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深,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代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实行进口商品专卖制度的王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制度出现的原因何在？乳香是进口商品专卖制度的核心。乳香并非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交易额也远不如茶盐酒，但由乳香专卖却稳定地持续了二百多年。中国古代茶盐酒专卖制度在建立初期，全都经历过风雨飘摇、存废交替的剧烈动荡，唯独乳香没有经历这个时期。这是因为乳香具有某种独特的性质，还是时势使然？ 

　　拨开覆盖在乳香专卖制度上的历史尘埃，查清其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本文的任务主要是摸清乳香专卖制度建立过程及其原因。

　　一、进口商品专卖的最初阶段

　　宋代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基本成型也在太宗朝。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三月，香药库使张逊建议，设置榷易局，将宋朝府库中大量积存的香药宝货投放市场，让商人用“金帛”购买和交换，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大出官库香药宝货，稍增其价，许商人入金帛买之，岁可得钱五十万贯，以济国用，使外国物有所泄。”〔1〕

　　此时，登上皇位不及5个月的宋太宗，已经表现出通过完善的制度安排、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强势的专卖制度，保证朝廷有效控制社会财富的决心。他于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十月即位，次年正月做了几件事。一是让三名官员分掌左藏三库，理由是“财货充溢，势须别置官吏，使各专其职耳。”〔2〕这个方式有益于提高政府手中财富的管理运作水平。二是严格约束地方大员，禁止他们“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3〕这是防止官员培植个人势力，侵蚀国家财政基础的措施。三是强化茶法和盐法，用加重处罚、严密法规的方式制止违法行为，提高茶盐专卖收益。〔4〕所以，张逊的提议甚合太宗的胃口，被欣然接受。〔5〕

　　宋朝随即决定香药宝货由政府垄断经营，商人只许向官府购买这类商品。同在太平兴国二年三月，监在京出卖香药场大理寺丞乐冲和著作佐郎陶邴上言，要求禁止私人经营“香药、犀牙”。朝廷颁令，不准任何人私自买卖来自海外国家和沿海港口的香药、犀牙；国内各地出产的同类产品，也要在限定时间内逐步由官府经营。“诏自今禁买广南、占城、三佛齐、大食国、交州、泉州、两浙及诸蕃国所出香药、犀牙。其余诸州府土产药物即不得随例禁断，与限令取便货卖。如限满破货未尽，并令于本处州府中卖入官。限满不中卖，即逐处收捉勘罪，依新条断遣。诸回纲运并客旅见在香药、犀牙与限五十日，行铺与限一百日，令取便货卖。如限满破货不尽，即令逐处中卖入官。”〔6〕

　　这是宋朝进口商品专卖制度的开始。它很快为宋朝带来预期收入：“一岁中果得三十万贯。自是岁有增羡，卒至五十万贯。”〔7〕但专卖品种类过于广泛，如果不是后来有所改进，整个制度可能很快面临被搁浅的命运。进口和国产香药中，许多是民间习用疗病养伤的药物。专卖导致这些药品价高和短缺，普通百姓的正常需求得不到满足。更重要的是，专卖制度的运作成本很高，要求有很高的收益率。进口商品专卖虽说不必顾及生产环节，但销售环节操作难度仍然很大。大量香药和其它海外产品实行专卖，如何将它们与国产同类产品相区分？如将国产同类产品也一律官营，收购和防范违禁的任务就更为繁重。香药、犀牙的销量远不如茶盐酒，实际收入也不可同日而语，倘若再加上高昂的行政费用，就肯定不能长期维持。因此几年后，宋朝对该制度进行第一次重大调整，取消了大部分香药的专卖。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闰十二月，太宗在一份诏书中说：“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船舶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条法。如违，依条断遣。其在京并诸处即依旧官场出卖，及许人兴贩。”继续禁榷的商品共有8种，它们是：玳瑁、牙犀、宾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不再禁榷的商品有37种，它们是：木香、槟榔、石脂、硫黄、大腹、龙脑香、沉香、檀香、丁香、皮桂、胡椒、阿魏、莳萝、荜澄茄、诃子、破故纸、荳蔻花、白荳蔻、硼沙、紫矿、胡芦芭、芦荟、荜拨、益智子、海桐皮、缩砂、高良姜、草荳蔻、桂心苗、没药、煎香、安息香、黄熟香、乌樠木、降真香、琥珀等。后来，紫矿也列入禁榷品。〔8〕榷即专卖，禁榷品即专卖品。

