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尚辉

　　当踏人中大校门的时候，一种沧桑之感几乎脱口而出：“中大，我终于回来了!”是啊，这一别竟是30多年，正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啊。事前我已经筹划好，先自己游校园，待康乐园的脉脉温情重新温热我那因长年在外飘泊已变得麻木、冷峻的心时，我才不失为一个“中大人”去晤我的老同学。

　　为了寻找感觉，我特意从西区招待所绕道到正门，沿着那熟悉又陌生的林荫道进入校园。我不放过任何落人我眼帘的景物，但最能吸引我眼球的是人，因为，他(她)们很可能是我熟悉的老师、同学或校友。我边行边默默地在心里向一个个、一拨拨行人打招呼，但谁也不曾注意到我，谁也不认识我。我明白了，在我心目中，他们是我的老师、学兄、学姐、学弟，而我在他们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陌路人，与他们的在菜场、在商场碰见的人并无二致。一丝苍凉之怨掠过心头：我是那么老了吗?我是你们的校友啊。

　　“重聚”307寝室

　　走到叉路口，两处景物让我犹豫了片刻：先到“宿舍”还是先到“小礼堂”?还未考虑清楚，双脚便身不由己走向“宿舍”。看，那就是我们住的307寝室，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和遥远的往事马上就重现了：涂成焱穿着一身卡叽中山装棉衣，面对着墙站在自己的座位面前朗读着孙道临的电影角色台词；梁必骐伏案执笔，大概在忙着写稿、写工作报告吧；许宗藩手握两根竹片，在他的pone记出品的纸质“洋琴”上演奏着他的潮州音乐；“肥佬”伍子坚穿着一件内地当时还很少见的夹克衫操着一口标准的广东普通话在吆喝着什么；小个子廖国雄总是抿着嘴，把嘴角往后拉，他的微笑又深沉又神秘。我进入宿舍顺楼梯拾级而上，想看看307的特写，不料人是物非，门口一块牌竟是哲学系的一个什么单位。

　　307真是个小小的“联合国”：梁必骐是江西“老表”，涂成焱是“湖北佬”，许宗藩是潮州Neng，伍子坚是香港仔，廖国雄是澳门人，邹尚辉是粤北人，我们友好地相处了四年，友谊却延续到今生今世。彼此有否冲突?有，但只是隐性的。在广东人看来，广东以北者便是“北方人”，而北方人与南方人的文化风格及生活习俗的差异便是这“隐性冲突”的根源。应该承认，我们这些广东仔太偏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我优越感，常把自己封闭在“广州话”的圈子里。一位操粤语的同学遭到戏弄时，他竟说：“你别把我看成是吃馒头的!”其实，吃馒头的北方人哪点比吃大米的南方人差?!事实上，“广州话”本身也有文野之分，当日就在这走廊上，“肥佬”伍子坚一个“倒挂金钩”踢在我身上：  “你个山区仔!”当然是在开玩笑，但有时，不免“玩笑露真情”。

　　尽管如此，307的成员们都有一种求同存异的开阔胸襟，使我们能和谐共处，因此，谈起307，都带着深情的眷恋。

　　涂成焱，湖北佬。“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民谚由来已久，原意指湖北人的强悍，现已褒意成湖北人聪明过人了。我们这位湖北佬如何?耿正、憨厚、纯朴、沉默寡言。因编《纪念册》，他在我们毕业后30周年之1990年给我的信中写道：“同窗四载，记忆犹新，令人难忘。你和周源和一张小照，我还留在身边。我在中大四年，多得你们的帮助，使我置身于大家庭的温暖之中，我们的寝室307，是很活跃的……我们生活得很和谐，当然也有过激烈的争论。我记得有一次和你争论起电影《沙家店粮站》(抗日时期战斗故事片)，争论什么我一时也记不清了。想起来也好笑，你是很坦诚的、热烈的、耿直的、好心的，你现在还这个性格。”

