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初

　　“傻子”学地理

　　1956年高中毕业前夕，要填报考大学的专业和志愿，我思来想去，不知该填报什么才好，遂走进班主任薛祚煌老师的房间向他请教，他开口就说：“你喜欢地理，就报考地理吧!”那时的学生没有不听老师的话的，我就这样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几间大学的自然地理专业。该专业属理科(一类)，考试科目除所有理科专业必考的数学、物理和化学外，还须额外加试一门地理。

　　考试地点在专员公署所在地常德市(管辖湘西北十多个县)，考场设在常德师范学校内。印象中考室十分宽大，其他科目考试时，都是人很多，屋子坐得满满的。惟独考地理时空荡荡，偌大一间考棚，只有我和龚伦杰两个考生，而监考的先生却有四五人之多。有趣的是，我俩考试完毕刚上缴试卷，监考的老师纷纷围上来和我们搭话，有的甚至好心地问道：“你俩怎么这么傻，既然能考数、理、化，为何要去学地理呢?”为何要学地理，我俩真像傻子一样，在那里无言以答。

　　不久收到“通知书”，得知我被録取在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许多年后，班主任黄美福老师告诉我，是他亲到湖南长沙招生把我们弄来的)，不胜欣喜。有邻居却质疑：“少不入广，老不入川，那是一个多瘟疫的地方，你怎么考到那里去了呢?”

　　严格完整的专业训练

　　我就读的中山大学地理系是1929年创办的，当时它是国内第一间放在理科而且是按德国模式开办的地理系，前两届系主任都是德国教授，并一向以自然地理学为特色，被誉为“中国地理科学中自然地理学的起源地”(曾昭璇，1994)。1952年正式开办自然地理专业。今天回想起来，四年来我们所受的自然地理学(专业)训练，是严格而完整的。如一年级时开设的主要课程，除政治(马列主义基础，张迪懋和雷强老师)、外语(俄语，黄迪仁老师)和数学(高等数学基础，李惠兰老师)外，基础课即有自然地理概论(缪鸿基老师)、普通地质学(黄玉昆老师)与地史学(方瑞濂和邓国锦老师)、测量学(陈华材老师)、植物学基础(吴印禅和张超常等老师)；二年级开设的主要课程除政治(哲学，刘嵘老师)、外语(俄语，黄迪仁老师)外，专业基础课即有地图学(缪鸿基老师)、地貌学(叶汇和王鸿寿老师)、气象学与气候学(黄润本和黄美福老师)、普通水文学(沈灿荣老师)、土壤学与土壤地理(唐永銮和黎积祥老师)、植物地理(由生物系老师担任)；三年级主要开设区域地理课程，如中国自然地理(徐俊鸣老师)、中国经济地理(梁溥老师)、世界区域自然地理(叶汇老师)和中国气候(陈世训老师)等；四年级时曾补上基础课化学(由化学系老师担任)，并开设水热平衡概论(黄润本老师)和航空像片地理判读(缪鸿基老师)等讲座课。应当认为，上述课程内容设计的(自然地理)学科意识是较强烈的，课程的顺序安排也是较科学、合理和严谨的，虽然它们也反映了前苏联地理学消极的影响(如取消人文地理学，自然与经济地理学分家)。对大学一年级学生开设一门自然地理学概论，似乎很有必要，它不仅传授了自然地理的基本知识，而且从一开始灌输了自然地理的综合理念，很有意义。加之我们的授课老师缪鸿基先生深入浅出、条理清晰的讲解，很适合于我们这些从零开始的学子的需要，效果甚好。一年级时所学的其他基础课如高等数学、植物学基础、普通地质学与地史学、测量学与地图学及三、四年级补上的物理学和化学，都是为了学好自然地理学打基础的，它们似乎一门都不能少，否则难以构筑自然地理学的高楼大厦。二年级上的专业基础课，大多是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内容，这是对自然地理各要素的具体分析，即对自然地理各分支学科深入的瞭解。三年级时的学习又回到综合的轨道上来了，徐、叶、梁三位教授所讲的几门区域地理课，以其丰富的内容或生动、严谨的讲述，使我们加深了对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两大特点的认识。学了这几门课，似乎才算真正对中国和世界有了一些瞭解。这期间，中山大学邀请前苏联著名自然地理和景观学家A·r·依萨钦科教授来中国讲学，其听讲对象为全国进修教师，我们普通大学生无缘领受和问津，然出于好奇，我们有的同学也借来厚厚的《景观学》讲义啃一啃，什么景观州、景观县、景观区……诸多概念，既新鲜又颇富营养，它使我们进～步感受到自然地理学的综合美。还有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长黄秉维先生等许多著名学者和地理学家来校演讲或作学术报告，大师们的智慧和风采感染学子，更增我们对专业的热爱及信心。

