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镇寰

　　往事如烟，许多事过去了，再不会回来；往事不如烟，许多事刻划很深，不能忘怀。

　　最关键的恩人

　　1951年土地改革中，我家被错划为“地主兼工商业”成份(1952年土改复查中纠正为“小商”)。扫地出门，没钱继续读书。父亲给了我5元钱到衡阳市谋生。但是，我很想读书。母亲曾坤权是读书人，曾多次说，“不管什么社会，总要用读书人”。这句话在我脑中刻划很深。我瞒了父亲，毅然将这5元钱交了学费。到学期中，因为未交伙食费，被总务处停餐，还放言要没收我的行李。我就在学校墙外架起二块砖头，自己做饭。菜就到外面菜地里摘几只辣椒或者吃学校的“合菜”(即学校饭堂里吃剩下的菜，厨工私下外卖，很便宜，一、二分钱可买一大碗，吃几顿)。这样坚持了一个月左右时间。事情传开了，传到校长汤骥那里，当即找我的班主任刘昆老师。刘老师说，  “他家成份不好，乡政府只给开了一个允许出外读书的证明，不能申请助学金，有点可惜，这孩子读书还可以。”汤校长当即说，“像这样的孩子，没证明也可以申请助学金。”就这样，我领到了乙等助学金(7元/月)，可以不交伙食费了，一直领到高中毕业。因此，我认定，汤骥校长是我一生成长道路上的关键恩人。如果没有他的决定，我是不可能坚持读书的，不可能进大学的门，不可能走上知识分子这条道路。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怀念着他。我的运气真好，碰上一个政策水平高，有高度爱心的人。据说，后来他调到省里去了。我到长沙工作时，曾打听他的消息，渺无音讯。听颜邦倜同学说，汤校长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

　　最神奇的力量

　　1952年初，我二舅曾庆宣得了“大肚病”(肝腹水)，久治无效。偶遇一位西医诊后说：“赶快打针，越快越好，晚了就没得救了。”这种针衡阳市才有卖。衡阳市到我们家(衡阳县石市乡)有90多华里。谁去买呢?舅妈要照顾舅舅，不能去，我父母亲是“地主”，不能离开，正犯愁。我听到了，坚决要求去。那时我只有13岁出头。大家都说不行。我死活向舅妈要了钱，就出发了。太阳已西斜好远，匆匆赶行，好象舅舅的命就在我的脚下。沿途要经过几处没有人烟的山林，阴森森，黑沉沉，我一点也不知道害怕。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就到了城里，找到了一家大药店，还没有开门，连敲带喊，求店主买了针，立即往回走，一分钟也不停。终于在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时回到了舅舅家里。我真是兴奋极了。这一天一夜，我只买了一碗稀饭吃，一点也不知饿，一点也不知疲劳。舅舅摸着我的头，流着泪：“寰儿，我如到了阴间，一定会保佑你。”

　　这件事在当地乡间都传开了，我自己至今也不敢相信，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大概这就是亲情，就是爱吧。舅舅很疼我，解放前，几乎每年暑假，我都会到他家(当时在衡山县东湖乡罗洞)住一段时间。他教我读一些《孟子》、《论语》之类的书，带我到森林中去玩。土改那一年，他怕我受伤害，用肥皂刻了个“太平乡乡政府”的假印章，写了个假路条，以防风吹草动时逃跑用。

　　可是我二舅的病并没有好，不久就离开了人间。这段买药的经历也算是对他给予我的爱的一个纪念吧。

　　最不知道为什么语文老师说我聪明

　　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数理化成绩相对比较好一些，经常可达90分以上。可是说我聪明的人，却不是数理化老师，而是语文老师，且几乎每次都是考试之后。我的语文考试分数并不突出，一般80多分，可是发考卷时，老师不说那些90多分的人聪明，偏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嘉奬我，“这个小家伙聪明”、“这个小光头聪明”。可是我至今弄不明白，语文老师为什么说我聪明，考试卷中有什么亮点亮过90多分的人，是不是在考试卷中玩了什么花招，弄得老师是非难断、哭笑不得，只好说我聪明。

　　最荒唐的决定

　　1956年高中毕业了，我填报高考唯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新闻系。这个志愿是临高考前两个来月决定的。本来我数理化居长。一直想当一名汽车设计师，一直是考理工科的志愿。某一天，一位女生在闲聊中随意说，“你适合读新闻系，当记者多好，游遍全世界……”我象着了魔似的，第二天就找班主任改填志愿。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不同意，“来不及准备了，糊涂。”我坚持要改填，班主任没办法，生气，“你准落考!”一直关心我的数学老师刘昆知道后，连声说：“荒唐!荒唐!鬼魅缠身!”

　　结果正如班主任预言，落考了!许多同学收到了大学録取通知书，那位女生也收到了某医学院的録取书，高兴得很，蹦跳蹦跳的。我心里不好受，茫然，不知未来是什么，妈妈更是失望，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大约是20天之后，收到了中山大学地理系的録取通知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让我读回理科，妈妈很高兴，我则莫奈其何。但毕竟读上大学了，踏上往广州的旅途时，还是觉得很幸运。

　　事过境迁，连想翩翩。要是当年考上汽车专业，这一生的生活又如何呢?会分配到那山沟沟里的湖北郧县“二汽”吗?王兆国是那个厂出来的，会搭上关系吗?一切都是未知因素。今生走的这条路线，好象上天早已安排好了，荒唐又怎样呢?