　　在宋朝对进口商品实行专卖的第一阶段，名义上专卖的商品是“香药、犀牙”，其实这只是进口商品和国产同类商品的代称，几年后不再禁榷的三四十种香药，以及继续禁榷的玳瑁、宾铁、鼊皮、珊瑚、玛瑙等都在其中，共计有四五十种之多。到第二阶段，依旧专卖的进口商品种类降为不到10种，经营管理难度明显降低。可以说，宋代进口商品专卖制度至此基本成型。

　　但专卖商品的种类还是过多，宋朝继续减少其数量。到北宋中期，进口商品中的禁榷品已减为乳香和较大的象牙等二三种，〔9〕以乳香为主的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完全成型，这一制度一直维持到南宋中后期，历时达二百多年。〔10〕

　　二、实行进口商品专卖的原因

　　专卖收入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大财源，是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繁荣的反映。唐中叶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和两税法的确立，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移至江南一带，专卖收入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唐代宗大历（766-779年）末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11〕如果加上茶、酒等，专卖收入无疑超过唐朝岁入的一半。五代时期，专卖制度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宋氏代周后，延续后汉、后周盐茶酒专卖制度并加以改进。后汉初，“犯私曲者并弃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宋太祖认为后周法律还是过于严厉，便于建隆二年（961年）四月下令：“民犯私曲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其余论罪有差。私市酒曲减造者之半。”与此同时，他还下令减轻违禁贩盐者的刑罚“官盐阑入禁地贸易至十斤，煮碱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12〕约在同时期，宋朝的茶禁也已推行。建隆三年（962年）正月，监察御史刘湛，因“奉诏榷茶于蕲春，岁入增倍”，越级升迁为膳部郎中。〔13〕榷茶岁入倍增，说明一年前宋朝已经榷茶。上述史料表明，宋朝立国初年，茶盐酒专卖就已展开。

　　王朝立国之初便同时实行几种商品的专卖，这在唐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情况，这是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结构重大变化对宋代财政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表明专卖收入对于政府财政来源的重要性有增无减。比较唐至明各朝官修正史，我们可以看出《宋史》中茶、盐、酒、矾的字词使用频率特别高。

　　官修正史中的茶盐酒矾的使用频率，对于我们瞭解统治者重视这些商品的程度有一定参考价值。宋朝对茶盐的重视，随着财政状况趋于严峻而逐渐升级。在南宋初年，金兵南下，宋室迁播，赋入鋭减，军费剧增。南宋王朝对专卖收入的依赖到了“舍茶盐则无以立国”的程度。〔14〕《宋史》中茶盐使用频率不但居第一位，而且高高在上，反映了宋朝对茶盐收入的依赖。从表一可见，从唐朝到明朝，茶使用频率居第二位的《明史》，仅为《宋史》的32.92%；盐使用频率居第二位的《元史》，仅为《宋史》的41.93%。各类专卖品中，最接近《宋史》指标的是《明史》中的酒，也不过为51.49%。宋朝对专卖收入的重视和依赖，是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得以产生的土壤。