　　许宗藩，阿pone，一位非常善良可爱的大哥哥，说话时常结巴，且带有浓重的潮州口音。于1960年9月30日晚，他以“过去和未来的阿pone'’给我写信说：“有时静思，觉307良辰美景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沓然逝去，有时觉得惆怅，生活，的确像海洋，变幻无穷”，“我想，再见是完全可能的，我只希望，能够记住过去之友谊，将来不要忘记，那便是我最大的愉快。有时唱起‘梦幻曲’，‘黑龙江上的波浪’，我总觉得有你那小提琴音调在我胸中共鸣，中午，当美妙的广东音乐催你起床的时候，你的印象又是令人难忘的，正是，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他最后说：“话虽短，只要你沉默片刻，回忆过去，我的信就相对变长了。”

　　至于伍子坚，307带给他的，肯定比这复杂得多、深刻得多。

　　伍子坚，肥佬，耿直，风趣，乐于助人，一副侠义心肠。他比我们大七八岁，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富多彩的人生体现再加上他健谈的秉性，使他成了307闲聊的“主讲”。像我们这样的从学校到学校的书生，只好瞪大眼睛听着一个个从他嘴里蹦出来的希奇古怪的故事。

　　毕业后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多方打听也未果，很奇怪，肥佬从地球上消失了?终于，2000年，我们在中大团聚了。我带给他三件小“礼物”让他惊叹不已：一是他于60年刚毕业不久写给我的信(复印件)，另一“件”是我背颂他当日在礼堂听系主任报告时随手写下的一首打油诗：“主任伟论何滔滔，其实报上已详报。和风倦意相谐合，梦里思人曾几度。”还有一“件”是我准确地把他女友的香港住址背读给他听。他很惊讶我的记忆力，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关于伍子坚的一些事，想忘都忘不了。结果是，后来那封信的原件就“物归原主”了(笑话，他写给我的信，信的所有权属他了?)，那首诗由我背写下来，也“完璧归赵”了。

　　在中大时有次放假回家，我爸爸听到我“笃笃”的脚步声，很奇怪，一看，我穿的是皮鞋。是的，我穿皮鞋了，是伍子坚送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穿皮鞋，那阵子的连州中学，能穿上布鞋上学的人可能只有半数，另一半的人夏天是打赤脚的，穿皮鞋的同学，一个也没有。肥佬还送过我两样东西，一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希奇是有硬塑料皮装封的，那时内地罕见塑料制品。另外一件是较新的咖啡色西服。那时穿西服有点“另类”，于是，到武汉后便把领子改成了一件“中西合璧”的款式，很是穿了些年头。伍子坚的慷慨助人也可从涂成焱1990年2月8日写给我的信的表述得到证实：“伍子坚对我这个穷同学还送过一件旧羊毛衫。”

　　平时乐呵呵的肥佬，毕业前后一段时间经历了一段思想危机，他于1960年9月23日写信给我说：“出发前夕，在李焕珊家收到你的来信，算得上是厚厚的一封。拜读来信的时候，我有一种无名的冲动被掀起，既感慨又感激，同窗数载，不用说，你会明白我当时的激情，你的感情真诚可爱，在芸芸同学中，我深感到，你是最瞭解也是最关心和帮助我的人。”

　　他接着写道：“你曾到过大海，也许你会瞭解大海的脾性。有些时候它是波涛汹涌，怒涛奔腾，是这样地粗暴杂乱不安。但有些时候，它是风平浪静，水不扬波，是这样地闲静安详。假如勉强地打个比喻，我过去一段时间的思想情绪比作大海怒吼的话，那么我现在的思想情绪就如安静的海洋”。我想，若把这段话解读了，也许可以写一本书。他出身贫苦，在日寇铁蹄践踏香港的岁月，他流浪到新加坡做苦工。他人中大前学的是电机工程，具有相当的数理基础，英文根底更佳且发音准确。我日后出口就能蹦出一些英文词语就是鹦鹉学舌似的从他那里学来的，诸如什么“以David Copperfield”、  “Calcutta(加尔各答)”、“Bombay(孟买)”等。入学前他已有一位深爱着他的女友，他经常跟同学们讲他们的恋爱故事。正如他在信中说的：“我的出身和经历是这样的复杂曲折。”大学毕业前夕，不少港澳同学已选择了“返港”这条路，在这样的人生十字路口上，他难免痛心疾首，举步维艰，所以，他在信中很严厉地剖析了自己：“我感到自己的步迹简直是‘一塌糊涂”’。

