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衰退与繁荣：W型经济增长轨迹

　　回归十年来，香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危机。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和两次经济V型反弹，也经历了长达68个月的持续经济通缩和六年的财政赤宇。但从2003年以来，终于迈上了复苏和繁荣之路，迎来了一个连续多年的新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可谓是凤凰在涅盘中重生。

　　这十年，香港经济增长反映了如下一些特点。

　　1．两次繁荣、两次衰退，构成了一个起伏波动的w型十年中周期。由1995—1997年与2003—2006年构成了w型之繁荣两端，中间有2000年的“小阳春”，两个底部则是1998年和2001—2002年的两次衰退。

　　2．内地因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如果将w型增长轨迹之两端1995—1997年与2003—2006年两轮经济增长期作一比较，我们发现，1995-1997年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地产建造和私人消费。1997年楼宇建造和机器设备投资分别增长了10.5％和13.1％，私人消费增长达到6.2％。造反映了当时在“回归”因素带动下，大量资金流入楼市，带动建筑、金融以及服务等产业的发展，在楼市、股市畅旺的情况下，家庭入息提高，消费开支大幅增加，使内部需求(8.2％)远高于外部需求(5.3％)①。楼市、股市的繁荣，导致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扬和经济泡沫的膨胀。

　　与1995—1997不同的是，2003—2006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部需求和贸易的带动。其实早在香港经济整体低迷的2002年，货物整体出口就显示出较快的增长势头(8.7％)。2003—2005三年分别实质增长14.2％、15.3％、11.2％，三年转口更分别达到16.3％、16.3％和11.4％，无形贸易也有较高的增长，这三年的服务输出分别达到7.9％、17.9％和8.4％②。这些数据反映了这一轮经济增长动力不同于上一轮增长，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部需求，来自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因为在香港进出口贸易的市场结构中。中国内地仍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2005年中国内地占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市场的45％。第二、三位分别是美国(16％)、日本(5.3％)；货物进口的来源地最大的仍是中国内地(45％)，第二、三位分别是日本(11％)、台湾(7.2％)③。也就是说，中国内地在香港的进出口贸易中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因此，尽管随着内地港口设施等方面迅速发展，使香港十余年离岸贸易发展越来越快，中国内地直接远洋贸易也在挑战香港的转口地位，但中国内地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尤其是南中国的世界制造工厂地位，使香港经济仍然分享了祖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而走出了低迷期。贸易作为香港经济的引擎，带动物流、金融及其服务产业的发展。

　　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另一动力因素仍然来自于内地，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CEPA政策体系包括货物贸易零关税、大幅度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允许香港银行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企业自由行特别是“个人游”政策的及时实施，对恢复香港市场信心，刺激香港投资消费增长，拉动香港楼市、股市上升，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内部需求趋旺，金融服务业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在内地因素带动下。私人消费和本地固定资本投资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也有不俗的表现。私人消费2004、2005年分别有7.3％和3.7％的增长，本地固定资本投资2004、2005年分别有3.0％和3.9％的增长④。到2006年，内部需求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6的首三季平均增长率6.8％中，内部需求平均贡献了约三分之二的增长动力，其中投资与消费均有不俗增长。而且这一轮增长还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趋势。尤其金融业增加值在香港GDP比重上升至16.5％，首次超越广义房地产业(15.99％)的贡献，与贸易业(23.96％)一起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带动香港向高增值方向发展。

　　4．香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表明，香港经济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持续增长期。曾经困扰香港多年的经济通缩、财政赤字、高失业率和负资产问题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消灭或缓解。以实际计算，2004年、2005年、2006年本地生产总值分别为15102亿港元、16235亿港元、17343亿港元，年增长率分别为8.6％、7.5％、6.8％；以名义计算，2004年、2005年、2006年本地生产总值分别为12916亿港元、13822亿港元、14723亿港元，年增长率分别为4.7％、7.0％、6.5％⑤。因此，无论是实际本地生产总值还是名义本地生产总值，均保持了连续三年快速增长的势头。