　　另外，航海贸易的异军突起，为政府专卖进口商品提供了条件。唐中叶以后，传统的西北陆路交通贸易日渐式微，中国东南沿海航海贸易则进入凯歌高奏的时代。

　　从唐朝文献中，我们看到，广州由于“南海郡利兼水陆，瑰宝山积”，故多贪官，“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巨万而死。”〔15〕自开元始，40年间，“治广有清节者”，仅有宋璟、李朝隐、卢奂等三人。〔16〕卢奂任南海太守后，不但为官清廉，且治理有方，“遐方之地，贪吏敛迹，人用安之”，因而受到朝廷格外嘉奬。唐朝先是给他加上银青光禄大夫头衔，后把他调往京师，“入为尚书右丞”〔17〕。广州的繁富，不但让贪官污吏垂涎三尺，也让中央王朝牵肠挂肚。古籍记载的贪官和清官，多数生活于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中叶以后广州外贸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大历四年（769年），李勉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因战乱关系，此时每年只有4-5艘远洋船舶进入广州港。经过李勉的治理，驶入广州港的商船增至40多艘。〔18〕唐代宗大历年间，广州外贸已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

　　航海贸易为中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以陆路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时代，商品运输方式以牲口驮为主，运载数量有限，输送成本高昂。陆路贸易还受到穿越国家地区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制约，经常受到阻滞，面临巨大风险。航海贸易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航海贸易技术要求比较高，早期的远洋事业风险很大，风向航程难以把握。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人类克服险风恶浪的能力逐渐增强。远离海岸的深海航行，不但可取较为便捷的路线，还规避了来自政治和社会的不少风险；加上船舶越造越大，运载量随之提高，航海贸易的优势日益显露。〔19〕唐中叶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前，曾于天宝九载到广州采购物品。他眼里，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20〕广州外贸是中国航海贸易繁荣兴盛的一个缩影。

　　与外贸规模相适应，唐末五代时期，东南沿海各地方政权普遍富有，贡献给中原王朝的物品中，进口商品的数量也越来越大。

　　在广州，开平元年（907年）这一年，广州官员三次向刚取代李唐政权的后梁太祖朱温贡献物品。5月间，“进奇宝名药，品类甚多。”10月“进献助军钱二十万，又进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等。”11月，又“进龙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棱玳瑁器百余副，香药、珍巧甚多。”〔21〕干化元年（911年），广州向梁太祖贡献“犀象、奇珍，及金银等，其估数千万。”〔22〕次年四月，来自广州地方政权的“金银、犀牙、杂宝货，及名香等，合估数千万。”〔23〕广州进献的多是海外产品。

　　在福建，官员贡献的物品包括海味、茶、金银、金银器，另有不少海外产品及其制品。开平二年（908年）九月，福州官员向后梁太祖贡献“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24〕天福三年（938年）十月，福建节度使王继恭向后晋高祖进奉物有真珠二十斤，犀三十株，牙二十株，香药一万斤。〔25〕北宋立国后，泉州陈洪进遣使于干德元年（963年）十二月，“贡白金千两，乳香、茶药皆万计。”〔26〕

　　五代至北宋初，吴越国向中原王朝进献的物品甚为可观，有丝织品和金银茶等当地自然出产物和人工制品，还有大量进口商品。天福二年（937年）十月，吴越王钱元瓘向后晋进献物有杂细香药一千斤，牙五株，真珠二十斤。〔27〕开运三年（944年）十月，钱弘佐再向后晋贡献物包括乳香、黄散香共一千斤，苏木三万斤。〔28〕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吴越国慑于宋军兵威，贡献的物品数额更大。干德元年（963年），的献给宋太祖贡品有“犀牙各十株，香药一十五万斤，金银、真珠、瑇瑁器数百事”。〔29〕宋太宗登基后，钱俶所贡物品包括犀角、象牙三十株，香药万斤。〔30〕开宝九年二月，钱俶进献的银绢、乳香、吴绫、紬绵、钱茶、犀象、香药，“皆亿万计”。〔31〕太平兴国三年三月，钱俶进献的物品数量之巨，前所未有。其中有乳香万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药万斤，苏木万斤。〔32〕

　　进入10世纪后，南方王国贡献的香药乳香动辄以千斤、万斤计数。这个以往鲜见的新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航海贸易规模的扩大。