　　肥佬毕业后与王文介、李焕珊在一起，“三人的合作和相处都在很融洽、拍档的良好状态”，他说：“跟李焕珊在一起工作生活，她给我的印象非常良好”，他还说：“我以为考察队是我们搞地理工作者最理想的地方。”没料，此君竟也教唆其千金学地理，使其终成为香港有点名气的城市生态环境规划专家。

　　峰迥路转，最终伍子坚还是回到了香港，内地少了一位地理学家，香港却多了一位出色的中学校长。

　　周仔!周源和。当日他就在这楼道里表演他的苏联舞，当时我还学了几招。

　　周仔，善良、热情、开朗，极重友情而常不修边幅。对我们班的脉脉温情，他有着极细致的描述，在1961年的“五·一”，他给我的信写道：“中大，多么‘神圣’的地方，那里有306温暖的房舍，辉兄、子坚、亚洲、亚明…看来，肥佬的热情也的确是热心肠的人了，而亚洲的稳实作风，亚明的人情厚度等，又往何处找呢?那更不用说康乐园的生活方式了。‘小官’现在我又觉得他是多么温柔的思想工作者，多么体贴。以前觉得他太硬、死板，不，他有原则，也有灵活。而整个中大的生活很好，当然这不是物质，而是指思想生活，大家都那么开放。”

　　除了306、307，其它寝室肯定还有许多故事，它们会温暖你整个人生。

　　学生宿舍，听两位被侮辱与

　　被损害的同学的痛苦倾诉

　　刚刚进入角色，本不该被不愉快的事情冲淡游兴，但想躲都躲不了，站在这宿舍的楼道上，你想躲开这位同学的身影?不可能，事情就发生在这走廊上。当日，几位同学在这走廊上闲谈，我自己正好在场。不知怎么一下子把话题扯到毛主席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论述上了，一位调干生说毛主席说的是“批评一团结一批评”，双方辩论起来，越辩越激烈，由于当时毛着并不普及，无从考证谁是谁非，于是“正方”、“反方”坚持己见，难分胜负。反右运动一来，这位调干生顺理成章成为批判对象，从此走向人生的地狱之门。其实，历史完全可以正着写：假如我们几个没有在走廊里相遇，假如“反方”没有那么强的好胜心；假如……

　　但这些“假如”都没出现，这位调干生却成了“坏分子”，另一位同学则成了按比例分配下来的“右派”。我突然想起西方传说中为偷天火拯救人类而牺牲的殉道者普罗米修斯，不就是这二位救了我们大家吗?因为，我们班“必须”出右派分子。

　　此后，他们两位已淡出我班的生活，八十年代编制的通讯録上，他们俩被编人复读的班级，己在我班“除名”。当时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得到同学们的认可，于是，在1990年我班的广州聚会上，他们两位又重新回到我们的怀抱。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初见那位调干生，我好一阵才回过神来。几十年的坎坷都刻在他的脸上了。座谈会上谈及此沧桑世事，另一位“右派”同学不禁潸然泪下。

　　“性格即命运”的命题是何等坚不可摧。其实在关于毛公式的的辩论当时我已意识到，那位干部生在众人的雄辩中已自知理亏，只是怕丢面子，才作了强词夺理的挣扎，结果是输掉了自己的大半生。不过，“输掉自己大半生”的说法有相当的猜测成分。但愿，他脸上的笑靥多于眼泪。我们深深祝愿他。

　　在宿舍楼道上还“碰到”苏乃煌同学。他是我连州中学的校友，高我一班。在校时我知道他而他并不认识我，因为他当年是连州中学学生会主席。因健康故他休学一年，故我俩同年进入中大。在我们班48位同学中，只有我们两人来自粤北且出自同一母校，故彼此一见如故，交往也多了起来。

