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10年了，面对香港历史上最大的金融风暴和最大的经济倒退，香港又重新恢复过来，经济繁荣，股市兴旺，失业率创历史新低，持续被评为“国际上经济自由度最高”、“最廉洁”的地区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不断增强。在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之际，本人就香港经济发展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谈四点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关于香港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回归祖国后，香港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美国“9·11”事件引发全球经济不景气、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大的起伏。1997年10月，即香港回归后3个月，亚洲金融风暴便黑云压城，港元遭受阻击，股市和楼市接连被重创，金融、地产、贸易、旅游四大产业悉数挂彩，整体经济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负增长。1998年，香港经济5.3％负增长，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之中，1999年第4季度，香港经济虽然结束了连续18个月的负增长，出现了转向复苏的拐点，但全年经济仍是2.0％的负增长。2000年实现3.8％的经济增长。2001年，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经济)再次逆转，香港经济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1.2％)、2002年(-1.7％)、2003年(-3.4％)连续三年陷入负增长，经济持续通缩，负资产人士增加，财政赤字和失业率居高不下。2003年初，SARS爆发，香港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从2004年开始，香港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趋势。2004年增长4.7％，2005年增长7.1％，2006年增长6.5％。香港经济摆脱了在金融风暴后的低迷，企业恢复赢利，消费者信心上升。出现了全面性增长的局面。2005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已超越1997年的高峰，创下13826.75亿港元的新高。1997年，香港失业率为4.3％，2003年上升到7.9％的历史高位，2006年下降到4.2％，低于1997年水平。过去三年经济持续高增长和低通涨，为香港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市场外部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为防止经济下滑，特区政府打破过去政府不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陈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100亿港元的外汇基金，收购本地股票，捍卫香港股市和联系汇率制度，以及兴建香港迪斯尼乐园等公共工程，以拉动经济增长。此外，中央政府先后推出“CEPA”、“个人游”和“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等开放措施，为香港经济恢复增长注入了强大活力。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主要是藉助经济“外力”实现的。一旦这些“外力”因素发生变化，香港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将面临新的考验。

　　很多人把香港的不景气归咎于亚洲金融风暴，其实不然。香港经济有一大半与内地有关。内地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按理说，香港经济也应同步发展。可见，香港经济的问题并非全部由外部原因所引起。温家宝总理曾多次谈到香港仍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我们认为，高昂的生产成本，是造成香港经济困局的深层次的核心问题。香港产品或服务生产成本过高，主要来自地租和工资水平。过去香港由于低税制、自由港、法制健全，加上劳工成本不高。一直是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优势。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港英政府实施高地价政策，造成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楼价租金和工资水平不断飞升，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经济营运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大升。如果高昂的成本价格状况没有改变，香港制造业、服务业和人才外移的情况将会持续下去，香港经济转型升级将难有机会。相对于周边地区，香港生产成本非常高，如香港房地产的平均价格为北京的7倍，上海的8倍，深圳的8倍左右，这使得香港背靠内地广阔腹地和市场的巨大优势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可以说，降低香港的生产成本，即降低香港的高昂的土地价格和高昂的工资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经济所面临的困难。而要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困难的。

　　二、关于香港经济的转型升级间题

　　香港回归10年来。经济进一步服务化。一是工业产值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7年的13.9％下降到2005年的9.2％，其中制造业比重则从6.1％下降到3.4％。二是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从1997年的85.9％上升到2005年90．7％，上升了约五个百分点，服务业中以非生产性部门的增长最快，其中又以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和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增长最快，分别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8.3％和19.3％。三是从就业人数来看，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97年初的31.26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12.25％)大幅减至2006年末的15.93万人(占6.23％)，而服务业就业人数(不包括公务员)则从1997年初的196.00万人(76.79％)增加到2006年末的218.70万人(85.46％)。过去10年香港产业结构的演造情况是：一是产业结构未向多元化发展，而是更趋服务化；二是服务业增长主要靠社会福利等非生产性服务扩展来带动；三是CEPA的零关税措施对刺激工业投资效果不明显。