　　股市再创新高。到2006年5月3日，恒生指数创下17066点的六年来最高水平，港股市值首破10万亿港元，相比2005年底81799亿港元增长了22.3％，比十年前的1997年增长了212％。到2006年底，股市突破了市值13万亿港元、恒生指数创20000点历史新高。2007年4月11日，港股更突破了市值14万亿港元。2006年，香港股市已跃居全球第6位，IPO总额首次超过纽约，仅次于伦敦，居世界第二位。

　　楼市从2003年走出谷底，逐步恢复。住宅楼宇价格指数从61.6上升到91.8，超过了2000年的价格指数水平(89.6)；写丰楼恢复更快，从2003年的价格指数62.5上升到2005年的132.8，接近1998年的价格指数(134.5)⑥。

　　随着经济蓬勃发展，货币供应量逐渐增加，贷款需求也出现增长，盈利保持稳健增长，银行整体资产质素进一步改善。特定分类贷款比率从1999年最高的10.14％下降到2005年的1.38％，2006年6月再下降到1.28％。特别是住宅按揭贷款拖欠比率从回归十年来最高的2000年的1.32％下降到2006年9月的0.2％，负资产单位从10万宗以上下降到8000宗左右⑦。资本充足率连续多年保持在15％左右，远高于国际上8％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经济增长的强劲表现，带动失业率的逐步下降。从2003年的7.9％(回归十年最高的年失业率)逐渐下降到2006年底的4.4％以下。与此同时，持续68个月的经济通缩和长达五年的财政赤字也在2004—2005年结束。

　　正是在连续多年的持续增长中，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再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国际竞争力年报》中，1997年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三，2000年跌至第14位。到2006年5月11日公布《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通过对全球61个经济体进行评估，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效率、经济表现以及政府效率等4大类312个子项，香港仅次于美国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二。2007年1月，由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共同出版的“2007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正式公布，通过采用新的编制方法，从商业自由度等10个衡量指标进行评估，香港已经连续13年再次评为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加拿大费沙尔学会／美国卡托研究所也继续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回归十年的香港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繁荣，主要还是受世界经济复苏尤其是高速增长的内地经济的影响。但是影响香港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所谓周期性因素，主要是指香港作为一个细小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内部市场很小，易受外围的周期性因素影响而产生较大经济波动，尤其是联系汇率使美国经济对香港经济产生同步性影响。所谓结构性因素，主要是指香港经济转型为服务业占主体的经济结构，由于缺乏制造业支撑而呈轻型化和空心化，在遇到外围因素影响后，更加剧经济波动，加之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无法吸纳制造业转移后产生的制造业失业大军而造成结构性失业。由于影响香港经济波动的这些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等深层次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因此，不排除随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香港经济增长也放缓的可能性。

　　二、本土化与国际化：资本格局中的华资、中资和国际资本

　　经过20余年的发展，香港的资本格局逐渐从英资垄断和主导的多元化国际资本格局向华资、中资主导的多元化国际资本格局转变，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资红筹、H股的崛起，改变了香港的资本格局。

　　1970年以来，华资通过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和会德丰等几大经典收购战役，打破了英资垄断的资本格局。到“九七”回归前夕，从整体资产规模看，华资已占优势。据统计，到1996年底，香港十大华资财团在香港股市总市值中的比重为40.35％，而英资约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30％。从主要业务领域看。英资在金融及公用事业、电讯、航空和电力等领域仍居主导甚至垄断地位，而华资则在地产、制造业、航运、仓储、码头及影视传媒等领域占有绝对优势，在酒店业、饮食业占有重要地位，在公用事业开始挑战英资，而金融、证券、投资银行则是其软肋。由于金融是香港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是香港经济的制高点，而公用事业又带有专营甚至垄断性质，因此，在回归前，从整体看，英资垄断的格局已打破，英资、华资半分天下，但英资仍在一定程度上占主导地位。

　　中资在香港的发展，1949年前是老四家(招商局、华润、中银、中旅)，直到改革开放后各省市纷纷在港设立窗口公司才开始初具规模，并成为香港资本格局中的一极。始于1990年代上市的中资红筹、H股，到“九七”回归前夕，在香港股市总市值中已分别占12％和1.4％，初步形成一支新的资本力量，并在“九七”前后掀起一轮红筹狂潮。

