略低一些，但技术也是不差了。罗定出土的战国铜鼎与中原的青铜文化有渊源关系，其铸造方法就是中国传统青铜工艺在岭南的具体运用。1980年，德庆县出土的一件陶船模型，长54cm，高20cm，分为头舱、船楼、舵楼，还有操舵状俑人，可以说明当年西江流域造船技术和工艺水平是相当高明了。〔11〕

　　汉代西江流域的货币文化也有所发展，从封开县江口镇蛇冲口出土的五铢钱、货泉铜钱、铁刀、银指环等货币文物可以得到说明。〔12〕

　　汉代“封中”的封水（贺江）在今封开县城江口镇处注入西江，成为东、西、北交通的枢纽，史称：“货之所贸，诚临封之奥区，幷广于咽吭也。”〔13〕封水和漓江分别在今封开县城的江口镇及其西北23公里的梧州注入西江。封开至梧州一带地方是汉代有名的广信县，是当时岭南北交通的枢纽。由此溯水而上，经桂林接通灵渠与湘江以至长江沟通；溯西行，可往广西左江而至越南；而西行不远，从今藤县溯北流江至北流县，过鬼（桂）门关再顺南流江而下至合浦，复由海道或接陆路至徐闻出海；向东可至番禺出海。可以说，广信地区是汉代岭南与中原交往的枢纽。封开县发现杏花村的河床有一处100多米长、1米多厚的西汉文化层，正是汉代“封中”交通发达的遗迹。

　　吴至西晋时期，苍梧等郡的俚人，皆为耕种所需要而酷爱牛犊及水牛，不惜“以子易之”。〔14〕说明此时已经普遍使用牛耕。

　　到了南朝，西江流域已普遍使用牛耕和铁农具进行农业生产。农业技术也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1980年，梧州南朝墓葬出土的陶质耙的模型，显示了犁田而后耙田的精耕农业技术文化已在西江流域地区发展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开始了。肇庆产茶的记载就是有力的说明，史称：“酉（西）平县出皋卢（过罗）茗之利。茗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15〕

　　二、隋唐时期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发展

　　隋朝取消郡一级的地方建制，实行州、县二级管理体制。时广东有潮、循、广、连、洭、罗、合、封、高、冈、建、泷、新、端、越、崖等16州，其中封、泷、新、端四州属西江流域地区。大业三年（607年），废建、罗、冈、新四州，又改行郡县制，将端州改为信安郡，封州改为苍梧郡，下辖高要、端溪（今德庆）、乐城（今德庆乐城）、新兴、博林（今高要西南）、平兴（今高明西）、封川（今封开）、都城（今郁南）、苍梧（今梧州市）等县。唐初承袭隋制。但从中宗到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时期（684—761年），改为道、州、县三级管理体制。天宝元年（743年），又改州为郡，今广东省内有24郡93县。西江流域地区分为高要郡、晋原郡、新兴郡、云浮郡、临封郡、开阳郡等。

　　隋唐时期（581—907年），广东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上了新台阶，其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增加和人口密度升高。据大业五年（609年）统计，时西江流域人口密度大于中、东部，其中又以信安郡、永熙郡为最，每平方公里达到203户，居全省第一位和第二位。到了唐代，信安、永熙、苍梧郡的人口密度（此时行政建制改为端、封、康、泷、新等州）为每平方公里2—3户，虽然略低于韶州（每平方公里47户），而屈居第二，但仍比广州、潮州等地为高。又由于韶州面积大于端、康、封、泷、新等州，因此实际上西江流域各郡的人口度比韶州为高。

　　由于西江流域地区人口多，使农业生产获得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促进隋唐时期该地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耕作技术上，元和年初（806年）《龙城录》记述一个高要农民关于当地耕地的方法：

　　深耕穊植，时耘时耔，却牛马之践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粪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16〕

