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尚辉

　　今年(2004年)暑假去了一次山东，回汉后第一椿事就是寄书。从书架上翻出《苏联歌曲珍品集》连同三本有关地理信息系统的书一并寄给了烟台诗人周峙峰。我曾说过“西洋艺术歌曲动人，《流浪者》的歌曲迷人，俄罗斯多声部民歌醉人”，可见我对苏联歌曲的锺爱，若不是挚友，怎舍得把邮购得来而又珍藏了近十年的苏联歌曲集送人?

　　书寄出前，又依依地翻阅着它的目録，《小路》、《苏丽珂》、《纺织姑娘》、《共青团员之歌》等旋律又仿佛在我的母校康乐园逥荡。

　　我们在中大读书时正是“全盘苏化”的鼎盛时期，立苏联志、读苏联书、学苏联话(俄语)、唱苏联歌、看苏联戏，甚至学习成绩也照搬苏联的五分制，苏联“老大哥”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乃至社会生活诸元，无不为中国大学生所崇尚。

　　立苏联志

　　保尔·柯察金是当时大学生乃至中国青年的偶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格言成了每个中国青年的座佑铭：“人的一生应这样度过的……”此外，卓娅、《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在校期间，我们在广州中山纪念堂还亲眼目睹过奥斯特洛夫斯卡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夫人)及苏联名帅伏罗希洛夫的风采幷亲耳聆听过他(她)们的教诲。我们都以苏联英雄主义为人生理想，鄙视个人主义，追求奉献、牺牲。一曲《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足让人热血喷涌、所向披靡。要毕业了，不管前程如何艰险，只有一句话：“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现在，我们都老了，也许，这一生都没有轰轰烈烈过，但我设想，假如遭逢乱世，我们之中也许会有人成为保尔或者卓娅。

　　读苏联书

　　五十年代，中国大学生知道的世界科学巨匠是苏联的罗蒙洛索夫而非爱因斯坦，无线电的发明人是苏联的波波夫而非马可尼，生物学界泰斗是苏联的米丘林和李森科而非达尔文和摩尔根。

　　那时的中大地理系，全盘苏化了其教育体系，其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方式全部“克隆”苏联，言必称道库恰耶夫、卡列斯尼克(经典著作《地理学原理》作者)，却不知道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洪堡和李特尔。地理学各学科几被苏联人一统天下，如地貌学的马尔科夫(《地貌学原理》作者)及列别捷夫(《地貌学基本理论与问题》作者)，植物地理学阿略兴(《植物地理学》作者)，岩溶地貌学的雷日科夫(《喀斯特的性质及其发育的基本规律》作者)，景观学依萨钦科，经济地理学巴朗斯基等。即便是絶无仅有的自编教材，其实也是苏联教材的改写版或扩充版。如黄润本老师的《气象学与气候学》有不少内容便是取自苏联教材。专业课程自不必说，甚至基础课也不例外，当日我们用的《高等数学简明教程》就是苏联版。

　　穷学生买不起很多书，但遇到上心的，紧缩开支也要买。像《景观地球化学概论》、《风化殻及其地球化学》、《地貌学基本理论与问题》等便属其中。有一次，咬咬牙，硬是把《沉积岩石学原理》上、中、下三册从凤凰村附近中大生活区的书店买了回来，这一笔就花去我5元钱，差不多是当时12．5元月伙食费之半。这些书，无一例外是苏联版本。

　　当日中山大学地理系致力于当苏联老大哥的小弟弟，其中之重要举措是与苏联互派学生或学者作学术交流。解放初派出去的董汉飞便是其中之一。2003年秋，董汉飞先生与春初兄赴汉开会同住我校招待所，我因而有机会与他们日夜详谈。原来，董先生的环境地学及生态系统学术思想对中大地理系的专业设置乃至地理系命名都有重要影响。谈话中我发现，在董先生非常浓重的广东口音普通话里竟会有如此巨大的信息量，以致于我不经意间对他们说了一句“你们写回忆録吧”的话竟成了本书《重睹芳华》写作的契机。

