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臣，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当今为世人瞩目的经济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是经历了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和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产业全球化历史发展阶段的。而在贸易全球化的历史阶段，即中国历史的明清之际（明嘉靖中至清嘉庆年间）的260多年期间，广东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省会广州则成为中心市场的中心市场。本文拟就广东在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地位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一、广东形成贸易全球化中心市场

　　1.贸易航线通往全球

　　①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欧洲航线。这是葡萄牙人于1553年进入澳门和租居澳门后开辟的航线，全长11890海里。

　　②广州-澳门-长崎航线。这也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开辟的东方航线。

　　③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这是广州与东南亚国家的古航线，明清之际进一步发展。

　　④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这是万历三年（1575年）开辟的新航线，终点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港口。

　　⑤广州-澳门-纽约航线。这是1784年纽约一群商人购买一艘定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erss of China）的帆船驶到广州黄埔港而开辟的航线，标志着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

　　⑥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线。这是1805年11月沙皇组织以克鲁任斯泰伦率领的“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船到达澳门，1806年1月进入广州贸易而开通的中俄航线。

　　⑦广州-澳门-大洋洲航线。1819年，英国商人詹姆士·孖地臣在广州购买中国茶叶，装满在一艘名为“哈斯丁侯爵”船，从广州经澳门开往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港（Port Jackson），从而开通广州至大洋洲的贸易航线。

　　所以清末《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中说：“各行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

　　2.进出口贸易商船大为增加

　　①出口商船。

　　据统计，1580-1630年，每年由广州经澳门到日本长崎贸易的商船从2艘增至8艘；1684-1757年，中国开往日本的商船共3017艘，其中有相当部分从广州开出；1757-1838年，开往日本的商船为800艘，絶大部分从广州黄埔港开出；开往东南国家的商船共229艘。

　　 ②进口商船。

　　明中叶至明末外国商船经澳门进入广州贸易者，未见有统计数字，只见有“西洋海舶常泊广州”，洋舶“由虎跳门薄广州”，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5艘经虎门开入广州等记载。清朝，外国商船进入广州贸易就有较多的统计数字了。据统计，1684-1757年，欧洲国家进入广州的商船312艘；1749-1838年进入广州的外国商船共5266艘，其中以英国最多，为2951艘；美国次之，为1190艘；荷兰第三，为123艘。

　　3.对外贸易港口的扩大和贸易国家的增多

　　①贸易港口扩大。

　　明嘉靖元年（1522年），明政府废浙江、福建市舶司，独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其时主要港口是广州及附近的少数港口经澳门出口贸易。但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贸易后，除广州港外，粤海关所属的省城大关、澳门、庵埠、梅緑、海安、乌坎、海口七个总口及下属69处小口，均允许进出口贸易。

　　②对外贸易国家增多。

　　由于如上述明清之际已经开辟了通往全球的7条航线，所以全世界来广东特别是来广州贸易的国家也大为增加了，诸如东南亚的吕宋（菲律宾）、苏禄群岛、西里伯群岛、马六甲、新加坡、婆罗洲、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缅甸；东北亚的日本、朝鲜；中亚的伊朗、印度；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俄罗斯等；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美国、智利；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数十国家。明末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清代主要英国、法国和美国等。

　　4.进出口商品种类和数量空前增加

　　①进口商品：

　　明后期的进口商品，主要有胡椒、苏木、象牙、檀香、沉香、葡萄酒、橄榄油、棉花、蜂蜡、墨西哥洋红、白银等，其中以白银为最多。据统计，1578-1644年的72年间，葡萄牙等国家输入中国的白银1.4亿元，其中由广州输入者占33%。

　　清前期的进口商品种类增加了，计有115个品目，其中高级毛织品、宝石、戒子、香料、鸦片、白银等为显着。但至19世纪初叶，仍以白银数量最多，夷船到来，“所载货物无多，大半均属番银”。据统计，自1553-1830年，西方国家到广东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5亿两以上。

　　②出口商品：

　　明后期从广州出口的商品有生丝、丝织品、陶瓷、中草药、砂糖、金、黄铜、棉线、铅、钖、水银、红木、枣子、麝香、火腿、母马、花边、母牛、白纸、栗子、铁锅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和丝织品为最大宗。

　　但到清代，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变，茶叶变为第一位出口商品，其次是生丝、缎绸、土布、铜、砂糖等。

　　以上进出口商品量值年年增长，据统计，自1729-1837年，粤海关贸易商品量值总额达到4227168950两白银。

　　二、广东成为贸易全球化中心市场的原因

　　1.中国和广东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中国是世界商品货币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72-1566年，中国生铁产量已达到45000吨，居世界各国首位；1750年，中国制造业生产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至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能够把商品供应全世界。

　　②明清之际，广东的商品货币经济相当发展，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不少府州县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已超过长江三角洲五府，而跃居第一位。