　　回归十年来，香港的资本格局悄然发生了变化，那就是由回归前英资主导的多元资本格局，演变为华资和中资主导的多元并存的国际资本格局，资本结构的本土化趋势开始凸现。

　　1．十年来以李嘉诚为代表的老一代个人财富、控制力和资产规模在香港资本格局中仍稳居主导地位，新一代华资财团正在崛起。

　　这十年，香港华资财团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1996年排名前1O位的主要是1970年代以地产崛起的几大家族。十年后，这几大家族除李嘉诚家族财富仍有较大飙升外，其他几大家族变化不大，有些反而有些“缩水”，但仍能占据排行榜的前几名。李嘉诚家族十年来，抓住全球新经济发展机遇和内地经济调整发展的机遇，进军IT产业和电讯领域(3G)，全球收购货柜码头，进军内地路桥基建、房地产和中医药、生物经济等新领域；通过资本运作使控制力大幅提高，从回归前控制长实、和黄、长江基建、港灯，进而在回归十年后又通过上市、分拆上市、收购方式，增加控制了电讯盈科(李泽楷)、Tom集团、长江生命科技、Tomonline四家。这8家上市公司市值曾占香港总市值的28％。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华资新锐这十年间财富大幅增长，如以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着称的冯国经兄弟、生产马达的汪惠中，十年前财富排名都在第30名以后，十年后，已在港澳台地区跃入前20名，尤其是李泽楷更是新经济和资本财技相结合的产物。新一代华资财团的崛起表明，与上一代华资财团同台竞技的局面已经形成。

　　2．十年来中资红筹、H股的崛起，已在香港资本市场占据半壁江山的地位，为香港迈向世界级金融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香港十年来资本格局的最大变化来自中资红筹、H股的崛起，尤其是伴随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而来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超大型金融H股在香港的上市。改变了香港资本的结构、品种、规模，使香港资本市场迈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

　　到2006年底，主板上市的H股总数已达95家，超过主板上市的红筹股企业数85家，创业板上市的H股企业数却达到46家，大大超过创业板上市的红筹股企业数4家；从市值看，到2006年底，主板上市的H股市值已达到3、3,638亿港元，占股市总市值的25.39％，比红筹股所占比重的22.28％高三个百分点；创业板的H股市值所占比例已达16.82％，高于创业板红筹市值所占0.89％的比例。从成交量看，2006年主板H股总成交量达到25,218亿港元，占总成交量的39.26％，远超过主板红筹的11，005亿港元(占总成交量的17.13％)。创业板H股成交量所占比例达到34.02％，远超创业板红筹成交量的1.45％；从集资额来看，2005年主板H股的首次招股集资和总集资额分别为2，900亿港元和3,038亿港元，远远超过主板红筹首次招股集资和总集资额的27.6亿港元和507.7亿港元。

　　如果我们再对比十年前后恒生指数成份股的变化，更可以看到这十年中资红筹、H股的影响力。占港股总市值近七成的38种(十年前为33种)恒指成份股是港股中优质股和大盘股的代表。在回归前夕的1996年6月，33种恒指成份股的格局中，英资控股的占了6种：分别是汇丰、恒生、香港电讯、中华电力、太古洋行、国泰航空；中资红筹只有2种：中信泰富、粤海投资，其余25种为华资。十年后，到2007年3月，十年前的33种恒指成份股中只剩下了17种，淘汰了16种，主要淘汰了一些地产、传媒和酒店股。在38种股票中，英资控股的只有5种(香港电讯已成为华资)，中资上升到了14种其中红筹9种，分别为招商局、中信泰富、华润、联通、中海油、网通、移动、中远太平洋和中银香港；新增了H股5种，分别是中石化、中国建行、中国工行、中国人寿和中国银行；台资增1家(富士康)；而香港华资还有18种。从数量上，中资和华资已经占主导地位。

　　再看资产规模。1996年，中资红筹只有1家中信泰富进入香港十大市值上市公司，而英资占了4家，华资占了5家；到2006年，外资控股的只有三家：汇丰、渣打、宏利金融(加资)，其余7家为华资3家、中资4家。