　　北宋初年，宋朝加强中央集权，中央政府控制了各地的大量财富。京师府库，海外产品充溢。其中的海外珍品，除来自各个割据王朝外，还有其它来路，其中有：第一，各海外国家的贡献。“宋兴，既收南越之地而交址奉贡职，海外之国亦通关市，犀象、珠玑百货之产皆入于中国”。〔33〕北宋初年，三佛齐对于同宋朝的交往尤为积极，在太祖朝，据不完全统计，其使节到达京师达八次之多。三佛齐地处中西交通要冲，来自南亚和西亚的乳香等商品都经过该国转运而来。三佛齐的贡献大大增加了宋朝境内后来成为专卖品的香药、犀牙数量。第二，宋朝在兼并南方各国后，把包括海外产品在内的各割据王国财宝运往京师，数量巨大。宋朝皇帝私有以备非常之需的内藏库，最初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34〕

　　宋朝府库中积累的大量进口商品，客观上给宋初统治者提供了经营获利的条件。

　　三、乳香脱颖而出的原因

　　在太平兴国二年，乳香还只是几十种香药中的一种，地位并不突出。太平兴国七年，乳香变为近十种专卖品中的一员，和唯一继续禁榷的香药。其后乳香在专卖品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经过太平兴国二年以后市场的考验，乳香不仅战胜了其它所有的香药，还压倒了珍珠、玳瑁、玛瑙等传统进口商品，成为进口商品中最适合政府专营的品种。乳香在众多进口商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何在？

　　从唐末五代起，乳香在海外产品中已经具有比较突出的地位。

　　记述唐末五代和宋初史事的史籍，记録了中国南方各地、各割据王国，以及海外各国进献中原王朝的各种礼品。在众多礼品清单中，除了香药这一笼统称呼外，乳香是提到次数最多的香药。入宋以后，南方国家贡献宋朝的乳香数量之大，令人吃惊。根据现存史料，太祖和太宗朝，吴越王进献的乳香有过一次便高达1万斤、2万斤和5万斤的记録。〔35〕

　　在宋朝实行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前后，乳香一再从南方政权的礼品清单中单独列出。开宝九年（976年）二月吴越王钱俶的礼品有：“银绢、乳香、吴绫、紬绵、钱茶、犀象、香药”等。〔36〕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钱俶进献包括乳香万斤和香药万斤。〔37〕乳香以往多同其它香料、药物一道合称香药，这两次却在香药之外单列开来，说明乳香的地位已非同小可。

　　乳香所以能在众多香药中脱颖而出，主要因为它的销路比较广，在转口贸易、医药卫生、宗教祭祀和手工业生产等场合，都可派上用场。

　　首先，宋朝立国前后，香药在西北边关互市中颇有销路。辽会同四年（941年），后晋曾遣使向辽朝进献香药。〔38〕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宋朝开始专卖进口商品。同月，宋朝还在陕西、河北路宋辽边界地区设置榷务。史书记载，“契丹在太祖朝虽听沿边互市而未有官司。”“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与相贸易。”〔39〕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月，前者涉及香药的政府专营，后者则是官方将香药运往宋辽边界贩卖，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互有关联的。我们还不清楚两件事起始之先后，但可以肯定，即使边关互市不是专卖香药、犀象的初衷，也是它的重要目标。我们还可以推论，五代以来，香药在契丹有相当大的销路，边关互市大有可为。

　　乳香是香药的一种。畅销于契丹的香药中，是否包括乳香？《钦定重订契丹国志》在“诸小国贡进物件”中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等，每三年向契丹贡献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等。〔40〕厉鹗在《辽史拾遗》中则记载，契丹属国高昌国对契丹“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物包括大珠、乳香等。〔41〕朝贡是小国、弱国对大国、强国表示臣服和友好的方式，礼品总是对方所稀罕、宝贵之物。契丹史料提到的礼品中，乳香是唯一的香药。显然在各国送给契丹的礼品里，乳香的地位颇为重要。北宋初年，宋朝有大量乳香可供出售。由此推知，宋辽边关互市的香药中肯定包含乳香，而且数量可观。

