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补拙

　　岁月匆匆，转瞬离开母校已四十四周年了。1956年夏，我从湖南涟源一中考人中山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当时交通十分不便，我与考入华南工学院的高中同班同学步行至宋家圹，然后乘汽车至衡阳，再转乘火车至广州，尽管是高校开学之际，但乘火车的旅客却寥寥无几。入校后，临时安排在大礼堂的地下室住宿，不久便搬进宿舍，生活才算安定，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至1960午7月毕业，在中大整整学习了四年。这段人生旅途上短暂的岁月，至今仍令我十分怀念。

　　初人中大，就被她那优美的公园式的校园所吸引，宿舍附近就是食堂和运动场所，一切均感到很方便。当时正值青春年华，风华正茂，精力充沛，我很喜欢篮球和排球运动，课后几乎每天都要翫玩球。我们这些来自广州以外的同学，虽然家庭经济大都比较困难，但有国家助学金保障，还有同窗好友的朝夕相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刚到广州，一句广州话都听不懂，幸好大家都讲普通话，尽管大部分广东和港澳同学普通话讲得不怎么好，但大都能听懂。我很希望学点广州话，但我的语言能力很差，半年时间才初步听懂一些，真正能讲几句广州话，还是在参加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时，由于工作的关系，不得不与当地的干部和群众打交道，不但要求能听懂广州话，还要求自己能讲几句，否则就难以开展工作。

　　学校的伙食很不错，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同学，早餐我最喜欢的是炒粉和炒面，尽管我从小就不喜欢吃鱼和鸡肉，但是咸鱼蒸肉饼我却很喜欢，百吃不厌，菜的品种很多，口味也好，真有“吃在广州”的感觉，美中不足的是菜中很少有辣椒，对我来说很不习惯。第二年暑假，我从家中带回十多斤辣椒粉，我和涂成焱同学充分享受了菜中加辣椒的美味。周末晚上，学校在露天广场放映电影，无特殊情况，我必观看，风雨无阻；入校不久便学会了跳交谊舞，起初，跳得很有兴趣，后来，逐步为其它活动所代替；尽管我很小学会了游泳，但技术很差，在校几年游泳技术有很大的长进；学钢琴的基础太差，参加一次活动后，我再也不去了。丰富的文娱生活，至今仍使我回味无穷。

　　广州的夏季来得特别早，虽然气温不很高，但湿度大，每天需冲凉几次，宿舍的通风条件很好，并不感到很热。宿舍专门由工友挑开水至每层楼的水桶中，冲茶、喝水均很方便。50年代的广州，每人都有一双木屐，我们也不例外，课后，宿舍里木屐的塌拉声不絶，形成校园一道特色。

　　四十四年过去了，很多事已记不清了，但有些事却印象很深，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的同学中，不少已是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教授或研究员，儿孙绕膝，忆起往事仍津津有味，有时甚至大笑不止，大概是富有生活的情趣吧!

