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他的行政组刚宣誓忠于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就得到泰铢宣布浮动的消息。泰铢浮动导致了亚洲地区空前的金融恐慌。也就是著名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袭卷了亚太平洋地区许多国家。最初几年董建华行政长官忙于建立特别行政区新形象时，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被委于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来改善和确保香港与内地的一体化。

　　1997年行政长官董建华第一份施政报告颁布后，提出建立一个高水准的组织机构，于是在1998年3月，成立了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由陈方安生负责香港方面事务。粤港合作联席会议计划每六个月举办双边会议，但是由于香港接连发生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这项计划没有实现。2001年以前，跨境合作仍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合作进展缓慢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些政府官员。甚至公众的自我保护想法，他们因为害怕大陆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而倾向于严格控制移民。因此并不积极推动双边跨境合作。香港民众在一段时间内抱着“香港至上”或“袭击香港”的想法。我们可以从1999年居港权事件以及内地移民对政府生活福利所谓的信任看出香港社会对内地仍然有很深的歧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基本法首次做出的解释中，着重解释了基本法23条中有关居港权的两个相关部分。

　　1997年特首董建华颁布第一份施政报告以来，他不断强调香港需要建立与大陆更紧密的联系，这将是香港未来之所在。基于这个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计划地在内地建立了组织机构来加强大陆与香港的联络和交流，促进香港发展，审查入港申请，以及为香港贫困居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99年3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北京设立了第一个办事处。随后，设立了面向经济以及舆经济相关的办事处，如：2002年7月设立了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随着2004年6月泛珠江三角洲合作框架建立后对办事处需求的增长，从2004年4月起，驻粤经贸办的服务范围扩展到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五省。考虑到促进香港与中国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交流与合作的需要，香港政府于2006年9月在成都和上海设立了类似的经济与贸易办事处。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SHETO)服务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以及湖北，而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CDETO)的服务范围则包含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山西和重庆。这些办事处几乎覆盖了中国大部分省份。

　　携手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地上述的办事处，准公有团体也建立或者扩大他们的分支机构来扩展他们的服务范围。作为香港传统的全球经济贸易推广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全球有超过40个办事处，其中在内地有11个，分别是：北京、成都、大连、福州、广州、昆明、青岛、上海、深圳、武汉以及西安。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致力于粤港一体化，并且帮助香港企业从2003年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中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已经把它的服务网络扩展到整个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地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东莞、广州和深圳的附属咨询公司加强了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驻广州办事处的作用。最后，香港中华总商会建立了中国委员会，香港工业总会设立珠江三角洲委员会，为它们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会员企业服务。

　　1999年特首董建华颁布的施政政策侧重于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及时意识到香港对内地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与广东腹地的一体化与共同开发，以及它作为中国世界性大都市的形象(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www.info.govt.hk，2007年4月14日)。然而，在2001年之前。跨境一体化一直进展缓慢。经过长期的谈判，中国最终加入WTO。随着中国的加入，许多香港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开始怀疑香港作为世界与中国间的传统中间人的地位。2001年，初步讨论了关于建立香港与内地新型自由贸易区。虽然在建立新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由于有许多质疑，进程一度被搁浅，但当中央政府颁布CEPA后。这项计划最终在2003年6月成功实行。在香港与内地一体化过程中，CEPA是一个重要的体制性突破。在同一国家存在两个各自独立的关口时，在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的最初五年蜜月期内，CEPA赋予香港，优于其他WTO国家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优先权。CEPA的颁布正值香港社会民众和经济士气处于空前的最低谷和严重危机时期，CEPA显着地促进了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复苏，使得香港恢复到现在水平。

　　我们应该意识到，在香港回归后的几年里，有关跨境一体化的质疑一直存在。在由香港亚太研究所2002年9月进行的一项电话民意调查中，只有54.2％的人赞同24小时通关，同时反对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基础设施，控制环境污染，建立西部珠江三角洲新桥和选择投资移民方面的合作。2003年1月27日，落马洲和皇岗边境可以24小时通关，使得从深圳边境过关更容易，迈进了历史性的一步。另一个促进经济和社会复苏的原因是：2003年，政府宣布内地居民个人旅游计划，允许内地游客以个人身份而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随团来港旅游。这项计划从最初2003年7月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四个城市，到2007年1月增加到中国的49个城市。到2007年3月，约有1800万内地游客通过这项计划来港。他们大大加快了香港零售市场以及香港整体经济的恢复(新华网，WWW．xinhuannet.com，2007年3月19日)。