　　乳香除了用于西北边关贸易，转口辽朝外，还通过中日贸易，转口日本。

　　其次，宋朝是医药卫生行业大发展和乳香药用价值得到广泛发掘运用的时代。

　　乳香是出产于阿拉伯地区的一种树脂，〔42〕既可入药，也可用作香料。在中国古代，乳香早已从陆路和海路进口，并为国人所瞭解。北宋人洪刍记载，乳香“性温，疗耳聋、中风、口噤、妇人血风。能发酒治风，冷止大肠，泄僻疗诸疮疖，令内消。”〔43〕唐慎微的说法大同小异：“乳香微温，疗风水毒肿，去恶气，疗风瘾疹痒毒。”〔44〕

　　现存古代医药书中，成书于唐代的有3部，共34次提到乳香及其别名熏陆香；成书于宋代的至少有26部，380多次提到乳香。提到乳香次数最多的宋代医书是陈师文等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65次提到乳香；其次是《小儿卫生总微论方》，50次提到乳香。

　　宋代经济颇为活跃，人口增长迅速。至道三年（997年），全国户数为451.4257万；〔45〕天圣七年（1029年），全国户数突破一千万，达到1016.2689万；〔46〕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户数首次超过二千万，为2026.4307万。〔47〕人口多了药物需求也相应增加。乳香药用价值得到较大发掘和运用的同时，药用数量也会大幅度上升。

　　第三，佛教、道教与乳香的因缘深厚。隋文帝曾下令全国二十八州立佛舍利塔，并提供乳香：“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48〕据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卷十二记载：隋文帝第三子的施物中亦有“熏陆香少许”。天宝二年（743年），鉴真为东渡日本，向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购买“军舟一只”，另采办货物一批，其中包括熏陆香。〔49〕在道家看来，乳香神人共贵，是供奉“高天上圣”的香。真宗朝名臣丁谓在被贬谪海南时，作《天香传》叙述海南诸香：“真仙所焚之香，皆闻百里，有积烟成云、积云成雨。然则与人间所共贵者，沈水、熏陆也。”“沈、乳二香，所以奉高天上圣，百灵不敢当也”。〔50〕 

　　北宋真宗和徽宗朝，皇帝尊崇道教，对乳香的消费到了毫无节制的地步。

　　丁谓说：真宗“祥符初，奉诏充天书扶持使，道场科醮无虚日，永昼达夕，宝香不絶，乘舆肃谒则五上为礼（真宗每至玉皇真圣祖位前，皆五上香也）。馥烈之异，非世所闻。大约以沈水乳（或谓“沈香、乳香”——引者）为末，龙脑和剂之。......袭庆奉祀，日赐供乳香一百二十斤（入内副都知张淮能为使）。在宫观密赐新香，动以百数（沈、乳、降真等香）。由是私门之沈、乳足用。”〔51〕

　　南宋人陆游说：徽宗崇宁间，“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须币帛、珠砂、纸笔、沉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52〕

　　这是乳香使用的极端最高时期，其它时候的礼佛敬神，乳香消耗也不在少数。

　　第四，作为手工业原料。在唐代，与医药有关的手工业产品已开始用乳香作原料。僖宗时，高骈曾任淮南节度使。“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盖多竹屋或不慎之，动则千百间，立成煨烬。”一天，“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録之，即付于法。临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后人，死无所恨矣。时（高）骈延待方术之士，恒如饥渴，监刑者即缓之。驰白于（高）骈。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高）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隙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刃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后以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53〕由此可见，唐代乳香已成为酿造药酒的原料。在宋代，人们还把乳香作为制茶的原料。林逋有诗云：“石辗轻飞瑟瑟尘，乳香烹出建溪春。世间絶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54〕 

　　上面列举的仅为乳香的主要用途，已可见其使用范围之广。宋人有“乳香一色，客算尤广”的说法。〔55〕但是，广泛使用并不是乳香成为专卖品的充分条件，乳香本身的一些特质也是不可或缺的。