　　苏乃煌为人耿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工作能力强，能写会说。他并不是地道的“港澳同学”，因为他不是从港澳考人中大的，所以，他的“逃港”也非典型的“港澳式”。大部分港澳同学在毕业前就已经“逃”了，他是分配了工作后两年才“逃”的。

　　一条深圳河，森严壁垒地隔絶了两个世界，一边是被大陆妖魔化了的香港，另一边是被香港妖魔化了的大陆。直到80年代初大陆政治开始解冻，我与苏乃煌才恢复了联系。我至今仍保存有苏乃煌当日给我的信，一字字，一行行，请听一个爱国的“逃港”者灵魂撕裂般的痛苦挣扎：

　　“在六十年代初，当我们踏上深圳桥头时，真是三步一回头，我知此去很难有机会重返了。有时我们一起驱车前往边界，几个人默默望着对岸，一直几个小时。‘北望神州’，一点没有错。十年浩劫，每天传来的消息都是惊心动魄，又幸庆能置身在外，总之，此中感受非笔墨所能形容。”

　　我每次读到此，强忍着的眼泪终究还是要夺眶而出。“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当他在噩梦般醒来时，世道已变得让他惊叹不已。在同一信中他继续写道：“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同时也收到亚洲的及文莹的来信。你们能直接和海外通信，证明政治气候不同了，真是高兴……在香港的同学，十多廿年来，心中都存在一种内疚，去年黄焕秋率中大代表团到香港，当时郑金祥(我们当时的体育教师，记得否?)去找他，谈起我们中大在港的校友，黄校长说：‘你们没错!’这句话使我们心中极具快感，今次返校又得到校友的友善接待，更加高兴了。”

　　“一腔热血图报国”，两行清泪返家园，不是为了爱国，港澳同学何以会放弃了相对优裕的生活，放弃了较理想的工作或专业，回到内地?不是因为失望，他们为什么又宁肯背负“逃港”的罪名而痛苦地离开?赤子之心，日月可鉴!

　　值得庆幸的是，从八十年代起，坚冰已经打破，深圳河已变成一股融汇香港与内地同学情谊的泪泪暖流，一次次情的融洽，一次次心的交流，让我们重睹芳华，假如要说感谢的话，我们还要感谢港澳同学对班级活动的慷慨支持和帮助。

　　1995年左右，连州中学校史编缉组负责人黄永强老师向我征集校史资料，我毫不犹豫地向他推荐了苏乃煌——当日的连中学生会主席。

　　学生食堂再睹陶铸风彩

　　就在这历史与现实颠颠倒倒的流连中，我离开了宿舍，走近了物理系学生宿舍及食堂，“梁祝”小提琴的动人旋律便飘然而至。当日两位物理系的同学常在楼道上拉“梁祝”，我们每当上食堂时总可以免费欣赏他俩的小提琴音乐会，说实在的，他们拉得很不错。“梁祝”是1959年创作的，我们1960年毕业离校，所以，在我们心目中它的“原奏者”不是余丽拿，而是那两位不知名的校友。

　　啊，食堂到了。心想，假如现在我有当日的早餐券就好了。一碟多美味的沙河粉!一勺滴得出油的肉汁作佐料往上一浇，就会叫人流口水。还有那个轻盈的铝质碟，也只有中大的食堂才有。我们当时的伙食标准是12．5元，对于一个从6元伙食标准走出来的中学生来说，近乎是奢侈的了。记得，鱼我们常常是吃腻了，甚至一见它就埋怨：“又吃鱼”，至于猪排，我在中学见都未见过。如今我长年都吃“鄂菜”，一条“土鲮鱼”会解我多少乡愁?

