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沧桑的自然和强大的社会，个人实在是显得可怜的渺小，随时都会遭遇不测，很需他人的援助之手。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国百姓传统的报恩思想。应当说中国人还是有感恩文化的，至于说感恩文化在中国百姓的生活中，与基督教社会相比，显得十分稀薄，那是因为中国百姓受人滴水之恩的机会是那样的少，专制的官僚，跋扈的吏卒，使百姓将内心的感恩捏塑出忠义关公和清官包公之类的神像，并将多余的感恩定期虔诚地奉献给遍地寺观里的神神怪怪，感谢他们在冥冥之中降赐给百姓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

　　如果幸运地遇到一位清廉仁慈的父母官，百姓决不吝啬感恩之心，涌泉而出，款款挽留不住，只能官去民思，甘棠留泳，节食捐资为其修建纪念馆，以示不忘。这样为活着的人建造纪念馆，古时候叫生祠，可见将其似祖先一般供着，只有那些实心爱民，清白自矢的好官才配。生祠的修建，既是表达百姓的感恩，也是树立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暗暗祈祷继任的官吏能与其相仿；作用发挥得如何，不得而知，反正历来清官的资源是那样的稀缺，一个包公从古说到今，说了又说，还将一直说下去……

　　清代中期，沙井云林墟侧也曾建有一个这样的纪念馆，名字叫“四侯祠”，里面供奉的是曾在新安县任过知县的曾孔志、陈榖、彭允年和李铉四人。供奉的是牌位不是塑像，不得而知，因为早就湮没了。能够共祀一室，可见他们的清誉应该是一样的。

　　曾孔志是福建闽县人，号泗台，因考中举人而授知县，明万历四年(1576年)到任。新安原和东莞一个县，万历元年(1573年)从东莞县分出来，单独立县，因为地处海防，倭寇、海盗频繁侵掠，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朝廷接到当时广东参政兼海道副使刘稳关于在东莞守御千户所所在的南头城设立县治的请示报告后，立即批复，并赐县名为“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新安县第一任知县是吴大训，万历元年(1573年)到任。为了防止结党营私，按照当时封建的组织原则，知县的任期一般来说是四年，当然也有因功破额或犯科被赎而缩短任期的。曾孔志是新安建县以来的第二位知县，任职四年中，宽恤百姓，严管胥吏，判理了许多悬而未决多年的案子，清除了容易产生贪污腐败的办事章程和惯例，办事一切奉法循理，使百姓能安心地过日子。他礼敬本地德高望重的长者，逢年过节不忘问候，凡事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重视当地教育，倡议兴建学校。为了加强县城的防御功能，他于万历五年(1577年)在罗城的城墙上增建东、西、南三门，在子城城墙上修筑御敌的谯楼。谯楼以砖石为壁，极为隐蔽，站岗放哨的子弟兵既能将其作为平时的栖息之所，又能作为飓风来临时的避难所。由于他的口碑极好，屡膺卓荐，后来到高州府当通判去了。

　　陈毂，字式洲，福建同安人，由举人到新安当知县，他到任时正好是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登基的那一年(1628年)。他的性情刚直廉平，不避杈贵，到任后便雷厉风行，整顿吏治，对于横行乡里的恶霸和贪赃枉法的干部，严惩不贷。他爱民如子，将原来巧立名目乱收的各种农业税费一律免除，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史称“积蠹宿弊，厘剔殆尽”。他这样当县长，能当多久呢!被他触犯了既得利益的官官吏吏们，团结起来，左一封匿名信右一封请愿书，硬是将他搞下来，到任才一年余，便以忤权贵而摘下顶戴。他离开新安县时，“行李萧然”，大概只是一些日用的衣物而已，可见他表里一致，确实是一位清官。尽管不见容于权贵，郄深受新安百姓的爱戴，听到他去官的消息，百姓倾城而出，纷纷涌到他要经过的官道上，挽留他不要离他们而去，据说他乘坐的车子被堵住，久久不得前行。做官能做成这样，他应该欣然了；无法改变体制，能独善其身也是不错的。后来他还是被朝廷启用，被派到湖广蓝山县去做父母官。