　　这说明其时西江流域地区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已掌握了深耕细作、合理密植、中耕耘田除草、培土施肥、防治病虫害和畜害等一整套先进耕作技术了。与此同时，新、泷州的农民还创造了一种利用养鱼除草肥田的新耕作方法，史称：

　　拣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畦，伺春雨，丘中积水，即先买鲩鱼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幷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17〕

　　这是一种独特的耕作方法，时人称赞为“乃齐民之术”。可以说，这是开珠江三角洲地区于宋、元、明、清时期的“果基鱼塘”和“桑基鱼塘”多种经营农业生产技术的先河，显示了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先进水平。

　　同时，西江流域地区种植经济作物的多种经营农业也发展起来了，其中尤以种植柑桔着称，幷掌握了一整套柑桔保鲜的技术。一般是果农在秋冬柑桔将熟时，用布复盖，至次年春夏，使其果皮仍保持青色，味道则有甜中带酸，更为可口。武后时被贬为泷州参军的宋之问曾亲眼目睹这种保鲜柑桔的技术说：“林暗交枫叶，国香覆桔花”〔18〕。果农还十分注意改良柑桔的品种，如新州果农经常引种端州高要县的优良柑桔种植，使柑桔“形味俱变”，“其苞大于升者”，“皮薄如洞庭之橘，余柑之所弗及”，故名之曰“变柑。”〔19〕新州果农这种改良种植柑桔的技术，是我国果树品种改良的首创，也是最早的记载，在中国果树栽培学是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的。

　　隋唐时期，在稻作文化的带动下西江流域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也相应发展了。矿治业方面，西江流域一带以淘金而着称于粤。史称：

　　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木箕淘金为业。〔20〕

　　唐后期诗人许浑亦赋诗记述：“洞丁多石，蛮女半淘金。”〔21〕生动地描绘了西江流域地区人民淘金的热潮。唐代西江流域地区开发银矿也实属不少，全省计有77州产银矿，而康、泷、端、封、新五州所产银矿，占全广东产银州的30%左右。同时，陶瓷业已相当发展，在全省28处窑地中，西江流域地区有9处，占324%。其他如封川的蕉布、各州县编织的鱼笼等手工业也颇有名气。

　　更值得秉书的是端州、康州的制砚特种工艺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又以高要的“端砚”而闻名全国。端砚产地羚羊峡斧柯山端溪水一带及七星岩至鼎湖一线的山岭中。其开采始于唐武德之世。〔22〕至唐后期形成了“洞丁多石”的采石制砚热，从而成为端州最有名的制砚基地。幷且积累一整套采石制砚的工艺手工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艺。从资料上看，端砚从采石到制砚，工序繁复，费工又费时。在唐前期，端砚的制作讲究实用价值，形状多如箕形，时人称之为“袖手砚”。中后期的端砚制作注重实用与艺术相结合，即既实用又美观。在砚体雕刻各种各样的仿古纹饰，风格古朴华贵。端砚石质坚硬细滑，颜色多样，具有绚丽多彩的天然花纹，外观格外雍容华贵，甚得时人称道：

　　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为数板，用精铁为周郭，青州（今山东青州县）人作此至有名家者。〔23〕

　　唐人初时用砚以山东青州砚为时尚，后有“端砚”，则青州砚相形见拙，连青州人也以端溪石作砚了。足见“端砚”为后起之秀，一时名声大噪，极受世人珍重，正如李肇所云：

　　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24〕

　　其他如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刘禹锡、李贺、陆龟蒙、李山甫、皮日休、李咸用等均有诗赞颂端砚者。说明端砚这种工艺手工业已长足发展和着称于世了。

