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泽厚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热气腾腾的年代。1958年6月，我们二年级下学期的学业结束了，根据地理系的安排，我班同学在暑期要参加生产实习，而这个时候我刚接到録取为“广州市大学生歌舞团音乐创作组”成员的通知，很遗憾，我不得不放弃这次学习提高的机会。于是，我在7月1日去广州仲恺农校参加了为期十五天的“广东省土地利用局土壤鉴定会议”，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省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干部培训班。这个班是广东省按照上半年中央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会议精神而布署的培训任务。培训期间，我们学习了广东省对这次土壤普查所作的土壤野外调查分类、土壤标本及土壤化验样品采集，土壤养分的野外速测鉴定以及土壤分布图的野外勾绘、拼图等有关规程，并进行了严格的操作实习。按照计划，培训班在7月15日下午园满结束，同学们返回学校。第二天，我收拾行装并去商店购买了赴野外考察的各种用品。7月17日，我随部分培训班同学一起乘火车去韶关市，在韶关地区专员公署报到。来这里报到的除中大学生外，还有华南农学院、仲恺农校的学生和广东省土地利用局的机关干部，大约有三十人，共同组成了广东省土壤普查鉴定韶关工作组并在曲江县进行了约十天的土壤普查试点工作。当时，按曲江县各人民公社(乡、镇)划分了若干个组，我随几个同志在一个公社跑了一个星期，用的是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形图，在图上勾绘土壤类型分布界线草图。我们对每一个土种都在野外挖了土壤剖面，分层取样，并进行了土壤颜色，质地、酸度、速效性氮、磷、钾养分的简易测定。7月底，各组回到曲江县城，进行全县土壤分布图的拼图工作，终于把一张五颜六色的曲江县土壤分布图绘制出来了。与此同时，还汇总了不少表格和文字资料。试点工作顺利结束了，大家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随后，领导上安排我去从化县开展土壤普查工作。

　　我在7月30日回到中大休息了两天后，于8月2日放程奔赴从化报到。与广东各地一样，从化县也成立了由农业局局长任组长，培训班学员和当地农技干部参加的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组。与我同在一个组工作的有韩平施、冯庆南、刘放枨、周植铭四位同志。从8月初到10月底，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五个人一起就在从化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记得在8月某一天，天刚蒙蒙亮，我们五个人赶紧起床，吃罢早饭，分别拿着小土铲、标本盒、小布袋和背着土壤养分速测箱，趁着清晨的凉爽出发了。从化山地虽不高，但丘陵起伏颇大，有些山路崎岖陡峭，还是不便行走的。这是个晴朗的天气，当我们登上一座丘顶时，只见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透过云层的朝晖把苍翠的群山照耀得格外绚丽。一阵阵清风拂面而来，我不禁唱起了“地质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一路上，我们考察地带性土壤赤红壤，由于母质不同而划分出来的各种土属，又用铅笔把它们的界线勾绘出来。为此，我们要拿着地质图，沿途观察岩层露头以及土壤母质的变化。我觉得，当时野外调查工作还是非常辛苦的。时值晌午，当我们在一座高丘的冲沟里观察被流水侵蚀出来的天然土壤剖面时，蓦地从蜿蜒的山路尽头冒出十来个挑柴的公社社员，当他们走近我们面前时，我们组里的刘启枨用粤语同他们攀谈起来。很遗憾，我这个湖北佬来广州快两年了，还不能全部听懂他们用粤语讲话。等社员们走了之后，我才从小刘那里搞清楚，这些社员天还未亮就跑到山里去砍柴，这些柴是他们公社炼铁用的燃料。顿时，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周围山丘看不到什么大树，大概都被砍去用于“大办钢铁”了。此时，头顶烈日，想找个树荫的地方乘凉都办不到，好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戴了一顶草帽，还不致于被太阳晒得难熬。