　　事实证明，通过上述课程模式培养的学生，自然地理学的专业基础不错或较扎实。正如叶汇教授在我班入校就读四十周年时编辑的《自然地理学研究与应用》一书的序言中所讲：他们(指我班学子)的成材，说明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对他们的培养是成功的。其所以成功，严格而完整的专业基础训练，头等重要。

　　当然，世道在变，地理教育的方式与模式也在不断变化着。此后中大的自然地理教育有许多变异，如综合性的自然地理学概论早就不上了；曾将地质学基础(含地史学)教学普遍削减至半年甚至更少或完全被取消；各部门自然地理学的教学内容曾被强扭在一起变成所谓“一条龙”式的一门课程；为了加强生态学的课程，连地貌学也被砍掉过；至于各种区域地理课，更是统统被赶下了台。与此同时却增加了不少赶时髦或“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我不便评论现在的各种改革是否一切皆好，但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在削弱是不争的事实；我亦不敢说过去的各种课程内容与安排一定都很好，但以往重视基本功的训练，确乎还值得今日借鉴。

　　丰富多彩的野外实习与科学考察活动

　　曾昭璇先生曾说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长期的野外工作精神”，即重视实地野外工作。确实如此。我们在读的四年中，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野外实习和科学考察活动，从中受到很大的锻炼，获益良多，终生受益。如一年级上自然地理学概论和普通地质学两门课时，几乎每星期都要外出野外实习一(天)次。我们的第一次野外实习，是在缪鸿基、黄玉昆等老师的带领下，到白云山东麓梅花村察看山麓洪积一冲积扇地形，接着往东到黄麝塘观察沙河的河流堆积阶地。中午在沙河镇的沙河饭店用餐，近百人的师生大队伍，开十大桌，声势浩大，享用该饭店著名的广州美食“沙河粉”，至今印象深刻。以后的主要课间野外实习还有：到河南七星岗察看海蚀地貌，到黄花岗后边的铁路旁观察崩岗(水土流失)地形，到车陂河吸水场看河流堆积阶地及其埋藏的腐木，经过华南工学院时感受“中大台地”地形的迷惘(实习参考资料中，印发有吴尚时教授1937年写的《中大石牌台地地形研究》一文，该文称中大台地无制高点不易认路，仿若入了诸葛亮的八阵图，有迷途之苦)，到广州东北郊水声下考察河流侵蚀地形即观察裂点(瀑布)以下的深切河谷之“侵蚀回春”现象与裂点(瀑布)以上的宽谷及古剥蚀一侵蚀面特点，到广州西北郊的横沙看石门峡谷及地质实习观察“小坪煤系”的页岩层及其褶皱构造……等等。该学年结束前的长达一月之久的暑期野外地质与测量总实习的地点在南海县西樵山，时住云泉仙馆内(老师宿“自云精舍”，学生睡香客大房双层木架床，内含臭虫)，学校派名厨师谢志球(称“谢伯”)专司我们的饮食，牛肉炒切粉与时菜毛瓜(节瓜)汤，至今令人垂涎。测量实习先在山下平地“拉基线”，然后用小平板测出山坡地形图；地质实习在饭盖岗“拉剖面”，“沿山坡而上”，观测点1、2、3、……。登西樵山最高峰——大科峰，向北眺望，见左有西江南下，右有北江东去，忽生乡愁，于是仿效辛弃疾登北固山《南乡子》词胡诌之：

　　何处望澧州?

