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记载黄舒事迹的是宋沈怀远《南越志》：“宝安县东有参里，县人黄舒者，以孝闻于越，华夷慕之如曾子之所为，故改其居日参里也。”在本地的地方志里，明崇祯《东莞县志》最先为黄舒立传，清康熙《东莞县志》几乎一字不差照録。全文如下：

　　晋黄舒，事亲至孝，家贫力业，以供修瀡。侍膳极恭，盛暑未尝解冠带，亲所颐指，虽千里外往焉，曾无难色。父卒，皇皇如欲无生，躬负土为坟，庐于其侧，深野无人，豺狼左右号，而舒安之。每寒夜哭，声出林薄，随悲风远闻，人为泣下。郄酒肉弗御，日进淖糜一盂。久之，形容枯槁，人劝其还，哭而弗答。居母丧，亦如之。间巷皆谓舒生养殁哀，今之曾参也。有司奏旌其门，因名其曰参里，傍有山亦称参里山。宋沈怀远《南越志》载舒事，谓不让古人云。

　　康熙《新安县志》在为黄舒立传时，録入明代新安县知县邱体干写的一篇赞：

　　厥初生民，爰有五常，厥先维何，父子之纲。百行根底，经训维彰。只见夔夔，视膳跄跄。圣贤迹远，孝道榛荒。彼君子兮，挺自僻壤。贫而甘旨，盛暑冠裳，岂鼎而丰，岂爵而扬。生则致养，没而孔伤。负土为坟，结庐其旁。夜月哀号，大块茫茫。乌鹊绕树，虎貌潜藏。鱼也悲木，奇也履霜，律之于古，谁其雁行。佥日曾参，庶几可方。里以参名，董德善良，山以参名，表厥孤芳。哲人云萎，陵谷沧桑。蓼莪载咏，涕泗浪浪。呜呼，访故里则黍禾在望，睇故山则云树郁苍，不知者谓先生既亡矣，而知者谓先生之孝久而弥光。

　　嘉庆《新安县志》除照録前志的记载而外，还考证出黄舒的字号和父名。

　　从这些地方志的记载中，我们清楚地知道黄舒确实是生活在距今一千七、八百年前晋代的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

　　黄舒，字展公。原籍中原，因北方战乱，民不聊生，辗转南迁。到了东晋时，他随父亲黄教迁到当时的东莞县，在今天沙井镇这块地方定居下来。黄舒的家境比较贫寒，父母又年高体弱，只有自己十分卖力地干活，才能勉强地维持家计。黄舒心地善良，是一个十分懂事的孩子。尽管生活过得十分艰苦，孝亲的礼仪从不懈怠。据说他每天干完活回到家里，一定要穿戴整齐，陪父母吃饭，以示恭敬；即使是盛夏酷暑，也从未出现过解冠带的事情。如果是四时八节或一天两日，想来一般人都会做到，假若每天每顿都如此，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热带的盛夏酷暑，即使穿背心还十分难熬，况且那时又没有电扇空调，减去所谓温室效应升高的一度两度，也不会凉快到哪里去。另外，只要是父母所要求他做的事情，即使有千里之遥，他也欣然前往，从未有一点畏难情绪，尽心尽力办好事情，让父母高兴满意。

　　这是一个多么和睦的家庭啊。幸福的后面好像总是跟着不幸。父亲老了，终于依依不舍地撒手人寰，和睦的家庭因顶梁柱的倒塌而失衡，黄舒悲痛欲絶，惶惶如欲无生。为了让父亲入土为安，他强忍着悲痛，亲自一筐筐背土来为父亲造坟。坟成后，在旁边搭了一个茅草屋，决心按孝道的礼仪，守孝三年。黄舒白天辛勤劳作，侍奉母亲，晚上便住在坟地，为父亲守坟。那时的沙井人口还不多，许多地方都还很荒凉，一到晚上荒野里没有人影，豺狼虎豹在坟地里出没，狼嚎虎吼常常撕裂着寂静而恐怖的夜空，而黄舒安然处之，没有一丝的畏惧。每当想到父亲的逝世，想到还没有让父亲过上一天富裕的日子，黄舒不禁哭出声来，凄厉的哭声响彻寒夜里的林梢，随悲风传得好远好远。乡里乡亲听到这哭声，也会流下泪来。守孝期间，他不喝酒不吃肉，每日只吃一罐稀饭。时间一久，身体就越来越瘦；看着他形容枯稿，人们都不忍心，劝他还是回家好好调理身体。他听后也不作回答，只是哭，也许劝他回家的人们并不理解他这个中原来的人这样做的心情和意义，只得由他去了。

　　后来，母亲也跟着父亲去了，他同样守孝三年。人们逐渐也见怪不怪了，随着北方移民的增多和中原文化的传播，大家也明白了，这就是孝道，孝道就是生养殁哀，黄舒就是今天的曾参。曾参字子舆，春秋时人，孔子的学生，以孝闻名。他在《孝经》中说：“生事爰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孝子。后来人们总爱用他来比孝子。黄舒的事迹很快传到刚成立不久的宝安县府，也许是作为治理的政绩，也许是作为先进典型，官府很快便整理好材料，上奏朝廷。晋朝皇帝下诏，给予表彰，赐黄舒孝子荣誉称号，并命名他居住的地方叫参里，旁边的一座山改称为参里山。

　　无论是《东莞县志》还是《新安县志》，都把黄舒排在“乡贤”或“孝友”人物传的首位。既然是乡贤，就有资格建立纪念馆，来接受人们的祭祀。据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黄孝子祠，在邑之三都大钟山之下。万历元年(1573年)，潘甲第、汪桂等建。买置坟前田五亩，又夹洲田尾广长河渡、可泊嘴新田横水渡，岁共收租供祭。其祠一座，周以垣墙。”可知明代万历元年(1573年)，新安县刚成立，万家萌(今沙井镇万丰村)潘甲第和汪桂等人便出资在大钟山(今万丰村大边山)下建立一座黄孝子祠。这座祠堂在清代康熙年间(1662一1722)的迁海事件中被荒弃了。