　　我往食堂的东南角一望，蓦然见一个人顺手拿一张条凳摆好，然后站在凳上向正在用餐的同学致意：“同学们……”，啊，那是陶铸1 30多年了，陶铸当年的身影还历历在目：平头，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显得很干练，年纪50岁左右。他讲了些什么，已无可考了，但当时的心态是记得的：崇敬。最难忘的是，陶铸还单独“接见”过我。那是1958年在连县一次野外土壤鉴定期间。那一刻，我一个人在荒野上作业，远远见一骠人马离开大炼钢铁的小高炉向我走来，到了面前，我定睛一看是陶铸，旁边的工作人员便向我介绍这是陶铸省长。陶铸便问我：“你是做什么的?”(他肯定觉得荒野中有个学生模样的人很奇怪)，我说我是中大的学生，来搞土壤鉴定的，不过，我是用广州话说的，我以为广东的省长兼省委书记当然应该是广东人。我们简单说了一些有关土壤鉴定的事，他们就离开了。后来看他的《松树的风格》才明白，可能就是那次他溯连江考察大炼钢铁去的，我们却在荒野不期而遇。

　　这些年，有时会读到曾志或其他人回忆陶铸的文章，一种强烈的愿望是想重读陶斯亮的《终于寄出的信》，与老妻讲过几次，但到哪去找几十年前的这篇文章?今年二月份，又不知是哪根神经触动了：何不在互联网上试试?于是，输入“陶斯亮／没有寄出的信(其实是《终于寄出的信》)”，居然，“举手之劳”便找到它。读后，我发现自己真的老了，那阵子，陶斯亮这篇文章曾夺走我多少眼泪，引发了我多少人生的喟叹!

　　小礼堂引领我进入西洋音乐殿堂

　　在这疑真疑幻、如痴如梦的回忆中走出了宿舍，下一个站就是小礼堂了。小礼堂是中大的地理中心，是否可以这样说，小礼堂也是中大人的心理中心?

　　小礼堂给我的第一个联想是校广播站，它座落在二楼左侧一处不显眼的地方。别人可能记不起，或者根本就不知广播站在哪，但我与郑泽厚肯定忘不了。当日，我们进校不久便有一举措：每晚熄灯钟后播送20分钟的音乐“催眠”，且全是些西洋古典名曲。我与泽厚兄很兴奋，尤其是我自己，从连县那称得上是“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之地一下沐浴在音乐的海洋里，冬眠着的几粒音乐细胞便象雨后春笋般繁殖起来，不胜感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兴奋之余，我俩不免有几分耽心，谁知广播站此举意欲何为，是一时的兴起还是深思熟虑的行为?是临时措施还是长远计划?我们生怕再也听不到这美妙的音乐了，于是，写了一张“坚决支持”之类的小字报，待广播站无人之机贴到它的门上。

　　带我进入西洋音乐殿堂的始发站就是这小礼堂。

　　那时，学生会常常举办“黄昏音乐欣赏会”，也是在这个小礼堂。其时，小礼堂专门安置了一些光线柔和的彩灯，晚饭后三三两两同学便鱼贯而入。这种唱片音乐欣赏会不定期举行，每期都有免费发放的节目单，我也就在这小礼堂，一一“结识”了贝多芬、莫礼特、斯特劳斯……至今，我保留有十多份当日的节目单，让莫扎特他们伴我终生。

　　除了音乐会，还有诗歌朗诵、话剧演出，小礼堂成了当时中大的文化中心。我今保留的演出节目单可分为三类：中大文化部与广播站联合举办的音乐会；“中大诗社”作品朗诵；“中大话剧社”的话剧。其中，演出过的话剧有《此屋有鬼》、《我们一家人》、《求婚》、《风波亭》、《青春之歌》、《这样的爱情》等。你可曾记得舞台中有我们很熟悉的身影?龚伦杰演过“元龟年”，张永芳演过“柳小燕”，许云演过“庞大叔”，戴素演过“沈太太”，蒋耘演过“老郝”。其他“名”演员有吴云龙、霍大绶、朱丽丹、韩世华、金励、罗斌仪等。后台工作人员则以张宣达、李时新等“名世”。