　　满眼风光西樵楼。

　　游子思乡多少事，

　　悠悠。

　　何以西江转南流?

　　……

　　二年级时的地貌、水文与植物地理总实习，安排在1958年冬于高要(肇庆)七星岩与鼎湖山进行。可惜其时我已与彭补拙、涂成焱三君被派往北京参加国家大地图集编辑、学习去了，无缘感受。

　　在校期间，还有五次重大的大规模野外科学考察活动，使我得到了更大的锻炼。

　　第一次重大的实践活动，是1958年下学期我班参加的广东省土壤鉴定工作。大家被分散到全省各地，．从粤东到粤西，自粤北到海南，一人一个县，进行土壤类型普查并做土壤区划研究。这是第一次被逼较独立地开展野外调查研究工作。我被分配到云浮县。我与省土地利用局技术员李祥深在一起，我们两人跑了大半个云浮县的山地(曾登该县最高峰：海拔1050米的大云雾山)和洞谷。我们挖土壤剖面，采土壤标本。还到德庆县调查，穿越象牙山时，在阴湿的丛林里遭山蚂蝗袭击，双脚之指间被此吸血小虫咬得鲜血淋漓。这就是锻炼：没有老师在跟前，要独立观察、分析、记録各种现象，要独立写总结报告，还要独立制作土壤类型图与土壤区划图等。总之要独立做一切事情。

　　第二件重要的实践活动，是1958年11月底至1959年5月1日在缪鸿基先生带领下到北京(地图出版社)参加国家大地图集编辑与学习。时北京内、外城墙犹在，护城河亦未填没。国家大地图集编辑工作在当时是地理、测绘学界的一件大事，由前苏联著名地图学家卡雷也夫斯基卡娅做顾问进行指导，全国高校仅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三间大学派师生参加，可见当时中山大学地理系在全国的份量与地位。这方面详情，成焱兄有专文忆及，这里不再赘述。

　　另外三件重要的科学考察活动，是1959年下学期进行的华南综合科学考察(打着中国科学院的旗号，我和梁必骐等部分同学参加广东江门专区的考察，另一部分同学如龚伦杰、王文介、周源和等参加广东韶关专区的考察)及1960年上学期进行的以黄玉昆老师为队长的广东省海岸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调查(我和谢永泰、许宗藩、应秩甫等同学参加了在粤西海岸带的试点调查研究工作)，还有1960年下学期参加由钟衍威副系主任带领的云南生物资源科学考察。这三次调查，对我们的业务能力和野外工作精神，有更全面的锻炼，而且对个人今后专业发展方向亦有较大的影响。

　　正如后来“小官”梁必骐同窗总结的：通过这些重要的科学实验与考察活动，使我们“从中受到难得的实践锻炼，并培养了不怕苦、不畏难的野外工作精神，进一步提高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中山大学自然地理重视野外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这一代学子的身上，表现是很突出的。

　　群星闪耀

　　据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副教授之多，居全国同类校、系之冠。教授我们各门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老师，大都是学识渊博、技艺超群的高水平教师，他们讲课的内容丰富、生动并各具个人特色及魅力。

　　首先应该重点讲讲自然地理学概论的授课老师缪鸿基先生。他未出场前，已有众多助教如温长恩、黄兴、李孔鸿等老师在黑板两侧的墙上挂满各种教学图，并在讲台两边分列就坐面对着我们，这架势是我们在中学时看不到的。只听一声铃响，这位四十岁左右的先生西装革履，手提棕色大皮包，跨入课室，大家自动起立向先生行注目礼，先生微笑着平行伸出双臂，两手向下掮动了几下，示意请大家坐下。那时的缪先生红光满面，戴一副白色镜框的近视眼镜，黑色头发梳得整齐且油光可鉴，尽显大学者、大教授的威严及风采。但他说话的语调极为和蔼；板书十分端正美观；讲课内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1、2、3、4、……，  (1)、  (2)、  (3)、  (4)、……，条理非常清晰和分明。他上课时两次说过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是强调地理学家由于具有综合观点的优势，科学考察时大多是当队长。缪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地理、地图学家，曾留学美国。后来他还为我们上地图学和航空像片地理判读两门课，当时还没有遥感，但他准确捕捉到遥感的前兆——航片判读，讲授这样的课程，是开国内之先河。他谦虚谨慎，好学多问，平时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开会、讨论或听报告，总是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八十高龄后，他体力较弱，深居少出，偶见他手柱拐杖在校园散步，而他老远看到了我就会主动招手示意，但却从不言语，这大约是为节省精力之故。