　　中国和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转手，既要求国内市场，也要国外市场，是商品经济在流通领域的延伸。当时向世界出口生丝、茶叶、陶瓷、铁器、土布、中药材等，正是中国和广东商品经济发达的反映。

　　2.广东的地理区位和地理形势优越

　　①广东是中国南部的海洋大省，大陆和海岛海岸线长8194.7公里，占全国海岸线的31.5%和32.8%，居全国有海岸线的十一个省的第一位。还有356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占全国海洋国土的74%。广东不仅与相邻的海区交通便利，而且是中国古代远洋航行的必经之地，其诸多海峡如东北部的巴士海峡，东面的民都洛海峡，南部的卡里马塔海峡，西南部的马六甲海峡等，使广东南海成为中国与东南亚、西亚、非洲、欧洲、澳洲和南北美洲的国家和地区海上交通最近的贸易通道。这是广东成为贸易全球化中心市场的天赐良缘。

　　清末《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说：“我粤人于历史、地理、物产、民俗得商界优胜之点，似非他省所及，谓为天然商国，谁谓不然。”据统计，1911年前到上海经商的粤人达70-80万人之多。

　　②广东省内河流众多，计全省有大小河流1343条，直接或间接注流入南海，形成无数大小的河口，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虎门、焦门、洪奇沥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等八大门河口，形成了东、北、西三江来水，八门出海的内陆与海洋交通枢纽；加上广东河流注入南海而形成的219处港口和969港湾，加之广东独特的季风气候，为广东出海贸易提供了天然的良好资源。

　　3.明清政府对广东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

　　明清之际，朝廷基本上是实行“时禁时开”的对外贸易政策，严格管制对外贸易。但对广东则实行特殊政策，允准中外商人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进行贸易，使广东独占得天独厚的机遇。

　　①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于宁波发生“争贡之役”，明政府撤销浙江、福建二市舶司，独留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万历年间委托广东三十六行出面代替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领银定货，征收进出口关税。到隆庆年间，部分开放禁后，准贩东西二洋，“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

　　②清初，朝廷为对付占据东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势力和迫使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就范，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颁布禁海令，十七年（1660年）下达迁海令，禁止沿海商民出海贸易。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宣布撤销禁海令，“开海贸易”，并于次年设立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开放广州、松江、宁波和泉州对外贸易。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发生“洪任辉事件”，清政府于十一月撤江、浙、闽三海关，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的政策，此后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85年期间，广东成为唯一开放对外贸易的省份，广州成为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史称“一口通商”。这么一来，广东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而广州则是中心市场的中心市场。全世界各国和中国各省的商人都萃荟到广州来做生意，呈现出国际贸易的一片繁荣景象。

　　4.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且长盛不衰

　　①如果以有进出口商品贸易为内涵称为对外贸易的话，那么，大约汉武帝中期（公元前110-87），汉武帝派出属黄门的译长与应募者组成的官方船队，携带“黄金杂缯（丝绸）”等物品从徐闻、合浦港口出发，到达印尼、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贸易，是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之始，时称番禺的广州也是一大都会了。

　　②黄武五年（226年），孙吴将交州一分为二，广州正名，从此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确立，对外贸易日益发展。

　　③隋、唐、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大港和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唐中叶开辟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从广州出发，到达波斯湾、红海、东非沿岸直到亚、非、欧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远洋航线，长达14000公里，使各国商人沿此航线纷至沓来广州经商贸易。

　　④元代广州虽然屈居海上丝绸之路第二大港（泉州跃居第一），但对外贸易仍然繁荣，来广州贸易的国家有140多个，占元代全国对外贸易“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的64%，无数外国商品集散于广州。

　　可见，明清之际广东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并非偶然，是广东对外贸易历史悠久发展的必然结果。

　　5.地理大发现和东方航线的开辟

　　①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86年迪亚（Bartholomew Diaz）发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2至1504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 Colombo）4次航行到美洲，于1498年发现南美洲，1502年踏上北美洲，发现新大陆；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 D. Magalhā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地球大部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人文地理条件。

　　②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东方航线的开辟，早期西方殖民国家葡萄牙等国家纷纷前来和广东广州进行贸易活动。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西班牙人于1570年占领吕宋（菲律宾），次年占马尼拉，谋求来澳门与中国进行贸易；1601年荷兰人韦麻郎（W.V.Warwyck）率船8艘经澳门进入广州，之后法国、英国、美国接踵而来经澳门进入广州贸易，既开辟了欧洲、美洲到澳门进入广州贸易的远洋航线，也在客观上促使明清政府调整和改变海禁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荷兰第一艘商船进入虎门时，广东巡视海道“以全体广州官员的名义表示接待和欢迎，希望试着和荷兰人交易”，为1757年独准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创造了条件。