　　曾记否，1959年中大“五·四”文艺汇演时，我班同学还在此小礼堂演唱过《英雄向秀丽》?词曲作者是我与李新芳。说起来好笑，我哪懂作曲?记得与李新芳讨论时我都不知道是先作词还是先作曲。现在，《英雄向秀丽》的原稿还在我身边，再唱一遍我都不好意思唱完它了，也不知当时怎样就让它混上了舞台，后来好象是化学系还是哪个单位还来録了音的。有趣的是，这“原作”是刻印在一张幅面较大的坐标纸的反面的，坐标纸的正面竟是1958年1月12日彭檏拙同学的地质课作业——“广州北郊地貌综合剖面图”，且老师已用红笔作了批改。2002年，不知我的哪根神经给触动了，复印了此图，以匿名匿地址(不在武汉投寄)方式将此图“奉还”给彭檏拙，给他点惊喜，也给他点悬念。我相信，在看到我现在写的这段文字之前，他从收到图至今对此事仍然是“一头雾水”。

　　当日我们在这片林中空地蹦蹦跳跳时，在读大一，才十七八岁。这个舞的导演便是我自己。其实我只是一个“盗版者”，是读中学时一位部队文工团员教给我们中学生的。我不知何来的本事，居然能教会大家并在中大演出，我则身兼导演和演员。此后几十年，我一直不知道这首伴舞乐曲之曲名，九十年代末买了一本薛范编的《俄罗斯民歌精品集》，依曲目试唱之，才发现它原来躲在这里，名叫《小苹果》，是一支19世纪末已流行的俄罗斯民歌。

　　《课余时间》舞正式演出前的“验收”工作便是在这林中空地进行的。验收大员便是中大文化部部长李焕珊。当时李焕珊还未在我班，第一次跟“部长”这么大的官打交道，心里发悚，毕竟是首次混上个导演当呀，幸好，部长提了点意见，放行。

　　意料不到的是，因为“导”这个舞后来居然混进了中大舞蹈团，他们不知底细，要我当负责人，恐怕就是团长。殊不知一旦当上了马上便露馅，不久，无声无色地便自动下台，这叫做“麻袋做龙袍——不是这块料”。不过，在舞蹈团的生活是愉快的，为广州氮肥厂捐款，我们舞蹈团还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演出过。

　　老伴常提及，说我是入错行，说假如你小时不是生活在闭塞的连县而是在广州，你会选择音乐，假如你学音乐，你的成就会更大。我能说什么呢?是我“选择”生活还是生活“选择”我?我庆幸的是：我热爱音乐。退休后，一直有一个心理医生相陪伴，那就是音乐，还有一个保健医生相呵护，还是音乐。我有一把小提琴(实是三把)，一把手风琴，从它们流淌出来的音符不见得很准确、很悦耳，但它真，它善，它美。邹尚辉居然也会语惊四座：“爱音乐的人，即使是劳改犯也会变好人。”

　　小礼堂，给我的又何止是音乐!

　　行政楼中的黄焕秋校长，你当日收到我们的信否

　　从小礼堂往前走便是惺亭了。惺亭广场曾留下我们多少青春的身影?眼前的惺亭广场是緑树婆娑，緑草如茵，青翠欲滴，惺亭及中山铜像掩影其间，点点行人在其中的小道上迥环穿梭。我置身其间，恨不得脱去衣衫，纵身跳入这緑色的海洋里，一洗那疲惫的身心，医治那被城市“文明社会”所谓“按钮时代”麻木了的神经及扭曲了的人性。

　　我突然记起刚人中大时就在附近的橱窗中看到介绍中大的情况，说“康乐园是镶嵌在珠江这条项练中的一颗緑宝石”。多么贴切的比喻，多么晶莹剔透的一颗緑宝石。

　　我与老伴一直有“中大与武大谁更美”之辩，我认为中大比武大美，妻子则反之。2003年春初兄来汉时，我推荐他去游武大并让他作我们夫妻之辩的裁判，他果然去了，在校园游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后对我说：“很难说中大武大谁更美，各有各的特色”。嘿，此君好狡滑，谁都不得罪。其实，我后来已经向妻子“投降”了。中大与武大比美，中大恐难执牛耳。武汉大学不仅学冠群雄，且以环境优美见长。她有东湖的妩媚，有珞珈的秀美，有仿古建筑的苍凉，有现代园林的精巧，珞珈山已名满天下，享“全国最美的校园”之誉。不管怎样，中大能与武大相提并论，也起码混得个“提名奬”吧。

