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必骐

　　1956年在吉安高级中学毕业时，我本想报考新闻学系，但那时许多老师都认为我应读理科，因为学理比学文更有“出息”，于是在班主任肖文经老师(四十年代求学于中山大学地理系)的指导下，填报了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同年8月收到録取通知书，9月踏进康乐园，成了南国最高学府的学子，从此在康乐园度过了四年大学生生涯。最近同窗学友酝酿出回忆録，作为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的献礼，我翻开大学时代的日记，许多轶闻旧事又重现眼前，再静思回味，当年的一些人与事更加记忆犹新。这里记述的只是一些片断的回顾。

　　引  子

　　南国求学四春秋，峥嵘岁月志未酬。

　　莘莘学子发已白，聚首康乐梦重游。

　　同窗情谊细回味，往事如烟浮心头。

　　不惜翰墨留篇章，《重睹芳华》数风流。

　　情系康乐园

　　母校座落在美丽的康乐园，我们走进南校门，只见一条大道直通珠江之滨，两旁四季常开的大红花(扶桑)和高大挺拔的桉树、枝繁叶茂的榕树形成长约一公里的林荫大道，漫步其中，几乎晒不着太阳。小礼堂(怀士堂)前緑油油的草地宛如铺上巨大的地毯，那里的青草只长厚，不长高，而且杂草不易进去，假日的夜晚我们常在那里谈天，有时还会在草地上滚两滚。马岗顶更是“离离野树緑生烟，灼灼山花烂欲然”，那里花艹树木茂密，最醒目的是参天耸立的桉树整齐地排列成行，特别令人喜爱的是每逢杜鹃花盛开时候，那里无处不是映山红的天下。可笑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位校领导说，康乐园的“花花草草会吃人”。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将大批杜鹃花挖出来移植到“五七”干校，后来那里又新建一座图书馆，因此马岗顶就只留下大钟楼旁的一小丛杜鹃花了。如茵的草地命运更可怜，全被挖掉，种上了蕃薯和花生。马岗顶东侧茂密的丛林有如原始森林，我们有时会去那里嬉戏，电影《羊城暗哨》的不少镜头都是在那里拍摄的。

　　康乐园实际上是一个植物园，当年园内有植物近2000种，其中桉树还是国内最早引种的，古樟也不少，竹子更多，有几十种，到处都有一丛丛的竹林，特别是春天来临，幼竹争先恐后从地里冒出，亭亭玉立于翠竹丛中，更显生机盎然。我们学《植物地理》的时候，张超常、覃朝锋老师就常带我们在校内转来转去，辨认各种植物，当时我们还真能说出几十种树木的名称，竹类也能认出十来种。

　　康乐园不仅植物种类多，而且四季常春，一年到头都显出青春的活力。那时生态环境保护相当好，游人也不多，从没有人去破坏树木、践踏草地，常年摆在小礼堂门口、中山铜像和惺亭周围的一盆盆花卉也无人采摘。在康乐园，白天可闻呜蝉长吟，观云雀飞舞，晚上可看百鸟归巢，听蛙声合奏。更逗人喜爱的是长期群居于我们地理楼(陆佑堂)屋檐下的小燕子，每天早出晚归，翱翔于空中清扫害虫，总是忙个不停。谁会想到，这些“害虫的清道夫”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那时有人捅掉了燕子的老窝，令他们无家可归，从此可爱的小燕子告别了康乐园，不知何日再归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的康乐园建起了一座座高楼，昔日的红墙緑瓦古建筑已成了现代建筑群的点缀品。与此同时，康乐园的生态环境也不断遭到破坏，植物种类已鋭减到不足1000种，除了生命科学学院保存的竹园外，校内的竹丛已是少得可怜，有一段时间，康乐园的许多树木已处于频危状态，而且园内鸦雀无声，也不闻蛙叫虫鸣。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校领导十分关注校园环境的保护和美化，鸟语花香的世界又开始有了生气，康乐园将会变得更加郁郁葱葱、春色满园。

　　我们在康乐园学习、生活、娱乐和劳动，摸爬打滚四个春秋，熟悉她的一草一木，喜爱她的青翠、秀丽、幽静的环境，因而对她情有独钟。正因此，我们毕业后还经常相约回到康乐园“探古”和聚会，当我们毕业三十周年(1990年)、人校四十周年(1996年)和毕业四十周年(2000年)的时候，大部分同窗学友云集康乐园，从地理楼到昔日的男生宿舍(现为人口研究所等单位所在地)和“广寒宫”，从怀士堂到图书馆(现为人类学系所在地)，从马岗顶到珠江滨，再到当年的课室、食堂、运动场……，一边巡视，一边谈“古”，无不感慨万千!