　　请进来的便是依萨钦科，列宁格勒地理系教授。他在中大讲景观学，却把景观学的种子撒向全国。我们学生无缘听他的学术高论，却有缘一睹这位教授的风采。一次，不记得是苏联节庆日还是中国节庆日，系里组织部分学生去拜访此君，我便是其中之一。A·r·依萨钦科，健硕、开朗、健谈，谈话在轻松的气氛中继续着。后话锋一转，他问我们：  “你们系男生多还是女生多?”我们的回答当然是“男生比女生多多了”。他风趣地说：“这样，你们男生不会觉得寂寞吗?”我们面面相觑，以笑作答。在相当传统甚至保守的五十年代，依萨钦科这个俏皮的发问，无疑给闭锁的中国大学生文化心态及生活方式的传统铁幕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El。

　　中大地理系的另一举措是组织教师倾力翻译出版苏联地理专著，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唐永銮、王正宪翻译c·B’卡列斯尼克的《普通地理学原理》(上中下三册)了。根据司徒尚纪教授统计，从1956—1963年，中大地理系就翻译了十八种苏联专著。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地理学界一觉醒来，喊了一声“芝蔗开门”后终于山门大开，找回了地理学的金银珠宝“人文地理学”。现今，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勃兴竞使我这个“自然佬”(当日戏称自然地理专业学生为“自然佬”，称经济地理专业学生为“经济佬”)也“不务正业”了，居然涉足于人文地理，与邓先瑞教授合着了一本《长江文化生态》。想当日，全盘苏化的地理学，使原本还算繁茂的地理大花园凋零得只剩二朵残枝：自然地理学及经济地理学。而解放前在国际上已存在的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人种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及城市地理学等都统统作为“资本主义”货色而被剪除。等她再长出来时，地球竟已绕太阳转过了约三十圈。

　　如今，人文地理学的兴盛b自然地理学的式微在中大与华中师大“相影成趣”，正好作了一句古老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注脚。

　　E面所讲的读苏联书的“读书”指是的“求学”、“念书”，而广义的“读书”则泛指读各种课外读物。当年，我们在中大读苏联的《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怎么办》、《古丽雅的道路》等，这大都是有关“英雄”的书。

　　上初中时已通读过《水浒传》等小说，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李逵、宋江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高三时被评为黄继光班，当然有强烈阶级感情的黄继光才算英雄。苏联小说一读后，不对了，只有那既有阶级感情更有深沉的历史使命感的保尔才算真正的英雄。至于《怎么办》中的三个主人公罗甫霍夫、吉尔沙洛夫和微罗奇卡(我全凭记忆写下这三个名字)，已将旧世界的道德规范和精神追求底朝天地翻了个个儿。我认为只有他(她)们才能拯救人类的灵魂，才能拯救这个世界。

　　在中大读的苏联小说，使我们从狭窄的课堂走向广阔的俄罗斯战场，从幽怨的小资情调走向豪雄的普罗情怀。尽管，一辈子也未当过英雄，但没有这些书，邹尚辉可能会变坏，可能会坐牢。

　　学苏联话

　　1954年以后，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生的外语都改学俄语。中大也不例外，且一学就二年，教课的是黄迪仁(女)老师。

　　俄文字母中的“P”发音时要舌尖随气流高速振动，不易学会，有些同学至课程结束也不能正确发出这个音来。我倒是较轻易就把它拿下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俄语学得好。我印象中，像关铄波、马曼娜、董慧涵等同学就学得好，其中，马曼娜、董慧涵学俄文的用功，叫我们这些男生啧啧称奇。每次在男生宿舍开小会或碰头前的时间“零头”里，她们都会在宿舍前的小树旁等候，一边便掏出小本本默读起俄语单词来。

　　那时大学课堂的座位不是固定的，由于怕黄老师提问，我时常就抢先坐到后面几排去。其实，有时黄老师就专拣坐后面的“投机分子”  “发难”，再得我们面红耳热。有了这段经历后，1992年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英语时，我堂堂课都坐在教室前面几排：随便你问，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已经是五十四岁的老头了(全班最年长者)，谁怕谁?

　　在一次听课还是听报告不宜说话的场合，我与伍子坚有一段关于学俄文的“倾计”记録至今还保留着，它是写在从香港带回来的信纸上的，两人的不同笔迹一如刚刚写就：

　　伍：“翻译一本书的稿费比着一本书的稿费还多，青春之歌这么厚是1．60(元)，而景观……也是1．60(元)”。

　　邹：“难怪你主张学三年俄文!!!”