　　其一，乳香在宋代是纯粹的进口商品，政府容易控制其来路。按照宋人叶庭珪的说法，乳香“一名熏陆香，出大食国之南数千里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扺类松，以斤斫树，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为块。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一般人都认为乳香有个别名，谓“熏陆香”，但宋人陈敬则认为乳香和熏陆香并非一物异名，只是同一类物质罢了：“乳香盖熏陆之类也”。〔56〕但两人一致认为乳香或熏陆香都产自海外国家。

　　其二，便于运输。乳香是产自阿拉伯地区的树脂，体积不大，不怕挤压，不易破碎，不易变质。因此宋朝多把乳香作为“粗色”来运输。〔57〕

　　其三，便于销售。乳香“之品十有三。其最上品者为拣香，圆大如乳头，俗所谓滴乳是也。次曰瓶乳，其色亚于拣香。又次曰瓶香，言收时量重，置于瓶中。在瓶香之中，又有上中下三等之别。又次曰袋香，言收时只置袋中，其品亦有三等。又次曰乳拓，盖香在舟中熔拓在地，杂以沙石者。又次黑拓，香之黑色者。又次曰水湿黑拓，盖香在舟中为水所浸渍，而气变色败者也。品杂而碎者曰斫削簸扬为尘者曰纒末。”〔58〕赵彦卫载：“凡乳香有拣香、瓶香（分三等）、袋香（分三等）、榻香、黑榻水湿、黑榻纒末。”〔59〕乳香档次高下悬殊，便于不同阶层人士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需要加以选择。

　　乳香的形状比较细碎，既可大宗交易，也可零星买卖。乳香的药用，一般以钱、分、厘为单位，很少用上半两、一两。表二中，价格最高的四色瓶香，每斤平均价格约3.5贯，每两便为218.75文；最便宜的“散缠香末”每斤1.8贯，每两便为112.5文。这样的价格水平，对于比较贫穷的社会群体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四、余　论

　　以乳香为主的进口商品专卖制，是宋朝因应新的经济形势而进行的制度创新。

　　唐中叶以后经济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既是南方经济发展，竞争力加强的结果，也成为南方经济进步的新动力。在中国经济变迁诸因素，以及一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南沿海航海贸易异军突起，使外贸在中国经济和国家财政上的地位大为提高。〔60〕长期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的每一个进步，都能成为统治者强化其统治的条件，海外贸易的发展也不例外。

　　北宋初年，统治者面临十分复杂难解的军事政治问题。军事方面，赵匡胤夺取后周统治权后，随即陷入敌对国的包围之中。宋朝在逐一兼并割据王国过程中，军费开支浩大是可以想见的。政治方面，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教训，使太祖、太宗决心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密切防范分裂势力东山再起。为确保对各地的有效统治，宋朝在各地建立日益庞大复杂的统治网络，行政和保安费用居高不下。为保证京师有足够的权势和兵威，宋朝在京师大集军队，多聚钱财。为了确立和巩固皇权，皇帝还设置了内藏库，各地各国上供和进献的精品有不少收纳其中。〔61〕支出大加上储存多，迫使宋朝统治者尽量扩大财源。于是，宋朝利用海外贸易发展等一切条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进口商品专卖制度，与茶盐酒等专卖的作用一样，社会作用颇为复杂，不应一概肯定或否定。从积极方面看，宋朝长期冗兵冗官冗费，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对于经常性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不无小补，在支援北宋西北边防和维持南宋纸币信用等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进口商品专卖制度的负面作用也很明显。

　　首先，为垄断货源，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港口垄断贸易制度，只允许少数港口经营专卖品，因而导致港口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破坏了外贸经济的正常演进，也对后世产生了不好的示范作用。

　　其次，专卖所以能带来额外收入，因为它人为地抬高了商品的零售和批发价格。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垄断高价。这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再次，在宋代，乳香的市场比较大，但毕竟有个限度，一旦市场饱和，购销活动便趋于停顿。为实现乳香的价值，宋朝不仅在榷货务、榷场等销售专卖品的场所出卖乳香，还不时地将乳香运往内地，让各路转运司代销。转运司为完成任务，往往强制当地百姓购买，给人民带来很重负担。在北宋和南宋，官府强制百姓购买乳香的行为都曾引发民变。