　　缅怀师生情

　　中山大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幷亲笔题写了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办学以来，十分注意延揽人才，许多著名人士如鲁迅、郭沫若、郁夫达、丁颖、冯友兰、王力、陈寅恪、姜立夫等曾来校任教。我们在校读书时，地理系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教授、副教授的数量几乎占了全国高校同类教师的一半。回顾在校四年的学习，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和孜孜不倦的教学态度始终令人难忘。自然地理专业的人门课是《自然地理学概论》，担任该课的缪鸿基副教授戴着一付深度近视眼镜，言谈平和，教学认真，一丝不苟，不仅是我们的启蒙老师，而且处处为人师表。教《气象学与气候学》的黄润本老师平时头发梳得光滑整洁，他理论水平高，而且实践经验丰富(曾在台湾气象局工作过多年)，地理系和气象系的很多教学模型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制成的，他讲课挺有水平，当时他还是讲师，但大家都认为他是教授。他编写的《气象学与气候学》教材于1961年正式出版，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地理系的教科书。陈世训教授讲《中国气候》，一登上讲台就显出学者风度，身着毕挺的中山装，讲课声音宏亮、表述清晰，善于举一反三，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我后来从事大气科学研究，首先得感谢黄、陈二位老师的启蒙和教诲，尤其是陈先生对我的关怀和栽培，更令我永生难忘，所以在他于2001年7月仙逝的时候，我特别撰了副对联“终身耕耘育桃李前功盖世，一生遗着留后人堪作古训”送去，没想到他的家属竟将其写成巨幅对联悬挂于广州殡仪馆的告别大厅灵堂两侧，展现于来吊念的数百人面前，既献丑也欣慰。唐永銮副教授常年穿一身中山装，十分檏素，他教《土壤地理》，虽然湖南话有点不太好懂，但他会反复讲解，让学生听懂。徐俊鸣教授讲《中国自然地理》和梁溥教授讲《中国经济地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内容精炼、条理清楚。带我们野外实习的老师印象更为深刻。黄玉昆老师在西樵山带地质实习，爬山时总是走在最前面，边走边讲“沿山坡而上……”，我们跟在后面边看边记，大家都喜欢跟黄老师实习，不仅是他讲解生动，而且在伙食安排上从不吝惜，野外实习时吃得最好。陈华材老师带测量实习要求最严，该实习最辛苦，无论男女学生都要背着笨重的测量仪器爬山涉水，而且测量时还得跑来跑去，陈老师要求人人动手而且要测准，他自己也拿着界尺来回奔跑指导。地貌实习在高要进行，那里的七星岩、鼎湖山和西江羚羊峡都很有特色，实习由李见贤(黄进)、王鸿寿老师指导，李老师讲解十分认真、细致，王老师知识面广、见闻多，跟他实习：不仅可学到专业知识，还能增长不少见识。水文课及其实习都是沈灿粲老师负责，无论是讲课或带实习，他总是笑容可掬、细心指点，与同学的关系相当好。鼎湖山植物资源丰富，很适宜进行植物地理实习j本来有两位老师带实习，但生物系的老师因故未去，只有谢永泉老师一人指导，他虽刚毕业不久，但对那里的植物还是比较熟悉，而且年轻气盛，声音大，又能耐心帮助大家认识各种植物，颇受同学欢迎。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先生还有叶汇、钟衍威、方瑞濂、王正宪、杨克毅、吴印禅、刘嵘等教授、副教授，另外，陈家修、黎积祥、邓国锦、潘树荣、李丙怡、黄美福(黄伟峰)、张迪懋、雷强、黄迪仁等老师也教过我们，他们都是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好老师。有这么多教授亲自给我们上课，恐怕今天的大学生是很难有这种缘分的。

　　值得怀念的还有系主任曹廷藩教授，当年大家都尊称他为曹老，实际上我们人校时他还不满五十岁。曹老是经济地理学大师，是当时中国经济地理两大学派的领头人之一，既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更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师长。还有一位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的团总支书记马传芳老师，同我们朝夕相处在一起，既是师长又是朋友，我们是永远不会忘怀的。至于班主任黄美福老师与我们相处四年，无论是待人、办事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正是这样一批优秀老师和领导的辛勤培育，为我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我们毕业后有所成就的话，首先应归功于母校和老师的栽培。

　　我们毕业后有十三人留校当老师，与我们熟悉的师长一道工作，继续得到他们热情的帮助和教诲，正是“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师恩无尽处”。那时我兼任系党总支宣传委员和教工团支部书记，因年轻气旺，系里组织各种活动，甚至婚礼多是由我来张罗。说来好笑，在六十年代，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单身小伙子竟然先后为我的几位老师(马传芳、黄美福、谢永泉和留苏归来的董汉飞等老师)主持婚礼，证婚人都是曹主任。回顾当年的师生情谊和轶事，我们更加怀念和感谢昔日的师长。

　　回首四年苦读

　　五十年代向苏联学习，大学课程特别多，我们专业少说也有三十多门课程，而且所有课程都没有教科书，其中相当一部分连讲义都没有。因此学习主要靠记笔记、课堂消化。有些老师用“广式普通话”讲课，可苦了我们这些外省同学，有时整堂课几乎没听懂几句，所以只好课后借广州同学的笔记来抄。那个时候，同学问团结友爱、互助互学的气氛相当好，虽然地方上“排外”思想颇强，但我们班上省内外同学相处都很好，所以我们的学习还是挺顺利的。