　　李铉，字伯韩，福建漳平人，崇祯八年(1635年)，由进士知县事。他和陈榖一样，为人慷慨，一身正气，豪强都十分惧他，在他面前从不敢为所欲为。他一到新安，便颁发一系列的整顿措施，严厉打击危害百姓安宁的一切强盗和地痞流亡民，体恤盐业工人灶丁的艰辛，整顿盐埠，减免强加在百姓身上的苛捐杂税和不合理收费，应该说是大得民心。在中国封建的政治体制下，得民心，不一定能得官心，官与民好像永远都是矛盾的。也不知是触动了官场上的哪一根神经，没等他将整顿措施推开，一声“圣旨到”从天而降，一纸调令就把他调到更为偏僻的海丰县去了。

　　在这四人中，刚才讲的三位都是福建人，而彭允年是贵州石阡人。彭允年，号鹤廷，崇祯十年(1637年)以举人的资格到新安任知县的。有可能因为他是李铉的继任，来新安以后也听说了李铉的故事，他再也不指望能够改变新安的官场。他只是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官。方志中记载，他的为人“质檏宽和”，为官主张与民休息，体谅百姓的艰辛，尽量力所能及地减轻徭役。他重视教育，常到学宫视察，勉励学子好学上进，并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赞助教育经费的不足。任期结束离开新安时，“行礼萧然”，来时多少东西，去时多少东西，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刮削当地地皮，也没拿走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从四位知县政绩来看，他们确实算得上是清官。在明朝晚期那样黑闇而且污秽不堪的官场中还能出现这样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可见官也并不是非要污着做，清着做也是可以的。

　　按理说，纪念知县的纪念馆应该设在县城才是，一般不会设在偏远的乡下。为什么竟然将四侯祠建在沙井呢?这与倡议修建的潘甲第有关。潘甲第是明代邓家萌(今沙井万丰村)出来的一代名贤。他为官清廉，颇有声誉。潘甲第退休后，便回到沙井邓家萌居住。他一定是听到不少关于曾孔志勤政的故事，就倡议在云林墟旁建一座纪念馆，并买了一块名叫“将蛇坑”的中则田六亩八分，所产作为供祀之用，粮税入潘永昌家，由其负责管理。后来，陈榖、李铉、彭允年也被批准入祀该纪念馆，也就成了所谓的“四侯祠”。

　　四侯祠所在的云林墟，即今天沙井中学附近，明清时期是十分繁荣的墟市，松岗、石岩一带的人们都会乘船驾车赶来出售自家出产的农副产品，购回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到了清初，为了防止据守台湾的抗清名将郑成功及其子孙攻大陆，年青气盛的康熙大帝一登龙床，便下令东南沿海的边界一律退后五十里，引郑成功的士兵上岸，然后歼灭之，擅长马战的清兵实在没有办法在惊涛骇浪的海水中去消灭他们。沙井所在的新安也在迁界之列，百姓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流离失所，甚至出现夫妻反目，父子相食的惨剧。八年后，在一些明智的地方官多次上奏下，康熙才恩准废止迁界令。八年无人居住的房屋，杂草丛生，梁倾门歪，其惨况可想而知。估计四侯祠也就在这场浩劫中倾圯了。潘甲第这时早已不在了，家家的房屋都需要重建，谁还会有功夫去理会四侯祠要不要重建的事呢?

　　四侯祠湮没了，只是在清代嘉庆廿四年(1819年)所修的《新安县志》发黄的书页中留下一段文字，帮我们记忆起沙井曾有过四侯祠这样的名胜：

　　四侯祠，在邑三都云林墟侧，祀知县曾孔志、陈榖、彭允年、李铉。万历年间潘甲第等建。买置土名“将蛇坑”中则田六亩八分供祀，粮税入潘永昌户，碑记尚存。(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