　　政府增加收入的行为未必都是正当的，政府直接掌握的财富也不是越多越好。在中国古代，管理国家的是宗法专制政权。由于最高统治集团不受任何有效制约，他们行为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征收赋税的数量，不必征得人民的同意，甚至不必经过周密思考。判断政府征税行为合理与否的标准，是保护人民权利的需要，超出了这个界限就是不合理。当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等使人民权利受到威胁和侵犯，而政府财政资源又不足以提供必要保护时，增加赋税便有合理性。但当财政紧张状况缓解时，仍然维持提高了的赋税水平，就是不合理的。

　　政府掌握的财富应当在保护人民利益所需的限度内，超过部分应当归还人民。从所有权角度看，社会财富属于人民，只是当人民需要政府提供社会产品时，才会愿意将部分财产转让给政府。因此，多余的转让理应回到人民手中。从后果角度来说，社会财富留在民间比交给政府要可靠。在中国古代，政府经常管不好社会财富，政府手中钱财过多有害无益。西汉初年，统治者“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62〕汉武帝上台后，“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借天下之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63〕西汉王朝上百年的积蓄，被汉武帝消折损耗一空。北宋真宗朝，盐铁使陈恕不愿将“中外钱榖大数”报告皇帝，原因是“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羡，恐生侈心，故不敢进也。”〔64〕北宋中期因熙丰变法，宋朝积聚了很多钱财。徽宗上台后，“妄耗百出，不可胜数”，〔65〕很快把宋朝家业挥霍殆尽。

　　在中国古代，关心民众的官员对专卖制度多持保留态度。北宋仁宗时，当知道有人建议实行醋的专卖时，官员王曾指出：“榷酒盖出于前代之不得已，今以经费至广，未能省去，若又榷醋，则甚矣。”〔66〕在王曾看来，专卖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不值得提倡。马端临更把盐铁酒茶专卖归类于“衰世”之法。〔67〕

　　宋代进口商品专卖制建立之后，平稳地存在了二百多年。其间，宋朝财政状况并不总是非常紧张。澶渊之盟后，宋辽有过几十年息战期；宋夏战争也有颇长的间歇期；神宗时，政府实际收入猛增；绍兴和议后，宋金间长时间无大规模战争。宋朝财政相对宽松的时期，并未使宋朝调整专卖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宋代进口商品专卖制度稳定地维持了二百多年，不仅在现代人看来不妥当，也未必符合古代士大夫所遵循的道德准则。

　　注释：

　　〔1〕 《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乙亥。

　　〔2〕 《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

　　〔3〕 《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

　　〔4〕 《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丁未。

　　〔5〕 《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乙亥。

　　〔6〕 《宋会要·食货》三六之一二。

　　〔7〕 《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乙亥。

　　〔8〕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

　　〔9〕 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载，在北宋中期的广州，“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尽官市，盖榷货也［0］。”

　　〔10〕乳香专卖制度始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到南宋光宗龢宁宗朝，开始有所松动。乳香之外，每支重达30斤的大象牙，北宋中期和南宋绍兴初年依然专卖。在南宋鍮石也是专卖品。鍮石是一种黄铜矿或自然铜，部分来自海外。

　　〔11〕 《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

　　〔12〕 《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四月壬戌。

　　〔13〕 《长编》卷三，建隆三年正月丁亥。

　　〔14〕 叶适：《水心集》卷四《奏议·财总论二》。《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载，淳佑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国，专仰盐钞。”

　　〔15〕 《旧唐书》卷九十八《卢怀慎传附卢奂传》。

　　〔16〕 《新唐书》卷一二六《卢怀慎传附卢奂传》。《旧唐书》卷九十八《卢怀慎传附卢奂传》认为有4人：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卢奂。

　　〔17〕 《旧唐书》卷九十八《卢怀慎传附卢奂传》。

　　〔18〕 《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作“故末年至者四千余。”四千余应为笔误，应为四十余。参见《新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

