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我国农村有史以来的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万家萌村的农民分得土地后，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获得丰收，家庭副业也有起色，农民家庭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但是，也有一些农户因缺乏劳动力，单家独户，无力耕种分得的田地，又请不起雇工，土地又不能出租，因此便慢慢地把土地荒芜了，有的甚至私下出卖土地。还有的农户把分得的荔枝树出卖了。也有一些家庭，虽然也缺劳力，但他们通过兄弟姐妹或家庭联系，互助帮工，生产搞得颇有起色，表现出劳动互助的积极性。1952年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劳动互助合作。地方政府对组织起来的农户，发放贷款，使之用于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购买药械，购买种子，养牛养猪，添置新农具等。由于自身的需求和政府号召相吻合，1953年春，万家萌村潘植培、潘灿培，潘浩庭、潘国兴，潘伙厚等人带头成立了几十个互助组。

　　当时互助组主要有两种形式：(1)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能合在一块就合一块，不合就拉倒，然后重新寻找互助合作的伙伴。夏天互助冬天散，明年春天又重干。行动自由，说干就干，以工扺工，以牛扺工，吃亏便宜大家心中有数。(2)常年互助组，有生产计划，有记工记録，你帮我，我帮你，互相不拖欠，互不吃亏。由于组织起来了，发展劳动互助合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抛荒地又重新长上了庄稼，同时也促进了人帮人、户帮户的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乡政府对互助合作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对一些表现出色，发展有成效的互助组及农户施行奬励，有的发奬旗，有的发汗背心，有的发农具，有的发种子，有的发耕牛，重奬到300万元(旧币，等于现在300元)，这些奬励措施，对互助合作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起初，在互助组内部，强劳动力经常帮助弱劳力，时间长了，使一些本来劳力弱的成员把别人的互助当成义务，滋生了依赖心理.甚至有人发展到不思劳动，厚着脸皮让人家来帮，使别人吃亏。这样强劳力的意见越来越大，群众称这种现象叫做“搭便车”。同时，互助组之间也有强弱之分，而村里得到一些农贷，在扶弱抑强，爱贫嫌富的思想影响下，又大多数给了弱组，强组反而缺乏生产资金。这样一来，不少互助组，重新解体，又重新组合。这样，强户和强户组合，弱户没有人要。针对这种状况，乡政府出面干预了，到村里召开群众大会，提出克服依赖思想，实行自力更生。

　　1953年10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贯彻党中央这一方针政策，县、区二级抽调干部，向乡村派出工作组。《决议》精神在万家萌村传达之后，不少人高呼万岁，但也有些人不赞成，担心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充公了，于是刮起了第一次杀猪砍树之风。

　　1954年春，宝安县试办了三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三围一社(17户)、马岗一社(19户)、新桥一社(17户)。当时初级社都增产增收，而且一般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因此，互助合作运动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1955年2月13日。壆岗村陈长坤、陈洪根、陈耀良等组建了壆萌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万家萌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感到形势逼人，恨不得一天之内转入社会主义。同年，潘植培率先在三村建立了第一个初级合作社，接着潘浩庭、潘国兴、潘伙厚分别在一村、二村、四村也建立了初级合作社，多则20多户，少则10多户，以后按自然村的顺序，改为万家萌第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四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万家萌村办社的基本经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促集体化运动。具体做法是在办社的发动过程中，本村先划分阶级阵线，把地富反坏分子排斥在合作社之外，把一般群众纳入合作社里面。于是形成了一种社会压力，入社就是进步，不入社就是有问题。因此，入社与否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有不少农民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报名入社的。

　　入社条件主要体现在阶级成分上面，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在创办合作社的时候，壆萌党支部按照上级意图.原则上贫下中农都可以以户为单位或以个人为单位入社；地主、富农及管制分子不能入社；小商贩和高利贷者在剥削没有停止以前，不能入社。

　　经历土改风暴的农民深知家庭以及个人阶级成分的至关重要性。在当时政治氛围下，阶级成分的好坏关系到家人的基本权利和地位。特别是在不入社者与地富反坏同等对待的特殊情景下，登记入社无异于得到了一张护身符。在合作化后期，地主、富农被“宽大处理”，成为“戴帽社员”。