　　中大不仅是华南，而且是我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她不仅有全国一流的美丽宜人的校园，更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优越而完善的教学设施，为莘莘学子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环境。中大对我们的教育，师恩难忘，至今受益匪浅，也最令人深铭于心。当时，中大地理系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著名教授和老师有曹廷藩、叶汇、梁溥、徐俊鸣、杨克毅、王正宪、陈世训、缪鸿基、唐永銮、钟衍威、方瑞濂等，还有年富力强的黄润本、沈灿橥、陈家修、李见贤(黄进)、陈华材、黄玉昆、黎积祥、邓国锦和覃朝锋等老师。我们就是在他们的教育和培养下系统地完成了学业，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系主任是曹廷藩教授，全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他是一个实干型学者，和蔼可亲。虽然他未给我们班上课，但时而听他作报告，很受鼓舞。他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由于学生多而他工作又很忙，以为一定将我忘了，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带领中大地理系的老师来南京大学参观交流，竟然还认出我来，鼓励我更好地工作。副系主任钟衍威教授，是一位在经济地理学上有较高造诣的学者，为地理系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闻后甚感可惜。我们自然地理学的启蒙老师首推缪鸿基教授，他给我们讲授《自然地理概论》，讲课口齿清晰，板书工整，速度适中，重点突出，最适合我们这些一年级的新生，他还给我们讲授《地图学》，影响最深的是读图，通过读图写一篇地理报告，很有新意。缪先生对学生不仅和蔼可亲，而且要求也十分严格，我与李春初、涂成焱同学有幸在缪老师的带领下赴北京参加“国家大地图集”的编辑工作，历时半年之久，回校后，在班级上进行汇报和交流，我们将汇报内容准备好了以后，他要求我们先给他试讲一次，他听得十分认真，及时地指出我们汇报内容和表达方式的不足之处，直至他满意为止。《普通地质学》由年轻有为的黄玉昆老师讲授，他刚从北京地质学院进修回校，讲课条理清楚，但广东话的口音重了点，我们有时将上课的笔记记错，只好下课后找广东的同学对笔记，按他的要求，地质年代我们甚至能做到倒背如流，西樵山的地质实习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沿山坡而上，分别看到…”至今仍记忆犹新。陈华材老师为我们讲授《普通测量学》，实习的内容很丰富，特别是通过西樵山的测量实习，掌握了不少的测量基本技能，在我以后的工作中起了不少的作用。他还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我和龚伦杰的毕业论文题目均是“喀斯特地貌制图”，选取制图的典型地区位于广西龙津县境内，我们去那里进行野外调查时，生活相当艰苦，陈老师特地从广东来龙津进行具体指导，不仅关心我们的工作，更关心我们的生活，很受感动，终身难忘。唐永銮教授为我们讲授《土壤学基础与土壤地理学》，他的湖南话我最好懂，也最为亲切，他的学识渊博，为人和蔼、简檏、平和，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令人十分敬佩。《普通水文学》由沈灿椠老师讲授，他讲课尽管广东口音较重，但条理清晰，循循善诱，收益很大。讲授《气象学与气候学》的黄润本老师，他自编了一本讲义作为我们的教材，每次上课前我基本上都预习了一次，因此，学习的效果甚好，很多计算公式我早就忘了，但季风、冷暖锋面的交绥、气候分类等一直为我们所应用。《地史学》由邓国锦老师讲授，我印象中他是一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梁溥教授为我们讲授《中国经济地理》，逻辑严谨，分析问题透彻，收益最多，印象也最为深刻。徐俊鸣教授讲授《中国自然地理》，口语清晰，数据准确，启发兴趣，引人深思，从不照讲稿宣读，收获很大。叶汇教授讲授《世界区域自然地理》，他讲课时表情丰富，意趣盎然。《植物学基础》课程由生物系的吴印禅教授讲授，他讲课认细负责、细致。高年级时，系里还为我们开设了一系列新的课程，如《第四纪地质学》、《水热平衡》、《景观学》、《水文地质学》、《化学地理》等等，让我们及时瞭解和掌握自然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四年间，学习课程的门类丰富，名师教导，印象深刻，基础扎实，应用性强，开拓视野，启迪思维。除了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外，几十年来，他们还是我为人、治学的楷模和榜样，使我更加热爱地理学，至今无悔。回忆至止，我不能不深深地感谢中大，感谢各位敬爱的老师辛勤的谆谆教导和培养。

　　刚入学时，我们班有四十九位同学，由于多种原因，毕业时仅剩下三十多位，多年风雨同舟，欢歌一堂，感情至深。1960年9月初，我们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中大，前往各自的分配单位。至今我还珍藏着毕业时的合影，同学们都那么年轻，意气风发，而现今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真是时光易逝，青春不再，令人十分感叹。

　　毕业后见面最多的恐怕是梁必骐同学。他曾在南京大学气象系(现大气科学系)进修两年，由于业务交往的关系，他经常来南大进行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他的敬业精神和在大气科学方面的成就令人敬佩。自学生时代至今，他一直是我们班的“头头”和“支柱”，毕业后班上的一切活动几乎均由他亲自召集和主持，通过班级的活动，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欢聚一起，实令人兴奋。在中大的李春初、应秩甫和陈志中等同学，南海海洋研究所王文介、柯佩辉，李焕姗和许宗藩同学以及在广州其它高校和单位工作的马曼娜、黄钧荣，董慧涵和张福材等同学见面的机会也不少。自90年代以来，我由于教学和工作的关系经常去广州，无特殊情况我必去中大看望老师和拜访同学，可惜的是应秩甫和柯佩辉同学于前几年就离开了我们，失去了他们，令人惋惜不已。任镇寰同学毕业后分配至山东青岛海洋学院工作，几经转折后调至广东地震局工作，他任局科技处处长时，曾来南京开会，我们畅谈了许多，后来我们在广州见面的机会也多了。南大曾在广州、深圳举办“土地管理与房地产开发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他的大儿子参加了该班的学习，课问休息时，我们在交谈时得知他是任镇寰的儿子，其实他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在他家我们曾见过面，现在长大了，我却认不出来，我对他说，请转告你父亲不久我将去拜访他。见面时，任镇寰用最好的“酒鬼”酒款待我，那次我们喝酒多了些，晚上讲课时，尚未完全清醒过来，脱离了讲稿讲授，恐怕是我讲课以来，最为生动的一次。后来，他的儿子考取了我校的硕士研究生，我便成为他的指导教师。

