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坚

　　人生是短暂的，也是漫长的。

　　人人都有各自的一份空间，每份空间都有无尽的故事；人人都有一片舞台，各自扮演着种种角色。

　　可不是吗?撰写《重睹芳华》的倡议，即时引发起如此广泛的共鸣。它不只唤起一班“老头子”的宝贵回忆，更激起这班自以为“老鬼”的忠实人用积极的态度去冲刺他们人生后段最有珍贵意义的路程，完美地渡过这一生无憾的岁月。

　　“重睹芳华”，一切要从我与中山大学结“缘”说起。

　　幼年时我只上了四年半小学，刚好碰上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当日，亦即日本军队进占香港之时，我就从此辍学。此后的十五年都没有上过一天正式的中学，因为父亲在战时去世，和平后母亲亦因过度劳累相继死亡。战争时期，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朝不保夕的，生活艰苦更不在话下，即使是战后初期，百废待兴，香港的环境仍是十分困难的。我能够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去维持生活已是万幸了。虽然我很响往中学的读书生活，但最终都没有机会。(世情是很幽默的，造物主喜欢跟我开玩笑。我上过小学，亦上过大学，唯缺中学，但大学毕业后的三十年却在中学工作，教了十年书，当了二十年校长。也许是上帝还我一个公道罢。)青少年时期，我在工厂工作的十一年里，对知识的追求是很热切的，下班后每个晚上都去夜校上课。初期学英文，后来研习各种不同的专科课程，最后考上了政府办的业余职业训练学校进修工科课程。毕业时拿到了一份电机工程文凭，注明是业余夜间课程的。以学业成绩而言，投考大学是勉强的，尤其是报考中山大学这样的名校，更高不可攀了。适逢1956年时，高校为了配合国家发展计划，大量招生，我就幸运地被取録了。事实上，如果我投考的年份是1955年或1957年，即早一年或迟一年就可能没机会进人中大，因那些年份的招生数量少而要求成绩较高。另一方面如果早或迟一年，我本身亦没有条件，早一年我仍未完成工科课程，没有拿到文凭，即未达到申请报考高校的资格，更何况那年我的弟弟仍在修读大学先修班，尚要我担负他最后一年的生活及学习费用，我还须工作以维持一切经济负担，又岂能离职就学(后来弟弟与我同一年参加高考，他考上了华南工学院建筑系)。假如迟一年的话，我已经工科毕业后一年，这期间我很可能升职加薪了。那时候我与女朋友已相恋多年，应是结婚的时候了，但她很理解我，会支持和鼓励我升学，亦可以说这是当时我们的共识，所以问题不大。不过，未来岳母可不是这样想，只要时机成熟，她一定逼婚，会用尽一切方法去努力完成她多年追求的岳母梦。我不能不为他人着想，为了平衡各方的要求，我可能就范。幸好我的命运注定与中大结缘，上述的假如都没有发生过。就是这样，我在中大渡过了人生转折点的四年。

　　母校一别就是三十多年。1994年秋初，正是她七十周年华诞之际，突然收到“小官”梁必骐的邀请信。他代表同窗学友邀请我回校共庆母校校庆。我很兴奋，但心情相当复杂。想当年正是六十年代初期，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卅地理研究所工作。不久，由于政治形势险峻，我离开工作岗位，不辞而别，回到香港。从此与同学们失去了联络。文革十年更无法彼此接触。开放十年，悠兴思念之情。每想及此，总是百感交集，但始终缺乏勇气去寻踪觅影。犹如豪情开朗的毛主席所感叹“人间正道是沧桑”。我只好寄情于默默祝福了。由于优柔寡断，磋跎了不少宝贵岁月。幸好在母校任教的“小官”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从中山大学香港同学会打探到我的消息，借校庆之机促成了这次破冰之旅，于是我们的破镜又重圆了。