　　大家在吃完用铝盒装的午饭后，又在另一地点观察土壤剖面，正在讨论和对剖面进行描述时，天空出现了许多乌云，而且随着风越刮越大，乌云也变得愈加浓密，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突然，一道闪电象利剑般劈开被乌云笼罩的天空，接着就是“劈叭”一声巨响，把大家吓了一跳。我们赶紧分层取土样，有的土样装布袋，有的土样装标本盒，已经来不及进行土壤速效养分测定了，只好等回到室内再补做，于是大家马上收拾东西赶路。大概走了二十多分钟，大荳般的雨滴打下来，迫使着我们赶快跑，朝着远处一座村庄冲去，大约离村口还有三、四百米的样子，瓢泼大雨哗啦啦地从天而降，此时，我们不顾一切地拼命往前跑，当大伙气喘吁吁地躲进一家农民的堂屋时，一个个已经变成了“落汤鸡”，渍湿的头发披在额前挡住了我的视线，彼此看着狼狈的样子，不禁感到好笑，而堂屋里的欢声笑语却引来了隔壁左右许多看热闹的人。在从化搞土壤普查的那两三个月里，遇到雷阵雨是常有的事，经常在雨后泥泞的小道上歪歪斜斜地行走，步履维艰，其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而这次被阵雨淋得全身上下湿透的情形并不多见，因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最令人难忘、并让我饶有兴趣回味的事，就是那在野外吃蛇肉的趣事了!一天傍晚，外业结束，我们走在返回住地的路上，当穿过一片竹林时，走在最前面的韩平施突然惊叫起来：“呀!有蛇!”。顿时，大家止步。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条大蛇横卧在小路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那条蛇，全身呈黑白相间的班块状颜色，粗如单杠，长约二米五，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粗，这样长的大蛇，够吓人的啦!正在我不知所措时，我的同伴周植铭、冯庆南已经从路边拾起很粗的竹竿，而刘放枨拿着挖剖面的小土铲，他们三人径直朝蛇猛扑过去，蛇受惊后开始逃窜，他们便急追猛赶，用竹竿和土铲狠击蛇的头部。我背着土壤养分速测箱，小韩手里拎着十几袋土样，我俩站在一旁观战。大概只花了十分钟左右，一条大蛇竟被他们打死了。接着，周植铭和冯庆南把那条死蛇挂在竹竿中间，两个人抬着走进了村庄。一路上，我听他们说这是一条无毒的蛇，可以吃，味道可鲜美，大家要享口福啦!我从来没吃过蛇肉，为此也感到异常兴奋。当晚，我的同伴不知从那个社员家里借来一口吊锅，就在我们住房门前的大院里架起来。周植铭是从化县农业局技术干部，在我们当中年龄最大，他打蛇、杀蛇功夫老练，这次我目睹他怎样把蛇皮剥下来，又怎样把蛇肉一块块剁下来丢进吊锅里。我能做的工作就是帮忙捡枯枝落叶了，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熊熊的烈火很快就把蛇肉煮熟了。我看见他们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而自己是怀着既怕吃、又想尝新的矛盾心理，十分犹豫，不敢动手。最后，在他们的鼓励下，我还是拿起汤匙，对着那乳白色的蛇汤舀了一瓢送进嘴里，不禁大声赞叹道：“哟!真是好鲜呀!象鸡汤一样鲜!”接着，我毫无顾虑地吃起了蛇肉，确实味道不错，这是我平生头一次喝蛇汤、吃蛇肉，自那以后，好像我再没有在餐桌上享受过这样的口福，因此留下了特别深刻的记忆!那天晚上，小韩还去大队食堂端来了一大盆米饭和两碗菜，那是“大跃进”的年代，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听当地人说，从化也有不少地方粮食丰收，水稻亩产万斤“放卫星”，此时此刻，我们边吃边聊、谈笑风生，真觉得形势大好喜人心。饭后，刘放枨拿出随身带来的笛子吹了几曲，我也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后来大家在笛子的伴奏下愉快地唱起来，优美的歌声久久萦迥在繁星闪烁的夜空。

　　在从化，我们风风雨雨、亦苦亦乐地度过了两个多月，而离开这个可爱的地方，离开这些可爱的伙伴却显得是那么突然。就在我20岁生日那天——1958年10月21日，我意外地收到了中大地理系办公室给我发来的电报，电文没有太多内容，只是催我速回学校，有新的任务，这天下午，我移交了工作，并同土壤普查小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一直保存在我的相集中。第二天我在从化县城乘车返回中大。地理系党政领导分别找了我和蔡述明谈话，原来组织上要派我和述明兄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专业插班学习，我当然愿意并感到非常高兴。1958年11月7日，正值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一周年纪念日，我和述明兄一起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火车急驰在南岭山地时，我倚靠着车窗打开自己的《大事记》笔记本，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记上了在人生旅途中这富有意义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