　　在武汉工作的蔡述明、邹尚辉、郑泽厚、龚伦杰、张永芳和涂成焱同学，除班上举办的各种活动见面外，我们通过出差的机会时而见面交谈，其中见面最少的是龚伦杰，毕业后仅见面一次，那还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受涂成焱的邀请，我在西安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后，途经武汉，停留数日，且住在涂成焱家中，我们一道去武汉植物研究所拜访他，并参观了他亲自设计的公园，别有一种风味，令人神往。在我班同学中，通信和电话最多的便是涂成焱了，这是一位很重感情的同学。在上海复旦大学工作的周源和，我们见面的机会也较多，与这位“老顽童”在一起，至少要多活几年。1997年我曾受香港大学地理与地质系的邀请赴港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在港期间，苏乃煌与黄耿川同学特地陪我在港游玩了一天，离港前，由苏乃煌安排与黄耿川、李新芳、钱洁仪、郭文莹、李伟昭、徐鳗隆和谭惠珠等同学共进晚餐，对他(她)们的盛情款待深表感谢。苏乃煌曾是我们班的班主席，在南大共事了一段时间，我曾多次当面邀请他和钱洁仪来南京看看，但均未能如愿以偿。1998年和2001年，我两次受必骐“小官”之命相约南京进行班级活动，在巴西工作的谭垣高和香港的伍子坚夫妇、李伟昭夫妇、黄耿川都参加了，但苏乃煌和钱洁仪均未能参加，今后，有机会我将继续当面邀请。谢永泰同学毕业后分配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工作，当时，我们这些分配至上海、南京工作的同学一道乘车离开广州，在杭州停留一天，住在谢永泰的舅舅家，游玩西湖等景点以后继续北上，上海分别后，就一直未见过他，后来才得知，他早已离开了人间，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同学，英年早逝，甚感可惜。在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工作的有颜邦倜和李百明同学，合肥距南京很近，接触的机会也多，1961年暑假，苏乃煌和我邀请李百明来南京，从那时起，我学会了玩麻将，但我的技术很差，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不过暑假过的还是痛快的。后来才知道李百明已调回广东清远，面见的机会也就少了。颜邦倜在安徽工作时，我们见面的机会最多，由于他的叔叔在南京工作，他每次来南京看望他的叔叔时，一般情况下，他都来南京找我，安徽师大迁至芜湖后，他来宁的次数更多，他的英语自学的很好，常为职大的学生讲授英语，后来调至衡阳师范学院地理系，不久又转至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见面的机会少了，但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2000年11月，在中大举行的我班毕业四十周年活动，他也参加了，表面上看来，他的身体还好，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成为我们最后一次了，次年他便突然地离开了人世，令人十分痛惜。

　　我们的班长邵锡桢，自离开中大后一直未见过面，但他那肥胖的身材，优美的笑容至今仍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许云同学是调千生，年纪稍微偏大些，学习却十分认真刻苦，待人诚恳，尽管身体较瘦，但很有精神，毕业后一直未见过面，据说他在广西南宁教育学院地理系工作，由于科研工作的关系，近几年，我经常出差广西，总想找机会去看望这位同窗好友，但未如愿。我的湖南老乡成笃敬同学，毕业后分配至湖南大学，当时，湖大准备恢复地理系，由于全国高校面临调整，恢复地理系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他几经调动，于八十年代初调至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湖南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工作，不久便出差南京等地进行调研工作，那是一次见面的好机会，我却出差西藏等地，回校后才知道他来南大找过我，虽然我们曾多次通信来往，但一直未见过面。据说他几年前病逝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忠厚、诚恳的老同学。还有一位印象很深的关铄波，一年级时，我们同住一宿舍，瘦而高的身材，普通话讲得很好，不像是广东人，课后回宿舍往床上一躺，大声地哼一句“长眠就是幸福”。他未毕业就去工作了，听说他身体不怎么好，祝愿他健康长寿!我班还有一位身材矮小，但很灵活的周天泰同学，毕业后他分配至江西工作，以后一直未见过面。身材高大的梁积生同学，毕业后不久便回广西老家工作了，不知道近况如何?甚为怀念!顾承欢、温镇平同学，他们人生中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历程，有一次我班的活动，他们都参加了，得知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尚好，祝福他们晚年更加幸福、快乐!叶亚洲同学毕业后分配至广西南宁工作，起初我们还有一些联系，以后也不知他情况如何?还有一些同学的名字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但他(她)们的形象和身影在我脑海中还能回忆起来，我谨此向他们表示遥远的祝福!

　　“班头”梁必骐为我们老同学的见面和活动费尽了心机，我们不能不真诚地感谢他。

　　中山大学随着时间的飞驰而日新月异，我们的母校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之一，康乐园老校区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珠海新校区更加优美，陶醉于斯。多少年来，它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又目送他们走向国家建设的岗位，我为母校培养了大批人才所作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我也为自己是一个“中大人”而感到荣耀。祝愿中大青春永葆，前途无量。

　　四十四年过去了，真是人生匆匆，人事茫茫，别时容易，见时难，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感到师生情和同学情的珍贵。我谨此向我们敬爱的老师和前辈以及同窗好友致殷切的敬意，祝他们健康长寿，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