　　“反右”之后，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特别多，而且经常停课政治学习、停课大辩论、停课搞运动、停课劳动、停课支农，……。我们常常是白天开会、晚上做功课。那时我任系团总支宣传委员，负责全系宣传工作，经常为校报和广播站写些通讯报导。有一段时间为配合运动，我牵头创办了一份《晨报》(后改为《海啸报》)，每天以大字报形式出版，稿件来自各班，主要由我同一位才女丘瑞霓(经济地理专业57级学生)负责编辑，并写社论、评论，晚上请几位同学抄好，一早就贴出去，颇受同学欢迎。政治运动多，社会工作忙，还要搞好专业学习，其紧张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1956年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自然高涨。1957年7月，一些师兄(55级)提出“取消自然地理专业”，一度影响了我们的专业学习。但1958年“大跃进”以后，通过参加科学考察、社会实践，专业学习的热情又进一步提高。那时大家都自觉刻苦学习，一大早到处可听到同学们的琅琅读书声，无论在苍翠茂密的树林里、緑茵似锦的草地上或是碧波荡漾的珠江之滨都有我班同学的身影。马曼娜、董慧涵最会“见缝插针”，什么场合都可以背俄语单词。“到图书馆去!”“帮我占个位置!”……，每天去图书馆自习都要排长龙，所以晚饭后经常可听到这样的对话。许多同学都喜欢去图书馆温习功课，主要图那里清静的环境，而且阅览室有各种报章杂志和有关参考书，复习功课之余，还可以翻一翻自己喜爱的报刊。

　　当年系领导很重视学科的新发展，曾先后请苏联景观学专家和黄秉维、任美锷等国内著名地理学家来校讲学。1958年元旦我们一群同学去拜访苏联专家依萨钦科教授，通过李世玢老师的翻译，聆听了关于景观学的若干新概念；在我们毕业前夕，系领导又根据黄秉维教授提出的三个新方向，为我们开设了“化学地理”、“水热平衡”和“生物地理群落”三门专题课，使我们 能学到地理学发展的最新知识。

　　注重实践是地理系培训学生的特点之一。当时许多课程都有课外实习，如广州附近的白云山、瘦狗岭、七星岗海蚀洞等有地理特色的地方都是我们常去的实习点。一些课程(如地质、地貌、水文、测量、土壤和植物地理等)结束后，还有一段时间集中实习，南海西樵山、肇庆七星岩和鼎湖山、三水思贤溶等有特色的地理景观都是我们的实习基地。野外实习很艰苦，住宿条件差，师生挤在一个大房间睡大地铺，伙食也较差(只有地质实习例外)，经常吃素，少见荤菜，白天还要爬山涉水、日晒雨淋，常常是清晨迎着太阳出去，中午“一壶凉水解渴、一盒冷饭充饥”，晚上借着月光回来，还开心地一路高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午夜打呼噜、讲梦话形成一曲多重奏，但劳累了一天的学子们睡得还是那么香甜。野外实习虽苦也甜，大家都乐在其中，既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专业知识，又饱览了秀丽景观(如西樵山、七星岩和鼎湖山都是旅游胜地)，更为师生、同学间提供了天天交流见识和感情的机会，因而进一步增进了师生情谊，加强了同学间的团结友爱和互助精神。事实证明，这也是母校培养综合自然地理人才的一条成功经验。

　　回昧大学生活

　　当年的康乐园是属于广州郊区，环境幽静，交通方便，治安也相当好，不仅是读书的好地方，也是生活的理想场所。那时14路公共汽车总站就设在电影广场(现为梁球琚堂所在地)的东侧，车上设有教授专座，我们乘车见到老师和老弱病幼，没有不让坐的。不过，当时的南校门远不如北校门漂亮，而且北门轮渡约10分钟就开一趟，14路车半个钟头才一趟，所以我们去广州市区都喜欢乘船过“海”。北门也是晚饭后三五成群漫步聊天的地方，在珠江之滨凭栏远眺悠悠晃晃的小船，俯视水中穿梭的小鱼，也别有一番风趣。

　　那时在康乐园学习和生活是很安全的，可称得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热天，男同学晚上睡觉都是开着门，白天去上课也不关寝室门，我们身上没人带钥匙，从未听说过偷盗事件。女同学住在广寒宫，晚上学习、开会，常常很晚才回去，也未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时的康乐园内，除北门至南门的大道外，基本上都是羊肠小道，漫步聊天，颇有情趣，而且不用担心被车撞倒，十分安全。