　　到了惺亭，大钟楼与图书馆便影人眼帘。曾记当日，我与郑泽厚曾以矫健的身手爬上这大钟楼的大钟内部，一睹这口声震康乐园的大钟的五脏六腑：大小齿轮一排排，大者几近车轮，一根根传动轴如铁棍，钟声一响，震耳欲聋。谁能进入这大钟的内部?恐怕再淘气捣蛋的学生也不敢。但我敢。不是我淘气，也不是我勇敢，而是肩负一桩相当神圣的“政治任务”——打麻雀。当日认为，麻雀是害鸟，几乎与人类不共戴天，于是，在一场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打麻雀运动中，麻雀几乎被满门抄斩。那时，中大的校园里到处是手持扫把、脸盆、竹竿、锣鼓的人，见到麻雀便扑打、驱赶，直到其筋疲力尽、束手就擒。我俩就是为此而被“分配”进大钟楼执行任务的，祖传的一个铜脸盆就是我的武器。不料，放在倾斜屋顶上的脸盆不小心被轻轻碰了一下便顺势下滑，从大钟楼顶摔落到地面上，于是，铜脸盆上的一个凹陷和一条大裂缝便成了这个荒唐行为的永久见证。

　　如今，一个几近“尚能饭否”的老人只能望着这座高高的大钟楼发感叹：唉，“一事能狂便少年!”

　　行政楼上当日的教务长黄焕秋老师，你可曾记得“自地一的部分学生”?你肯定不记得了。因为，在你看来，这“部分学生”所说的事并不重要，但对我们来说，当日那件事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那就是我们几个(或者说是“部分”)生活散漫的学生当日反对集体早操，遭到攻击，于是“正方”、“反方”辩论相持。反方的打油诗说得很明确，是想睡懒觉：“多睡一分钟，少患几年痨”，正方居然扣了反方一顶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说这是教务长黄焕秋说的。反方想不通，也气不过，一封质疑信便写到黄焕秋处，执笔者就是本人。这件事，后来就不分胜负，不了了之，是黄焕秋没有回信还是正方手下留情，不得而知。可后来一想，也真有些不寒而栗：要是日后把我们“反方”打成个“右派分子”什么的，你也只能咬碎牙齿往肚里咽，还能咋的?

　　我们的“小官”梁必骐不只一次“手下留情”了，真感谢他。

　　那会儿，一个“做党的驯服工具”口号叫人感到很别扭。工具是什么呀?还有人的尊严，还有独立的人格吗?我们可以“听党的话”、“接受党的领导”、“一切听从党安排”，怎么能当“工具”呢?于是，我与梁必骐也有“反方”与“正方”之辩，我举例说，战场上，“党”的指挥出现明显错误，眼看我方遭到重大伤亡甚至导致战役的失败，此时，我们是忍气吞声做“工具”还是扺制?双方为此唇枪舌剑，难分胜负。

　　后来每次向妻儿提及此事还都有些后怕并自诩自己是漏网的右派，难怪周源和点评梁必骐“是多么温柔的思想工作者”了，周仔，你真是一针见血，人木三分呀!

　　地理楼师恩绵绵

　　离开大钟楼，最急切要追寻的便是地理楼(陆佑堂)了。地理楼是典型的中国宫殿式建筑，我良久仔立在离她远远的地方，全身便沐浴在一种庄重的、古雅的、冷峻的、肃穆的氛围中。我忽然觉得，这不仅仅是我读书的地方，而且是出大科学家、大学者乃至科学巨擘的地方。当然我很希望进入教学楼但我没有进入教学楼，我甚至没有走近她，生怕遇见熟人或半生不熟的人。我不想见见我们的老师?想，不过，不希望在这种场合。我在想象着：我自己都快进入“老人”之列了，我的老师岂不已白发苍苍?他(她)们好吗?恩师的形象，像过电影一样一一在脑海中掠过：黄玉昆、方瑞廉、李丙怡、陈华材、李见贤(黄进)、叶汇、缪鸿基、黄润本、唐永銮、沈灿粲、黄美福(黄伟峰)、黎积祥、王鸿寿、徐俊鸣、曹庭藩、王正宪、陈世训、陈家修、梁溥、钟衍威、李世玢……

