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镇寰

　　我与邦倜可定义为“老同学”，因为我们中学就同学了。我们是衡阳市一中的学生。他比我高一个年级，是全校少数几个“最优等生”(每科90分以上)之一。很知名，高高瘦瘦的个子，清秀，许多女生会背后对他叽叽喳喳。所以，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他认识我是在1956年9月初，我作为新生进中山大学没几天，在宿舍走廓里见到他，几乎是惊喜的发现：这不是颜邦倜吗?怎么会是他!他也读地理系?立即走过去问：“你是颜邦倜吗?”“是”。邦倜似乎也出奇的看着我。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从此，我们结成了一辈子的知心朋友。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因为说了几句不满自然地理专业的话，被划为“右倾”，开除团借。很气愤，很苦恼，经常会在晚饭后找我去散步。那时候的中山大学校园真是美极了，有许多安静的地方，散步一圈回来，心里会舒服很多。在散步的时候，邦倜会尽情发泄：“自然地理专业难道不要改革了!不要前进了!我哪句话错了?发动大家提意见，回过头来又打击，那些东西不是人!”我说：  “声音不要太大了，小心补划你右派。”他说：～怕什么，右派就右派，当个谭嗣同!”我说：“谭嗣同要是跑掉，日后说不定还能帮助孙中山一点忙，会更有贡献。”“狗屁，狗屁!”他回击我。但是，他究竟还是忍下来了，没有公开的去发泄。

　　正在这个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太好，且与一位女生有较密切接触。很伤感：“完了，完了，这辈子真的完了，(那位)女生(恋情)完了。”有时，他也会念一、二首写给那女生的诗作给我听，忘却了当前的遭遇，陶醉在片刻诗境之中。

　　不久，他确诊患肺炎，休学养病一年，1959年复学与我同班。复学后，精神上好了许多，只是初恋的创伤伤了他一辈子，始终未能抚平。

　　1960年毕业，邦倜分配到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当助教。跟着来的是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全国重灾区之一，生活特别困难，邦倜得了水肿。但是，他仍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常常熬到深夜1、2点钟，节假日也少休息。领导很重视他，培养他，让他讲大课，学生反映也很好。他雄心壮志，欲展宏图。一次我们在南京他叔叔家见面时，他豪言壮语，“我要振兴安徽师院地理系。”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降临了。“振兴”的梦也终断了。他到院图书馆去工作。许多人无所事事，或者参进“革命”洪流里去了。他却不愿浪费青春，除了应付图书馆日常工作外，自学英语，在一位英语大师指导下，一头钻了进去，不几年工夫，卓有成效，翻译了50—60万字的书稿。在那国家前途、个人事业渺茫的岁月里，他仍然勤奋不止，自得其乐，又长了学问，幸哉!善哉!美哉！

　　1980年，由于家庭等多方面原因，他调回家乡——衡阳医学院教英语，之后衡阳师专得知他是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毕业，且在安徽师院教课多年，特请他到师专地理系任教。师专聘有外借英语教师，这给邦倜提高口语能力带来方便，他经常去找外借老师请教或“吹牛”。

　　邦倜英语水平高，又有教学经验，一些中学常常会请他去给毕业班讲课，凡经他讲授的学生，英语水平都提高很快，高考成绩好，所以在衡阳市各中学颇有名气。这一点让我的大儿子也沾了光。我的大儿子读高一时，意识到，不读名牌高中，考大学有难度，我让他到衡阳市去找邦倜。邦倜时在湖南鼎鼎有名高考録取率很高的市八中教毕业班英语。他毫不犹豫带着我小孩去找校长，校长很为难，磨了一段时间，仍不想答应。邦倜侠义心肠，说：“好，校长大人，你今天不收下这孩子，我也同你BYE-BYE啦，你的书我不教了。”说了拔腿就要走。校长急了，忙拉他：“好，我破例，我收了，我惹不起你，你是我的爹。”我的孩子就这样进了八中读了两年，回到广州，很顺利的考上了大学。

　　1987年湖南水利学院成立，需要地理教师，考虑到省城对事业发展条件更好，邦倜就调进了该院。确实，到省城的天地广阔多了。邦倜一方面认真教学，一方面广泛活动于地理学界和环保学界。特别是对洞庭湖环保和淤塞问题提出许多好的见解和建议，得到省政府的重视。几年时间，已是小有名气，被省政府聘为湖南省自然科学谘询委员会委员。

　　1996年11月初，我到长沙参加庆祝陈国达院士85岁生辰活动之际，于5日晚偕我二弟任振亚一起到他家。他很高兴，亲自下厨置酒款待，侃侃而谈。他正在起草一篇关于洞庭湖环保方面的文献。他已办好了去美国的护照和签证，但为此文献推迟赴美20天的时间，就是这20天的时间，可能换走了他20年的生命!

　　在他家大约谈了二个多小时，他又陪我去看另一位老同学丁志度(也是衡阳市一中同学，中山大学物理系毕业)，又喝酒，美酒人口，他又兴致勃勃的谈起洞庭湖的生态、环保、中学、大学生活……大概已是夜11时多了，仍精神振奋，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告诉他，很晚了，该回去了。他坚持要自己走回家，说他身体很好，二、三里路算什么!我两兄弟押他到“的士”里去，把他送回水利学院，依依道别。谁料这一别竟是永别，这一欢乐忘形的聚会竟是永远不抹的纪念，永远难忘的记忆。

　　11月8日晚，就是我们这次聚会的第三天晚上，我刚刚回到广州还只几小时，邦倜的女儿颜红卫来电话，哽咽的告诉我：“我爸爸走了，脑中风。”原来，昨天上午9时左右，打扫卫生的钟点工看见他躺在床上，头晕，劝他去医院看看，邦倜说，“没事，躺一躺就会好的，过去也有过。”快到中午时，有人来看他，见他躺在床上不能挪动了，赶紧送到医院，经抢救无效。呵，大意呀，大意!有高血压，怎么会这么大意!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红卫的话是真的，不敢相信。但事实是事实，邦倜走了，确实走了，带走了多少理想，带走了多少憧憬，带走了多少感情，带走了多少遗憾!他的关于洞庭湖环保文章没写完。他企盼去美国看望至亲的小女儿没有成行；唠叨困扰他几十年的岳母好不容易给她儿子接走，独自过安静的日子还没一个月(妻子已在美国)……走了，一切都走了!搏斗一辈子真的没过多少安稳的日子。唯可慰借的两个贴记着爸爸的人才出众的女儿，也远在他乡，离多聚少。

　　安息吧，邦倜，人都会走完青春，你没欠下世界什么，却留下了许多，搏斗一辈子，尽可以问心无愧的安息。安息吧，我的老同学，我的知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