　　珠江畔搓泥条最感自豪

　　放暑假了，大部分同学回家了。我没有回家的路费，只好留在学校。学校暑假有勤工俭学活动。记得有一年暑假的活动是搓供嫁接用的泥条，搓一天一元钱。工作场地就在北校门珠江畔“中山大学”牌坊的下边。搓泥条说多简单有多简单，说多枯燥有多枯燥，一条一条的搓，搓成长条。上午搓3小时，下午搓2小时。

　　第一天很热闹，大概有20多人吧，有说有笑。但第二天就少了一半，第三天又少一半，一个星期后只剩下我孤家寡人了。一个人搓，默默的搓，没有怨言，没有烦恼，没有欢笑，没有思想，几乎是本能的搓。搓满一个月有30元，下学期的零花钱要宽裕许多(在当时我领甲等助学金，除伙食费12．5元/月外，还有4元/月的生活费)。我也未觉得多熬煎就这样搓掉了30天。管事的工友似乎有些感动，完工那一天，多给我5元。领到了35元钱，我真的感到很自豪：就是我一个人能搓到底!珠江静静流，微微泛波浪，彼岸的酸秀才，你骄傲什么，你是太穷的缘故吧。

　　最“爽”惹来的“祸”

　　有一年夏天，在石牌华南农学院(原中大校址)一带实习，天气很热，同学们叽叽喳喳，相互起哄，找了个什么油头起哄我买西瓜，大概我的兴致来了：“买就买!”拿了2元钱买了一大堆西瓜。西瓜很甜，大家吃得很开心，一边吃一边赞：“还是拿破仑(我的绰号)最爽”。可是这一爽，给我爽出一点小祸，不知哪位同学有意还是无意在班主任那里说了，“任镇寰看来不是那么穷，一下子拿出2元钱买西瓜。”结果是我的下个月助学金降为丙等，每月只有2元的生活费。有一天天气很热，宿舍同学都脱下了外衣，只有我没有脱。应秩甫说：  “拿破仑，你神经病，这么热，还不把衣服脱了。”我应声把外衣脱下来，露出破烂不堪的背身，肚子上有几个洞，肩膀上只有一个带，一边没有了，一时尴尬，我说，“上个月买西瓜多用了2元，这个月少了2元，没有钱买汗衫了。对付对付吧。”应秩甫是调干生，相对富裕一些。去买了一件送给我。后来，大概是他向班主任反映，再下个月我又领到了4元生活费，一直领到毕业。

　　最伤心父亲去世

　　1960年3月，我和梁必骐、黄钧荣同学提前毕业留校，并跟随黄美福、王鸿寿、吕全荣老师去云南红河自治州综合考察。路过我家衡阳市转车，有两个小时的等车时间，我赶紧趁机回家看望父母亲。不料父亲不在家，等了一个小时，还没回来，大概又是上天注定我们父子不能见一面，留下终身遗憾。这一去云南三个月，日无定居，无法与家联系。当我们经历许多艰辛，怀着圆满完成任务的喜悦再回到衡阳家中时，家门锁着，从邻居的眼神里意识到家里出了什么不吉利的事，我马上去妈妈教书的民办小学，见到了妈妈，妈妈把我抱得紧紧的，泣不成声，告诉我：爸爸早一个月去世了，临终前，不停的喊着，“寰儿!寰儿!天啊，天啊!”很不甘心。辛辛苦苦一辈子，盼着孩子大学毕业了，自己却要去了，多么想活下来啊，至少也要见上孩子一面，但是，苍天无眼!

　　据妈妈说，交80元住院，就可治好父亲的病，可是，借不到钱，只有吃中药拖着，拖走了爸爸的命。算生日八字的曾说：“你的孩子是给别人养的。”这不是说中了吗?“命啊!”

　　记得土改时，这位孤儿出身、参加北伐(北伐六军程潜、林伯渠部下)、身负18处枪伤的英雄爸爸任石麟，受到很多屈辱。爸爸从牢里释放回家时，对我说，“要不是想到你们这几个孩子，我在路上就跳河了。”

　　平时寡言少语、诚实厚道、但坚强的爸爸，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呵护和爱，一般人是很难想象的。土改时清算地主财产，也会使用酷刑，最厉害的一招是用竹针钉指甲，把人痛得昏过去。即使这样，父亲留下150元大洋，放在屋顶的墙沿上，始终没说出来。只告诉了我，连妈妈都没告诉(担心妈妈受不了而说出来)。这150元可是我们土改几个月时间里的救命钱，没有这些钱，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真不知道会不会饿死，家里是～粒粮食也没有，一分钱也没有。

　　一生坎坷的爸爸，为我们子女付出太多太多，可是，子女一点回报也没有，一点孝道也未尽，这是我终生最大的伤痛。最大的遗憾。

　　最受感动的朋友

　　1962年母亲患癌症，需要大量医疗费，她教民办小学，不能报销。我毕业不久，毫无积蓄。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费用又昂贵。我任职的山东海洋学院领导很照顾，除批准我在家侍候母亲外，还陆陆续续给一些生活补助费，但补助标准最高额甲等也就是30元。我悄悄的到衡阳市各小学代课，每月报酬也是30元左右。我的小妹妹任振美只有几岁，瞒着我们，到街上、饭店捡烟屁股，把烟丝取出来卖，一天卖几角钱，有一次让我碰到，我真是伤心极了，泪流满面。大妹妹任振宇除了侍候母亲的日常起居外，还到绣花厂领花绣，晚上绣到深夜，～个月赚8—9元。大弟任振华、二弟任振亚，小小年纪，跑到岳阳君山农场自谋生活。就这样，钱还是不够。我准备带母亲到广州治病，更需要钱，就给我在海洋学院同房住的杨和乃老师写了一封求援信。杨收到信后，当即将全部积蓄98元寄给我了。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杨本来打算回家(济南)过年，也不回去了，没有车费，真是“患难之时见真诚”，全家都感动了。