　　伍：“老兄不要误会，我保证不会步唐永銮的后尘，我是为科学研究而主张学俄文的。”

　　唱苏联歌

　　我最早接触的苏联歌曲是解放初听我爸爸唱的“顿河的哥萨克，饮马在河流边上，有个少年痴痴地站在河岸上……”，但至今，我仍不知道其曲名及出处。之后，《共青团之歌》已唱遍中学校园，尤其是欢送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时唱它，更庄严、更神圣、更悲壮。心想，今天开了欢送会，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便会牺牲在战场上。

　　到了中大，许多苏联歌曲便会脱口而出，像《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红莓花儿开》、《小路》、《卡秋莎》、《海港之夜》、《苏丽珂》、《纺织姑娘》，等等。最熟悉的苏联作曲家是杜那耶夫斯基，夸张一点说，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他的《红莓花儿开》的歌唱。只是不知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使他的《红莓花儿开》扬名呢还是反过来《红莓花儿开》使电影《幸福的生活》家喻户晓?

　　苏联歌曲是醉人的，最易把人醉倒的是多声部俄罗斯民歌《田野静悄悄》(“静静田野里，没有声响……”)，它把俄罗斯性格中哀怨、缠绵、沉郁的一面勾勒得叫人不忍卒听。

　　在五六十年代中大学生会与广播站联合举办的黄昏音乐欣赏会中时有苏联音乐专题晚会，我今案头还放着一张它的“庆祝十月革命节——苏联大音乐家作品欣赏会(第二次)”节目单。这期是欣赏普罗科菲耶夫及格拉祖诺夫的作品。

　　看苏联戏

　　在中大时，每到周末拎一张板凳就到电影广场看露天电影。电影广场就紧挨着宿舍，等广场熄了灯再动身也不至于躭误开场，人多时大不了在银幕反面看。

　　那阵子，苏联电影占了中国银幕的半壁江山，尤以战争年代的片子为甚，像《夏伯阳》、《攻克柏林》、《勇敢的人》、《保卫察里津》、《带枪的人》、《卓娅》、《青年近卫军》等，其它如《政府委员》、《区委书记》、《金星英雄》、《乡村女教师》、《幸福的生活》、《牛虻》、《第十二夜》、《奥赛罗》等给中国大学生打开一扇洞悉“红色帝国”的窗口。

　　中大话剧社也常演苏联话剧，中大学生何宾、刘泉生、金励、龚伟民、朱丽丹等在独幕喜剧《我们一家人》及契诃夫独幕喜剧《求婚》中扮演过角色。我还观看过战士话剧团于1957年出演的苏联话剧《玛申卡》。

　　为苏联唱挽歌

　　中学时，不太“懂事”，工作后又太“懂事”，从“不太懂事”到“懂事”的转变是大学，这四年是苏联伴我读中大，我随苏联而成长。

　　这心史，还会追溯得更远。

　　我读初中还是个少年时，就已初织苏联情结。那是解放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我被接纳为会员，衣襟上别了个金属的徽章，其上有中苏两国国旗及毛主席斯大林的头像。这下可不得了，就是这徽章让我好些日子激动得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你想，中苏友协会员，多荣耀、多神圣呀，少先队员仅是国内的，我这是“苏联”的呀。那阵子，每换一件衣服一定要小心地把这徽章别在新换的衣服上，让它天天都挂在胸前，走起路来浑身充满自豪感，生怕人家看不见，巴不得瞎子也能睁开眼。

　　何止于此，原来苏联情结还可以传承的。我有个外甥，现是广东韶关电台主持人、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不仅读苏联的书，听苏联的歌，还非苏联的电冰箱不用——尽管其噪音大到邻居都有非议。

　　现在，“苏联”渐行渐远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事多变的世界里，中苏交恶后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直至苏联解体，一个好端端的苏联从此寿终正寝。

　　哲人曾仔立在广东丹霞山山头凝望，远处是无限江山，近处是破壁残垣，他终于发出深沉的喟叹：

　　古往今来，望如此江山谁是主人谁是客

　　春风秋月，看这般台殿几翻衰落几翻兴

　　苏联，这正是历史唱给你的挽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