　　中资红筹、H股的崛起，改变了香港证券市场产品的结构、品种和规模。过去港股主要以地产、金融类为主体，红筹H股上市后，新增了石油、炼油、电讯、能源、港口、采煤、炼钢、机场、公路、制药等产业，新增了超大型的金融如中国工行等、汽车类如东风汽车等、高科技类如中兴通讯等。正是这批超大型企业上市，推动港股市值于2006年底恒生指数突破2万点，总市值突破13万亿的历史新高，跃居全球第六大股市2006年IPO总额更是超越纽约，仅次于伦敦而居全球第二位。

　　3．英资在回归十年前后有进有退，虽整体上不占主导地位，但在金融、航空等领域仍有重要影响。

　　英资早在1990年代就在部署从香港撤退，回归前怡和的撤退是一个典型个案。回归后，英国大东电报局在全球性电讯市场开放的形势下，于2000年退出香港电讯。但是大部分英资不仅未退，而且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并且采取了对中国企业的持股以及相互参股等方式，在回归十年中获得了大发展。汇丰曾先后于2002、2005年参股中国平保10％和中国交行20％的股份，汇丰控股的市值从1996年的4，395亿港元上升到2006年的16，199亿港元，为十年前的3.69倍；国泰航空与中国国际航空也以相互交叉持股的方式推进新的合作发展。

　　十年来，华资和中资已占据主导地位，本土化和依托内地发展取得了成效，但是本土化不能排斥国际化，依托内地发展但不能内地化。香港要发展为世界级金融中心，必须将本土化与国际化很好地融合起来，在将香港发展成为中国企业的融资中心的同时，也要成为亚洲和国际企业的融资中心。据称，到2005年，在港上市的海外公司仅占香港上市公司的8％，而新加坡的海外企业已占32.9％。因此，在内地超大型企业来港上市高潮过后，香港应进一步修改上市规则，吸引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进一步打造香港成为海内外国际融资中心。同时。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亚洲主要的资产管理中心，创造更好条件，吸引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FDI)，从而形成香港多元化的国际资本格局。

　　三、单引擎与双引擎：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转型”是回归十年以来一直困扰香港经济的核心问题，围绕着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途径等重大问题，香港也提出过多种方案。但并未达成共识。本文试图从回归十年产业结构变化的现状着手，提出一些看法。

　　(一)回归十年香港产业结构的变化

　　这十年各产业及其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所占比重和变化。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香港产业结构继续朝着服务业“一业独大”的趋势发展。1980年，服务业在GDP所占比重只有68.3％，而制造业占22.8％；到“九七”回归的1997年，服务业已占到85.9％，制造业只剩下6.0％，与建造业(5.5％)相近。说明香港经过20年左右时间，到1990年代已经彻底完成了第二次经济转型即从工业主导型转型为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回归十年，更加强化了服务业“一业独大”的趋势，2004—2005年，服务业所占比重已连续两年超过90％。2006年前三季度数据也已超过90％。回归十年服务业在GDP所占比重已增加4—5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从1997年6.0％萎缩至3％左右，建造业则由于地产市道不振，也从1997年的5.5％下降至3％以下。服务业所占比重之增加刚好抵销制造业与建造业之萎缩。

　　2．在服务业内部，出现地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向金融、贸易等高端服务业转型的趋势。1997年的批零进出口贸易与金融地产业是服务业的龙头产业，各占到24％以上，但地产业在GDP的比重却占到10.7％，与地产相关联的“楼宇业权”即房屋租赁占13.5％，建造业占5.2％，即与地产相关联的三大产业已占到GDP的29.4％。加之另据统计，1996年地产股市值占总市值的31％，与房地产相关的住房按揭贷款和建造业贷款占本地银行贷款的63％，政府的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1997-1998财政年度高达23.4％。也就是说，地产业及相关产业在香港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过大，香港经济、政府收入过分依赖地产业，加重了经济的泡沫化。但是十年左右的变化，地产泡沫在消化。到2005年，地产业所占比重已下降至4％，2006年前三季度则下降到3.87％⑧；2005年楼丰业所占比重为10.7％，2006年前三季为9.6％；2005年建造业比重为2.9％，2006年前三季为2.5％。也就是说，与地产相关的三大产业所占GDP的比重，2005年为17.6％。比1997年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2006年前三季地产关联产业所占比重为15.97％，比1997年下降近14个百分点。卖地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也持续下降，到2003年／2004财政年度只有2.6％，2004／2005年虽回升到12％，但与1997年相比，所占比重下降了50％⑨。而金融保险业在1997年占GDP的比重为10.3％。到2005年已上升到14.3％，比1997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到2006年前三季度更上是升到16.1％，比1997年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⑩。进出口贸易在1997年占GDP的比重为16.68％，到2005年已达到23.75％，比1997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2006年前三季更达23.96％。服务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应该是回归十年香港产业结构和转型中最大的亮点也就是说九七前后的地产泡沫，经过十年的阵痛，已经得到很大消化，由地产业带来的结构性虚弱症得到一定缓解。而金融、贸易等高端服务业成为支柱产业，成为带动香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二)回归十年香港对第三次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探索