　　三、广东贸易全球化中心市场的作用

　　对外贸易属于交换范畴，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但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的交换，并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被决定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交换也能对生产起反作用，甚至是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交换；反之，不断扩大的市场交换，又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变异。明清之际广东作为贸易全球化中心市场，必然对广东以至全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影响，发挥它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的作用。

　　1.促进与对外贸易直接有关的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①明末，广东对外贸易的出口商以生丝和丝织品为大宗，从而促进了广东和全国丝织手工业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分工。明中叶后，靠近广州的佛山镇丝织业已发展到18行，仅此还不能满足出口丝货的需要，所以得大量收购长江三角洲苏、杭地区的生丝回来加工编织更好的粤纱粤缎，从而又促进长江三角洲的丝业生产的发展。铁锅、铁钉的大量出口，亦大大刺激广东以至全国冶铁生产的发展。据统计，明时广东已经探明及开采的铁矿产地达27个县，并建立无数的铁冶场，规模也相当大，如南海县的炼铁厂，崇祯年间生产者已达三五千人。

　　②清代茶叶出口成为第一位商品，促进广东以至全国制茶手工业的发展，当时在广州出口的花熏茶，全部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设厂加工。广州茶厂加工的茶不敷出口需要，只好由广东商人赴湖南安化地区去请茶农改制红茶，此亦即湖南茶对外贸易发展之嚆矢。瓷器出口加工场也放在河南，先是商人到江西景德镇购买大批白瓷器回来，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制成彩瓷，然后售之洋商出口。棉布出口也刺激佛山棉纺织业的兴起和发展，鸦片战争前，佛山已有2500家织布工场，平均每个工场有20个工人。而丝织业的发展又为清末南海县陈启沅兴办中国近代民族资本机器缫丝的继昌隆缫丝厂打下了基础。

　　2.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

　　明清之际，广东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所以外国白银不断大量地流入广东，使广东率先拥有大量白银货币，为广东以至全国使用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打下了基础。据统计，1573-1644年，因在广东中心市场购买中国商品而流入广东的银已超过1亿元以上；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十年（1700-1830年）外国输入广东的白银达到4亿元左右，使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广东城乡中广泛流通使用，标志着广东以至中国货币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明中叶以降，白银不仅在广东普遍流通，而且为赋役折银缴纳提供了条件。如把里甲之役改为征银，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御史潘季训在肇庆府“征银在官，母令里甲亲之”，称为“均平银”，均徭中的力差，亦折银征收。隆庆三年（1569年），肇庆府也无分银差、力差“一切编银，官自雇役”了。可见，隆万以后，在广东以至全国顺利推行一条鞭法，开中国近代赋税制度的先河，是与白银大量流入广东并散布全国不无关系。到了清朝，广东已成为全国银元流通最普遍的地区，城乡广泛使用银币，以后逐渐通行于福建、江苏和浙江等省。

　　3.促进城市和圩镇经济的发展

　　“商业依靠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明清之际，随着广东贸易全球化中心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城市规模的广州、佛山等城市，已发展成为商业繁盛、商贾云集和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市。据统计，洪武十年（1380年），广州只有7.5万人口，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增至30万，清朝增至51万，成为世界十大城市之一。而闻名全国的四大镇之一的佛山镇，也发展成为有街道234条，城周长34里的3万余家的城市了。

　　与此同时，全省的圩镇特别是珠三角洲各县的圩镇上也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统计，永乐时，珠江三角各县的圩镇只有33个，嘉靖三十八年（1533年）增至95个，万历三十年（1602年）增至176个。康熙年间全广东的圩镇达到1079个，雍正年间增至1140个。

　　这个时期，为广州提供大量丝货出口的长江三角地区的苏州、常州、杭州、嘉兴、湖州、松江六府的圩镇也发展起来，据统计，这六府地区宋时只有71个圩镇，明中叶发展到316个。

　　4.促进中外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

　　①随着中外商人云集来广东中心市场特别是广州中心市场来贸易，使广东和广州成为中西文化科学技术沟通的枢纽。明清之际，中国丝织品、瓷器等精湛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国，外国人民不仅得以享用，而且还从中仿效中国商品的先进技术和工艺进行制造。法国人查尔定受中国上釉描花瓷的影响和启迪，于1677年在法国希撒诺仿制出青花软质瓷；英国人于1670年在博屋（Bow）设立“新广州瓷厂”招收200名工人，利用广州运去的制瓷设备制造中国瓷器。一些西欧国家的艺术家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服务设计式样》、《中国漆器图案》等著作，向欧洲国家系统地介绍中国各种先进工艺品和艺术风格。