　　黄玉昆先生亦是我们的主要启蒙老师之一，我们人大学的第一堂课就是他上的。黄先生说的是广式普通话，“普通……地质学”、“康德……拉普拉斯”独特的声音及韵味，至今犹言在耳。那时他刚从北京地质学院进修回来(师从前苏联地质学家巴甫林诺夫)，年轻有形具阳刚美。他上课时的习惯性动作，是头发总是爱从前额下滑遮障眼睛，要不断用手将之往上拨。他生性乐观，说话有趣、有幽默感。如一年级在横沙地质学习时，观察“小坪煤系”地层，该地层中富含植物化石，我们大家都很感兴趣地挖找，他即说：“你们认真地找吧，谁找到了一块化石，奬一颗糖!”说罢就和方瑞濂、李丙怡等先生一齐到茶楼叹茶去了。我等真个认真地敲化石，收获颇丰，跟着就去茶楼吃午饭。黄先生是著名的新构造和第四纪地质学家，他为在中山大学复办地质专业和地质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曾长期任地质系系主任。他既是我师，亦为我友。他待人谦和、宽厚，从不与人计较一事之短长，更不会与人记恨结怨，即便你与他针锋相对呈对立状态或争论问题弄得他面红耳赤，过后竞象无事一般。他不幸于今年5月逝世，送别之日，我正出差南京，时与彭补拙兄谈及先生事，不胜感慨、惋惜。

　　其他各位老师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如担任气象学与气候学教学的两位教师黄润本先生和陈世训先生，学问都很深，然讲课风格翅异。黄先生上课语气平直，思路严谨、严密，他编写的《气象学与气候学》讲义，后经修订(与黄美福先生合作)出版，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地理学系的教科书，长期在国内使用，影响很大。陈世训先生讲课则像演说家一样，有激情，说话有板有眼，语调抑扬顿挫，还有各式各样的手势动作，很具鼓动性，能抓住同学们的注意力。当时他正在编着《中国的气候》一书(我曾在阅览室见他修改书稿)，该书出版后很受读者的欢迎。普通水文学的任课老师是沈灿粲先生，他平易近人，笑容灿烂。在众多授课老师中，只有沈先生常在晚上深入到学生宿舍为同学们答疑解难，这在当时很突出。沈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水文与水文地理学家，我个人后来的工作与水发生很大的关系，就曾受到过他的影响。地貌学与世界区域自然地理两门课，都是叶汇先生为我们上的。叶教授为留德博士和本系首届毕业生，属老前辈，他讲的课以内容丰富为特点，特别是世界区域自然地理所讲的内容，涉及世界各大洲不同的地质构造、地形、气候、水文、土壤与生物诸多自然要素及环境特征，听后使我大开眼界。1959年他应邀北上参加长江三峡及四川雅砻江流域的地貌考察，为三峡工程前期的科学论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上海参加全国河口海岸学术会议，有一位专家当我面对我们的叶汇教授称赞不已，原来当年他作为北京大学学生曾随叶先生考察过长江三峡和雅砻江，深受其教益。土壤学与土壤地理的主要任课老师是唐永銮先生，其次是黎积祥先生。该课涉及化学的内容较多，与其他课相比别具一格。自黄秉维院士提出化学地理学为自然地理学的三大发展方向之一后，中山大学更加重视了以土壤学和土壤地理为基础的化学地理学的发展(我们四年级时曾补上化学基础课)。唐永銮先生为我国化学地理学和环境地理学主要开拓者。而黎积祥先生对中山大学土壤学与土壤地理学及其实验室的发展建设，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领导我班同学参加广东省土壤鉴定，有关考察成果后由他执笔写成广东土壤类型与土壤区划的论文在地理学报上发表，所得稿费还分发给我班每个同学(一人一元)，我曾用这一元钱买了一本前苏联卡列斯尼克的《自然地理简明教程》(中译本)的书做纪念。徐俊鸣先生和粱溥先生分别为我们讲的中国自然地理和中国经济地理两门课，都以高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为特点。两先生的综合分析与概括的能力都很强，本来易生枯燥感的这两门课，却被他俩讲得饶有趣味和动听。徐先生是能用极精炼的文字语言来表达极丰富科学内容的高手，如他用“短而壮”形容珠江及其径流特征，并用“四时皆为夏，一雨便成秋”与“偶有奇寒”来概括广东的气候特点，令我们印象深刻，永生难忘。梁溥先生为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他还是我国农业区划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一贯倡导经济地理研究要与自然地理研究相结合，而且还要以后者为基础，这与当今有的经济或人文地理学者“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陈传康语)的“特色”根本有别。