　　最有纪念意义的伤疤

　　我带母亲到广州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看病，确诊为子宫癌晚期，不收治。母亲知道大劫难逃，表达了一个心愿：与外公外婆安葬在一起。从广州回衡阳后，我没放弃对母亲的治疗，以中医为主，到处买药，但不见成效。母亲病情越来越严重，已经不能下床了，坚决要求回她老家——衡阳县石市乡龙田村满江堰。那时候，家乡不通公路，只能靠人抬回去。请人是请不起的，决定自己抬。我母亲的一位大革命时代的战友邓大伯的儿子邓益民经常到家里来玩，挺身而出。他年纪比我小几岁，我也不客气，于是，我们两人把一张竹床翻过来，改装成担架。一清早就从衡阳市出发，大妹妹背着些行李跟在后面，我和邓益民俩个都是文弱书生，没有干过体力活，肩膀更是没有磨练过。开始10来里路还马马虎虎，往后就感越来越沉重，肩膀越来越痛，一步挨着一步，抬一、二里路就要放下来休息。母亲看着心酸，总是说：“你们还是请二个人抬吧，人死如泥，我死后，用席子、被子裹着，放在坟里埋了就可以了。不要买棺材，省下钱请人工抬吧。”我总是重复一句话：“妈妈，您放心，一定会把您抬到家里，我们年青，经得起。”第一天走了50里，晚上9时左右，到台源寺。住下来，脱下外衣，肩膀上的白衬衣全是血，邓益民比我好一点，皮没有破，但已红肿了一块。我们也没敢给妈妈说。第二天继续走，肩膀上垫了一层棉片(妈妈子宫癌，经常流出水来，所以准备了很多棉片)。说来也怪，第二天好像比第一天要轻松一些，到了下午5～6点钟左右，终于抬到家了。但是一放下担架，我们就起不来了，干脆躺在地下，妈妈还以为我们出事了，急得哭。我的表舅曾庆丰当过兵，有经验，安慰妈妈说：“没关系，累了，喝点水，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晚上洗了澡，肩膀上涂了些红药水，磨烂的那一块，足足有铜钱那么大。邓益民肩膀也磨破了，流血了。我很难过，对他说：“叫你受这么大的苦。”邓说：“这是我自己找的，谁叫我们两代都是朋友，回去可向老爸报功了。”又是一个“患难见真诚”的朋友。我真是幸运啊!每到衡阳，我都会去看他，怀念当年风光，友谊更香浓。我肩上的这个伤口足足一个月才完全痊愈，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每当想起妈妈为我操劳一辈子，没有报答，心里很难过，常常流下眼泪，这块伤疤算是对母亲的一点点孝心，一个最珍贵的纪念。心里稍稍有点安慰。

　　1985年我回到离别23年之久的母亲坟前，为她和外公外婆立了碑。坟周围种下松柏树，并写下一首诗：

　　风风雨雨几十年，

　　今日拜倒母墓前。

　　一生疲惫尽袭来，

　　依稀慈母抚我脸。

　　半堰秋水是母泪，

　　满山红土是血染。

　　盼儿归来儿已归，

　　最是伤痛未报恩。

　　再祭一杯茅台酒，

　　再燃一枝西洋烟。

　　告慰母亲一句话，

　　今日世界已向暖。

　　酒醉最浪的一次

　　1963年5月，我和几位老师一道带山东海洋学院的学生到南京汤山实习。端午节那天放假，我就到南京大学找彭补拙同学，他在那里任教。恰好梁必骐同学正在南京大学进修，三人见面，高兴得不得了。中午彭补拙作东，买了许多菜和一大壶酒。那时，还是国家困难时期，青岛苦得很，吃槐树叶、茅草根、海菜、地瓜干，相当多的人得了浮肿病，我的脸肿得大大的。一到南京，生活好得不得了。到处都有鸡蛋散卖，豆付、鸡蛋满街都是。早就嘴馋了的我，看到彭补拙端来那么多好菜，恨不得一口全吞下肚去。我是不拘小节出名的，大口大口的吃，大口大口的喝，真是痛快。彭补拙是有些酒量的，一杯碰一杯，一杯接着一杯，有点像鲁智深碰上李逵。连酒量不大的梁必骐也受感染，有点舍命陪君子的姿态，脸喝得红红的。大概喝了一、二个小时吧，酒菜全扫光。彭补拙找了个地方让我睡下。当我醒来时，看到火热的太阳西斜了，找到彭补拙，着急地说：“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上山跑野外。”彭补拙哈哈大笑：“你已睡了一天一夜了，学生可能已经从山上下来了。”我知道误事了，赶快收拾一下，拔腿就跑，回到汤山已吃晚饭，向领队老师编了个谎，还算平安。

　　这一次醉酒是生平最浪的一次。

　　最负疚的一次工作调动

　　妈妈去世之后，家里剩下四个弟妹，举目无亲，靠大妹妹支撑着，生活非常困难，又受街道欺负。远在青岛的我，除了按月寄生活费外，其它什么事都管不着，弟妹多么渴望我离他们近一点，至少有份亲情，有什么事，可以找一找，诉说诉说。从此时起，我开始萌发调回家乡的念头。恰好有一位山东海洋学院的好友余海泉调到长沙地质部中南地质研究所，他安定下来之后，就托他联系我调动之事。他是一位巧言善辩，很有活动能力的人，在他周旋之下，很顺利地办妥调动接收手续，向山东海洋学院发出调令。但是，山东海洋学院收到调令之后，却不告诉我，偷偷的将另一个人的档案送给中南地质所。余海泉还以为我打消调动的意愿，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有这样一段插曲，立即找到地质系总支书记齐秀山，申述必须调动的理由。齐书记细心向我作思想工作，描述事业发展前景和对我的期望。接下来，教研室主任和许多同事好友相继到我的宿舍劝我留下，言词真切，十分感人。那时系里面的老师大都是年青人，相处很好，很团结，大家共同努力，要把海洋地质系建设好。海洋地质系待我好，对我有恩，重视我，我怎能不记在心上?我母亲病的时候，破例批准我在家住了半年，照顾我母亲，还补贴不少生活费。事业上，安排我讲两个班的“地貌第四纪地质学”大课。政治上摒弃家庭出身“不好”的观念，培养我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些，我怎能不感动?但是，我还是铁了心，要调回长沙。最后，一位女同事找到我，这位女同事对我很好，是她介绍我入团，看到我的被子薄，买了棉花，为我铺了一床棉被，她是本地人，经常回家带些土产如枣子、柿子、包谷棒棒等等，送给我一些……