　　②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也随着贸易传入广东以至中国内地，开创广东和中国内地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先声。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Matthoeus Ricci）来到澳门转入广州到肇庆，开始他的传教生涯。他为传教的需要，翻译和编着了《干坤体义》、《经天该》等书，向中国介绍了有关日月蚀的原理、七曜与地球体积的比例等天文学知识，促进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和历法的改革。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主持修订历法，聘请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和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ambell）等人参加编修，完成了《崇祯历书》，纠正了元代郭守敬制订《授时历》的误差。利玛窦还亲自口授，由徐光启笔述，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一书译成中文，对近代中国数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又把《世界地图》带到肇庆，根据《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的记载，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肇庆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向中国介绍地理学知识。此后，全国各地纷纷翻刻《世界地图》，丰富我国的地理学。从此，中国人开始有热带、南北温带和南北寒带的区分；有亚细亚、欧罗巴、利米亚（Lybia非洲）、南北亚墨利加（Magellanica，南北美洲）和墨瓦腊尼加（南极洲）等五大洲的观念，其中有些译名如亚细亚、欧罗巴、澳大利亚、大西洋、地中海、古巴、牙买加、加拿大等一直沿用至今天不变。到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在已经获得进展的明代地理学的基础上，从广州购买西洋测绘仪器，下令组织中、西双方的人员组成绘制队，进行全国地图的测绘工程，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绘制出一幅具有相当高科学水平的《皇舆全图》，使中国的地图学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嘉庆十年（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在广州行医，招收学徒，教授种牛痘法。十三行商郑崇谦翻译出版了《种痘奇书》，并有梁辉、邱熹、张尧、谭国等四人学习种痘技术。嘉庆十五年（1810年），行商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集资数千金于洋会商馆，清谭国、邱熹等人传种，是为中国种牛痘防天花之先声。道光十五年（1835年），行商伍秉鉴等在新豆栏街出租一部分房屋，给美国传教士裨治文（Reve·C·Bridgman）创办眼科医局，是为广州首办的眼科医院。英国人罗克哈忒（William Lockhard）随贸易到广州后，到澳门充任医院院长，然后往上海和北京设立医院，为以后北京建立协和医院奠定了基础。同时，许多传教士利用西方文化作为传教媒介，给广东带来新的文化影响。例如，在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下，一些官、绅、商人士，在鸦片战争前的二、三十年间，逐步改革康熙至道光年间在广州地区办起来的30间书院。道光六年（1826年）创办的学海堂书院，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书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除了开设文学、音韵、训诂等传统课程外，还仿照西方国家增设了数学、天文、地理、历法等新的自然科学科目，开创了学习自然科学的新风，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知识素养。许多广东近代革命派的思想家，都是在这些改革了的书院里学习而成才的。如朱次琦，先后肄业于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他“主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后来他又以新学来教育他的学生康有为。康有为成为近代维新派人物，与他在广州受新学的熏陶不无关系。某些传教士还在广东办起新式学校，招收学生学习西方文化。如美国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毕业生塞缪尔·布朗（Brown Samuel），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澳门开办马礼逊学堂，招收学生“半天读汉语，半天学英语”。中国近代著名改良思想家容闳，就曾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到澳门马礼逊学堂学习英语，后来去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成为我国最早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之一。他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工厂，成为中国开办民族工业的先驱之一。此外，有些传教士在广州举办育婴堂、瞽目院、普济院等，出版书刊，对广东后来兴办社会慈善福利事业也发生了良好的影响。

　　5.促进东南亚和美洲国家经济的发展

　　十七、八世纪，东南亚和美洲的许多国家正在开发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还落后于中国。明清之际广东成为贸易全球化中心市场，给这些国家供应大量商品如绸缎、瓷器、铁锅等，大大改善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同时，随着贸易而到这些国家的有些广东商人“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成为华侨。例如干隆三十五年（1770年）后，在暹罗的华侨已达到150万，占全暹罗人口的25%。特别是到嘉道年间（十九世纪），不少广东人被当作“苦力”贩运到东南亚和美洲各国，最后变成了“苦力华工”，不下数百万。他们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结下了和平的深厚友谊，并共同合作开发和发展当地的社会经济。当时广东华侨商人和华工带去中国先进的铁工具等，对于东南亚各国人民从事矿藏开发、荒地开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他们的艰苦劳动，同当地人民一起建设港市、开采矿山、开垦荒地、修建公路、铁路，种植甘蔗、橡胶，烟草，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西班牙人莫牙（Dr·Antonis Morga）就肯定华侨和华工对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指出：“凡一镇之成立，必不能缺中国人”。清前期怡和行商伍秉鉴去美国纽约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和华商移民美国，对发展美国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美国第44届国会参众两院调查华工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指出，华侨在开发美国西部经济中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中国人入境的后果是大大增进了太平洋（指美国西部）的物质繁荣。”可见，今天东南亚国家以至美国发达的经济，同明清之际广东的华工、华侨的艰苦劳动和努力开发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