　　生活简檏是那个时候大学生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学生穿着固然十分檏素，身上打补钉的也有，即使广州、香港同学穿着也不讲究，那时男同学普遍穿中山装，女同学也多穿单色服装，喜欢留两条小辫子，惟有邓云滨是两条长长的辫子，“奇装异服”、“怪发型”非常罕见，人人备有草席、蚊帐、铁桶、木屐，晚上到处是劈里啪啦的木拖板声，即使广州大街上也不例外，但上课不穿木拖鞋。只有区鋭成无论到那里都喜欢穿一双胶拖鞋。学生食堂办得很好，为照顾外省学生，我们刚人校时设有北方食堂，可吃到馒头、面食、辣椒和北方菜。伙食标准每月12．5元，吃得挺好，餐餐有荤菜，早餐吃炒粉还要浇上一些肉汁或蛋花，记得有一次连续吃了三天清蒸鲮鱼(一人一条)，就有同学贴大字报埋怨老吃鲮鱼，以后再未出现过连续多天吃同一品种荤菜。彭补拙是“辣椒大王”，每顿饭都要自带辣椒(辣椒粉或辣酱)，但他不喜欢吃鱼和鸡，同他一起吃饭还可沾点光。当时学生专职干部都是与学生同吃同住，如系团总支书记马传芳老师(后任法学院党委书记)，就是长期同我们生活在一起。校、系领导也常来学生饭堂排队进餐。1957年5月19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陶铸同志来校召开教授座谈会，会后也来到我们饭堂进餐，他同他的随从和校领导也象我们一样排队领饭菜，还与同学边吃边聊天，毫无领导架子。1957年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在黄焕秋教务长的带领下，我们几百位同学去广卅扫大街、卖报、当公共汽车售票员，许多市民又惊讶又欢迎。1958年春节，陈郁省长带领一群干部扫大街，也是闻所未闻。当年党的领导干部在大学生心目中威信很高，普遍受人尊敬和爱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与群众同甘苦。

　　那时同学间相处很好，有时大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吵得不可开交，但会后仍然和好如初，我印象中从未发生过吵架事件。男女同学也相处融洽，我们班女同学很多，人校时共有十二人，无论在野外实习、下乡支农、抗洪抢险、爱国卫生运动或平时的生产劳动中，她们都会得到男同学的照顾。那时候粮食定量，有的男同学不够吃，女同学会主动送给粮票。1957年4月上旬广州市发生严重流行性感冒，我班大部分男同学都病倒了(我算幸运儿，没病倒)，学校护养院早就住满了，一些同学只能在宿舍养病，许多女同学都自动前来照顾。记得195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女同学特别邀请男同学去广寒宫作客，她们准备了许多糖、果、点心款待，大家边吃边聊，时而说说笑笑、时而唱唱跳跳，玩得很开心，直至深夜12时才散去。当年男女同学之间可谓亲密无间，但谈恋爱的并不多，我们班有四对情侣，其中只有一对是在学期间相恋的，关铄波和林碧、黄钧荣和董慧涵、苏乃煌和钱洁仪都是毕业后结合的。

　　“花名”是同学间的呢称和别称，回顾一下我班同学的“花名”故事，也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李春初年龄小、皮肤白嫩，被称为“大姐”。郭文莹个子小、性格活泼、象男孩，大家称她为“小弟”。伍子坚年龄大、个子也大，又较肥胖，被称为“肥佬”。邵锡桢也是班里的肥人，但个子较小，故称为“肥妹”。应秩甫人学前当过海军，所以都叫他为“海军”。有一天，有同学看见任镇寰的中学同学来信，开头称“拿破伦”，原来他在中学较好斗，又喜欢讲拿破伦的故事，因而得此名，以后“拿破伦”就成为他的代号了。成笃敬年龄最大，入学前当过校长，所以称他为“校长”。龚伦杰不知什么时候配了一付近视眼镜，挺象苏联一部电影中喜欢戴眼镜的男主角柯斯佳，所以称他为“柯斯佳”。许宗藩是潮州人，潮州话读“藩”为“pone”，故称他为“阿pone”。黄耿川长得较矮胖，有点象日本人，所以有人给他取名“耿川太郎”。蔡述明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文雅，讲话慢条斯理，一副学者派头，有人给了他个外号“阿格明教授”。张福材年龄不大，但讲话的口气总象“老大哥”似的，所以称为“福哥”。另外几位广东同学则被称为“苏仔”  (苏乃煌)、“周仔”(周源和)、“邹仔”(邹尚辉)，廖国雄年龄小，被称为“细佬仔”。我的花名“小官”是马曼娜叫出来的，我是团支书，她是团支委，有一次同学问他什么事，她说：“我不知道，你问小官去!”从此就这样叫开了。也许是巧合，我真的永远都是“小官”，即使有当“大官”的机会也没缘份。我从初中到高中当过校学生会主席，读大学时任团支书、党支书，毕业后历任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和系副主任、主任，都是“小官”。1988年3月，我同几位同事前往海南岛考察，有一天，新建的海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谢百泉(1967年毕业于中大地理系)宴请我们，他在交谈中提出，目前海南省气象局局长人选尚未确定，建议我去任此职。同年4月，负责组建海南省科技厅领导班子的原广州市经委主任专程驱车来到我家里，动员我去任厅长，他说：“根据你的同学和学生推荐，你很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如果你愿去，我们拟从华南工学院物色一位海南借的副教授作你的副手。”同时他还开出了颇优厚的待遇。由于种种原因，都放弃了，还是安心当教授、做学问好。