　　记得有一次与一些同学到唐永銮老师家作客(可能是拜年)，那一屋子四壁的书让我很惊讶，唐老师及夫人便在这书房接待我们。这些书的“庞大”与唐老师的“单薄”形成强烈的对比，大有“书肥人瘦”之慨，心中暗暗问自己：我会有一天成为这样的大学问家吗?沈灿荣老师的形象也历历在目：也许在宿舍房内答疑不便，在宿舍的大门口摆上一张小桌子和一张木凳，沈老师时常就整晚地露天工作，耐心地解答问题。我很感动，也很敬佩，自认为，日后自己能尽职尽责当老师，肯定有沈老师及其他老师的传承。

　　野外实习，是同学们最开心的时候，也是老师最辛苦的时候，像测量课的陈华材老师、地质课的黄玉昆老师李丙怡老师、地貌课的李见贤老师王鸿寿老师、植物课的谢永泉老师等等，他们在野外工作的艰苦条件下，一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恪守为师之道。

　　不过，一些老师的粤语普通话可让外省同学吃了些苦头。那年头，相当封闭的广东拒絶普通话，尤以市井居民为甚。明明是普通话的电影像《渡江侦察记》之类，非要译配成粤语才能在广东放映。在学校，情况好一些，但要那些老教授们讲普通话，也真是勉为其难了。听物理老师讲一堂课，差不多听课者比讲课者还费劲，当讲到地球自转偏转力也就是“科里奥利力”时，粤式舌头怎么运动也只能吐出“佛里奥利力”来，同学们暗自好笑，又不敢笑出声来。至于地质老师的反复“沿山坡而上”，已成了学生的谈资。我在中学听到要不就是课堂的地道粤语，要不就是电台地道普通话，对这种不咸不淡，既非粤语也非普通话的怪异语言，颇感好玩。

　　蓦然回首，我很为自己感到庆幸，对于我从事的研究及教学，没有任何一门大学学过的专业课程是没有用的，是的，每门功课都用到了：地质与地史、地貌、土壤、植物、水文、气象气候、自然地理、测量、地图、区域地理、经济地理、物理、数学、俄语……我从事的遥感应用学科，可谓包罗万象，它的技术系统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它的应用系统从资源到环境，从自然要素到人文要素全都网罗在它的“麾”下。倘若我大学少学任何一门功课，或老师教砸了任何一门功课，那我日后的“遥感”都是蹩脚的。所以，可以这样说，我日后发表的每篇论文，每上一门课，每从事一项课题研究，每出版的一本书(其实也就是两本半书)都包含有我们老师的研究或教学成果，都凝聚着老师的心血。有些常脱口而出的经典，诸如“土壤是自然界的一面镜子”、“自然要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人地关系”等都是从老师那里“盗版”而来的。即便是现今连俄语字母有几个都差不多忘了，但大学毕业后不久我便能熟练地阅读《地理专业俄语文选》了。

　　谢谢老师们!

　　毕业后，我们之中不少人也成为了老师，中大为师之道得以传承、光大。这其中，当时有13位同学留在中大当教师，进一步得到中大师恩的恩泽。1960年国庆节，落款是“你们的战友梁必骐、梁积生、应秩甫、许宗藩、董惠涵、邵锡桢、黄钧荣、李春初”的信分寄往各地就业的同学，信上说“亲爱的战友×××同志：你们好，首先让我们热烈地祝贺你们愉快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光荣地成为了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员……”接着便介绍了每位同学的工作地址及在穗同学近况。这封油印的信我还保留着，字迹已模糊且多处残缺。2003年李春初在我处看到过它并认定是他受托刻写的，他很感慨，因为，这毕竟是43年前的事了。

　　离开地理楼一看表，已过上午10点。东区也留下我的许多足迹，只好下次再去捡拾了。往回返，在一片幽静的树林中找到梁必骐的住处，我敲开了他的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