　　她说：“你是一定要调回家乡了。”

　　“是”。我说。

　　“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了?”

　　“话不能这么说。”

　　“那怎么说?这么铁石心肠，这么多人打不动你。”

　　“我心里很难过，很内疚，辜负大家。”

　　“就没有辜负我?”

　　“辜负你，知道你对我好。”

　　“就只是好，没有一份感情?”

　　“……没敢想，心里自卑。”

　　“你心里傲着呢，什么自卑!”

　　“你身边多少人缠着，东北大个，同班同学，还有……个个都很好。”

　　“你装疯卖傻，你看我对他们好过吗?”

　　“唉，你不要因为留我，把鲜花插在牛屎上。”

　　“要是这堆牛屎我插定了，你能不能回心转意?”山东女孩心直口快，我毫无思想准备，我的脸唰地红了，我心里着实喜欢她，但也着实不敢去想她，我总以为她对我好，是组织对我的关怀，对一个远在异乡人的关怀。系党总支书记金有根、系人事干事王敏(女)不也是这样关心过我吗?

　　“现在，我的心全拴在弟妹身上去了。恨不得马上回到弟妹身边。”我说着，流出了眼泪：  “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失去很多，失去很宝贵的东西，我再不能失去弟妹了。那我会很对不起父母，会更加的内疚，会更多的痛苦。请你谅解我。”

　　她走了，我茫然，许久许久。

　　我于1963年10月调到了长沙地质部中南地质研究所。这是最感内疚的一次工作调动，久久的不能平静，怀念着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共事、关心我、爱护我的领导和同事们。1996年我专程到青岛去看望老同事。大家都老了，脸上有了深深的皱纹，头发苍苍，有的认不出来了，有的甚至辞世了……凭添了许多人生感慨。

　　最含屈的一次工作调动

　　地质部中南地质所位于长沙市南郊的雨花亭的一角，对门隔着一条20多米宽的小马路是长沙市2l中学，其它四周都是空旷的农田。每日晚饭后三三两两散步在田野上的人群不是中南地质所的人，便是21中的老师。一天晚饭后散步，一个人从田埂上向我走来，双眼一对视，简直不敢让人相信，那人是丁志度，是中山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同学，又是衡阳市一中的同学，也可称为“老同学”了。他在衡阳市一中大名鼎鼎，是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就调到衡阳市团委工作，经常回校作大报告，在我们学生心目中是崇拜偶像，风光极了。1955年他也发大学梦，放下官不当，考进了中山大学物理系，1957年反右时，同颜邦倜(衡阳市一中同学，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同班同学，1957年反右中划为“右倾”)一样厄运，划为“右倾”，开除党借。毕业后分配在广东省龙川中学教物理，后因语言不通，调到湖南家乡来了。谁知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他竞在隔着一条马路的2l中教书，而不是衡阳，真是奇迹!奇遇!自此相遇以后，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去他家里闲聊一、二次。

　　1964年冬，我的未婚妻胡云中从兰州来看我，我没有多余的被子，去找丁志度借。一进门傻眼了，几个公安局的人坐在房里，杀气腾腾，威风凛凛。强行要我坐下，我莫名奇妙，不知丁犯了什么事，被抓走了。公安局守在这里目的是守株待兔，抓同党。盘问了很久，问不出什么问题，只好把我放回来。过了几天，公安局到我单位，人事处把我叫去，又问了许多事，録了口供。我这才知道，原来丁喜欢玩弄收音机，装装拆拆，经常会收到国外广播，特别是苏联广播，被人告密了。后来以偷听敌台广播，宣扬“苏修”言论反革命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后来平反)。我被告诫“交友不慎”。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总隐隐约约感到有人在监视我。如我开着房门时，有人会鬼鬼祟祟探头往里看，房门关着，有时会突然有人敲几下。开门又不见人。登记民兵时，我不是基干民兵，只是普通民兵。搞社教时，很有成绩，社教团推荐我入党，单位不同意……1966年10月，中南地质所在全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统一布署下，搬迁“三线”宜昌市。大部队搬家的前几天，人事处通知我，  “你不去宜昌了，调到省地质局。”一共有30多个人不去宜昌，都是有各种各样“政治问题”的人，不适合去“三线”。我心里并不想去宜昌，离家远了，但受到这种不明不白的政治冤屈，实在是不甘心。但有什么办法?去地质局报到以后，又分配到湘潭板圹铺的地质区测队六分队。