　　回眸文娱体育活动

　　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文化生活和体育活动应该说是丰富多彩的。

　　小礼堂是当年学生活动的文化中心，办有各种诗社、美术社、文学社、戏剧社、乐团、舞蹈团等等，学生可以自由参加。在那里，经常举办“黄昏音乐欣赏会”、诗歌朗诵会和小型话剧演出，每周举行两次交谊舞会。我班的“钢琴家”李新芳常在那里弹钢琴，“舞蹈家”邹尚辉当上中大舞蹈团团长，更是那里的常客，说来也怪，这位“舞蹈家”居然不会跳交谊舞，当时班里组织学交谊舞，他是最积极的，一有空就抱着个椅子在寝室打圈圈。身为中大学生会文化部长的李焕珊是最忙的，理所当然是小礼堂各种文娱活动的组织者，而且还常常相约三五同窗“知音”(如邹尚辉、李百明、周源和等)举行音乐欣赏会。一天三次响遍康乐园的广播也是从小礼堂发出的。说起校广播站还有一段“古”，我作为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不仅常为其写稿，而且还要推荐人才。有一天，校广播站站长见到我说急需一名广播员，我就推举口才、音质和普通话都很好的张永芳，她主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学校出了名的，她同中文系一位同学在电影广场演《刘海砍礁》，也是轰动全校。她当广播员不久，那位站长又要我物色一位编辑，我将本班的才子蔡述明推了进去。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引荐却促成了这对性格并不相合的鸳鸯的结合。不过，回头一想，自古以来才子佳人在一起没有不动情的，只是需要“红娘”引线才能“水到渠成”，看来我无意中当了一回“红娘”。

　　我们班有不少文娱活跃分子，除前面提到的邹尚辉、李焕珊、李新芳、张永芳外，还有郑泽厚的小提琴，许宗藩的洋琴，许云的民歌，以及上过舞台的伍子坚、龚伦杰、周源和、谢永泰、李百明等等，龚伦杰和许云还在学校礼堂演出《清风亭》。我虽然不善音乐舞蹈和演戏，却历来是文娱活动的积极策划者和组织者，在中学时我曾带领学校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在“五七”干校被委任为文娱宣传队队长，更是经常带队出去宣传演出，还要教当地农民和小学生唱革命歌曲。正因此，我们在学习之余，文娱活动也颇活跃。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还挺不错的。1958年12月，系里举行文艺汇演，我们创作了两个节目，一个是话剧《师生之间》(张永芳编剧)，一个是“影子”戏，都是反映我们自己生活和劳动的，评比结果都获得第二名，而且本班获得“先进单位”称号。1959年学校举行“五四”文艺汇演，由邹尚辉、李新芳等创作的《英雄向秀丽》还登上了全校舞台。电影广场就在我们宿舍旁边，那时每周放两场电影，而且多是广州市的首轮片，甚至在学校放映多日之后才在市内电影院放映。我们常常集体组织去看，几乎是场场不漏，许多电影插曲都成了同学们在宿舍、冲凉房、饭堂……的流行曲，如《我的祖国》、《九九艳阳天》、《拉兹之歌》等等都是茶余饭后的流行歌曲。那个时候，许多苏联歌曲如《共青团之歌》、《红梅花儿开》、《三套车》、《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也是十分流行的。

　　当然，组织文娱活动也有“死角”，象我们307室的涂成焱就不喜欢参加文娱活动，但他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既写得一手好字，也善于绘画，还对电影颇有研究，而且颇具演员风度，他模仿著名电影演员趟丹和苏联电影中的斯大林却也似模似样。他看似沉默寡言，但同我挺谈得来，说起某部电影更是津津乐道。他同邹尚辉一样，是极重感情的人。1992年4月我们班部分同学相约游长江三峡、登武当山、访诸葛茅庐，他们两人自告奋勇一路陪伴我们几位粤港泸同学。当时成焱给李伟昭、黄耿川、谭垣高每人送了一幅字画，并说要送我一幅，问写什么内容好，我信口说：“写～幅《正气歌》好不好?”因为我想的是民族英雄文天祥是我的同乡(江西吉安)，又在白鹭洲书院(我的母校——白鹭洲中学的前身)求学，还是校友。《正气歌》长达300个字，写起来很费工夫，没想到他却爽快地答应了。不久，他不仅写好，而且裱好寄给我，我如获至宝，当即挂在客厅里。最近酝酿出《重睹芳华》一书，我立即想到请他设计一个封面，他不仅精心设计，而且细心绘制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封面寄来，同时寄来了他书写的“正楷、行书、魏书、隶书”四种字体供我们选择。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他去美术学院深造，恐怕早就是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了。澳门来的叶亚洲也是一个好静不爱动的人，也很少参加文娱活动，他平时说话不多，在港澳同学中是穿着最檏素的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回港澳的。七十年代初，我去广西自治区气象局合作搞科研，听说他还在南宁六中教书，我经多方打听找到他，他还是那样文静而持重，我们谈了些别后情况。我回校后不久，听说他去了澳门，后来又听说因妻子儿女不习惯，又回到南宁，大约是九十年代初他们全家移居香港，路过广州还专程来校找我和其他同学，可惜未见着，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每有香港同学来穗，我们都会探问：“亚洲还在香港吗?”遗憾的是都没有确切消息。