　　跨境一体化的另一块里程碑是在2003年8月5日，由特首董建华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领导的粤港合作第六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提高了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重要性，确定了会议后期双方需要在15个方面共同合作。这次会议确立了粤港在许多领域建立更紧密更具体的合作以及一体化的模式。事实上，早在2001年5月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辞职时，就已经开始加强跨境合作和一体化了，随着曾荫权接任陈方安生职位成为新的政务司司长，而梁锦松被任命为财政司司长，加快了一体化的进程，出现了一些早期计划外的关键的体制性突破。

　　2004年6月，泛珠江三角洲的建立，为在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直接腹地以外的地区与香港的一体化提供了动力以及一个更广阔的窗口。作为9+2区域合作的成员之一，香港已经进入与中国大部分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新纪元。香港在带来全球化影响，它本身在新区域中的优势以及经验起到积极作用的机会是巨大的。香港已经成为很多省份外部投资最重要的来源，而它们也把香港作为自己主要的出口市场。于2005年9月12日开幕的香港迪斯尼乐园，是世界知名的一个新的大众娱乐设施。它将吸引更多的中国旅客来港，因此促进相互理解和一体化。

　　自从1997年以来，在缓慢的进程中实现了跨境一体化，但在一体化过程中的第一个十年末期充满了波折。2003年是特殊的一年，上述提到的2003年《基本法》23条草案的推行引发了2003年7月1日五十万民众和平大游行。这次游行也给北京方面敲响了警钟。从那时起，北京方面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处理香港事务。2005年3月，董建华辞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一职，同年7月曾荫权毫无争议地当选为新的行政长官。曾荫权任特首后使得跨境关系更进一步。民意调查中的数据可以反映这点：在2003年12月的民意调查显示，45.7％的香港民众相信中央政府，而30％的民众相信香港政府(香港南华早报，SCMP，2007年4月23日，A15)。而在2007年4月的民调中，相应的数据分别为.78％和58％(明报，2007年4月27日，A12)。自从香港回归以来，香港人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达到历史最高。随着香港回归十周年的临近，事实本身说明双方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回归十年来，尽管在初期，由于内部行政探索和外部的突然冲击，使得香港经济一度衰退，但香港经济现在已经繁荣得多。近几年，香港经济数据表令人印象深刻。香港与内地双边贸易额增加了两倍，从1997年的1.116万亿港元到2006年的2.349万亿。香港的再出口贸易，包括国外进口商品通过香港运往内地，自2003年以来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内地企业由1992年的101家增加到2006年底的367家，占市场资本总额的份额分别是16％和50％。内地企业在港的市场资本总额增加了13倍，在上述时期达到了6.714万亿港元(香港南华早报，2007年4月23日，A15)。到2007年初期，香港从之前的第九位上升到全球第六大股票交易市场。

　　香港与内地紧密共存关系也反映在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中国内地是香港直接投资最重要的投资地，大概占到香港累积直接投资总额的40.3％.反之，香港也是中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投资地，大约是累计直接投资总额的31.4％。就区域来看。香港是广东、上海、江苏、浙江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来源地。2005年底，广东累积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有65％来自香港，共计1054亿美元。同样，长江三角洲地区累积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有31％，共计610亿美元来自香港。2005年，237，500香港人在内地工作，与1988年的52,300人相比，有了巨大的增长。

　　1997年以来，香港一直寻求与内地各个方面的一体化，而作为香港的邻居，深圳的地位显得十分重要。早在香港回归以前，就提出了有关更紧密合作和一体化的建议，具体的建议来自深圳地区，但是最终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计划。2005年8月，由香港亚太研究所在香港范围内进行了有关增加香港民众对深圳与香港共同利益以及发展理解的电话民意调查，调查显示，香港民众在许多方面把深圳作为他们生活的一方面了，大部分居民表示他们支持与深圳更紧密交流。事实上，双方政府早就在幕后致力于寻找双方合作的可行性方案。在我们负责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中也为香港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1—2006)间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作者杨汝万，为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