　　这是一件很坏、很想不通的事。但正是这一件很坏的事，把我留在湖南，为我后来事业发展留下了机会。

　　人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不假不假!坏事变好事，唯物辩证法。

　　最揪心的一次工作调动

　　1966年10月我从长沙调到省地质局区测队六分队。驻地在湘潭板圹铺。区测队有几个野外分队在这里，300人左右。几十个人住一间大房子。工人、技术人员混在一起，除了每人一张床外，什么都没有，行李用箱子装着，放在床下。家属房也只是用纸皮或烂木板简单隔开，壁上有许多小洞，可以偷窥邻居的一举一动，每年都会传出许多浪漫的故事。如混帐，野外收队后，许多工人老婆来探亲，没有探亲房，就住在几十个男人住的那间大房子里，文明一点的，在帐门外挂一张布遮起来，不讲究的，就和平常一样，蚊帐里面什么都看得清楚。男人值夜班去了，竟会有另一个男人钻到帐子里去……而那些有随队家属的，虽有一间小房，但彼此的隐私都会掌握一些，这些都是茶余饭后或野外工作途中最好的笑料，可解除许多疲劳。至于换老婆过夜的游戏屡见不鲜。

　　我一个在大学当过老师，在科研单位搞研究的人，突然扔到这种环境里，怎能适应?那年头，悲哀只能藏在心里。

　　1966年11月到湘西大庸、永顺、桑植地区搞1：20万区测。春节前收队。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整日晃荡无事，我找来一张破书桌放在床前，翻出一本俄语书心不在焉的看一看，有时会练几页钢笔字或毛笔字。开始有人嘲笑，习惯了，也就平常了，渐渐有工人请我帮他写信。帮他们写几句爱老婆的文明语言，他们很高兴，以后就称呼我为“秀才”。

　　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思索，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一辈子呢?

　　1967年春天，机会来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心里暗喜，要竭尽全力争取。

　　1966年邢台连续发生两次大地震，损失很大。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具体部署下，决定全面开展我国地震监测预报和科研工作。于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地质等有关研究单位，全部转入地震研究工作，这样，由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地洼学派领头人陈国达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中南大地构造及地球化学研究室(以下简称大地构造室)也立即转入地震科研工作。相应的需要吸收与地震关系密切的专业人才。一次陈国达与研究室主任秘书孙效忠和有关人员研究吸收科研人员时，陈国达说，“以前在我们这里搞协作的任镇寰不是搞第四纪、新构造运动的吗?能不能把他调来?”孙效忠说：“我来联系。”实际上是我得到他们需要招人的消息后，向陈国达、孙效忠写了信。1964年湖南省有一个全省农业地貌区划项目，由陈国达负责，中南地质研究所，省地质局，湖南师院地理系等有关单位协作。我是作为中南地质研究所的人员参加的。工作了三个月，期间与陈国达、孙效忠有较多的接触，关系较好。陈国达曾私下对我说：“你是(地洼学说)无师自通，今后多关心一些(地洼学说)新动态。”没想到，这三个月的协作，竞给我这一辈的事业架好了桥梁，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地构造室的调令很快就下到了省区测队。但是，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以造反派头头为首的革委会不让我去。我去区测队还不到一年，人事关系不熟，多方求情也无济于事，都是踢皮球，真是让人揪心，天天度日如年，晚晚不能入睡，冥思苦想。最后决定重点突破六分队周指导员。他是部队转业的，平时待人好，特别待工人好，乐意帮人解决困难，造反派头头原是他手下兵，关系不错，请他出面疏通，果然见效。这样前后整整磨了五个月时间，总算让我走了。临走时心里还蹦蹦跳，这么久了，大地构造室还会不会接收?当管人事的石尧阶同志说：“我以为你不来了呢?”他带我办了有关手续，我心上一块大石头才落下来，嘘出了一口大气，象彻底获得了解放，获得了新生。

　　最说不清楚的一次违心抄家

　　1968年春，大地构造室文化大革命相对社会上来说，显得比较平静，仅停留在两派口舌之争。但自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分配来一批大学生后，火药味浓了一些。开始对陈国达院士冲击，开了几次批判会，我没有发言。有一天，10几位新大学生和一些对陈院士有意见的人，提出抄陈院士的家。我不愿意去，想躲开，却被一些激进人士拉着不放。我知道，惹恼了这些人是很危险的，何况我家庭出身“不好”，“丁志度事件”还心有余悸。那是非不分、对错不论、善恶不认的年代，说要把一个人揪出来，就可以揪出来，“莫须有”的罪名可以是“无须有”。于是，我硬着头皮一窝蜂的跟着去了。见了陈院士，非常尴尬，不敢正视，立即走到书架旁边翻书。陈院士自言自语的说，“朋友们写给我的信，我一般都不保留，看完就会处理完。”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以为我的目的是抄信，是耽心写给他的信落于人手。我给陈院士曾写过几封信，少不了会赞扬陈院士和地洼学说几句话。我装没听见，继续翻书。大伙也抄不出什么名堂，不一会就走了。自此以后，我与陈院士之间象隔一道玻璃墙，彼此疏远了。我是不好意思，心有内疚，陈院士可能是认为我负心。文革后，虽然仍有多次接触，始终停留在礼节上。我曾几次想解释，话到嘴边又收回来，怎么讲得清楚呢?越讲可能越糟糕，越尴尬。但是，却也有文革期间批评陈院士很尖鋭，文革后与陈院士相处似乎很亲热的人。我不得其解。

　　文革期间，社会上类似事件可能很多很多，人们作了些违心事，说了些违心话，或许都有难言之隐，这能算是自私抑或顾大局?这是在宽恕自己吗?