　　我们读书的时候体育训练颇严格，那时实行劳动卫国体育制度，进校不久，就要求必须通过劳卫制一级，按照全国统一制订的运动项目标准，一项一项通过测验及格，才能获得劳卫制证书，我们反反复复的训练，甚至晚上自习后也跑去运动场操练，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直到人人过关，但最后还是有个别女同学过不了关，直急得哭起来。体育课几乎学遍所有运动项目，如各种球类、田径、体操、射击、游泳、跳水等等，这也是劳卫制所要求的。每学一项都要测验通过，而且经常搞突击测验，1958年12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要进行200米游泳测验，那天天气很冷，许多人都穿着毛衣，但全班同学还是匆匆跑到游泳场，咬紧牙关跳入水中，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最终总算一个个过关了，这是劳卫制二级的最后一个测验项目，为此我们又升了一级。

　　我班平时体育锻炼也很活跃，经常组织或参加各类球赛和校、系体育运动会，我喜欢参加的是排球和铁饼，但水平不高，有一次还居然在系运动会上拿了铁饼第二名。我们也喜欢去珠江游泳和划艇，每年都要参加横渡珠江的活动，每逢假日相约三五知已坐上小艇，悠然自得地畅游珠江，更有情趣。我们这个班还出了不少体育人才。如伍子坚、许宗藩是校舢舨队成员，子坚还是教练，邹尚辉和周源和是摩托车手，王文介和“小弟”是校射击队成员，李新芳是校女子体操队队长，陈志中、梁积生和许宗藩是系蓝球队主力，李焕珊的短跑和柯佩辉的长跑都常在校系运动会上拿名次，李焕珊还是中大女子100米短跑记録的保持者，直至毕业都没有人破该项校记録。还有周天泰是校足球队守门员，也是系足球队队长，校足球队多次夺得广州高校足球赛的冠军，系足球队则踢遍全校无对手，当时可以说是校、系足球史上的顶盛时期，我们毕业后，地理系似乎从未拿过足球冠军。周天泰毕业后分配在江西鄱阳湖科学实验站工作，不到一年就回到了广州，但从未同我们同学联系，至今不知其下落。当年他在广州足球界也是小有名气的，经常被人约去踢足球，因而常常缺课，导致学习成绩较差，也许是这种自悲感促使他不同我们见面，但我们每次聚会都会怀念他，会问：“周天泰，你在哪里?”

　　难忘峥嵘岁月

　　我们是在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迈进康乐园的。年轻学子普遍抱着“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志向来上大学，即使港澳同学也都是怀着一股爱国热情回国求学的。例如，李伟昭已收到美国的大学録取通知书，但他却放弃去美国留学的机会，而毅然选择了中山大学；伍子坚在香港有一份较好的工作，但他却放弃工作来康乐园求学。毕业时我们发出的豪言壮语也是“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学生时代我们也“追星”，但不是影星、歌星，而是英雄人物，象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卓娅、董存瑞、吴运驿、黄继光、向秀丽等都是我们的偶象。当时学校放的电影多是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苏联卫国战争的，而且常有领导和英雄人物来校作报告，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大家都以英雄人物为榜样，学英雄、做英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们最喜爱的一部小说，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格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成了广大青年的座佑铭。1957年1月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来广州访问，一天我们有机会去中山纪念堂聆听了她的报告，心情特别激动，回校后马上就去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夜阅读，我还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类服务”，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实现的愿望也就是我们的理想。

　　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从1957年6月学校开辟“民主墙”、“自由广场”开始，接着是反右派斗争、整风运动、双反运动、除六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拔白旗竖红旗、围剿麻雀、学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双改运动、交心运动……，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几乎每个运动都要大鸣、大放、大字报，还要评比哪个班、系贴出的大字报最多。大辩论也频频举行，例如，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体力劳动问题大辩论、反右派是否必要大辩论、红专问题大辩论和专业方向大辩论等等，就连早上要不要集体早操也要辩论一番。体力劳动、下乡支农、爱国卫生运动也是连续不断。当时热情奔放的广大青年学生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积极投身运动，在社会旋涡中滚来滚去，既洗涤了脑中灰尘，也滚了一身汗泥，而且多次受到运动的冲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反右派斗争。

　　1957年开展的那场反右派斗争，首次冲击了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令相当一部分学生陷入“泥潭”。我们班算是幸运的，鸣放高潮的时候，我们正在西樵山实习，所以放出的“右派”言论不多，因而较长时间抓不出“右派”，这也许是我这个团支部书记“领导不得力”。重组反右领导班子后，为了完成“指标”，勉强抓出了一个“右派”，他的主要“罪状”就是有一天在寝室“宣扬”：  “外面有大字报说波兰大学生在闹民主”。我也因“思想右倾”而受到责难。周源和也是这次运动的幸运儿，他在一次座谈会上看到与会的系党总支书记穿着很简檏，说他“不象知识分子，也不象书记，而象一个工人”，却被认为“攻击”党的领导，幸好他出身好，历来表现也好，因而未被列人“右派”行列。另外，还有一位调干生因同女朋友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女方写信告到学校，再加上他坚持把毛主席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说成是“批评一团结一批评”，结果遭到全系师生大会批斗，并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遣送回家。值得欣慰的是，落实政策后，这两位同学都成家立业了，工作和生活尚安定，在此谨遥祝他们晚年更加幸福。