　　〔19〕 11-12世纪，中国帆船已发展为巨大海舶，装载乘客可达千人以上，当时中国造船业的进步是世所称誉的。见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20〕 （日）真人元开着，汪向荣校：《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74页。

　　〔21〕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九七《闰位部·纳贡献》。

　　〔22〕 《册府元龟》卷一九七《闰位部·纳贡献》。

　　〔23〕 《册府元龟》卷一九七《闰位部·纳贡献》。

　　〔24〕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纪》。

　　〔25〕 《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

　　〔26〕 《宋史》卷一《太祖本纪》。

　　〔27〕 《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

　　〔28〕 《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

　　〔29〕 《宋史》卷四八0《世家三 吴越钱氏》。

　　〔30〕 《宋史》卷四八0《世家三 吴越钱氏》。

　　〔31〕 《宋史》卷三《太祖本纪》。

　　〔32〕 《宋史》卷四八0《世家三·吴越钱氏》。

　　〔33〕 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九《推（榷）易》。

　　〔34〕 《建炎杂记·甲集》卷十七《内藏库（激赏库）》。

　　〔35〕 见《宋史》卷四八0《呉越钱氏》。

　　〔36〕 《宋史》卷三《太祖本纪》。

　　〔37〕 《宋史》卷四八0《世家三·吴越钱氏》。

　　〔38〕 《辽史》卷四《太宗纪》。

　　〔39〕 《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庚寅。

　　〔40〕 《钦定重订契丹国志》卷二十一《南北朝馈献物》。

　　〔41〕 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八《高昌国》。

　　〔42〕 赵汝适：《诸蕃志》卷下《乳香》载：“乳香，一名薫陆香，出大食之麻啰拔、施曷、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概类榕，以斧斫株，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为块”。

　　〔43〕 洪刍：《香谱》卷上《乳香》。

　　〔44〕 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十二。

　　〔45〕 曾巩：《隆平集》卷三《户口》；章如愚《群书考索》卷六十三《地理门·户口类》。

　　〔46〕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宋会要·食货》一一之二六；章如愚：《群书考索》卷六十三《地理门·户口类》。

　　〔47〕《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

　　〔48〕 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五十三《隋文帝立佛舍利塔》。

　　〔49〕 （日）真人元开着、汪向荣校：《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页。

　　〔50〕 丁谓：《天香传》，陈敬《陈氏香谱》卷四。

　　〔51〕 丁谓：《天香传》，陈敬《陈氏香谱》卷四。

　　〔52〕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53〕 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一九《高骈》.

　　〔54〕 林逋：《林和靖集》卷四《茶》。

　　〔55〕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七。

　　〔56〕 陈敬：《陈氏香谱》卷一《乳香》。

　　〔57〕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二。

　　〔58〕 陈敬：《陈氏香谱》卷一《乳香》。

　　〔59〕 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五。

　　〔60〕 陈炎认为，唐中叶海陆两路贸易消长与大食国的积极努力有关：“只是到了唐代中期，随着大食定都于巴格达，中国通向波斯湾的航线才出现了新的突破。”“唐代主要的海外贸易对象大食，自建立阿拔斯王朝后，即全力加强海上交通。其都城巴格达由陆上丝路西段的陆路交通中心转而成为海路交通中心。这—转变正好是与中国陆上丝路的衰落、海上丝路的兴起相适应的。”“大食极力发展海上交通，与唐代中期后海上丝路的兴起，几乎是同时出现，彼此遥相呼应的”见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61〕 南宋人朱熹评论：“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于内藏库、封桩库。”（《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一《财》）朱熹说的是南宋的情形。其实在自北宋初建内藏库时，情况已经如此。

　　〔62〕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63〕 《后汉书》卷一二0《鲜卑传》。

　　〔64〕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十四《财赋门》。

　　〔65〕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

　　〔66〕 《长编》卷一0四，天圣四年乙丑。

　　〔67〕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