　　最光荣的一次会见

　　1969年中央地震办公室向大地构造室下达一项“三线”任务：《鄂西、豫西、湘西地震区划和丹江、三峡地区断裂活动性研究》，要求在一年半时间内完成。仅靠大地构造室的力量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重大业务和政治性很强的任务。经反复研究，决定建立一个以大地构造室为核心力量的三省协作临时地震工作队，并指派我去组建，担任队长兼技术负责人。我带了一名助手，奔跑于湖南、湖北、河南三省科技局，在一个半月之内组建了三省8个单位共35位专业人员的协作队，简称“三西”地震队。总部设武汉。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张体学钦定在水果湖湖北省第二招待所挪出一层楼办公，声势颇大。我也随之小有名气，并给我带来了受到时任地质部部长，兼任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四光同志的接见。这次接见，我引以为最光荣，且以获得精湛而渊博的科学见解和一个伟大科学家在文革期间的思想精神为幸。

　　1970年6月9日上午9时许，中央地震办公室主任张魁三把我们一行五人带到住在法能寺的李部长的住宅。门口有一个班警卫，我们说几句就进去了。

　　李部长的接待室是一间宽敞、明亮、素洁的房子，进门一侧的墙边立着一排书柜，里面装满了各种中、外图书，屋子中央摆着一列会议桌，上面铺着普通的枣红色的台布。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中国彩色地质图，是由我国地质学家传统派领袖黄汲清主编的。图前放着一个塑有立体地形的巨大地球仪。

　　李部长走进接待室，神采奕奕，满脸笑容，同我们一一握手。那一头银发和伟岸身材更增添一份肃然敬仰的高大形象。他一边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说：“你们从我老家(湖北)来，我们随便聊聊。”

　　李部长是世界著名地质学家，我们全是地震战线的新兵。尽管我们久已渴望见到李四光同志，但临见到时，自惭学浅，心里非常紧张。因此我在汇报工作时，不免拘泥，言词不畅。好象李部长看出了我的心思，说：  “我们还是随便一点吧。”接着说：“你们不要客气，我的希望与你们刚好相反，希望向你们学习。我老了，走不动了，你们有实际经验，把你们请来，就是要向你们学习，让我学习的东西又实际一点，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你们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总结，再交给大家，到实践中去检验、去提高。”

　　李部长同大家说了些家常话后，话题转入业务方面。从世界两大地震带讲到太平洋地震带，而后具体到我们工作的“三西”地区，又从地震成因理论讲到预测预报问题，仪器问题，地震地质工作任务、方法问题……深入浅出，一边说一边答问，大家亲切融于一体。他一连讲了二个多小时。真是一位学识渊博，壮志不已、精力旺盛、青春不竭的老人。此时此刻，谁能相信，我们敬爱的李部长在人间只剩下最后一年的时光了呢?

　　当我们问到李部长怎样预报河间沧州地震时，李部长说：“是猜的。”我们惊奇的笑了，表示不相信。李部长重复说：“真的是猜的。1966年邢台地震后，我根据构造体系推测的，是设想，不是很有把握，这不是规律，是偶然的。设想一百个有九十九个不对，都不要满足，一个不对，都要提出问题，不对，为什么不对，这才是最宝贵的。”

　　李部长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激起我们思想上、感情上的强烈共鸣，敬仰之心峥嵘碑立，尤如得到一股清泉，洗涤头脑中的浮矜与虚荣。

　　李部长的话题还涉及了哲学和文化大革命。一个科学家，一个伟人也是肉体凡人，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当着我们的面发牢骚、骂人，使我们感到更亲切，更拉近了距离。我还记得其中一段话：“有些人，打着我的牌子，在外面胡说八道，不搞我的学问，捞他的政治资本!”

　　李部长还以冰川为例说：“世界很奇妙，一件事物成长、发展、强大、鼎盛，正是在强大鼎盛过程中，孕育了灭亡自己的因素，最后把自己灭亡了。”这是多么深刻的辩证哲理。

　　时间过了十二点半，李部长谈兴未减。张魁三同志担心李部长过于劳累，匆匆起身告辞。李部长留我们吃午饭，我们谢过了，就走出门外，李部长紧随送我们到门前台阶，挥手告别，还说：“你们一定还要再来。”但是，多么遗憾，当我们工作还没完成的时候，已传来李部长与我们永别的不幸消息……

　　来时怿怿，去时依依，汽车在北京的大街上驰驶，我们的心绪久久的不能平息。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接见，最难忘的一次荣誉和幸福。

　　最痛苦的参观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惊全世界，这是人类最惨痛的一幕：死24万人，就在几分钟之内!

　　大地震一个多月之后，我去北京开会，会议组织参观，这是最痛苦的一次参观。具体去了哪些地方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满目苍痍：倒蹋的烟窗、扭曲的铁轨、倾落的大厦、垮断的桥梁、裂错的地面、撕开的树干……最不忍睹的是在一片空旷的地方，挖了许多壕沟，地震中死去的人太多，不可能一个个掩埋，就用塑料袋装着堆放在壕沟里。一些壕沟还没来得及掩土或掩盖不严实，露出白色袋子。那时正是夏天，一股股恶臭随风阵阵吹过来，吹得人直发晕。在一处临时帐篷休息时，有服务员送开水来，口虽然很渴，但一喝水就象喝尸水一样，即时呕吐，怎么也喝不下去……

　　面对这一凄惨场面，铁石心肠的人也要落下酸泪。

　　堆在壕沟里的人们，曾有多少理想、多少雄心壮志、多少幸福、多少明天一早起来要作的事，都在几分钟之内毁灭了……

　　地震工作者们，你们身上的担子多沉重呵!会不会比寻常人更多一份忧伤?