　　“反右”的冲击，大跃进年代的大炼钢铁、下乡支农、围剿麻雀等狂热的日夜苦战，加上频繁的生产劳动，吓走了大批港澳同学。我们班现有17人(占全班同学的38％)在港澳地区和国外，他们大都是那个时候离校的。这不能不认为是那个年代办学的败绩。港澳同学毕竟是爱国爱校的，虽然他们的心灵受到伤害，但他们仍然热情资助和支持母校办学，国内改革开放后更经常回来参加校庆和校友聚会。

　　追溯科学考察之路

　　我们在校受到良好的基本技能训练，主要得益于有机会参加许多重要的科学研究与综合考察活动，例如，1958年的广东省土壤鉴定，1958—1959年的国家自然大地图集及广东省地理图志的编制，1958—1960年的全国海洋调查，1959—1960年的华南综合科学考察、云南橡胶宜林地考察以及广东省海岸地貌与第四纪地质调查等多项科研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多是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进行的，因而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和难得的实践锻炼，并培养了不怕苦、不畏难的野外工作精神和独立科研工作能力。我有幸参加了编制省地理图志、省土壤鉴定和华南、云南科学考察。

　　1958年7月至11月，我们全班同学由黎积祥老师带领参加广东省群众性的土壤普查鉴定工作。那时正是“大跃进”年代，提倡“苦战”，为了赶任务，我们真是夜以继日的苦战，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野外工作期间要爬山越岭，还经常饿肚皮，特别是在粤北的郑泽厚、龚伦杰、邹尚辉等同学要爬高山、走悬崖峭壁，有一次龚伦杰小组在野外饿着肚子连续跑了两天，晚上还露宿山头，靠着一堆篝火度过了难忘之夜，他们听到狼叫，第二天才知道那里曾有老虎出没，也许是这堆篝火“保佑”了他们。男同学是如此，女同学也不例外，如来自香港的李新芳从未到过农村，在海南岛调查时，也与男同学一道冒着酷热爬山涉水，被称为“女将”。我同张永芳、张福材分在惠阳专区，同组的还有55级的黄润华和华南农学院的曾燕祥等，共8名学生。我们的条件相对好些，但在野外工作期间也常是饱一顿饿一餐，有一天没吃早餐，就赶早爬510米高的莲花山，一路采集土壤标本．到达山顶已是中午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赶紧坐下吃早餐，当时每人都带了一些乾粮(饼乾)，只有我带了一壶水，带路的老乡什么也没带，一餐就吃光喝光了，下山时只好采野果充饥解渴。因为工作太累，休息又少，有一天淋了个“落汤鸡”，晚上我感冒发烧了，但不好意思请假，硬撑了三天，这就是“轻伤不下火线!”我们在工作中吃了苦头，也尝到甜头，增长不少见识。当年农村大跃进的情景令人难忘，农民敢想敢于，干劲冲天，但近乎“狂热”；干部深入群众，日夜苦战，但浮夸成风。我在东莞县经历的两件事印象颇为深刻，一件是有一天我们到达一个村子，正赶上全村人吃“大锅饭”，象报纸上报导的那样“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地上摆着几个大桶，桶内装满鸡、肉、鱼、菜等多种菜肴和白米饭，每人拿一个大碗任取饭菜，有点象现在的自助餐，大家都饱饱的大吃了一顿；另一件是8月底到篁村乡，看到东莞县委书记林若同志(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打着赤脚在田头指挥，并不时笑着同过路群众打招呼，这也是当年领导干部的普遍作风。经过五个月的苦战，我们完成了全省120个县市22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壤鉴定工作，写出了各专、县的《土地资源勘查报告》，绘制了数以万计的图表，训练了十余万农民技术员和大批技术干部。为此，我班被学校评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先进集体，我和任镇寰、李新芳、伍子坚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分子，1958年12月中旬举行的全校积极分子大会上，我作为全班的代表被安排第一个上台作大会发言，畅谈了我们参加土壤鉴定的苦乐、收获和感想，受到与会领导和代表的热烈欢迎。我为此而写的《苦战在祖国南方的尖兵》及《政治思想和业务知识双丰收》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中山大学校报》(1958年11月)和《羊城晚报》(1958年11月10日)。

　　1959年寒假刚过完，系主任曹廷藩教授向我们宣布，新学期全系的主要科研任务是编制《广东省地理图志》，要求自然地理专业三、四年级学生参加，采取边上课边工作的方式进行。我们因缺课较多，要补课，还要编图，所以特别紧张，许多假日和休息时间都陪上去了。4月下旬，为了抓紧完成“图志”任务，系领导决定暂时停课一段时期，总算拿出“图志”初稿作为“五·一”献礼。