　　在潘、汪等人建祠的同时，东莞县也在积极筹划修建黄孝子祠，这件事却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闹了好多年。

　　明代隆庆六年(1572年)，新任命的东莞县知县董裕到任。董裕，字惟益，江西乐安人，进士出身，是列入《名宦传》的一位好官。他考虑到宝安离县城太远，山高水长，召开个把会议，传达个把文件，特别是春秋两祭的纪念活动，都要兴师动众，长途跋涉，十分不便，便上疏请求设立新安县，编图以便民。万历元年(1573年)，将宝安故地从东莞县中划出来，成立新安县。因以茅洲河为界，黄舒的故里参里也就划到新安去了。

　　万历二年(1574年)，董裕奉诏召集生员开会，商量入祀乡贤之事。当讨论到黄舒时，意见不一，有人坚决反对，说参里已割隶新安，黄舒入祀乡贤之事不该东莞县管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悖大宽和的董裕考虑到分县伊始，也不好为这样的小事搞得全县的生员们不团结，就将此事搁置下来。不久他就调走了。

　　后来朝廷派礼官下来，厘正祀典，当时的东莞知县就说：“既然大家都说先生故居参里属新安，那么在新安入祀就可以了。”东莞县只在学宫的尊经阁中摆了个黄舒的木牌位，算是对先贤的尊敬，也给坚持黄舒在东莞入祀乡贤的生员们一些交代和安慰。事情还没有完，到了万历十五年(1578年)，惠郡理王侯管辖东莞县，到该县采风问俗，得知此事后，就向郭督学写了一个关于东莞县设立晋孝子参里黄先生祠的请示报告。报告批准以后，就在东莞县城的北关右边建了一个专祀黄舒的孝子祠。为了慎重其事，还请当时宦游南粤的名士，如临川汤显祖、江东翟九思、邑人袁昌祚等，为之作记刻石。

　　汤显祖是明代著名的戏曲家，所着《玉茗四梦》，以《还魂记》(即有名的《牡丹亭》)最为有名，当今的文学史家称誉他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在《晋孝子参里黄先生祠记》中，赞颂黄舒“孝德信诸里人”，“世表南海”，并十分感慨道：

　　悲夫，异时先生隐约蓬藿，何所蕲尸祝以为名高，顾民彝世教，非孝不植，后之人自以其心之同然者而景慕，舆南极并久，是先生不以参里重，而吾邑世以先生重，至章章也。顾独据里而议栽罢，则参里在晋隶东官郡，邑即郡之幅员，历今千百余年，始析而置新安，孰非东官故封，而先生所视为桑梓地耶?何存祧之异议也?斯亦浅之于视为孝德矣。

　　他还直截了当地鞭挞时弊，指出：

　　夫自世风之靡也，无论蒸庶，即有诵说六艺，高论阔步，往往以衽趾为疏节，以擗踊为迂谈，其流或至于逾绳，越间自伐其天性，而群附于狂简，以跅驰千里为解，是胡可令先生见也?

　　大概也只有汤显祖才会这样写受人之请的记文吧。

　　作为孝子的故里，参里山得到很好的保护。据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云林仙井，在参里山侧。”可知参里山在今沙井镇沙井中学里，而参里就在沙井镇衙边的云林新村。云溪井和云林仙井今尤存，就是最好的明证。

　　参里山虽不高，郄树木葱郁，山麓坐落着始建于南宋的云溪寺，晨钟暮鼓更让此山平添几分庄重。山下还有一条水涌环绕。参里到了宋代改名为涌口里，明代设立云霖墟，是东莞县城到新安县城的必经之地。青山、緑水、古寺、街市，这一切使这个地方成为远近闻名的胜景。明代，参里山名列“新安八景”之一，题名为“参山乔木”。正应了那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古话。

　　既然是名胜，当地的官吏名贤免不了要邀朋携友到此一游，吟诗作赋，吊古思贤。咏参里山的诗词很多，留下来又脍炙人口的是明代新安理学乡贤万家萌人潘楫的《参山怀黄孝子》：

　　乔木阴森景最幽，衣冠晋代羡名流。

　　宫离禾黍家何在，碑没苔藓迹尚留。

　　林薄飘萧啼乌乱，参山岭郁白云浮。

　　递迁今古悲陵谷，千载芳名史册修。

　　曾任江西左布政使的祈顺在游览了参里山后，也留下一首《参里山》诗：

　　孤山崔嵬倚参里，乡曲争传黄孝子。

　　黄生养亲慕子舆，参里之名从此始。

　　平生志行众所知，高名直与此山齐。

　　山前种得松柏树，犹有慈鸟来夜啼。

　　这些诗篇中的词藻并不华丽，郄表达了后人对先贤的景仰和推崇。

　　黄舒死后就葬在沙井。清嘉庆《新安县志》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晋孝子黄舒墓在大田乡猪母冈。”黄舒墓座南面北，仿佛凝望着北方的故乡，墓前的街名叫大田路，看来《新安县志》的记载还是十分准确的。现在的黄舒墓为清代的墓葬形式，三合土享堂地面，青砖墓壁，拜堂处显露出部分沙岩条块，通进深9米，通面阔5米，墓碑为花岗岩质地，官印碑顶，碑额处浮雕云纹图案，碑文的字迹有些模糊，“晋钦赐孝子乡贤始祖考参里黄公之墓”十六字还是认得出来的。(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