　　目前香港的服务业比重高达90.7％，高出新加坡、台湾、芬兰、瑞士等同类型国家或地区约20个百分点。有观点认为香港是一个城市型经济，无需追求一个平衡的产业结构，正如纽约和伦敦也主要是从事服务业那样。但我们要看到，现阶段的香港与纽约或伦敦的角色有很大不同。纽约与伦敦不是独立经济体，纽约、伦敦与其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口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没有任何阻碍。而香港在回归后仍然维持独立的法律制度、货币金融制度、独立的关税区，与内地往来仍有边境阻挡。从经济意义看，仍然是内地的一个离岸经济体和离岸金融中心，人口和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尽管今天香港的服务业已经达到本地生产总值90.7％，但是香港产业架构并没有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由于香港过分依赖服务业的经济结构，必然带来服务对象流失的问题。香港面对周边城市的强大竞争，传统的四大经济支柱中，有不少环节正日渐失去竞争力。种种征状显示香港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及失衡，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香港经济转型面临双重压力：一是本地新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知识型经济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二是继贸易制造业北迁而空心化后又面临服务业北迁的问题。目前香港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一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严重脱节，由于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内地，制造业在香港本地只剩下3.3％，出现了严重空心化，造成服务业支撑体系出现问题。二是生产与消费脱节，由于价格上的巨大差异和大量港资投向内地，大量香港居民北上就业、居住和消费，香港消费出现外移现象，使香港经济再生产出现问题。与制造业一样，服务业发展也有一个能否在本地实现转型与升级的问题。避免重蹈制造业在本地转型升级失败的覆辙，是香港服务业未来发展必然面临的问题。

　　三、关于香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间题

　　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多年来一直为全球公认最自由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和传统基金会日前共同发布的2007年度“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13年被列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这份传统基金会就10项要素对全球157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进行评估而得出的报告指出，香港的个人税及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整体征税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率也相对为低，商业规管精简，劳工市场灵活度高，外资在香港的投资比较开放，基本上没有限制。同时，香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特区政府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千预程度低，而且监管制度极具透明度，司法制度则独立于政治，且十分廉洁，保障产权的能力无可置疑。在10项要素中，香港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及产权保障等4个要素的评分均居全球首位；在财政自由、政府给予的自由、货币自由及劳工自由等4要素上，香港的评分别居于全球前1O名以内。

　　“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十分推崇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多次将香港称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经常向人推荐：“要知道自由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你就要去香港看看。”“俄罗斯的改革没有中国般的成效，因为俄罗斯没有香港。”他认为，正是由于政府一直在抵御干预的诱惑，香港才能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地带之一，而人均收人才能在几十年间从英国居民的1／4上升到与之持平的程度。他还认为，中国的最终命运取决于大陆向香港路线靠拢的速度是否比香港向大陆路线靠拢的速度更快，自由市场经济一直是香港成功的基石。过去香港一直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但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了“大市场、小政府”、“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新施政理念。我们认为施政理念的改变，需慎而又慎。我们对香港特区政府“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解读是，在经济领域，市场主导，政府还是积极不干预；在创造营商环境和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政府负有更大责任，起促进作用。

　　四、开于“港珠澳大桥”建设问题

　　我们认为，目前正在热议中的“港珠澳大桥”方案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存在较大风险。一是“港珠澳大桥”的建设目的偏离地缘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任何物流设施都应围绕制造业转，因为只有制造业才有可能“生出”物流。在今天，广东经济的重心已经明显地西移、北移(甚至外迁江西、湖南等地)。有许多香港人认为，只要建成“港珠澳大桥”，广东西部的物流就会大量流入香港，这是一厢情愿的误判。从长远的角度看，珠江三角洲内部的物流业肯定大于香港的物流业；从地缘上看，香港地域有限，加上制度不同，成本过高，将来很难保持华南地区首要的物流中心的地位。二是“港珠澳大桥”投资大(初步估计投资约为360亿元，实际上投资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由于小小的深港西部通道就花了126亿元)。但从使用价值来看，因为港珠澳大桥只有同时持有香港澳门牌照和香港内地牌照车才有权通行，其他车辆被排除在外(包括仅持有香港本地牌照的车)，故可来往香港和珠海两地之间的汽车流量太少，与虎门大桥和杭州湾大桥无法相比。也就是说，珠江口东西两岸的联系并不能完全打通，虎门大桥的通行压力将继续存在。我们认为，投资大，使用效率不会太高，存在投资高风险。三是有破坏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可能。伶仃洋西边的大片海域存在大片的泥沙沉积区域，那里的水特别浅。水流比较慢。如果在泥沙的沉积区横加一座有几十个桥墩的大桥，势必会形成众多的“沙洲”现象，海床被提高。今天宽阔的伶仃洋，明天就有可能变成“伶仃水道”，“港珠澳大桥”就可能会成为珠江口的“三门峡”。四是从目前看，建设横跨珠江口深圳与中山两个城市的“深中大桥”较经济。东边以深港西部通道与香港连接。投资成本低，风险小，作用大。这样既可解决香港与珠江西岸的联系，又可完善珠江口高速公路网，较好地发挥珠江东岸发达地区如深圳、东莞对珠江西岸的经济辐射作用。五是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来看，“深中大桥”不可替代，而港珠澳大桥功能暂时可由“深中大桥”替代。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建设“深中大桥”是当务之急，而“港珠澳大桥”应缓建。

　　(作者锺  坚，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