　　南国的初秋，金风欠意，姗姗来迟，然而蔚蓝的天空，依然一片大好艳阳天。我怀着无比兴奋心情，踏进了康乐园，但心里突然犹疑：“少小离家老大回”，未知会否“笑问客从何处来”?不过这种忧虑很快一扫而空。在两旁浓密婆娑的洋紫荆林荫大道上，前步不久就碰见了“海军”应秩甫。他老远先就看见我，一个箭步趋前，给了我一个紧紧熊抱的见面礼。大声叫道：“肥佬!您终于回来了。”泪水遮盖了我的眼晴，隐约地见到老应精神饱满，皮肤白里透红。心里暗忖，上海人的皮肤果然很棒。这是外在而已，他的内在更可爱。三十年不见，一见如故，好象我们昨天才见过面。声音容貌，小动作都没有改变，虽然望真些似乎老了一点，但神采依旧，风范依然。我很欣慰，也很感慨。

　　老应随即告诉我，紫荆园的宿位己住满了，要往大学正门对一口气陪我行了约八百米，到达招待所，帮我安顿下来。后来我才瞭解到，老应是患高血压及有糖尿病的。我真是万二分过意不去。

　　我们返回中大校园参加大会开幕典礼。正要步入礼堂时，忽然有人从背后执着我的手，说道：“不要入去了，都只不过是一些沉闷的讲话，不如多约几位同学饮茶一叙吧!”我回头一望，原来是李焕珊。这位当年的小姑娘是我班女同学中给我印像最深刻的一位。她聪明玲刑，思考敏捷，对事物观察人微，对世情分析透彻，对别人事事关心。毕业后我们在同一单位工作，她知我是较为粗心大意的人，经常帮助我，提醒我，使我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失误。我很感激，也很感恩。

　　虽然阔别学校几十年，一踏进校园就“走堂”，真是过意不去，但我认为李焕珊的主意是正确的。这是第一时间争取机会叙旧——这活动安排虽已编在程序表内，但时间较后。我们这样做是急不及待和加多一特别场而已，何乐而不为哉!

　　除了“小官”和“大姐”(可能他们负责很多工作，另有安排)及部分外地同学在其它场合听演讲或参加坐谈会，我们那天的初叙有李焕珊，王文介，阿Pone及邹尚辉等人。一众谈笑甚欢，客套话不多，尽吐心中情。

　　邹尚辉一见面，就背诵了一首打油诗，起初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他告诉我，这是当年在礼堂听系主任报告时我随手写下的打油诗。我万二分惊讶，三十多年前的一首随便写的打油诗，违我自己也完全忘掉了，他却竟然可以记忆得那么清楚!他解释说：一想起肥佬就想起那首诗，所以他这几十年来常常都背诵那首诗去想念肥佬。李白用桃花潭水之深，比喻汪伦感情之厚，天地万物我恐怕也难找到一个可以适合的比喻去解说邹尚辉了。至于他能够保存好我三十多年前写给他的信和将我在港女朋友的地址至今也记得清楚无误，那就不难理解了。

　　阿Pone操着浓厚潮汕口音及略带口吃地不断跟我谈及航海活动的往事。一向在海边长大的我，初期回到内陆地区有些不大习惯。幸好中大的北门，面临珠江，虽无海滩，崖岸之胜景，亦无拂面的海风，但对着辽阔的江面，滚滚流动的江水，却也另有一翻风情。广州市航海俱乐部就在北门，我岂会错过机会。四年大学读书期间，课外活动我几乎大部份都是参加航海训练，主要是划艇及风帆。划的是海军式艇，船身较长大，船桨粗大，笨重，挥动时很吃力。对体力锻炼非常有效。驾驶风帆则完全不同。虽然帆船亦很长大，它的推动是靠风力，不用人力的，所以是训练智能及培养团队精神的体育项目。掌握风向，风力及流水的知识非常重要。缭绳的操作要很纯熟，因为缭绳用以控制风帆与船身的角度。靠风力推动的帆船要逆风前进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理论上其实很简单：利用船底的龙骨配合尾舵将迎面的束风变成两个分力，再利用之字式前进，就可以在逆风中向前行驶了。风帆是一门很有挑战性的运动，很刺激又有满足感。有一年，中山大学代表队在全省风帆比赛中获得了季军，我亦奬得了一面铜牌。阿Pone来自澄海市的沿海地区，难怪他和我是地理系唯一的两个航海队代表。除航海活动外，阿Pone打得一手好篮球，他爱好文学，根底深得，我称他为“潮州才子”。他为人率直，择善固执，有时稍欠一些“妥协的艺术”，但我很喜欢这个人。