　　所谓第三次经济转型是相对于第一次从转口贸易港向工业化转型和第二次从工业化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型而言，第三次则是从服务业主导型向高增值服务业或高增值工业转型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转型。

　　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香港后，对香港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使香港这种高度开放、流动性、变现性极强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开始暴露出空心化、轻型化等结构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经济结构问题，推动香港经济转型，回归十年后政府与民间都在积极探索第三次经济转型：

　　一是1998年开始，首任特首董建华委任田长霖担任创科委主席。创科委提出了“4+1”，即在香港已有的国际贸易、金融、航运和信息中心基础上，发展成为创新及科技中心。创科委的两份报告充分分析了香港发展创新科技的现状、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这十年虽然香港高科技产业取得一定进步，但整体上尚未形成气候。

　　二是从2002年后，有关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在香港官方文件上，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创新科技中心”的提法已经淡出，梁锦松的首份财政预算案只字未提“创新科技中心”，而是以高增值取代高科技，并明确提出重点发展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业支援服务四大支柱产业。这个提法也写进了董建华2003年的施政报告。从“4+1”到“四大支柱产业”的转变。反映特区政府已经抓住了香港经济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优势产业，但是却淡化了香港要不要继续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问题，于是在民间出现了“新工业化”的探讨。

　　三是“新工业化”的民间探讨。“新工业化”从未写入特区政府的官方文件，但从21世纪初开始就在民间引起了讨论。“新工业化”论者认为，香港不应该放弃制造业。他们认为，第一，从香港前两次经济转型看，香港经济始终以工业生产为依托，虽然目前从GDP角度看，制造业已无足轻重，但若从GNP角度看，制造业所占比重与20年前比，相差无几；第二，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基础工业；第三，产业空洞化已是现实；第四，高增值服务业不能解决失业等问题。为此，他们提出了要提高现有工业的增值能力、发展新科技王业和创意工业等主张。

　　四是经济高峰会与“行动纲领”。“行动纲领”代表了香港特区政府决策层的最新发展理念。该纲领继承了“四大支柱”思路的一些理念，从商业及贸易、金融服务、航运物流及基础设施、专业服务、信息、科技及旅游四大专题提出了50项策略建议和2007个行动项目，尤其突出了金融服务、商贸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的世界级金融中心”并指出金融发展的五个策略性方向。在实施了“个人自由行”、“企业自由行”以后，尤其是在中央为内地资金走出去开放了一条QDII的小门后，香港又在开始探索更高层次、更加开放的“资本自由行”。这是“行动纲领”的新突破。该纲领另一个亮点在于，首次明确接纳了深圳提出的“深港创新圈”概念。但是在该纲领中，科技产业或制造业虽在其中一个专题中提及，却没有在战略上给予重视。