　　隋唐时期，西江流域地区的交通发达又是其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其时，从广州出发沿西江而上，经端、康、封州至达梧州，然后溯桂江、贺江而上，路经富（今广西昭平县）、昭（今广西平乐县）等州直到桂州（桂林），再涉漓水至灵渠经湖南的永（今湖南永州市）、衡（今湖南衡阳市）入湘江，与长江流域沟通，溯汉水而上，可达首都长安，全程5040公里。亦可在邓州分叉，越过鲁阳关（今河南鲁山县西南）、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可达洛阳，全线长5085公里。敬宗宝历初（825年）、咸通九年（868年）两次大规模疏浚灵渠，使渠道畅通，“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25〕可见，此时西江流域仍是岭南漕运、商路的主要通道，对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西江水路还有一条泷州线，从广州出发，沿西江而上至康州，南折人建水（今罗定江）过泷州、窦州下茂名水（今茂名鉴江），可直到粤西的高、雷、廉等地。

　　再次，从广州出发沿西江而上至封开、梧州后，溯浔江而上，至邕江而上邕管、客管和安南等地，向西延伸可到南诏、剑南、黔中。贞观十三年（639年），渝州（今重庆市）人侯弘仁就是“自牂牁（今贵州黄平西北）开道，经酉赵，出邕州，以通交、桂”，〔26〕此路与“安南通天竺道”相连，可达天竺（今印度）、东南亚诸国，成为一条国际性边贸交通线。在唐代，交通主要依靠河流水路的情况下，西江流域及西江水系更显出其在发展岭南经济的重要作用。在当时广东沿海航线还不是完全发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当时广东与西江流域地区以至北方的商业贸易也有赖西江去沟通。致使西江沿途的高要（肇庆）、新州、封州、梧州均成为商业繁盛之地。广州地区的盐产及手工业品以及阿拉伯人的洋货，均沿西江源源不断而西、而北，运至全国各地。北方、西部的土特产品也经西江源源东运到广州出口。使广州成为唐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

　　随着上述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西江流域地区的货币经济也相当发达了。当时岭南地区的货币是铜钱和银。根据敦煌出土的《天宝间地志残卷》记载，岭南各州公廨本钱数量，其计量单位用贯（钱）和两（银）。其中在广东境内的22州中以贯作为计量单位有广、韶、循三州；而以两计量的在西江流域的端、封、康、泷等州。说明西江流域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已超过广、韶、循州。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广州等州的通货主要是铜钱，而端、封等州则因这里盛产银矿而普遍使用银币为通货。银属贵金属之一，银币作为货币在西江流域地区比广州率先通用，实是开中国后世银本位货币之先河。这又从另一侧面反映唐代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

　　三、西汉中后期至隋唐时期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汉至隋唐西江流域地区的人口、农业、手工业、交通、商业和货币等经济部门发展的历史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岭南经济的发展是以西江流域地区为源头的，然后逐步顺西江而东南移至沿海地区（即今天我们所指的珠江三角洲）发展。事实上从西汉中后期开始，西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也逐步发展起了，而且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在农业稻作文明方面，东汉以后南海郡的番禺一带，水稻生产开始脱离“火耕水耨”阶段，逐步使用铁犁、牛犁、施人粪肥、秧苗移值、一年两造的精耕细作技术，据考古发现，西汉以降，番禺一带已有陶牛模型随葬；东汉后期79座墓出土陶牛46件。广州沙河顶一座东汉墓出土一件单独作畜圈的陶牛图，圈内有两个牧人俑和5头陶牛；〔27〕佛山澜石东汉墓出土陶牛3件，幷有1件陶水田模型，水田面被田埂分为六方，一手扶犁耕田状。〔28〕此为一人一牛的犁田方法，比较北方早期的二人抬扛的耦耕进了一步。至于铁犁的形制，该水田模型塑出两个：犁头大而长，横截面成等边三角形，纵截面成形。〔29〕这样的犁既能破土开沟，又能向两边翻土和分土，比汉初阶段的犁进步了。这就说明，东汉时期南海郡部份地区已较广泛使用牛耕，而且在耕作技术上是相当先进的。而这些铁犁与上述广西贺县莲塘的东汉墓发现的铁犁相仿。〔30〕