　　最幸福的时刻

　　1983年底，我的专著《第四纪地质学》出版了。当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猛然感觉身体轻飘飘的，脑子清新新的，舒服极了。幸福极了，犹如到了仙境。

　　那时候写书的人还很少，写论文的人也不多，出一专著是件很大的事。我这本书是1979年通过选题评议立项，1980年开始动笔的。写这本书前并没有多少资料和思想准备，只是看到地震出版社一个征求著作选题的通知书，临时心血来潮决定试试参选的，有幸被选中了。真到写书时，遇到很多困难。第四纪地质学范围很广，难点很多，要结合地震地质专业写，更没有前例。一方面到处翻翻文献，找资料，一方面广泛求助于全国有关专家、学者、同学、朋友、学生，获益匪浅。如郭文莹同学从同济大学找到了许多划分第四纪地层的微体古生物新资料，中科院赵希涛提供了许多海平面变化新资料，叶汇、黄玉昆老师不仅后来为我审稿、改稿，且提供了不少资料，李春初、彭补拙、王文介、应秩甫等同学都给了许多帮助……

　　写书遇到另一个问题是时间问题。我完成“三西”任务后，大地构造室并人广州中南地震大队(广东省地震局前身)，我被安排在机关工作，日常行政事务多，写书主要靠晚上、节假日等业余时间。交稿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得不日以继夜的赶。我的岳父胡昆用漂亮的正楷替我一遍又一遍的抄稿，抄了又改，改了又抄，为我节省了许多时间，那时候生活很困难，写书几乎天天要写到晚上一、二点钟，肚子饿了，老婆煮点面糊糊吃，有时加一个鸡蛋进去就很不错了。如此时问长了，身体消耗大，脸色苍白、虚弱无力，有一次还晕倒在办公室走廓上。不过，写书是悄悄的，人们并不知道是累的。现在，终于熬出来了，出版了，叫我怎能不兴奋，怎能不感到幸福!

　　这本书不能说水平高，但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四纪地质学领域的最新资料。有二个突出点，第一，根据世界许多新资料将第四纪年代从100万年提高到300万年；第二，全面的系统的阐述运用第四纪地质学研究新构造运动的方法，前无先例，展示了第四纪地质学在研究新构造运动和地震地质的重要价值。

　　这本书是我所在单位第一本专著，全国许多名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海洋大学地质系、地理系等都列人主要参考书。也是我1987年访美时，被宾汉顿(Binhanton)大学地质系聘为客座教授的主要业绩依据。

　　最难辩的对错

　　1988年我担任广东省地震局监测预报中心主任，直接管理全省地震监测预报业务，直属机构近300人，还管理全省地方地震机构业务，人财独立。

　　成立监测预报中心这种一条龙管理体制是我积极建议和争取的，全国独此一家。管理人员少，运作顺畅，效率高。实施两年来，工作质量、职工思想、生活福利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国家地震局有关领导曾去多个地震台站调查后说：“地震台站对本单位和直接管理的领导尽说好话、没意见的，在全国地震系统很少见。”充分说明这种体制的优越性。但是后来却陆陆续续传出局领导层的不满和阻力。几位同事和朋友一起研究此事，提出几点意见：(1)多宣扬业务，思想方面工作的发展，低调经济方面的效益；(2)适当放慢职工的福利待遇；(3)给局机关发红包不要撒芝麻，重点关照局领导(过去每年春节前我们给局机关各处室和处长发一个数百元的红包，给局领导的红包是200形人，与我们中心领导一样)。第三点意见是重中之重。有些朋友话说得很明白：一定要让局领导尝到甜头，得到较大的好处。

　　我没有接受第三条意见。那时候我的思想真纯洁、真好、真“傻”。勤俭节约，该提成的不提，该分红的不分，可多发劳务费的不多发，雄心壮志，一心想积累更多的资金，办更多更大的事，摘掉“穷监测预报”的口头禅帽子，把单位办成全国监测预报系统的样板。还认为，工作搞好了，事实胜于雄辩，什么都不用怕。诚实的说，脑子里没有刻意的谋求个人的发展。

　　当时，社会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领导、报刊的语言很动人，“遇着緑灯大胆走，遇着黄灯赶快走，遇着红灯绕道走。”“时间就是金钱，好坏标准看效益。”……因此，我也放开手．让下面干，只要不谋私利，出了问题我负责。我的手下有一批能人干将，办起事来，雷厉风行，所向披靡，各方面工作成绩．显着。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遇到的干扰、阻力越来越大，流言越来越多。以至于以局中心组学习务虚的名义，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数十人参加的会议，一些人事先准备了讲稿，点名或不点名的给监测预报中心加给了一些“莫须有”的问题。我虽然莫名其妙，但并不紧张，也不示弱，一股正气沉着应战。等到会议最后一个下午(星期六)发言，慷慨呈辞，据理批驳，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一直讲到下班时间，让他们再没有反击的机会。会议只好不了了之。会后，一些处座私下对我说：“你讲的不错，许多观点我们赞成，我们不懂怎么会有这种对抗局面，领导层那里可能要作些疏通工作。”据说，后来局党组内部也发生了激烈争论，第一把手说，  “你们不支持我，让任镇寰那么嚣张。”

　　自此次会议以后，与局领导层主要是第一把手磨擦公开化。许多朋友力主采取经济手段疏通，改善与局领导层的关系。我则不以为然，有大义凛然的姿态。同时，我也怀疑思想矛盾到这种地步，经济手段还有作用吗?正如朋友预言，单位遇到许多麻烦，个人也遇到许多麻烦，甚至我到局领导岗位上后，结下的恩怨还遇到麻烦。监测预报中心单位则在机构改革的名义下于1992年被撤消，分成几个处级单位，三个处级发展为十多个处级干部，这就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一些单位机构改革。

　　(评议：再没有比这种机构改革更容易的事了。人事部门弄个方案，开几个会，敲定处级官员名单，改革就完成了。单位多了，官员多了，皆大喜欢，年终总结又可增加一大条政绩，何等好事!可老百姓被管的人多了、侍候的人多了、要做的事多了、心里怨气也多了，老百姓发自心底呼吁：“精官简政”!)