　　同年暑假还没有结束，全班同学又被召集到广东科学馆，听取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蔡院长关于“开展华南综合科学考察”的动员报告，我系接受了江门、韶关两专区的考察任务，我班是其中主力军，我被分在江门专区。9月8日，我们在陈世训教授带领下首先开赴高要县城，同1月份来这里实习时看到的最大变化就是抗洪抢险的成果——加固后的西江大堤象城墙般保护着高要城。在高要学习、考察二天。第三天我们来到江门市，受到热情接待，专员亲自兼任我们考察分队的队长，他和专署有关处长都亲自给我们作报告，介绍各方面情况，还拨给我们一部专用汽车作野外考察之用，对我们生活上的安排也是无微不至，最后还设宴和专场电影招待，令我们第一次尝到当地最名贵的“文艿鲤”，这种鲤鱼肉滑骨软、油脂丰富、鲜甜可口，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因为据闻只有高要的一口鱼塘可养殖此鱼，如放人其他鱼塘就会变种。13日我们到达葵扇之乡——新会进行试点工作，会城相当秀丽，到处可见“青青园中葵，朝露得日唏”，街道整洁，食品丰富，领导和群众热情接待了我们，县委书记、县长亲自介绍情况，并抽调干部、派出一艘专用轮船，给考察工作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经过十天的努力，我们顺利完成了科学考察的试点工作。早就听说新会有个“小鸟天堂”，工作之余我们也前去观赏，只见一个数千平方米的小岛上，有棵大榕树栖息着无数小鸟(据说有数十种，以白鹤和灰鹤最多)，它们朝出晚归，翩翩飞舞，嘎嘎而鸣，蔚为奇观，著名作家田汉有诗日：“三百年来榕一章，浓荫十亩鸟千双；……历难经灾从不犯，人间毕竟有天堂。”10月下旬，我们前往“侨乡”开平和台山考察，当地领导简直把我们当“贵宾”招待，安排我们住最豪华的华侨宾馆，拨给专用吉普车，派出农业局长、科委主任陪同我们考察。可见当年各级领导对科学家和科技工作是多么重视1 11月初，我们带着科学考察的研究成果回到康乐园。两个月的江门之行，我们完成了综合考察任务，学会了科学考察方法，也观赏了“南国”的秀丽山水和沙田风光。

　　刚刚过完一个愉快的春节，我和任镇寰、黄钧乐接到通知，准备前往云南考察，这次是应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之托，前往滇南进行橡胶宜林地考察。我们同黄美福和邓仕汉(生物系)老师一行五人作为这次考察的“前站”人员于1960年2月11日晚上告别广州，乘火车北上，承蒙领导的照顾，我们三个学生也破例享受卧铺待遇。翌日清晨到达衡阳转车，乘机游览了这个铁路枢纽城市。因买不到卧铺，我们只好坐了两晚火车，于14日到达贵州省会——贵阳市，同早期到达的王鸿寿等三位老师会合。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常年多云雾，少见太阳，地势崎岖，公路多呈波浪式起伏。去云南没有火车，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汽车，公路都是“九曲十八湾”的山路，沿途经过全国最大的黄果树大瀑布和有名的“七十二拐”，又常遇云雾密布，汽车穿过惊险的丛山峻岭无不提心吊胆。17日到达落益即转火车，于当天深夜扺达四季如春的昆明，当地领导安排我们住进新落成的国际旅行社招待所，这是当时昆明最高级的宾馆，我们都是第一次住如此豪华的宾馆。在昆明休整和准备一周，住得好、吃得好、伙食标准每天一元，餐餐有肉(因经济生活紧张，广州早就吃不上猪肉)，不过，我们整天都是埋头工作，尚未出去游玩过。24日清晨我们坐上窄轨火车，穿梭于高山、峡谷之中。25日达到锡都——个旧(原称固旧)，这是我们考察的目的地——红河自治州的首府。个旧市同我想象的差距颇大，其城市建设远不如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小县城，但环境优美，不同其他矿山城市。29日我们开始进行野外考察，先在蛮耗农场搞试点。3月5日兵分四路，我同邓仕汉和云南综考队的李一坤等老师一组，负责藤条江流域考察。经过近两个月的野外考察，于4月27日回到昆明。这次野外考察相当艰苦，因交通不便，我们完全靠两条腿爬山涉水，就象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情景一样，我们每天雇一匹马驮行李，赶马的老乡作带路人，因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寨子往往相隔很远，有时整天都见不到一个寨子，所以常常是饿着肚皮爬山，经常采野果(如芭蕉、油柑子等)充饥解渴，即使到老乡家，也常常是吃芭蕉头煮饭，一碗饭有几粒米都可数出来。那里是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我们沿途至少见到二三十种少数民族，瞭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所以也增长不少见识。4月底，我们交付了已完成的科学考察成果，搭上火车、汽车回校，“五·一”那天汽车开到半路，遇到前面有人跳车，因而被堵在荒野度过“五·一”劳动节之夜。

　　同年10月上旬，在钟衍威副系主任的带领下，科学考察大军接过我们的综考成果，开赴云南进行全面综合考察。我向系领导推荐了本班留校工作的几位同学参加，最后只有李春初、黄钧乐、董慧涵、梁积生参加，我自己也因学校工作需要，未能再次前往。没想到我的推荐又当了一次“红娘”，成就了黄、董这对情侣的结合。

　　野外考察是艰苦的，但收获也不少，既巩固了课堂上所学的专业理论，又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科学方法和知识，同时拓宽了视野，增进瞭见识，磨炼了意志，锻炼了身体。