　　　　吴晋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向广东中部、东部地区发展。到了唐代，广东珠江三角洲、北江、东江一带地区已相当普遍使用铁农具与牛耕，使广东农业进入了精耕细作的阶段，幷开始水稻一年两熟和海南岛一年三熟的耕作，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与复种指数，促进粮食产量的提高，贞元年间（785—805年）每亩产量达到2斛，〔31〕接近了江淮地区水稻亩产3石的水平，说明广东部份地区的粮食生产已接近全国领先的地位。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东部、中部和沿海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后来居上，慢慢超过了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这同中国整个经济历史的发展脉络基本上是一致的，是符合广东二千年来经济发展的实际的。

　　　　经济是基础。正是由于西江流域地区在汉唐时期经济的率先发展，因此，作为广府文化一部份的西江文化也率先得以发展起来。无论是教育、学术、艺术等方面，都是最早兴起的地区。不少由于种种原因而聚集于西江流域的汉唐文人学士，或教授学生，或研究学问，或著书立说，宣传中原儒家文化，其推动岭南文化的进步之功不可灭。据不完全统计，两汉南下苍梧及西江流域的学者所着学术著作达20多种。〔32〕其中以经学大师陈钦的《陈氏春秋》、陈元的《左氏同异》影响最大，可以说当时左氏春秋学在岭南的一个重要学派，在全国学术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岭南经学可算以二陈为嚆矢，正如民族学家徐松石先生在其着《粤江流域人民史》中所说：

　　自从这时（指汉武帝平越，即元鼎五年）以后，岭南文教大兴。有广信人（即今苍梧）陈钦，字子佚，治左氏春秋，王莽从他受学。他的儿子陈元，字长孙，亦精左氏春秋，官至议郎。岭南经学，实以二陈为始〔33〕。

　　　　科举人才也在各州之前。可以说，西江文化开了广府文化的先河。这一点，香港大学教授罗香林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

　　　　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中心。现在的广东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的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当时的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的学术成就，但可以代表广东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部的几个学者。……这是广东学风的重要先河。〔34〕

　　注　释：

　　〔1〕《淮南子·人间训》。

　　〔2〕韦昌明：《赵井记》。

　　〔3〕《后汉书·郡国志》。

　　〔4〕《汉书·地理志》。

　　〔5〕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6〕梧州市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载《文物》1977年2期。

　　〔7〕李乃贤：《广西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载《文物资料丛书》第4辑。

　　〔8〕道光《广东通志》卷303。

　　〔9〕稽含：《南方草木状》卷4。

　　〔10〕罗德振、陈朗月：《梧州出土文物概述》，载《广西文物》1990年第2期。

　　〔11〕杨式挺等：《广东封开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载《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12〕《文物》1988年第10期。

　　〔13〕康熙《封川县志》卷20，《艺文》。

　　〔14〕《太平御览》卷785，《南州异物志》。

　　〔15〕《太平御览》卷867，引。

　　〔16〕柳宗元：《龙城录》。

　　〔17〕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18〕《全唐诗》卷52，宋之问：《过蛮词》。

　　〔19〕段公路：《北户录》卷3。

　　〔20〕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21〕《全唐诗》卷537、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诗》。

　　〔22〕计楠：《石隐砚谈》，《美术丛书》第3集第7辑。

　　〔23〕何远：《春渚纪闻》卷9。

　　〔24〕李肇：《国史补》卷下。

　　〔25〕《全唐文》卷804，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

　　〔26〕《资治通鉴》卷195。

　　〔27〕广东省博物馆：《广州沙河顶发现一座东汉墓》，载《考古》1986年第12期。

　　〔28〕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4年第9期。

　　〔29〕徐恒彬：《汉代广东农业生产初探》，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30〕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31〕按《全唐文》卷639，李翱：《徐公行状》一文所记推算。

　　〔32〕张荣芳、王川：《两汉时期苍梧郡文化述论》，载《岭峤春秋》（二）第497—4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3〕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上），第1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罗香林：《书林》第1卷第3期，1937年。

　　（原载《西江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