　　其他基础课的授课老师也有不少特点或趣事值得提一提。如陈华材先生讲的测量学，就以认真、负责、细致为特点。1960年初，我为国家自然大地图集编制湛江湖光岩火山(口)地貌图，该山海拔很低，寥寥几根等高线难显山体之形势，陈先生助以晕渲(法)表示，顿使该图生色。又如植物学基础课由生物系著名植物学家吴印禅教授担任，这种情况(名教授给外系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上课)在今天已极为罕见。吴先生粤音浓重，我把他讲的“孤立系统”竟然记録成了“孤拉海统”。再又如张迪懋老师考我们的马列主义基础用的是口试法。我们排着队，一个挨一个地被叫名进屋抽签选题目，跟着略做准备(写提纲)，便当面口答。这别开生面的考试办法，开始时还真使我颇感紧张?俄语老师黄迪仁女士的讲课或答疑很细心和有耐心，天冷时她上身喜着一件红色毛衫在外面，与下身蓝色长裤相互衬托，显得既美观又庄重、得体。

　　还有两位重要的先生，我无法忘记他们：一位是班主任黄美福(现名黄伟峰)先生；另一位是李见贤(现名黄进)先生。黄先生把我们引入门，对我班同学关怀备至；李先生则指引我的方向，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都受到他重要的影响。

　　总之，中山大学星光灿烂。我们受教于如此多而优秀的教授先生们，无比幸运、无比幸福、无比自豪!有如此多而优秀的教授先生教我们，即使是像我这样的顽石笨木，也不能不为之有所动而有一点开窍。    ’

　　“一。六”素描

　　我们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56级(60届)的同学共四十九人，其中男生三十七人，女生十二人，有港澳生九人。一年级时男生分五个房间住中区第二学生宿舍(现人口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等单位驻地)。女生住东区“广寒宫”，但小组学习、讨论时，她们被分散到几个男生房间参加活动。我住106号房间，同室有许云、关铄波、叶亚洲、蔡述明、彭补拙和龚伦杰等同学，共七人，参加本室小组学习讨论活动的女生有柯佩辉、郭文莹、林碧和张永芳等四位。