　　1955年冬，万家萌村四个小社合并成一个初级合作社，由潘植培任合作社主任，潘浩庭任副主任，潘九根为文书。

　　当时规定，土地分红比例，民田(水田)占40％，劳力占60％；旱地占30％，劳力占70％。耕牛处理办法：折价归集体，按田摊派，民田占50％，旱地占30％，咸田占20％。大农具：折价归集体，按期归还，依照银行7厘付息。小农具，自带自用。劳动力组织及调配办法：分耕作区，分小队，共分四队耕种。生产投资办法：社员投资按照银行付息，分期偿还。各种收益分配办法：除了各种作物的投资，盈余依上交民田、山地、咸田的类别，劳动照60％、55％和70％分报酬。年终土地报酬，只能依入社产量分红，多种多产的收益与土地无关。

　　据1956年度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统计表载：璺萌乡行政村2个，总农户722户；农业社数2个，户数678户，占农户93.9％。

　　1957年春，万家萌村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又风风火火地办起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自愿入社发展到强制入社，实现了全员入社。取消了土地分红，采取评工记分，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如果说在初级社阶段，社员还保留名义上的退社权和股份分红权，那么在高级社阶段，这些权利都被取消了。万丰村有人轻蔑地说：“那种合作社章程不过是一纸空文，入股分红的许诺都是假话。”农民手中的土地、耕牛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上缴了集体。为了纪念万家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诞生，改万家萌村为万丰村，希望合作社年年丰收。

　　初级社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匆匆进入高级社，由于没有经验，管理不完善和跟不上，造成了集体生产与管理方式诸多矛盾，加之生产效益压下了，分配没有及时兑现，引起部分群众极度不满。首先导致了很多中农如潘东就、潘和太、潘在杰等要求退社，后来发展到许多贫下中农也要求退社。

　　针对农业集体化中出现的“退社风”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各地在农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纲上线，用阶级路线斗争的方针把“退社风”压了下去。在这大的形势之下，万丰村的退社之风也销声匿迹了。

　　政治压制虽然保住了合作社这种生产关系，但未解决合作社管理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万丰村高级社管理人才缺乏，领导班子文化水准低，一时要会计没会计，要出纳无出纳。那时候，哪怕是高小六年级毕业生，也要在合作社里挑大梁了。由于缺乏管理人员，第一、第二生产队的财务搞得很混乱，后来发现有贪污作案的现象。

　　由于习惯和私有观念的影响，在劳动中，多数人不是首先考虑集体，而是考虑自己。第二生产队在收割中，父母在前面割稻子，自己的小孩在后面拾稻穗，前面割了一车子，后面拾了一大包。生产队长气愤不过，一把劲冲上去，把孩子所拾稻穗抢回去，统统归公，这引起孩子父母与生产队长的对骂，甚至打架。后来，不少队长的心软了，手也软了，不是站在前面带领大家收割，而是站在后面拾稻穗，防止孩子们围上来抢拾。生产队长换了一批又一批，像走马灯似的，社员还是老社员，怎么搞也不顺当。

　　在生产安排上，轻工活与重工活矛盾也很多；有些工分待遇也很难找到合理的方法。安排轻活的社员就哈哈笑，安排重活的社员就叫喊：“丢他妈!”劳动“三只脚”，消极怠工，造成出工不出力，生产率下降，经济效益也随之下降。1957年，秋收后结算，最好的第三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是5角钱。第一、二、四三个队，劳动日值均在3角以下。群众的情绪低落了，耕牛也变瘦弱了，数量也减少了。在分配上，70％成了超支户，如果这样搞下去，合作社一定会垮台的。潘植培忧心忡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他走遍了周围几个乡，到了几个搞得好的村学习，调查研究。他发现不少地方所出现的矛盾与万丰村大同小异。如要扭转局面，把集体经济搞上去，结论是必须批判人们的思想上的私有观念，搬掉私有的温床，才能使人们全心全意在集体路上走。

　　正当万丰高级社的领导探索如何克服种种矛盾之际，迎来了1958年大跃进高潮，万丰村高级社与壆岗村高级社合并成为宝安县超美公社的一个大队。

　　几乎与互助合作同时，1953年10月，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控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购销；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的管理。很长一段时间内，粮食统购，互助合作就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对农民进行改造的两大战略措施，农民称之为“统购统销”运动。