　　(三)双引擎与持续繁荣

　　上述几次大的探索，从“4+1”、“四大支柱”、“新工业化”到“行动纲领”，到笼统地提向“高增值”方向转型，创新科技反而被人遗忘，反映了社会共识不足。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单引擎”方向还是“双引擎”方向。所谓“单引擎”方向，就是只发展金融、贸易、物流和旅游“四大支柱产业”即支援性服务业；“双引擎”方向，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上制造业，核心是高科技产业。我是倾向于“双引擎”的。首先，没有“双引擎”就谈不上转型问题，“四大支柱”本来就是香港的强势产业。一方面，提升金融服务业的规模、档次，向高端高增值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一定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元素”，如发展高科技产业，培育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纽约的制造业增加值在2000年的GDP中占了10％，新加坡只有659平方公里土地，却采用服务业与制造业并重的“双引擎”战略，2004年的制造业增加值居然占GDP的27％。而香港制造业只占到GDP的3.5％，服务业占到90％，单一的经济结构将使香港未来发展缺乏后劲，使之在与亚洲最主要竞争对手新加坡的竞争中出现“短板效应”。第三，在国际权威机构排名中，高科技产业发展始终是影响香港在WEF等排行榜中排名落后于台湾、新加坡的最主要因素。即使是在排名较高的IMD排行榜中，其单项高科技研发的评分也都在第20名以后。第四，虽然香港的确缺乏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优势、条件和氛围，但是现在已然成为中国高科技产业城市的香港的邻居深圳在20年前有多少比香港强的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优势和条件呢?新加坡和深圳在高科技产业的成功发展对金融仍保持区内绝对优势外，其他几大中心地位如物流(航运)、贸易、旅游等也都受到区内各大城市的强力挑战，已无绝对优势可言。因此，以香港现有经济、金融优势，要尽快迈入世界都会行列，还必须有一些发展思路上的突破，核心的问题是从独赢策略走向共赢策略。所谓独赢策略就是独立地发展自己，而将周边城市或内地主要城市简单地视为竞争对手进行资源封闭和独享；而共赢策略则是充分认识到竞争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互补共赢，单打独斗不可能使香港尽快迈入世界都会行列，而必须通过合作、互补和资源整合共同打造都会区。为此，我提出重点是打造都会区带体系。

　　第一，都会区带体系与统计整合。正是基于资源共享和资源整合的共赢理念，我们认为打造都会区带体系是一种有效的“共赢”战略，这个体系包括都会核心-都会区-都会带-都会圈四个圈层。香港本土构成都会区带体系中的核心；都会区包括四个特区：两个特别行政区、两个经济特区。香港+深圳构成都会区的双引擎，港珠澳经济一体化构成都会区的另一极；珠三角构成都会带；泛珠三角构成都会区腹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些统计整合，如以都会区的一些经济指标与大纽约地区、大伦敦地区、东京大都会的比较就具有可比性。

　　第二，从香港策略提升为国家战略。要进行区域资源整合，单靠香港本身的发展策略已不可能，必须提升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就是说，这个都会区的建立，并不仅是为了香港本身发展，而是整合周边城市作为中国的“国家队”参与世界顶级的经济竞争和世界都市的竞争，是国家发展战略与和平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统一协调、整合资源，这样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第三，在都会区重点培育三大产业集群，并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形成三大圈。

　　一是强化中环地区的金融产业集群，形成中环金融圈。这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全力打造，目标是世界级金融中心。

　　二是打造大屿山赤腊角机场为核心的物流产业集群。包括国际机场、迪士尼乐园、亚洲博物馆、增值物流园和10号货柜码头以及未来的港珠澳大桥等。物流园不只是运输、仓储，而着眼于拓展多样化增值服务，如标签、条码、质检、包装等一站式综合服务，使供应链更完整及畅顺。同时，通过兴建港珠澳大桥，打通与珠江西岸的物流瓶颈，形成以香港为核心的环珠三角物流圈。

　　三是开发新界北以禁区和河套地区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打通从新界科技园、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到深圳南山科技园的通道，形成深港优势互补的科技创新圈。

　　注释：

　　〔1〕〔2〕〔3〕〔4〕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05年经济概况及2006年经济展望》第136页、第142页、第137页。

　　〔5〕〔6〕〔7〕〔9〕〔12〕参见拙着《回归十年的香港经济》第20页、第286页、第341-346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

　　〔8〕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06年本地生产总值》。

　　〔10〕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03年本地生产总值》、((2006年本地生产总值》。

　　〔11〕戴道华《善用CEPA重整香港制造业》，http：//www．tdctrade．COrn。

　　(作者郭国灿，为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