　　这都是一群极平凡、极檏实的男女学生。但他(她)们的个性及特点很不相同。许云和关铄波同学都是调干生，年纪稍长一点，他俩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对许多问题和事物的理解能力都比我们强。如许云同学，他来自广西，是党员，政治思想较成熟，又能说会唱，甚是活跃，自然就成了我室乃至全班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唱的女歌唱家黄虹的云南民歌十分悦耳动听，看得出，他为拥有一位几乎与他同姓同名只多一个“杏”字的年轻妻子而感到幸福，我尤惊奇他能俏皮地当着身怀六甲的女数学老师的面，替她测算未来出生者是男抑或女。关铄波同学来自广州某工业部门，他较为高瘦，学习成绩好，说话口齿清晰，讲标准广州话，普通话也很纯正，而且两眼可传神、会传情，每逢外出，都要先梳理打扮一番，衣着较为讲究，给人以美好感，他很乐意并善于与女同学交流学习心得。叶亚洲同学较为谨慎、厚道，他来自澳门，平时说话或开会发言声音小、速度慢，连头都不敢抬，公众场合总是躲着的多，从不喧哗，更不会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他胡须浓密，处理办法是每日清早用刀刮，晚上熄灯上床后躲在蚊帐内悄悄地用铗子拔，每年暑假他都要回澳门看母亲，每次返校必带来一罐杏仁饼让大家分享。蔡述明同学来自广东历史文化名城潮州(潮安)，大约是受该地历史文化之熏陶，他说潮话、唱潮曲，文笔好，还坚持每天写日记，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温文尔雅，颇具儒者风采。而我等(彭、龚、李)三个湖南人，着布鞋，土里土气点。但龚伦杰同学很活跃，他曾于校话剧社演出的话剧《清风亭》中饰演角色，还与我一起参加校美术社活动，学习绘画，平时他对人或物每有评论，对国家事、天下事有独到见解，一年级时视力开始变差，往中山五路眼镜店配了一副棕黑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戴上，大家都叫他“柯斯佳”(前苏联电影中人物)。彭补拙同学个头不高，却很健壮，他快人快语，说话有份量、有力量，加之湘音稍重，能吃很辣很辣的红辣椒，106室潇湘三学子中可能数他最具标准湖南人的气质和特色。至于四位女同学，也很不一样。柯佩辉同学精干、简练，走路轻快，她也是潮州人，待人接物有礼、有情、有侠义心肠。郭文莹同学出生在香港，她身材娇小，心地善良，说话总是堆满笑容，一头短发，像个小男孩，常和柯佩辉走在一起，出入成对，似是一对亲姐“弟”。林碧同学，广州人，个子小，眼睛大，甚机灵，她说话干脆，为人爽快，只要两眼一转动，总有精彩的话脱口而出，可能与此特点不无关系，很得关铄波的青睐，终在他的紧追之下，俩人后成眷属。还有一位女生是张永芳同学，她乃湖北沙市人氏，样子清秀，身材高挑，胸部丰满，能歌善舞，通诗会文，真个多才多艺还有姿，活跃在学校各种舞台上，尤以与中文系韩世华合演的花鼓戏《刘海砍樵》在全校引起轰动，因之招来外系多人的追逐，却无成功者。如此佳人，难道只是“墙内开花墙外红”，本室本班竞无一人动心?否!应有多人在窥之、想追之，只是时候未到，尚未有明显行动吧。机会终于来了。大约是在第二学年度的第一学期，我室有一同学被推荐到校广播站任编辑，时张已是广播站的播音员，从此每星期总有一二日在中午广播时，会听到这样的广播结束语：“今天广播到此结束。值日编辑×××(我室该同学)，播音员张永芳”。好一个“值日编辑与播音员”!真乃天赐良机制造了一种结合。果然，后经京穗紧密鸿雁传情，名花终有主，我106小组又多了一对成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然而，就是这些极平凡、极檏实的男女生们，与我班其他同学一样，后来在我国的政界、科技界、教育界及各种学术舞台上做出了很不平凡和很重要的事情。这些都是后话。

　　尾声

　　同学们一个个都毕业分配走了，有的去了南京、上海，有的去了青岛、武汉，有的去了湖南、广西，也有的落实在广州的华南综考队或留在本校。只有我一人似乎被遗忘了，无人通知我将何往，在此独守空楼。《青春之歌》与《红旗谱》两本大部头的小说各吃了一遍，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消息。直至8月底，新学年即将开始，宿舍准备清扫迎新，我才开始有些紧张起来。于是，决定硬着头皮找领导去。我来到地理楼(陆佑堂)三楼系主任办公室前，见钟衍威副系主任正在室内，便走进去问道：“钟主任，我到底分配到何处呢?”他抬头望瞭望我，半晌没有出声。忽见他猛地吸了几口烟，跟着用力地把烟头扎在桌上的烟灰缸中，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就这样定了，你现在就去学校人事科报到!”至此，我的南国求学生涯，才算划上了句号。吾不知敝人之工作分配为何拖了这么久，现在也无必要再去探个究竟什么的，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我个人人生道路的这道重要关口，是这位钟衍威副系主任拍的板、把的关!痛惜钟先生在“文革”中不幸被迫害致死，而我在心里却永远记得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