　　王文介是一个宅心仁爱，厚道热肠之人。在学时他不是307的室友，工作时他却跟我同一单位，同住一室。那时候生活艰苦，用品及食物大多数都是比较缺乏，但我们都互相关怀照顾，互通有无，精神生活愉快，心理状态健康、平衡。这一切都有赖王文介的高尚君子修养及其谦虚仁厚的品格，他的思想正确，有问题时从不推诿责任，首先严格检讨自己。有朋如此，我很感激，我很感恩。

　　“小官”梁必骐，直觉上我很欣赏和喜欢他。初期由于他的身份问题，加以我认识肤浅，思想幼稚，对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的，不愿意跟他打交道。后来我的想法改变了，现在所有的事我都信任他去做，大有“小官辨事，我放心”之感。回想以往，我心中戚戚然，仍深感歉意。

　　“大姐”李春初是我们班中的“大复佬”，身材魁梧健硕，可以与他相比的只有黄均椠了，其它的如谭垣高、徐曼隆等可能也比不上，但他却是全班年纪最小的一位。他人虽高大却十分细心。2001年华东之旅，他对团中的老弱妇孺照顾周到，事事细心。他哄得我的太太很开心。我的太太对我说：“你班中同学有这样一个好心的人，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噢!他果然是一个“师奶杀手”!其实真正的他，在学术方面很有才华，有水准的论文发表了不少。在平时的闲谈中，他经常都不自觉地将话题扯到学术方面，由此可见一斑了。

　　世界之可贵，在于人间有世情，人间的至情至性，至真至爱，不可以借主观意图，通过高科技用基因去复制。它孕育和产生于真诚、善意、平凡之中。它不可以交换、赐予，只要有缘份，有品质就可以感受和分享得到。

　　四年学习期间，港澳同学陆续离开，返回港澳原地，到毕业时，由原来的十四、五人，只剩下两三个。他们的决择，我是理解的，亦很同情。在邹尚辉写的“重睹芳华提议目録”其中的一项是：一片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返家园。这是颇为真实的描述。但我却没有半途而废，我不能违背我的志愿。我的志愿是求学、报国和服务社会人群。因此我虽然完成了四年的本科课程，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我仍没有返回香港，而留在大陆，等待毕业分配工作。但工作两年后我终于离开祖国大陆，返回香港，因为我想通了。服务社会，为人民服务是不分地域的，何况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住在那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国人，只不过社会制度不同，香港是殖民地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已。话说回来，香港更需要我们在那里工作。

　　回港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去贯彻我的宗旨。我从报馆或学校之间去择选工作，因为记者或教师都可以透过工作去宣扬爱国精神，推行品德教育，建立正确价值观，培养公民意识等等。最后我当了教师，这份工作对我而言比较适合。开始时，我感到实现理想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一切工作都非常制肘。做一个庸碌无为的教师容易，做一个积极认真的教师很难，当时的社会风气只追求学业，不重德育。我明白到只有当上领导纔可以发挥作用，因此我初期的计划以此为首要目标。努力了十年我终于成功当上校长。此后的二十年，我积极在校内推行我的理念，简单地说是教书亦教人，培养一个有学识而无德行的人不会对社会有贡献，只会遗害社会更甚。

　　《重睹芳华》的倡议，给我一次回忆的机会。我又上了一课：每个人应有一份“感激之心”，心情自然就会平和、宁静、舒畅了。我很喜欢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我却不喜欢章贻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前者胸襟豁达，后者怨恨填胸。同一问题，两种态度，任君选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