　　1954年，许多地方购了过头粮，引起群众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极度不满。万家蓢村有个农民说：“毛主席分田给农民，有做无食，日日去开潭，开到脚都直。”有的农民说：“今年炮仔指我心口也要留够粮才卖。”有的甚至说：“坐监也不卖。”沙井地区流传着顺口溜：“来了毛主席，农民无饭食；来了毛泽东，蕃茨沦碗公。”对抗情绪，可见一斑。

　　为了稳定人心，纠正统购统销中出现的问题，1955年6月2日，宝安县委组织了大批干部下乡大张旗鼓宣传“三定”政策(即定产、定购、定销)，以消除群众顾虑。(1)坚决卖余粮不卖口粮；(2)定购以后乡的任务三年不变，户的任务基本不变，遇到其他地区欠收，须支援外地时，增卖余粮，不得超过增产部分的40％；(3)佃耕田适当照顾；(4)明确交待当年乡的任务。当时璺萌乡、村两级干部思想上存在畏难情绪，怕工作难以开展，怕三面受气，即挨群众骂、给老婆咒、给政府批评。乡、村两级接受任务后，首先召开党支部会议，统一认识，然后召开贫雇农会及各种类型人会议，依靠骨干，层层武装，层层发动。潘植培在万丰村首先从总结统购统销情况人手，大讲统购统销的好处，主动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引导大家出闷气，由于思想明确，方法得当，开会时群众发言热烈，闷气尽吐，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农潘连发“顶风犯案”，他养了200只鸭子，需要粮食喂养，因而私下套购了一些粮食，案发后遭致逮捕，以破坏统购统销罪判刑4年，送往黑龙江地区劳改。

　　1953年11月中旬.党支部书记潘植培召集群众大会，传达了中央的“统购统销”精神。他在会上讲话的声音特别高昂，表情特别严肃，并一再地暗示大家要跟上形势，不要随便违反国家政策。他强调，这是国家的非常时期，国内阶级敌人随时利用这个事情，引起国家混乱；国家混乱，对谁都没有好处。他在说了一大通大道理之后，特别强调说：“当前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有饭吃。工商业者及一些大户人家.不能随便收购粮食及随意销售粮食，否则后果自负。国家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大家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一定能把事情办好，”

　　这次群众大会之后，政策和各种规定便不胫而走，大街小巷都议论这件事，群众中怪话牢骚不少。为了使统购统销政策在万丰村贯彻下去，潘植培再次召开群众大会，学习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围遶统购统销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那段时间，统购统销的宣传一浪紧似一浪。有些人分析国家严重缺粮，一些不法商人及大户人家乘机收购粮食，抬高粮价，私积屯粮。万丰村里的一些养鸡、养鸭的专业户便到邻村由壆岗、新桥、潭头等地收购粮食，有的超过几十石，其中潘松发、潘谷仔收购了约50多担，这几个村的干部也上门投诉了，工作队的领导听到汇报，相当恼火，说要好好惩治他们一下。

　　当天下午，潘松发、潘谷仔被派出所扣押，绑在万丰小学的石柱上，村里人问他们犯了什么法?派出所的人解释说：“这两人破坏统购统销，现在政府要把他们抓起来法办。”不久，潘松发、潘谷仔两人以破坏统购统销的罪名被判刑15年，押往东北黑龙江省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这一来，群众才知道这个统购统销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一句话，就是谁违反政府的政策，谁就得受制裁。潘松发、潘谷仔刑满后，两人均返回万丰村。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之后统购统销就不再直接从农民手中购粮，而是直接向社队下达征购任务。由于不再与农户直接发生关系，国家与农民因为实施统购统销的矛盾也就大为缓和，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农民的不满。加之，任务一定数年以及奬售政策的实施，农民对统购统销也就习以为常了，每到丰年，积极踊跃交售余粮，以表示对国家建设的支持。

　　在粮食统购统销后，接着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棉花、棉布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制度一直延续了40年。1985年，广东省改革统购派购时，把水产，水果，蔬菜、肉类、土特产等开放，1989年又开放油、麻，1991年开放蔗糖，1992年放开粮食。至此，统购统销及其派购制度宣告结束。(欧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