　　后来，一些朋友和群众茶余饭后议论，任镇寰“不会”做人，犯了做人的战略决策性“错误”，以他的政绩、人缘、经济实力，完全有可能争取更好的结果。

　　事过境迁，回过头来检讨、分析，究竟如何做人?我确实糊涂了，不知对错了。如果让我从头来过，或许会听取朋友们的建议，或许会有更好的政绩和地位。所以，不管怎么说，我应该承认，我只不过仍是一介自负清高的书生而已。

　　最满意为属下办了两件“不”光明正大的好事

　　1990年12月27日，我去河源市给市机关干部、团体讲地震课，宣传地震知识，讲完后，钟阳胜市长(现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请我吃午饭。席间，我向钟市长提出帮助解决新丰江地震综合队职工家属户口问题。钟市长说，还剩九个技术人员家属户口指标，还有四天时间，你们抓紧办，错过时间就作废了。我当即电话与局负责人事的副局长和处长联系。因为我们要解决家属户口的9个人都是几十年坚持在第一线的工人，必须作技术处理。大家配合很默契，将这些工人的档案全改成技术人员，马不停蹄的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办，终于在12月3l号办完了各项手续，办成了这件好事。办好家属户口的工人当然高兴得不得了，感谢我和局有关领导，但却不知道办户口的艰难处置过程，很久很久都不能公开这一秘密。怕带来批评揭发，更怕被取消已办好的户口，功亏一篑。

　　第二件好事是在我担任监测预报中心主任期间，为地震台站八个老技术员晋升工程师改写论文。

　　这八个技术员都是60年代前后中专或高中毕业的，长期在第一线工作，有丰富的野外地质工作经验和台站观测工作经验，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是地震台站工作的骨干，为提高台站观测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台站大多数很偏僻，很艰苦，资料少，同外界交流也少，又很少写文章，写论文的难度肯定是很大的，可是国家规定晋升工程师一定要交论文(现在已改为工作总结)，不写又不行。当时我是监测预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先要过我这一关。我打开他们的晋升申请材料一看，那里是什么论文，好一点的东拼西凑几页，打印了一下，图是信手随意划的。大多数是随便写了几页纸，都不知写了些什么，令人哭笑不得。这样的论文交到局学术委员会怎么能通过。可是他们刻苦努力工作的形象，渴望晋升工程师的表情一个个浮现在我的脑中。我同情他们，热爱他们，又要依靠他们，不忍心让他们失望。于是决心帮他们改写论文。有的给他们补充资料，理顺文理结构，能自圆其说；有的利用他的题目，干脆重新写出一篇，当然谈不上高质量，但找一些资料拼凑成文还是不太难。日夜帮他们赶，改写好后，找人打字，装订好，搞个封面，整整齐齐，至少外观上严肃一些，象一篇晋升工程师应提交的论文。再请有关同志给他们写几句好的评语，我签了字，报到局里，都通过了。我松了口气，觉得没白忙乎，对得起这些在第一线吃苦劳作的同志。但是，至今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送审论文是经我重新改写、打字，处理好的。

　　最珍惜退休后科研工作

　　自1969年担任“三西”地震队长、总技术负责人以后，大地构造室换了新领导胡鸣九，他原是省政府总务处处长，文化大革命打成“黑管家”，落实政策来大地构造室。这区区100来人的单位对他来讲，轻松如办年货。省政府的原职务养成他爱喝点酒，恰好我有一点酒量，性格又不拘小节，因此，我们成了酒友，经常会躲在一个地方喝上一、二杯。自然是他掏钱，我何乐而不为。所以，在大地构造室办事，我比谁都灵，就是到省里为单位办点什么物资之类的东西，也不难，他写一个便条便可办好。在大地构造室并入广州中南地震大队时，他在我的档案上写上一句：“该同志组织能力强。”这可能是决定我后几十年走上管理工作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我本性喜爱搞专业，当研究员或者教授是最高理想，在机关工作是权宜之计。长期受出身“不好”的困扰，时时担心丢饭碗，无事可作，无饭可吃。局多次更换领导时，我每次总要提出回专业单位，但都被拒絶。即使到了80年代，政治问题解决了，我仍不想放弃专业，有时间就会翻阅书刊杂志，收集资料，写些论文。那时候风行到第一线，一去就是几个月，我趁机会多跑野外，有意识锻炼业务能力。但毕竟行政事务缠身，收集的资料只能堆积着，很难系统的搞些科研。1998年退休，有时间了，我即向省申请科研项目，对广东省三个地震重点防御区开展系统研究。先后已完成了《粤闽赣交界地区地震危险性研究》、  《粤桂琼交界地区地震危险性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地震危险性研究》等课题。现正在进行《珠江三角洲地区深部构造与地震危险性研究》课题。

　　退休后实现我正正经经系统地搞科研的理想，我感到很幸’运，非常珍惜。可以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协助我工作的同志要求也很严，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每一项研究报告，我都会认真审查、修改。按课题设计要求提交研究报告，顺利通过验收。省科技厅很满意，享有信誉。

　　课题经费并不太宽裕，我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例如，出差一般不乘飞机而乘火车；乘火车不乘软卧而乘硬卧；乘轮船不乘二等舱而乘三等舱；领工资补差只是象征性的领一部份……省下

　　通过上述一系列科研，让我对华南地区地震活动，地震构造，构造应力场以及未来地震活动趋势(大形势)也取得了较系统的认识。心里有一种成就感，有生活充实的快乐。

　　知识是无止境的，科研是无止境的。完成了这个课题，会想到另一个课题，完成了这个领域的问题，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永无止境。我发现，一个人事业心太强，未必是好事，永远没完没了的想做事，永远有作不完的事，作不完的悬念，作不完的遗憾，直到生命终结。“人生苦短”现在才体会到它的内在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